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词典：“踪迹”
踪迹
[澳]尼尔•路西 著
王立秋 试译
踪迹(trace, 痕迹) 符号的二元结构(dyadic structure)将其建构为一个统一体，感性(the sensible)与知性(the intelligible)、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尽管索绪尔(Saussure)坚持结构的任意性，符号依然是（对他来说，一如对其预示的普遍符号科学而言）不可还原的意指单元。这样，符号学(semiotics)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因为，符号统一体要封闭的，在索绪尔看来，正是它与某外在性(exteriority)、与“外在”且不可分离之物联系的必要性。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推论，符号是某种无统一性单元(unit-without-unity)（参见南希，《越界》）。或者，也许我们需要一些新概念来解释意义如何运作。德里达提供的诸概念之一（它们属于一个涵盖延异(differance)、书写(writing)、增补(supplement)、文本(text)等的系列概念）即踪迹（有时也作原-迹[arche-trace]），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
每个符号系统都基于该符号系统内差异的游戏(play)。这是索绪尔自己的发现，意指活动的本原(principle)。该原则禁止的，是“一个简单元素在自身内部自行呈现/在场，且仅仅指向自身(be present in and of itself, referring only to itself)”（《多重立场》，26）。原则禁止这种情况“在任一时刻，或任何意义上”（前引书）发生。那么，从一开始，符号的“统一体(unity)”，其“二元”结构的稳定性，就为作为符号基础的差异游戏原则所困扰。根据此项原则，德里达指出，“倘若不指向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元素，那么，没有任何元素能够发挥符号的作用”（前引书）。系统的所有“元素”都交织或交互文本化(inter-textualized)在一起，每个元素都“基于链条或系统的其他原素在其内部留下的踪迹而被建构”（前引书）。在踪迹的基础上：那么，有某种东西“先”行于符号。其内部的踪迹：那么，在符号被建构“之后”，仍有某物留存(remains)，后者既影响符号的建构，又与符号不可分。
这种既留存，又先行的残留物(residue)具有某种奇特的本体论。然而，德里达的重点是踪迹的准-本体论(quasi-ontology)，后者把本体论加(lend)诸符号。符号本体论的统一，是踪迹准-本体论非存在(none-presence)的结果，不能基于在场存在-缺席(presence-absence)的对立来构想这种非存在。因此，踪迹（或原迹）甚至早于索绪尔的差异游戏原则（或使原则能够如此显现的那种准-超验的[quasi-transcendental]前提）：踪迹是差异的起源(origin)，是“最初外在性一般(exteriority in general)的开启，生者与对其而言他者，以及某种内部(a inside)与外部(a outside)之间难以理解的联系”（《论文字学》，70）。同时，在其准-先前的(quasi-anterior)、准-本体论的非存在中，踪迹对那种起源性(originality)的观念构成威胁；它是作为非起源(non-origin)的起源，被抹除的起源。在这种“起源”中，它破坏了在场和同一性(identity)。“踪迹不仅是起源的消失——在我们延续的话语中，根据我们追随的道路，它意味着，起源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除为某种非起源反向(reciprocally)建构外，它从来就没有被建构；踪迹，因此也就成了起源的起源”（《论文字学》，61）。如增补、药[pharmakon]、延异和其他众多的德里达概念、或他有时称之为某种“非概念的概念(aconceptual concept)”（《有限公司》，118）一样，踪迹不能作如是理解——它并不制造意义(makes no sense)——基于某种概念生产的标准逻辑，依此，每个概念“都暗示着‘所有或没有(all or nothing)’之间的非此即彼”（前引书）。一切概念都必须服从此项法则，因为，同时既什么都是又什么不是(all and nothing)，或既什么也不是又不是什么也不是(neither all nor nothing)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与增补、药等如出一辙，我们不能在形而上学内部思考踪迹。“没有一种本体论能够思考自己的运作(operation)”，德里达提及增补时作如是评论，一个概念，像踪迹概念那样的概念，并非严格地说的、或者是在任何哲学的严格意义上而言的概念，因为增补（又一次，与踪迹一样）“既非在场亦非缺席”（《论文字学》，314）。
这不是说，德里达的非概念(non-concepts)是铁板一块。“尽管（这些非概念）它们共享某种功能上的相似性”，德里达指出，“然而，它们仍然保持独特，不可相互还原，就像与之无法分离的文本链一样”（《有限公司》，155）。因此，用于证明(justify)符号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绝无可能是绝对而确定的。它（证明物）与强力(forces)的条件一致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计算”（《论文字学》，70）。换言之，概念包含语境；它们“只是在差异的顺序(sequences)中接收意义”（前引书），这些差异与特定的条件和布局(configuration)相一致。一本如德里达术语、概念“词典”的书的结构匮乏之一，即它不大能够把它“定义”的术语和概念置于语境之中，而这些术语则在语境中显现，并，如德里达之前所说的那样，保持分离状态。换言之，并不存在在书中“文本化”每个词条的那个时间或地点，尽管我足够清楚地意识到，在“语境之外”讨论这些概念要冒巨大的风险，可能视这些概念为“可相互转变”或把它们错当为不管愿不愿意都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箱，而不去关心德里达关于，比如说，踪迹，在数目众多的文本或“文本链”和语境中不得不说的那些东西。不用说，与我所能说的相比，关于踪迹德里达有更多的话，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要说；当然，也不用说，不仅时空的限制限定了我在德里达的踪迹意义，或者，确实几乎是其他的一切问题上能说的一切。
同样，德里达解释道，至少，将其注意力转向踪迹的部分理由，来自对列维纳斯伦理作品中此概念的重视（《论文字学》，70）。对列维纳斯而言，首要的伦理关系是在人(one)朝向他者的转向中被建构的（参见《总体与无限》）。这种原初的“面对面(face-to-face)”，如德里达在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中论述的那样，意味着“他异性(alterity)的显现，某种外在性的显现，这种外在性不能被溯源(derived)，不能被引起(engerdered)，也不能建构在自身之外的某个基础上(anything other than itself)。这是一种绝对的外在，无限地溢出我思单体(the monad of the ego cogito)的外在性”（《书写与差异》，106）。这里，问题与此概念要求的绝对性、无限性有关。这种根本外在性给出的(accords)，是一种可靠的自我呈现/在场，朝向他者之他性(otherness)，朝向他者也可能是树木或石头的那个点(point)。但对德里达而言，某个他者与自我的关系，绝不能解释为两在场之间的差异，即使他者的“在场”与某种原始的不可知性(primordial unknowability)可以被归为一类，或许，二者均可归为敬意的标记(mark of respect)。他者作为完全的他者，将对自己(itself)在场/呈现，这是有助于确证自我存在(the presence of selfhood)的观念——它（自我）可能招致暴力，也可以走向理解，二者同样容易。无论如何，对他者的接近——就他者的非-外在性而言——，可能引起对这样一种自我-他者关系的构想：它基于相互牵连(implication，也有含义之意)和义务的踪迹，而非绝对的差异解构。（参见以下词条：存在[BEING]，内在-外在[INSIDE-OUTSIDE]，可重复性[ITERABILITY]，责任[RESPONSIBILITY]，幽灵性[SPECTRALITY]，说-写对立[SPEECH-WRITING OPPOSITION]，是[YES]。）
[注]译自路西：《德里达词典》，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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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尼尔•路西 著
王立秋 试译
踪迹(trace, 痕迹) 符号的二元结构(dyadic structure)将其建构为一个统一体，感性(the sensible)与知性(the intelligible)、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尽管索绪尔(Saussure)坚持结构的任意性，符号依然是（对他来说，一如对其预示的普遍符号科学而言）不可还原的意指单元。这样，符号学(semiotics)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因为，符号统一体要封闭的，在索绪尔看来，正是它与某外在性(exteriority)、与“外在”且不可分离之物联系的必要性。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推论，符号是某种无统一性单元(unit-without-unity)（参见南希，《越界》）。或者，也许我们需要一些新概念来解释意义如何运作。德里达提供的诸概念之一（它们属于一个涵盖延异(differance)、书写(writing)、增补(supplement)、文本(text)等的系列概念）即踪迹（有时也作原-迹[arche-trace]），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
每个符号系统都基于该符号系统内差异的游戏(play)。这是索绪尔自己的发现，意指活动的本原(principle)。该原则禁止的，是“一个简单元素在自身内部自行呈现/在场，且仅仅指向自身(be present in and of itself, referring only to itself)”（《多重立场》，26）。原则禁止这种情况“在任一时刻，或任何意义上”（前引书）发生。那么，从一开始，符号的“统一体(unity)”，其“二元”结构的稳定性，就为作为符号基础的差异游戏原则所困扰。根据此项原则，德里达指出，“倘若不指向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元素，那么，没有任何元素能够发挥符号的作用”（前引书）。系统的所有“元素”都交织或交互文本化(inter-textualized)在一起，每个元素都“基于链条或系统的其他原素在其内部留下的踪迹而被建构”（前引书）。在踪迹的基础上：那么，有某种东西“先”行于符号。其内部的踪迹：那么，在符号被建构“之后”，仍有某物留存(remains)，后者既影响符号的建构，又与符号不可分。
这种既留存，又先行的残留物(residue)具有某种奇特的本体论。然而，德里达的重点是踪迹的准-本体论(quasi-ontology)，后者把本体论加(lend)诸符号。符号本体论的统一，是踪迹准-本体论非存在(none-presence)的结果，不能基于在场存在-缺席(presence-absence)的对立来构想这种非存在。因此，踪迹（或原迹）甚至早于索绪尔的差异游戏原则（或使原则能够如此显现的那种准-超验的[quasi-transcendental]前提）：踪迹是差异的起源(origin)，是“最初外在性一般(exteriority in general)的开启，生者与对其而言他者，以及某种内部(a inside)与外部(a outside)之间难以理解的联系”（《论文字学》，70）。同时，在其准-先前的(quasi-anterior)、准-本体论的非存在中，踪迹对那种起源性(originality)的观念构成威胁；它是作为非起源(non-origin)的起源，被抹除的起源。在这种“起源”中，它破坏了在场和同一性(identity)。“踪迹不仅是起源的消失——在我们延续的话语中，根据我们追随的道路，它意味着，起源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除为某种非起源反向(reciprocally)建构外，它从来就没有被建构；踪迹，因此也就成了起源的起源”（《论文字学》，61）。如增补、药[pharmakon]、延异和其他众多的德里达概念、或他有时称之为某种“非概念的概念(aconceptual concept)”（《有限公司》，118）一样，踪迹不能作如是理解——它并不制造意义(makes no sense)——基于某种概念生产的标准逻辑，依此，每个概念“都暗示着‘所有或没有(all or nothing)’之间的非此即彼”（前引书）。一切概念都必须服从此项法则，因为，同时既什么都是又什么不是(all and nothing)，或既什么也不是又不是什么也不是(neither all nor nothing)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与增补、药等如出一辙，我们不能在形而上学内部思考踪迹。“没有一种本体论能够思考自己的运作(operation)”，德里达提及增补时作如是评论，一个概念，像踪迹概念那样的概念，并非严格地说的、或者是在任何哲学的严格意义上而言的概念，因为增补（又一次，与踪迹一样）“既非在场亦非缺席”（《论文字学》，314）。
这不是说，德里达的非概念(non-concepts)是铁板一块。“尽管（这些非概念）它们共享某种功能上的相似性”，德里达指出，“然而，它们仍然保持独特，不可相互还原，就像与之无法分离的文本链一样”（《有限公司》，155）。因此，用于证明(justify)符号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绝无可能是绝对而确定的。它（证明物）与强力(forces)的条件一致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计算”（《论文字学》，70）。换言之，概念包含语境；它们“只是在差异的顺序(sequences)中接收意义”（前引书），这些差异与特定的条件和布局(configuration)相一致。一本如德里达术语、概念“词典”的书的结构匮乏之一，即它不大能够把它“定义”的术语和概念置于语境之中，而这些术语则在语境中显现，并，如德里达之前所说的那样，保持分离状态。换言之，并不存在在书中“文本化”每个词条的那个时间或地点，尽管我足够清楚地意识到，在“语境之外”讨论这些概念要冒巨大的风险，可能视这些概念为“可相互转变”或把它们错当为不管愿不愿意都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箱，而不去关心德里达关于，比如说，踪迹，在数目众多的文本或“文本链”和语境中不得不说的那些东西。不用说，与我所能说的相比，关于踪迹德里达有更多的话，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要说；当然，也不用说，不仅时空的限制限定了我在德里达的踪迹意义，或者，确实几乎是其他的一切问题上能说的一切。
同样，德里达解释道，至少，将其注意力转向踪迹的部分理由，来自对列维纳斯伦理作品中此概念的重视（《论文字学》，70）。对列维纳斯而言，首要的伦理关系是在人(one)朝向他者的转向中被建构的（参见《总体与无限》）。这种原初的“面对面(face-to-face)”，如德里达在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中论述的那样，意味着“他异性(alterity)的显现，某种外在性的显现，这种外在性不能被溯源(derived)，不能被引起(engerdered)，也不能建构在自身之外的某个基础上(anything other than itself)。这是一种绝对的外在，无限地溢出我思单体(the monad of the ego cogito)的外在性”（《书写与差异》，106）。这里，问题与此概念要求的绝对性、无限性有关。这种根本外在性给出的(accords)，是一种可靠的自我呈现/在场，朝向他者之他性(otherness)，朝向他者也可能是树木或石头的那个点(point)。但对德里达而言，某个他者与自我的关系，绝不能解释为两在场之间的差异，即使他者的“在场”与某种原始的不可知性(primordial unknowability)可以被归为一类，或许，二者均可归为敬意的标记(mark of respect)。他者作为完全的他者，将对自己(itself)在场/呈现，这是有助于确证自我存在(the presence of selfhood)的观念——它（自我）可能招致暴力，也可以走向理解，二者同样容易。无论如何，对他者的接近——就他者的非-外在性而言——，可能引起对这样一种自我-他者关系的构想：它基于相互牵连(implication，也有含义之意)和义务的踪迹，而非绝对的差异解构。（参见以下词条：存在[BEING]，内在-外在[INSIDE-OUTSIDE]，可重复性[ITERABILITY]，责任[RESPONSIBILITY]，幽灵性[SPECTRALITY]，说-写对立[SPEECH-WRITING OPPOSITION]，是[YES]。）
[注]译自路西：《德里达词典》，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