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摄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1946年，福建省华安县的农民李天炳偷了自己家里的一头耕牛，走了一天一夜来到城里卖掉，买了一台老式的英国产的座机。——李天炳是在一次打零活的时候爱上摄影的，那时一位英国摄影家受雇于国民党政府，拍摄“良民证”。李天炳机缘巧合地成为这位英国人的助手。拥有照相机的李天炳在大山里异常的惹眼。大山里的土匪对这种洋玩艺儿也兴致勃勃，为此他们洗劫了李天炳所住的马坑村。李天炳抱着他心爱的照相机从土屋的后窗跳楼逃走，整个村庄却被土匪纵火焚烧。
      此后的五十年间，李天炳扛着他的老座机，走遍了闽南的山沟沟——农闲时为大山里的村民拍照，这不但是李天炳的外块，也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步行走过的山路，可以绕赤道几圈。
更传奇的是，因为他所在的这些山区都非常贫困，都没有电。李天炳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从事。他五十年来只会用太阳光来曝光，推开土屋的小门，把贴在覆盖了底片的相纸伸手拿到阳光下曝光，心里默读着，感觉着时间。每一朵飘过的乌云都会影响曝光的精确度——这时候，李天炳会对这乌云咒一句闽南话：“干你老母！”——但他手控曝光时间的精确度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秒。
      后来，他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把家里的烟囱下面装了一根竹筒，成为“放大机”的光源，用一块小纸板来控制光孔的开合。然后，他在山泉里冲洗他的相片。李天炳因此而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用自然光曝光时间最长的人”。五十年来，李天炳拍摄了三十万张图片，他的图像成为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编年史。更深具意味的是，他将摄影这样一种西方的，现代性的象征性媒体，以中国农民对天的敏感进行了完美的消化，并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末期的生活内容之一。对李天炳来说，摄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在上海有一位徐喜老先生，因为某次偶然的机缘，决心拍摄上海郊县风景——那是1967年。徐先生自述：“余幼喜游历，然自入成年，囿于处境，未能如愿，今老之将至，忆及一生之芸芸，心甚憾之。为慰未能远行之憾，自六、七十年代起，立志走遍所处城市沪郊之每一乡镇，并用相机拍摄所经之地的环境、风土。自所摄第一张照片起，至今已近三十年， 步行行程三万余公里，历经沪郊偏远荒僻之地，拍摄照片二万余张，所摄照片之处，随建设之进展，现已大都消失。然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至今尚有部分未及之乡镇。余自当尽最后之力，已完成当初沪郊风光之梦。”
         有趣的是，当传媒人发现了这位徐老先生时，发现他由于没有资金把冲好的底片印成照片，大多数的底片都是拍完了就放在那里。三十年来没有被印过！他所拍摄过的上海郊县，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成为了市区。仅仅是疯狂的拍摄而看不到照片，对一个业余的摄影者来说，拍照的意义已经不在于获得影像，而在于它成为旅行的一个托词，甚至是生活本身的一个托词。
        当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报道徐喜先时，他们出资印出了他的照片，不免发现了其中深埋的岁月沧桑。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教养，从中挑选出了他们认为“构图正确”的图片。
        事实上，李天炳和徐喜先生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超越了构图。我们不难想象，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像李天炳和徐喜先这样，把摄影当做人生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于作为精神支柱。摄影术所伴生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身份认同过程突然成为人生的重要时刻的历史阶段。摄影这样现代性的媒体，成为很多人确认身份的重要工具，它深深地渗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甚至成为他们生活的依赖，成为他们思考和感觉的器官本身。由于和人生与历史的过深的交缠，摄影只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加以尊重。图像本身，不管是在李天炳和徐喜先那里，在我们看来都已经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