罗洛梅的“权能”论
全部摘录自罗洛梅《权力与无知》
人生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权能（例如：影响他人的有效方法、在人际关系中获致自我的意义感）与无能之间的冲突。
权力与价值感是交织在一起的，分别是同一项经验的客观形式与主观形式。
苏利文相信，觉得自己有权力对于自尊的维系和成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所谓觉得自己有权力，是指个人在与重要他人互动过程中具有影响力。
回应侵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潜能。我们使他人不得不正视我们的呼喊：“我在这里；我命令你注意到我！”
一旦个人的侵略倾向被完全否定后，代价便是意识衰竭、神经症、精神病或暴力的借尸还魂。
个人可以把无能变成虚假的美德，来面对自己的无能。这是个人有意剥夺自己权力的作为；不拥有权力于是成为美德。我称此为“无知”（innocence）。
这样的无知不能认同自我与他人内在的毁灭性质；结果……无知事实上成了自我毁灭。
我们不承认自己拥有的，就不可能有责任感。我们无法彻底行使权力，因为我们总是对拥有权力怀有几分疚责。如果我们要承认自己拥有权力，就必须先面对自己的疚责。
我们今日的无知就是希望“没有敌人”，希望可以进驻新的伊甸园，那座不受欲望、疚责和焦虑侵扰的邦国。这也意味着责任的豁免，以及回到意识诞生之前的状态。
被当作免除责任盾牌的无知，也是阻挡成长的盾牌。它使我们无法产生新的自觉，也不让我们认同人类的苦难与欢笑，两者都被假无知的人排拒在外。
语文之所以有沟通的力量，是因为它们融入象征。象征把意义聚合成某个“完形”（Gestalt），因此具有神秘特质，可以指涉超越自身的真实。象征赋予字词力量，可以把某人的情绪形成意义传递给他人。因此，象征的崩解乃是灵性的悲剧。
怒气在生理上的作用──对毁灭你存在力量的人的情绪反应。
心理治疗的配制不在于降低人们的侵略性，而在协助人们去坚持它。……我们鼓励他们的侵略性只是权宜之计，但是我们有信心，他们一旦找到自己存在的权利，便能肯定自己，他们将能活得更有建设性意味，在人际间或个人内在都是如此。
没有人可以接受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全然无能。
葛塞尔（Arnold L. Gesell，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所说“对抗意志”：儿童的自我肯定要从自己最依赖的人反抗起。因此，原本是毁灭的暴力，变成了创生的暴办。它们交织成个人自立、责任与自由的来源。
有人与你对立并不必然是件坏事，至少这个人没有凌驾于你之上，也没有臣服在你之下，接受他的敌意可能带出你的潜能。
我们的失败在于，将爱视为一种纯然的情绪，而不是同时以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待它，也就是视它为一种存有的状态。……若要使子女因为自己的爱而获益，父母必须要能不压抑自己权力，并让孩子清楚了解父母所凭恃的生活结构才行。
肯定自我的坚持，或甚至时而会有的侵略，在发展爱的人际关系中不仅不可避免，也是健康的。
温尼寇特说：“如果社会有危险了，那不是因为人类的侵略性所致，而是因为个体身上的个人侵略性受到抑制。”
孩子需要掌握所有的侵略潜能，以保护并坚持自己成长中的个体性。
“存在的权力”（Power to Be）是肯定一个人自己存有的天生需求。……是一种安静平实的自信形式。
不论人类的选择受到多大的限制，他只有在参与自己的成长发展，并将自己的重担抛在各种倾向之后，才能成为一个自我。自我永远不可能自动发展出来；人只能达到自知、肯定，以及坚持自我的程度，如此而已。
自我坚持不是病态的，而是一种存在权力的建设性表达方式。
诚如田立克所提出的，除非有实际的遭逢，或这方面的潜能，个人存在的权力仍旧隐而不显。存在的权力必须在不断对抗非存有之中，才会由隐性变成显性；在田立克看来，非存有是否认、毁灭存有的全部面向。这包括毁灭独特性与原创性的媚俗主义要求；削减勇气、雅量和了解他人能力的敌意；破坏力量以及最终的死亡。我们呈现存在的程度，要依据我们涵摄和内化非存有的程度而定。“生命的过程便是在不断自我肯定中，尽可能拥有更多权力，尽可能在不被非存有毁灭的情况下，拥有更多存有。”（田立克《存在的勇气》）我们的目标不在忽视或抑制非存有的表达，而是直接与其面对，把它们当作生活必需品接受，并努力吸纳它们──这些做法都可以减缓它们的破坏力量。从这种挣扎之中，也会出现创造力。
侵略的建设性形式包括：扫除障碍开启人际关系；面对他人时，没有伤害的意图，而是有意穿透他的意识；将威胁人格完整性的权力，加以排除；在敌意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与自己的想法；克服疗愈的障碍等。
爆发怒气似乎可以厘清心理上的纠葛，使我们比较诚实地面对状况。
所谓“巨大的不实”和“失联状态”，使每个人变成他人和自己的陌生人。当代人生病了，就在他的感官──有如狂风暴雨大海上的波涛──被持续攻击时，他放弃了意识的自主性，投降了。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有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个人臣服于它的缘故。……我们已让渡了自己的权力，于是我们就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被侵犯了。至此，是我们自己伤害了自己。人类的生存在于是否能坚持自己的意识，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因科技进步使我们变得愚蠢的压力。
无法承接自己疚责的人，会不断将本身的疚责，投射到城外的斯芬克斯身上。
心理学对此一现象并不陌生：除非一个人能够说“不”，否则“是”便没有太大意义。
意识需要个人反向意志的运作；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冲突造就了意识，迫使当事人产生质疑，开始凝聚那自己并不知道已经拥有的力量。
某些社会承认其公民有破坏、抗议、叛乱等需要，并给予一定的空间。希腊酒神式的饮酒狂欢、嘉年华会、暴动式的恣意喧闹等，都是明显的例证。
人们身上善恶兼具的事实，使我们不得堕入道德的傲慢。没有人可以坚持自己的道德优越。就是出于这种限制感，谅解才有可能。
从事心理治疗的经验使我相信，不受愤怒驱使，以简单真诚的方式，和他人沟通自己深刻的想法，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表现慈悲的人必须有一定的安全感，以及拥有可以赋予他人关心的某种权位才行。少了自尊和自我肯定，可以付出的东西便所剩无几；个人在付出以前，必须先要有点东西可以“倾注”才行。
人生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权能（例如：影响他人的有效方法、在人际关系中获致自我的意义感）与无能之间的冲突。
权力与价值感是交织在一起的，分别是同一项经验的客观形式与主观形式。
苏利文相信，觉得自己有权力对于自尊的维系和成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所谓觉得自己有权力，是指个人在与重要他人互动过程中具有影响力。
回应侵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潜能。我们使他人不得不正视我们的呼喊：“我在这里；我命令你注意到我！”
一旦个人的侵略倾向被完全否定后，代价便是意识衰竭、神经症、精神病或暴力的借尸还魂。
个人可以把无能变成虚假的美德，来面对自己的无能。这是个人有意剥夺自己权力的作为；不拥有权力于是成为美德。我称此为“无知”（innocence）。
这样的无知不能认同自我与他人内在的毁灭性质；结果……无知事实上成了自我毁灭。
我们不承认自己拥有的，就不可能有责任感。我们无法彻底行使权力，因为我们总是对拥有权力怀有几分疚责。如果我们要承认自己拥有权力，就必须先面对自己的疚责。
我们今日的无知就是希望“没有敌人”，希望可以进驻新的伊甸园，那座不受欲望、疚责和焦虑侵扰的邦国。这也意味着责任的豁免，以及回到意识诞生之前的状态。
被当作免除责任盾牌的无知，也是阻挡成长的盾牌。它使我们无法产生新的自觉，也不让我们认同人类的苦难与欢笑，两者都被假无知的人排拒在外。
语文之所以有沟通的力量，是因为它们融入象征。象征把意义聚合成某个“完形”（Gestalt），因此具有神秘特质，可以指涉超越自身的真实。象征赋予字词力量，可以把某人的情绪形成意义传递给他人。因此，象征的崩解乃是灵性的悲剧。
怒气在生理上的作用──对毁灭你存在力量的人的情绪反应。
心理治疗的配制不在于降低人们的侵略性，而在协助人们去坚持它。……我们鼓励他们的侵略性只是权宜之计，但是我们有信心，他们一旦找到自己存在的权利，便能肯定自己，他们将能活得更有建设性意味，在人际间或个人内在都是如此。
没有人可以接受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全然无能。
葛塞尔（Arnold L. Gesell，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所说“对抗意志”：儿童的自我肯定要从自己最依赖的人反抗起。因此，原本是毁灭的暴力，变成了创生的暴办。它们交织成个人自立、责任与自由的来源。
有人与你对立并不必然是件坏事，至少这个人没有凌驾于你之上，也没有臣服在你之下，接受他的敌意可能带出你的潜能。
我们的失败在于，将爱视为一种纯然的情绪，而不是同时以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待它，也就是视它为一种存有的状态。……若要使子女因为自己的爱而获益，父母必须要能不压抑自己权力，并让孩子清楚了解父母所凭恃的生活结构才行。
肯定自我的坚持，或甚至时而会有的侵略，在发展爱的人际关系中不仅不可避免，也是健康的。
温尼寇特说：“如果社会有危险了，那不是因为人类的侵略性所致，而是因为个体身上的个人侵略性受到抑制。”
孩子需要掌握所有的侵略潜能，以保护并坚持自己成长中的个体性。
“存在的权力”（Power to Be）是肯定一个人自己存有的天生需求。……是一种安静平实的自信形式。
不论人类的选择受到多大的限制，他只有在参与自己的成长发展，并将自己的重担抛在各种倾向之后，才能成为一个自我。自我永远不可能自动发展出来；人只能达到自知、肯定，以及坚持自我的程度，如此而已。
自我坚持不是病态的，而是一种存在权力的建设性表达方式。
诚如田立克所提出的，除非有实际的遭逢，或这方面的潜能，个人存在的权力仍旧隐而不显。存在的权力必须在不断对抗非存有之中，才会由隐性变成显性；在田立克看来，非存有是否认、毁灭存有的全部面向。这包括毁灭独特性与原创性的媚俗主义要求；削减勇气、雅量和了解他人能力的敌意；破坏力量以及最终的死亡。我们呈现存在的程度，要依据我们涵摄和内化非存有的程度而定。“生命的过程便是在不断自我肯定中，尽可能拥有更多权力，尽可能在不被非存有毁灭的情况下，拥有更多存有。”（田立克《存在的勇气》）我们的目标不在忽视或抑制非存有的表达，而是直接与其面对，把它们当作生活必需品接受，并努力吸纳它们──这些做法都可以减缓它们的破坏力量。从这种挣扎之中，也会出现创造力。
侵略的建设性形式包括：扫除障碍开启人际关系；面对他人时，没有伤害的意图，而是有意穿透他的意识；将威胁人格完整性的权力，加以排除；在敌意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与自己的想法；克服疗愈的障碍等。
爆发怒气似乎可以厘清心理上的纠葛，使我们比较诚实地面对状况。
所谓“巨大的不实”和“失联状态”，使每个人变成他人和自己的陌生人。当代人生病了，就在他的感官──有如狂风暴雨大海上的波涛──被持续攻击时，他放弃了意识的自主性，投降了。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有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个人臣服于它的缘故。……我们已让渡了自己的权力，于是我们就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被侵犯了。至此，是我们自己伤害了自己。人类的生存在于是否能坚持自己的意识，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因科技进步使我们变得愚蠢的压力。
无法承接自己疚责的人，会不断将本身的疚责，投射到城外的斯芬克斯身上。
心理学对此一现象并不陌生：除非一个人能够说“不”，否则“是”便没有太大意义。
意识需要个人反向意志的运作；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冲突造就了意识，迫使当事人产生质疑，开始凝聚那自己并不知道已经拥有的力量。
某些社会承认其公民有破坏、抗议、叛乱等需要，并给予一定的空间。希腊酒神式的饮酒狂欢、嘉年华会、暴动式的恣意喧闹等，都是明显的例证。
人们身上善恶兼具的事实，使我们不得堕入道德的傲慢。没有人可以坚持自己的道德优越。就是出于这种限制感，谅解才有可能。
从事心理治疗的经验使我相信，不受愤怒驱使，以简单真诚的方式，和他人沟通自己深刻的想法，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表现慈悲的人必须有一定的安全感，以及拥有可以赋予他人关心的某种权位才行。少了自尊和自我肯定，可以付出的东西便所剩无几；个人在付出以前，必须先要有点东西可以“倾注”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