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组曲
小人物组曲
(写于是1994年至1997年)
鲁引弓
人物一号: 为何沉默不说话
我回到江南后常想起老何。我不知道老何今天在广东哪个角落里打工。
我是在广州旗帆广告设计公司面试时认识老何的。50多岁的老何来自广东乡村,当时他正手足无措地挤在一群应聘的大学生中,皱巴巴的脸膛挂着谦卑胆怯的微笑。那个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经理强忍着笑,仰脸问他,你知道广告是怎么回事吗,你说你能做点啥?
老何的眼里有着忧愁的神色,他结结巴巴的广州话我们只听懂了一句: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啥。
在我们的哈哈笑声中,经理扬扬眉毛对我们说,公司是少了个清洁工。
从此,每天早晨老何就拿着扫帚,像做农活一样清理着公司的每个角落,然后站在过道上,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看我们走进窗明几净的办公室。
那时候我们年纪轻轻,对许多东西怀着藐视与挖苦的情绪。我们常常用轻快的口吻呼着父辈老何搬桌子抬箱子拿挡板……而老何,总是笨手笨脚地想帮着做点技术性的工作。哪怕是很简单的事他也总是出差错,由此遭到经理与我们的不耐烦。有一天,东北女孩冯翌甚至把唾液吐到了他的脚下,还指着电脑尖声说:我熬夜打的东西全被你弄掉了,叫你别动电脑别动电脑,你赔……
老何在公司里沉默寡语逆来顺受,每月发工资可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在会计小牛面前数着那点少得可怜的钞票,然后抽出两三张放进口袋,把余下的还给小牛,他说:“公司帮我管吧。”我们都知道,老何是在攒钱,他可能怕管不住自己。
那时候,我们对打工也没有太好的感觉。会计小牛常说,何必想得太多,你们看老何,不抽烟不喝酒没有爱好,老实巴交地苦一辈子,就为了省钱,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人其实真是可怜。
老何省吃俭用在旗帆公司干了3年,我至今还记得他离开“旗帆”时的情景: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午后,他拿着黑色人造革包走到经理面前,把包裹打开,拿出一刀刀的钞票,他把钱放在桌上。他说,我不想干了,我打工攒了这么多钱,大概够我女儿上大学了,我不想打工了,我女儿读了大学是会比你们更能干的,她是能管你们的……
我们被他惊得目瞪口呆。
人物二号: 劳格的文青时代
广告人劳格,为联系广告,东奔西跑。他带着一副眼镜,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当作家。
劳格的文学青年岁月,距今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不算太远,劳格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听说,文学青年时代的劳格,总是意气风发,他大段大段地抄写《海涅诗集》,目光中闪烁着幻想的光亮。劳格,劳格,你现在看见为广告事务忙得焦头烂额的劳格,你想象得了他文学青年时代的模样?
文学青年时代的劳格,常常去报社,他逢人便喊老师,他把他的习作小心翼翼地放在“老师”的桌角。那些文字,大都是他熬夜的结果。劳格是个很吃苦的人,比如,他白天在建筑工地汗流浃背,晚上对着纸笔,只有倾诉与做梦的欲望。据说,劳格那时即使在睡眠中也说着文学的梦话,并常从床上一跃而起,嚷嚷着“我想出好句子了”。
据说,劳格在他整个文学青年时代,只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是一篇歌颂阳光的散文,劳格把它投出去后,没过多久就去《南清日报》社拜访老胡,胖乎乎的老胡是编辑,他坐在堆得像小山的来稿、信件中,用笔点着劳格的文章,“可以可以,比你以前写得实多了,我们准备采用……”
劳格说,“听了胡胖子的话后,我就开始等待,我每天去报摊买张《南清日报》,每一个角落我都仔细看过,我拚命寻找我的文章。”劳格每一天阅读《南清日报》的结果都是失望地放下报纸,然后对明天的报纸又充满迫不及待的希望。
劳格的那篇文章出现在《南清日报》上是9个月后。劳格说:“你知道不,这意味着我仔仔细细地读了9个月的《南清日报》,没有一天拉下过。”
劳格从文学青年向广告人的转变,其实就发生在这个对文学的苦苦期盼过程,亦即漫无边际的阅读报纸阶段。因为,劳格对报纸的仔细阅读也包括那些广告栏目在内,他发现很多广告设计实在不怎么样,于是他就想试试,于是他就成了广告人,于是他在对文学的等待中,走出了他的文学青年时代。
人物三号: 我和我自己的跑步
宿舍好友倚曾的晨跑,可能与爱情受挫有关。这听起来有点像《阿甘正传》,那个傻乎乎的阿甘,失恋后就到处乱跑。
倚曾可不是阿甘,只是他突然变得有点不愿说话罢了。他说,这有什么好说的,鸭子都快煮熟了,还让它飞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有一天早晨,我们在睡梦中听到倚曾钻在床底下,“啪嗒啪嗒”地翻着东西。我们说,你一大早吵什么啊?
他指着翻出来的一堆破旧皮鞋,说:“我的球鞋不知塞到哪去了?”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球鞋,他一边穿鞋一边说要去跑步。我们笑他心血来潮。倚曾在笑声中显得十分严肃,他说,是的,是的,是要重新做人了。倚曾做着扩胸运动从宿舍里出去,顺便把那堆破鞋踢出门外。
早晨的街道,晨跑者稀少,倚曾出了宿舍楼大门向西跑,太阳已经出来了,光芒照在背上,倚曾发现自己的影子落在前方。倚曾一边跑一边留意空空的大街,他发现只有自己的影子在陪自己跑。于是,他伸开手臂,影子就像一只笨拙的大鸟在地上飞翔。
倚曾一边抹汗一边跑,后来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太阳也在升高,倚曾看见自己的影子却变得矮小起来,它落在很多人的脚下,它在人们脚边挪动,像一只奇怪的小生物,比如大头蚂蚁,没有人特别留意“蚂蚁”的行动状态。
倚曾每天跑回来,就坐在椅子上直喘粗气,一边用手掌擦着满脸的汗水。我们跟他开玩笑:累死累活的干吗?
他闷声不响了一会,说,汗水蒸发精神爽,好像挺宣泄的。他将满把的汗水摔在地上。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一向认为,体内多水,就多愁善感,如果不出点汗,它万一从眼睛里夺眶而出,就不太妥了。
倚曾写过诗歌,写诗的人表达方式和我们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笑出来。
人物4号: 柏隽,快跑
二十多年前,塞维利亚家具商胡安·迪马和马德里大理石料商人马塞林尼都还在底层:前者在家门口的小河边支起小摊,专门打铁,后者在矿山幽深的石窟里卖苦力。
而现在,他们都过上了富人的生活。在来访者面前,他们不善言语,他们说,我没读过书……
如果说“没读过书”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心结,那么,西班牙年轻人柏隽的遗憾则是“书读得太多啦”。
我记得,在塞维利亚阳光普照的家具厂区,陪我们同行的西班牙上海领事馆商务处的柏隽,看着远处垒得整整齐齐的集装箱,说:“都是这样的,读书读多的人,一般不太可能发财。”
柏隽戴着眼睛,肤色白皙,淡金色的头发,眼睛很大很纯,神态儒雅,讲一口流利而带点广东腔的普通话:“主要是书读坏了,让人不敢冒险了。”
这句话由这个西班牙白面书生讲出来,差点使我觉得全世界读书人相似的不幸。
柏隽,一个清秀谦和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像一只勤快的小兔,跑到了土耳其、泰国、墨西哥……,眼下他往来于西班牙与中国之间,筹备11月上海“西班牙家居展”,他会说丹麦语、荷兰语、法语、汉语、土耳其语甚至泰国话。
柏隽是典型的文质彬彬的西班牙知识分子,他的善良,在他纯静的眼睛里一览无遗。
我们去看斗牛,柏隽就呆在车上不下来,他无法掩饰对我们的惊讶和烦恼:看斗牛,怎么你们会想看斗牛?!
后来,他悄悄对我说:你写文章的话,一定要写西班牙其实很多人不喜欢、不支持斗牛。
柏隽肯定是一个劳碌命的人,从马德里去塞维利亚,一路上他提醒我们管好行李注意小偷等等,却将自己的西装忘在了酒店的衣橱里;他领我们参观教堂,热心为大家讲解,结果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导致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让他出示导游证。
柏隽言语间,有一种单纯、明亮的东西。和他开玩笑,记者团里的余大姐就很担心我们会把他带坏。
采访团的女士们比较了柏隽和柏隽的顶头上司———威武帅猛的胡里奥先生,认为:胡里奥适合做丈夫,柏隽特适合做女婿。
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打量胡里奥和柏隽这两位西班牙朋友,你就会发现,这上下级之间,性格反差大得有点幽默:胡里奥热情奔放,段子很多,女友也多,要唱就唱,要跳就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而柏隽则相当安静,“头儿”胡里奥们和记者开会时,他就手指交叉地坐着边上,眼睛里一片宁静,“头儿”们发言时,他就忙不迭地记录着;胡里奥带朋友们在自家的游船甲板上跳舞时,柏隽就靠在栏杆上看夜色中地中海的波光,想心事。
这时候,如果你和柏隽说说话,他就会告诉你他从小就向往巴塞罗那,从小就喜欢航模,幻想哪一天拥有自己的游船……柏隽梦想的,就是“头儿”胡里奥现在拥有的?
如果你问柏隽:像你这样常年奔波,很辛苦吧?柏隽明白你话里的意思,他说:在国外干活,薪水高啊,年轻时候多跑跑,年纪大了就最好住在巴塞罗那。
柏隽给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那天柏隽陪我们在巴塞罗那老城区逛街(我们从马德里、塞维利亚、巴塞罗那一路而来),逛得正开心时,手机响了,原来头儿要柏隽立刻返回马德里开会,看得出柏隽有点烦,看得出他心里很想和我们在一起玩。他拖着自己的行李箱,站在沿街的橱窗前犹豫,他对我说:“唉,有什么办法,谁叫人家是老板。”橱窗玻璃上映着他迷惘的身影,他得立即赶往机场。
我们在巴塞罗那人来人往的十字街头告别,我看见柏隽拖着行李,在阳光照耀的街口判别方向,在人群中他显得旅色深重,后来,他就开始疾走。
跑吧,柏隽。
人物5号: 八点钟的台球
这是周末,八点钟的台球室烟雾缭绕,打球的人都有些心不在焉,他们拿着球杆,打几杆糟球,然后东张西望。
我进门的时候,看见米奇老爹也在那里,他叼着根烟,独自伏在桌面上,瞄着一只粉球,“啪”地一下……
米奇老爹向我招手,他说,孩子,你陪我打一局,我一个人玩没有压力。他说,那只粉球我已经打了30分钟还没进洞,今晚我手臭得可以,孩子,你就陪我打一局。
我不知米奇老爹家在哪里?我不知道平日里他在路上走,是不是也这样心不在焉而又满脸焦急?
有时候,看看米奇老爹,觉得他有点像我大姨,我大姨都快六十了,最近还在经历“中年危机”。
我拿着球杆和米奇老爹较劲。“啪啪”,球相撞的声音,听起来清脆无比,而米奇老爹打着打着又心不在焉了,他似乎很在乎我进球而他却没进。
他瞄着那只与他过不去的粉球,嘟哝不已。他说,孩子,听着“啪啪”的声音,再进几个球,人就会变得挺牛皮;人一牛皮,就心急,孩子,你别心急,年轻时,我也和你一样牛皮……
在晚上八点钟的台球室里,米奇老爹像一只漏气的老皮球,他伏在台球桌前,眯着一只眼睛,那只粉球真是无法企及?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他每个周末都来这里徒劳地击打着那只球,打着打着人就渐渐老去。
打球时,我不喜欢与米奇老爹谈论人生问题,因为谈着谈着,就会发现我俩都挺没水平。
我倒宁愿听听米奇老爹扯扯他的奇遇,他说:“1956年夏天台风过后,女友陈虹拉我出来逛马路,路过一家台球室时,我们进去瞧了瞧,那一刻女服务员小沙因生意冷清正自己和自己玩台球,我随便开了句玩笑‘自己和自己玩你偏向谁啊’,没想到竟开出了感觉,后来,小沙成了我老婆,陈虹就不知去了哪里?”
“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明白,孩子,你不懂了吧,活了几十年,才觉得走过的路可以不这么走,这样想想,就像打偏了球,陈虹那女子你当然没见过,不漂亮,但真不错,这些天,我常在想,如今她看电视看到台球赛会不会赶紧换频道?……”
在我们城市,周末八点钟的台球室里,宾客盈门,“啪啪”的击球声充斥耳畔,打球是一种奇怪的游戏,你以为瞄得很准时,球可能并不听使唤,它们在目标点附近偏来偏去。
(写于是1994年至1997年)
鲁引弓
人物一号: 为何沉默不说话
我回到江南后常想起老何。我不知道老何今天在广东哪个角落里打工。
我是在广州旗帆广告设计公司面试时认识老何的。50多岁的老何来自广东乡村,当时他正手足无措地挤在一群应聘的大学生中,皱巴巴的脸膛挂着谦卑胆怯的微笑。那个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经理强忍着笑,仰脸问他,你知道广告是怎么回事吗,你说你能做点啥?
老何的眼里有着忧愁的神色,他结结巴巴的广州话我们只听懂了一句: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啥。
在我们的哈哈笑声中,经理扬扬眉毛对我们说,公司是少了个清洁工。
从此,每天早晨老何就拿着扫帚,像做农活一样清理着公司的每个角落,然后站在过道上,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看我们走进窗明几净的办公室。
那时候我们年纪轻轻,对许多东西怀着藐视与挖苦的情绪。我们常常用轻快的口吻呼着父辈老何搬桌子抬箱子拿挡板……而老何,总是笨手笨脚地想帮着做点技术性的工作。哪怕是很简单的事他也总是出差错,由此遭到经理与我们的不耐烦。有一天,东北女孩冯翌甚至把唾液吐到了他的脚下,还指着电脑尖声说:我熬夜打的东西全被你弄掉了,叫你别动电脑别动电脑,你赔……
老何在公司里沉默寡语逆来顺受,每月发工资可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在会计小牛面前数着那点少得可怜的钞票,然后抽出两三张放进口袋,把余下的还给小牛,他说:“公司帮我管吧。”我们都知道,老何是在攒钱,他可能怕管不住自己。
那时候,我们对打工也没有太好的感觉。会计小牛常说,何必想得太多,你们看老何,不抽烟不喝酒没有爱好,老实巴交地苦一辈子,就为了省钱,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人其实真是可怜。
老何省吃俭用在旗帆公司干了3年,我至今还记得他离开“旗帆”时的情景: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午后,他拿着黑色人造革包走到经理面前,把包裹打开,拿出一刀刀的钞票,他把钱放在桌上。他说,我不想干了,我打工攒了这么多钱,大概够我女儿上大学了,我不想打工了,我女儿读了大学是会比你们更能干的,她是能管你们的……
我们被他惊得目瞪口呆。
人物二号: 劳格的文青时代
广告人劳格,为联系广告,东奔西跑。他带着一副眼镜,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当作家。
劳格的文学青年岁月,距今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不算太远,劳格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听说,文学青年时代的劳格,总是意气风发,他大段大段地抄写《海涅诗集》,目光中闪烁着幻想的光亮。劳格,劳格,你现在看见为广告事务忙得焦头烂额的劳格,你想象得了他文学青年时代的模样?
文学青年时代的劳格,常常去报社,他逢人便喊老师,他把他的习作小心翼翼地放在“老师”的桌角。那些文字,大都是他熬夜的结果。劳格是个很吃苦的人,比如,他白天在建筑工地汗流浃背,晚上对着纸笔,只有倾诉与做梦的欲望。据说,劳格那时即使在睡眠中也说着文学的梦话,并常从床上一跃而起,嚷嚷着“我想出好句子了”。
据说,劳格在他整个文学青年时代,只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是一篇歌颂阳光的散文,劳格把它投出去后,没过多久就去《南清日报》社拜访老胡,胖乎乎的老胡是编辑,他坐在堆得像小山的来稿、信件中,用笔点着劳格的文章,“可以可以,比你以前写得实多了,我们准备采用……”
劳格说,“听了胡胖子的话后,我就开始等待,我每天去报摊买张《南清日报》,每一个角落我都仔细看过,我拚命寻找我的文章。”劳格每一天阅读《南清日报》的结果都是失望地放下报纸,然后对明天的报纸又充满迫不及待的希望。
劳格的那篇文章出现在《南清日报》上是9个月后。劳格说:“你知道不,这意味着我仔仔细细地读了9个月的《南清日报》,没有一天拉下过。”
劳格从文学青年向广告人的转变,其实就发生在这个对文学的苦苦期盼过程,亦即漫无边际的阅读报纸阶段。因为,劳格对报纸的仔细阅读也包括那些广告栏目在内,他发现很多广告设计实在不怎么样,于是他就想试试,于是他就成了广告人,于是他在对文学的等待中,走出了他的文学青年时代。
人物三号: 我和我自己的跑步
宿舍好友倚曾的晨跑,可能与爱情受挫有关。这听起来有点像《阿甘正传》,那个傻乎乎的阿甘,失恋后就到处乱跑。
倚曾可不是阿甘,只是他突然变得有点不愿说话罢了。他说,这有什么好说的,鸭子都快煮熟了,还让它飞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有一天早晨,我们在睡梦中听到倚曾钻在床底下,“啪嗒啪嗒”地翻着东西。我们说,你一大早吵什么啊?
他指着翻出来的一堆破旧皮鞋,说:“我的球鞋不知塞到哪去了?”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球鞋,他一边穿鞋一边说要去跑步。我们笑他心血来潮。倚曾在笑声中显得十分严肃,他说,是的,是的,是要重新做人了。倚曾做着扩胸运动从宿舍里出去,顺便把那堆破鞋踢出门外。
早晨的街道,晨跑者稀少,倚曾出了宿舍楼大门向西跑,太阳已经出来了,光芒照在背上,倚曾发现自己的影子落在前方。倚曾一边跑一边留意空空的大街,他发现只有自己的影子在陪自己跑。于是,他伸开手臂,影子就像一只笨拙的大鸟在地上飞翔。
倚曾一边抹汗一边跑,后来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太阳也在升高,倚曾看见自己的影子却变得矮小起来,它落在很多人的脚下,它在人们脚边挪动,像一只奇怪的小生物,比如大头蚂蚁,没有人特别留意“蚂蚁”的行动状态。
倚曾每天跑回来,就坐在椅子上直喘粗气,一边用手掌擦着满脸的汗水。我们跟他开玩笑:累死累活的干吗?
他闷声不响了一会,说,汗水蒸发精神爽,好像挺宣泄的。他将满把的汗水摔在地上。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一向认为,体内多水,就多愁善感,如果不出点汗,它万一从眼睛里夺眶而出,就不太妥了。
倚曾写过诗歌,写诗的人表达方式和我们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笑出来。
人物4号: 柏隽,快跑
二十多年前,塞维利亚家具商胡安·迪马和马德里大理石料商人马塞林尼都还在底层:前者在家门口的小河边支起小摊,专门打铁,后者在矿山幽深的石窟里卖苦力。
而现在,他们都过上了富人的生活。在来访者面前,他们不善言语,他们说,我没读过书……
如果说“没读过书”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心结,那么,西班牙年轻人柏隽的遗憾则是“书读得太多啦”。
我记得,在塞维利亚阳光普照的家具厂区,陪我们同行的西班牙上海领事馆商务处的柏隽,看着远处垒得整整齐齐的集装箱,说:“都是这样的,读书读多的人,一般不太可能发财。”
柏隽戴着眼睛,肤色白皙,淡金色的头发,眼睛很大很纯,神态儒雅,讲一口流利而带点广东腔的普通话:“主要是书读坏了,让人不敢冒险了。”
这句话由这个西班牙白面书生讲出来,差点使我觉得全世界读书人相似的不幸。
柏隽,一个清秀谦和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像一只勤快的小兔,跑到了土耳其、泰国、墨西哥……,眼下他往来于西班牙与中国之间,筹备11月上海“西班牙家居展”,他会说丹麦语、荷兰语、法语、汉语、土耳其语甚至泰国话。
柏隽是典型的文质彬彬的西班牙知识分子,他的善良,在他纯静的眼睛里一览无遗。
我们去看斗牛,柏隽就呆在车上不下来,他无法掩饰对我们的惊讶和烦恼:看斗牛,怎么你们会想看斗牛?!
后来,他悄悄对我说:你写文章的话,一定要写西班牙其实很多人不喜欢、不支持斗牛。
柏隽肯定是一个劳碌命的人,从马德里去塞维利亚,一路上他提醒我们管好行李注意小偷等等,却将自己的西装忘在了酒店的衣橱里;他领我们参观教堂,热心为大家讲解,结果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导致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让他出示导游证。
柏隽言语间,有一种单纯、明亮的东西。和他开玩笑,记者团里的余大姐就很担心我们会把他带坏。
采访团的女士们比较了柏隽和柏隽的顶头上司———威武帅猛的胡里奥先生,认为:胡里奥适合做丈夫,柏隽特适合做女婿。
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打量胡里奥和柏隽这两位西班牙朋友,你就会发现,这上下级之间,性格反差大得有点幽默:胡里奥热情奔放,段子很多,女友也多,要唱就唱,要跳就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而柏隽则相当安静,“头儿”胡里奥们和记者开会时,他就手指交叉地坐着边上,眼睛里一片宁静,“头儿”们发言时,他就忙不迭地记录着;胡里奥带朋友们在自家的游船甲板上跳舞时,柏隽就靠在栏杆上看夜色中地中海的波光,想心事。
这时候,如果你和柏隽说说话,他就会告诉你他从小就向往巴塞罗那,从小就喜欢航模,幻想哪一天拥有自己的游船……柏隽梦想的,就是“头儿”胡里奥现在拥有的?
如果你问柏隽:像你这样常年奔波,很辛苦吧?柏隽明白你话里的意思,他说:在国外干活,薪水高啊,年轻时候多跑跑,年纪大了就最好住在巴塞罗那。
柏隽给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那天柏隽陪我们在巴塞罗那老城区逛街(我们从马德里、塞维利亚、巴塞罗那一路而来),逛得正开心时,手机响了,原来头儿要柏隽立刻返回马德里开会,看得出柏隽有点烦,看得出他心里很想和我们在一起玩。他拖着自己的行李箱,站在沿街的橱窗前犹豫,他对我说:“唉,有什么办法,谁叫人家是老板。”橱窗玻璃上映着他迷惘的身影,他得立即赶往机场。
我们在巴塞罗那人来人往的十字街头告别,我看见柏隽拖着行李,在阳光照耀的街口判别方向,在人群中他显得旅色深重,后来,他就开始疾走。
跑吧,柏隽。
人物5号: 八点钟的台球
这是周末,八点钟的台球室烟雾缭绕,打球的人都有些心不在焉,他们拿着球杆,打几杆糟球,然后东张西望。
我进门的时候,看见米奇老爹也在那里,他叼着根烟,独自伏在桌面上,瞄着一只粉球,“啪”地一下……
米奇老爹向我招手,他说,孩子,你陪我打一局,我一个人玩没有压力。他说,那只粉球我已经打了30分钟还没进洞,今晚我手臭得可以,孩子,你就陪我打一局。
我不知米奇老爹家在哪里?我不知道平日里他在路上走,是不是也这样心不在焉而又满脸焦急?
有时候,看看米奇老爹,觉得他有点像我大姨,我大姨都快六十了,最近还在经历“中年危机”。
我拿着球杆和米奇老爹较劲。“啪啪”,球相撞的声音,听起来清脆无比,而米奇老爹打着打着又心不在焉了,他似乎很在乎我进球而他却没进。
他瞄着那只与他过不去的粉球,嘟哝不已。他说,孩子,听着“啪啪”的声音,再进几个球,人就会变得挺牛皮;人一牛皮,就心急,孩子,你别心急,年轻时,我也和你一样牛皮……
在晚上八点钟的台球室里,米奇老爹像一只漏气的老皮球,他伏在台球桌前,眯着一只眼睛,那只粉球真是无法企及?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他每个周末都来这里徒劳地击打着那只球,打着打着人就渐渐老去。
打球时,我不喜欢与米奇老爹谈论人生问题,因为谈着谈着,就会发现我俩都挺没水平。
我倒宁愿听听米奇老爹扯扯他的奇遇,他说:“1956年夏天台风过后,女友陈虹拉我出来逛马路,路过一家台球室时,我们进去瞧了瞧,那一刻女服务员小沙因生意冷清正自己和自己玩台球,我随便开了句玩笑‘自己和自己玩你偏向谁啊’,没想到竟开出了感觉,后来,小沙成了我老婆,陈虹就不知去了哪里?”
“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明白,孩子,你不懂了吧,活了几十年,才觉得走过的路可以不这么走,这样想想,就像打偏了球,陈虹那女子你当然没见过,不漂亮,但真不错,这些天,我常在想,如今她看电视看到台球赛会不会赶紧换频道?……”
在我们城市,周末八点钟的台球室里,宾客盈门,“啪啪”的击球声充斥耳畔,打球是一种奇怪的游戏,你以为瞄得很准时,球可能并不听使唤,它们在目标点附近偏来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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