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与狂欢——论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3篇
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是西方文学史上两座无法逾越的高峰。然而正是这两位可以并肩的文学泰坦之间却有着巨大的矛盾。托尔斯泰在1904年发表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中,全盘否定了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认为莎士比亚完全不是艺术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不能被视为艺术。托尔斯泰的这种判断在文学界引发了无数的争议。在西方社会,对这个著名的文学公案的回应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本篇论文选取了五种影响颇深的观点,作为西方作家与评论家对托尔斯泰评论莎士比亚的回应。随着五四时期的译介,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对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产生过巨大影响。本篇论文也整理了中国五位作家与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作为对这个文学热点话题的回应。
在整理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研究后,本篇论文提出,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宗教观和世界观的分歧导致的。在第二章中,本篇论文试图分别解剖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观,以及在不同的宗教观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观。通过具体分析托尔斯泰宗教观中的“爱”写“禁欲主义”,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爱与宽恕”,指出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在大的宗教思想方面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主张“博爱和宽恕”。他们的矛盾实质上是基督教传统中禁欲苦行文化和放纵欲望的狂欢文化的对立。
作为从研究托尔斯泰全盘否定莎士比亚这个文学公案中获得的启示,本篇论文在第三章跳出了基督教灵肉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从大乘佛教《心经》所代表的般若思想探讨了艺术的本体的外相,认为艺术本身只是色法的一种,它的本性是空性。艺术本身不会带来生命的诱惑,把人引向欲望的沉沦,最为关键的接受者的心的层次。大乘佛教对于生灭不断的色法的态度是:不即不离不执著为实有。同时,大乘佛教对待艺术的方式也不是教条主义的枯燥说理。在第三章的第二节,本篇论文提出了修持佛教中重要的艺术本尊——妙音天女应有的九种发心,并以此管窥一个艺术家应具备的心灵修养,同时对托尔斯泰部分不圆融的对待艺术与宗教的见解做出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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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斯泰看来，也是最重要条件的——真诚，“——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认真，他在玩弄文字游戏。”
本文摘自:《世界文化》杂志 2008年第7期
1903年11月，托尔斯泰写出了《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的长篇论文，全面、系统地批驳了早已为人们认可接受的莎士比亚，使其“体无完肤”。用后来评论家的说法：“制造出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那么，托尔斯泰是怎样批驳莎士比亚，他为何要批驳莎士比亚呢？
一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时间比写这篇文章要早得多。1852年，23岁的托尔斯泰写出了自己第一篇文学作品《童年》。当他不自信地隐匿姓氏寄给著名文学杂志《现代人》后，得到该刊主持人涅克拉索夫的高度赞誉。不仅如此，与《现代人》联系紧密的一批著名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也对托尔斯泰的才华由衷欣赏。这些给了托尔斯泰极大的鼓励，对他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从高加索军营离开后，托尔斯泰没有回家，他先去了《现代人》杂志所在地彼得堡，他热望与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这些支持他的文学前辈会面。但是，在经过短暂热情地交谈之后，这些文学前辈为托尔斯泰的许多观念感到困惑。首先，托尔斯泰对这些前辈遵循的一些文学传统表示不屑，不能容忍“对各种文学权威的假惺惺的或盲目的崇拜”。甚至对《现代人》杂志的文学团体崇拜莎士比亚也表达出自己的厌恶：“只有满嘴空洞漂亮词句的人才会对莎士比亚和荷马感到震惊。”
此时的托尔斯泰，不过二十七八岁，还在年少气盛的阶段。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也许与当时反叛权威的心态相关。所以，关爱他的前辈作家，十分想使他这种观点得到转变。1857年元月，远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还给托尔斯泰写信，说服他接近和理解莎士比亚：
“您去了解莎士比亚——或者说得正确一些，您去接近他，这会使我感到高兴。他（莎士比亚）像大自然，大自然有时也显出一副极其丑恶的面貌（请回想一下我们草原上10月间那种多泪的黏糊糊的日子）……不要让外表上不合情理的东西叫您反感；您要是钻进作品的内部，钻进它的核心，那您就会为这伟大灵魂的和谐以及深邃的真理而感到惊奇。”
在屠格涅夫等人的劝说下，托尔斯泰读了一点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未表示多少赞赏，就这已让前辈们感到高兴了。另一位作家甚至写信告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已经……了解《李尔王》并为莎士比亚的健康干杯……”但是，托尔斯泰没有因为这一点有限的阅读改变自己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在63岁时，开列了一份给他留下印象的作品名单，其中包括雨果、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可莎士比亚连一部也没有。由此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不满莎士比亚的态度，实在是由来已久，并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在以后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还是做了许多试图接近、理解的努力。据他自己陈述，他曾阅读过人们公认的杰作：《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麦克白》等，但是，结果与他预期获得很大审美感受的初衷相悖。这些作品使“我不仅没有体会到快感，反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
后来他还遵从他人劝告做过多种尝试，从俄译本、英文本，甚至德译本来不断进行阅读，但仍然只获得与先前感受相同的厌恶、无聊和困惑不解。为了写《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托尔斯泰以75岁的年龄，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这一次，他仍然是先前的那种感受。所以，他不再不自信地困惑了，“而是坚定无疑地确信，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和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它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二
那么，托尔斯泰为何这样说呢？他基于怎样一种艺术见解呢？在写《论莎士比亚和戏剧》这篇文章之前几年，托尔斯泰专心致志于“什么是艺术”的研究和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托尔斯泰逐渐成型了他对艺术作品的判断标准，即“任何文艺作品的优点取决于三个特征”。一是取决于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有意义，对人生越重要，作品就越优秀。二是取决于通过适合这门艺术的技巧所在达到的外在之美。“或者说，形式之美。”三是取决于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真诚的爱憎情感。
基于这三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逐条进行了比较梳理。从第一条看，“莎士比亚剧作的内容，正像从他的几个最卓越的赞美者的解释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蔑视群氓，即劳动阶级，否定任何志在改变现存制度的意图，不仅宗教方面的，也包括人文方面的意图。”
托尔斯泰认为的第二个特征是“形式之美”。而这“也是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全然阙如的，除了能安排表现情感进展的场面之外，在他那里，没有合乎情理的情势，没有登场人物的语言，主要是没有分寸感，而离开分寸感，作品也就不能成为艺术品。”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在托尔斯泰看来，也是最重要条件的——真诚，“——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认真，他在玩弄文字游戏。”
三
既然莎士比亚的作品不符合他认为的任何一条艺术要求，而且它们的倾向还是极其低下、极不道德的，为什么长久以来却获得那么大的声望呢？从自身接触莎士比亚，并同人们交谈莎士比亚作品的经验看，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发现“使我能了解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巨大声望的秘密。这种惊人的声望只有一种解释，即它来自人们过去和现在常常遇到的一种流行性蛊惑。”这就是说，大多数人不是通过认识及推理，而是通过信仰来接受这些教条的。
那么，说莎士比亚“伟大”的那些教条源自何处呢？据托尔斯泰考察，“在18世纪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但没有特殊的声望，他得到的评价还低于其他同时代的剧作家……这种声望肇始于德国，再从那儿转回英国。”那么，是谁在中间起了关键性作用呢？在托尔斯泰看来，是当时德国的艺术领袖——歌德。用托尔斯泰略带讥讽的话说：在审美问题上曾是当时舆论的独裁者。
“……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同莎士比亚的世界观相吻合，他（歌德）宣称莎士比亚为伟大的诗人。”托尔斯泰用了非常苛刻的贬抑之词，“而那些不懂艺术的美学评论家们，在卓有声望的歌德宣扬这种谎言时，就象乌鸦攫食兽尸那样，争相附和，开始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美……这些人也正是造成莎士比亚声望的始作俑者。”
令托尔斯泰特别不满意的，是这些德国评论家不注重以“明确的、符合于当时最崇高宗教观点的世界观”作为戏剧创作的动机，并在作者不自觉的状态下渗入他的作品，“于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心中没有形成符合于时代的宗教信念，甚至没有任何信念，只在自己的戏剧里堆满形形色色的事件、灾祸、插科打诨、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效果——像这样一位作家，显然就被看成最有天才的剧作家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托尔斯泰对先前几乎所有推崇莎士比亚的状况予以了最无情面的挖苦和抨击：“一系列偶然事件使得上世纪初一度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法则的独裁者的歌德赞美莎士比亚，美学评论家就随声附和，写出他们的冗长、含糊、貌似渊博的文章，欧洲的广大公众就开始激赏莎士比亚……于是，莎士比亚的声望就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一直发展成当代这种疯狂的赞扬，这种赞扬，除了受到蛊惑之外，显然是别无任何根据的。”
四
这种情况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在托尔斯泰看来，起码在艺术上，“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说成是体现了美学和伦理上完美境界的伟大的、天才作品的这种蛊惑过去和现在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害处。”
托尔斯泰进一步指出：“这种害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戏剧的堕落以及这种重要的进步手段为空虚和不道德的娱乐所取代。第二，向人们提供了效尤的坏榜样，以此直接腐蚀他们。”
具体到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在托尔斯泰看来，推崇莎士比亚已带来不良后果。这种不良后果不仅影响到一批一般的、缺少才华的作家，甚至影响到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由于确认莎士比亚戏剧是尽善尽美的杰作，并且应该像他那样写作，不仅不要任何宗教内容，而且不要道德内容，于是所有剧作家便都去模仿他，开始编写内容空洞的戏剧，如歌德、席勒、雨果和我们的普希金的戏剧，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戏剧家）的历史剧……”
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或读者呢？“假如当代每一个步入生活的青年心目中的道德上的完美典范，不是人类的宗教导师和道德导师，而首先是莎士比亚（博学之士确认他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诗人和最伟大的导师，并以此作为无可争辩的真理代代相传），那么青年人是无法不受这种有害影响的。”
“重要的是，当他接受了渗透于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不道德世界观之后，他就丧失了明辨善恶的能力。”
面对这样的不良印象，托尔斯泰认为“人们摆脱得越快越好。”否定了“专以供观众娱乐消遣为宗旨的莎士比亚及其效颦者的渺小而不道德的作品”后，在当时能够成为人生指南的“真正的宗教戏剧仍然阙如时”，人们必须“从其他源泉寻求人生学说。”
五
我们知道，阅读是一种特别个人化的行为、美学趣味和爱好，彼此相差极大。托尔斯泰以上对莎士比亚的看法，虽然与大多数评论家及读者相左，但这很难用对错来判断。托尔斯泰本人就是一位有着卓越才华和成就的艺术家，他的观点，在人们看来虽不无偏颇（譬如他将审美判断和宗教伦理思想含混而谈，因而将莎士比亚的美学风格领会为缺乏真诚的宗教观念等），但是，这些都基于他深湛的艺术造诣和他本人的创作审美实践，因此，这种独特的观点，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于后世评论家将此称为制造了“一桩公案”，也许是觉得伟人间不应有如此激烈的碰撞吧？可从实际看去，伟人间倒并非容易相互认同。这虽然并不值得我们过于夸饰其词，但伟人的名声使得我们对其特别关注，“公案”云云，也许就是我们特别瞩目的一种结果。
托尔斯泰这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写成于1903年，在这一百多年间，这篇颠覆性作品仍然有着不衰的影响。在以后所有的莎士比亚研究中，无论赞同或者反对，这篇作品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在研究中发挥着警示或拓展思路的有益作用。
在今天看来，莎士比亚仍然为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喜爱，他那包罗万象的广泛社会题材，他对人性敏锐而透澈的洞察，以及无边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给后世读者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世界。这些，并不因为托尔斯泰的猛烈抨击而稍减。那么，托尔斯泰这篇作品便没有什么价值？不！笔者在阅读《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时，感到其中对艺术作用的关注，对艺术传播等方面的分析，仍然显示着它的独到和深刻。仍然有着激发人们深入思考艺术诸方面问题的强烈作用。前数年有批评家提出一个“深刻的片面”的概念，在这里我不敢说托尔斯泰就“片面”，但作为一篇作品，它以作者深刻的见解影响启迪着后来者，又何尝不是它的价值所在？想来，没有哪一篇作品能做到方方面面的圆满（这种东西往往早早被人忘却），而激发、启迪了读者的思考，那文章的作用就真正发挥成功了。以笔者看，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正是这样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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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与莎士比亚
列夫·托尔斯泰
不管人们怎么说，无论他们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多痴迷，不管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有什么优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也不是艺术品。没有比例感的艺术家过去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就像没有节奏感就不能成为一名音乐家。你可以把莎士比亚看作随便什么人——只要不是艺术家。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他的赞美者说，“那个时代的风俗残忍而粗鄙，流行绮丽的文体，亦即一种造作的说话方式——那个时代的生活形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对莎士比亚下判语时，必须考虑到他写作的那个时代。在荷马那里，正如在莎士比亚那里一样，有很多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高度评价荷马的美。”赞美者说道。但是，若我们像格维努斯（Gervinus）那样对莎士比亚和荷马进行比较，将真正的诗和它的赝品分隔开来的无穷距离就特别生动地呈现在眼前。无论荷马与我们的相距多么遥远，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他所描绘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进入，主要是因为，不管荷马描绘的事件与我们多么疏隔，他相信他所说的并且严肃地说出他正加以描绘的东西，因此他从不夸大其辞，也从未失去分寸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说阿基琉斯、赫克托尔、普里阿摩斯、奥德修斯这些特点鲜明又栩栩如生的卓越人物，也不必说赫克托尔的告别、普里阿摩斯的出使和奥德修斯的归返等等诸多感人至深的场景，整部《伊利亚特》——《奥德赛》更是如此了——自然而然地与我们所有人密切相连，仿佛我们曾经在诸神和英雄之中生活过，而且现在仍活在他们当中。但是莎士比亚却不是这样。从他第初的几个词就可以看出夸张的迹象：夸张的事件，夸张的感情，夸张的表达。我们立马就可以明白地看出，他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他在捏造他所描绘的那些事情，对他的角色漠不关心，只是为了舞台的需要才设计出这些人，让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给公众留下印象；所以我们既不相信那些事件，也不相信那些行为或他的角色所承受的苦难。没有什么比拿莎士比亚与荷马作比较更能彰显前者审美感的完全阙如。我们称为荷马的作品的那些作品是艺术的、诗意的、独创的作品，通过它们的作者或作者们而经受住考验。
但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为一种特殊的目的而创作的，绝对不具有任何与艺术或诗共通的东西。
本篇论文选取了五种影响颇深的观点,作为西方作家与评论家对托尔斯泰评论莎士比亚的回应。随着五四时期的译介,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对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产生过巨大影响。本篇论文也整理了中国五位作家与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作为对这个文学热点话题的回应。
在整理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研究后,本篇论文提出,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宗教观和世界观的分歧导致的。在第二章中,本篇论文试图分别解剖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观,以及在不同的宗教观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观。通过具体分析托尔斯泰宗教观中的“爱”写“禁欲主义”,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爱与宽恕”,指出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在大的宗教思想方面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主张“博爱和宽恕”。他们的矛盾实质上是基督教传统中禁欲苦行文化和放纵欲望的狂欢文化的对立。
作为从研究托尔斯泰全盘否定莎士比亚这个文学公案中获得的启示,本篇论文在第三章跳出了基督教灵肉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从大乘佛教《心经》所代表的般若思想探讨了艺术的本体的外相,认为艺术本身只是色法的一种,它的本性是空性。艺术本身不会带来生命的诱惑,把人引向欲望的沉沦,最为关键的接受者的心的层次。大乘佛教对于生灭不断的色法的态度是:不即不离不执著为实有。同时,大乘佛教对待艺术的方式也不是教条主义的枯燥说理。在第三章的第二节,本篇论文提出了修持佛教中重要的艺术本尊——妙音天女应有的九种发心,并以此管窥一个艺术家应具备的心灵修养,同时对托尔斯泰部分不圆融的对待艺术与宗教的见解做出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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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斯泰看来，也是最重要条件的——真诚，“——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认真，他在玩弄文字游戏。”
本文摘自:《世界文化》杂志 2008年第7期
1903年11月，托尔斯泰写出了《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的长篇论文，全面、系统地批驳了早已为人们认可接受的莎士比亚，使其“体无完肤”。用后来评论家的说法：“制造出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那么，托尔斯泰是怎样批驳莎士比亚，他为何要批驳莎士比亚呢？
一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时间比写这篇文章要早得多。1852年，23岁的托尔斯泰写出了自己第一篇文学作品《童年》。当他不自信地隐匿姓氏寄给著名文学杂志《现代人》后，得到该刊主持人涅克拉索夫的高度赞誉。不仅如此，与《现代人》联系紧密的一批著名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也对托尔斯泰的才华由衷欣赏。这些给了托尔斯泰极大的鼓励，对他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从高加索军营离开后，托尔斯泰没有回家，他先去了《现代人》杂志所在地彼得堡，他热望与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这些支持他的文学前辈会面。但是，在经过短暂热情地交谈之后，这些文学前辈为托尔斯泰的许多观念感到困惑。首先，托尔斯泰对这些前辈遵循的一些文学传统表示不屑，不能容忍“对各种文学权威的假惺惺的或盲目的崇拜”。甚至对《现代人》杂志的文学团体崇拜莎士比亚也表达出自己的厌恶：“只有满嘴空洞漂亮词句的人才会对莎士比亚和荷马感到震惊。”
此时的托尔斯泰，不过二十七八岁，还在年少气盛的阶段。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也许与当时反叛权威的心态相关。所以，关爱他的前辈作家，十分想使他这种观点得到转变。1857年元月，远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还给托尔斯泰写信，说服他接近和理解莎士比亚：
“您去了解莎士比亚——或者说得正确一些，您去接近他，这会使我感到高兴。他（莎士比亚）像大自然，大自然有时也显出一副极其丑恶的面貌（请回想一下我们草原上10月间那种多泪的黏糊糊的日子）……不要让外表上不合情理的东西叫您反感；您要是钻进作品的内部，钻进它的核心，那您就会为这伟大灵魂的和谐以及深邃的真理而感到惊奇。”
在屠格涅夫等人的劝说下，托尔斯泰读了一点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未表示多少赞赏，就这已让前辈们感到高兴了。另一位作家甚至写信告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已经……了解《李尔王》并为莎士比亚的健康干杯……”但是，托尔斯泰没有因为这一点有限的阅读改变自己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在63岁时，开列了一份给他留下印象的作品名单，其中包括雨果、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可莎士比亚连一部也没有。由此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不满莎士比亚的态度，实在是由来已久，并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在以后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还是做了许多试图接近、理解的努力。据他自己陈述，他曾阅读过人们公认的杰作：《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麦克白》等，但是，结果与他预期获得很大审美感受的初衷相悖。这些作品使“我不仅没有体会到快感，反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
后来他还遵从他人劝告做过多种尝试，从俄译本、英文本，甚至德译本来不断进行阅读，但仍然只获得与先前感受相同的厌恶、无聊和困惑不解。为了写《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托尔斯泰以75岁的年龄，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这一次，他仍然是先前的那种感受。所以，他不再不自信地困惑了，“而是坚定无疑地确信，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和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它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二
那么，托尔斯泰为何这样说呢？他基于怎样一种艺术见解呢？在写《论莎士比亚和戏剧》这篇文章之前几年，托尔斯泰专心致志于“什么是艺术”的研究和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托尔斯泰逐渐成型了他对艺术作品的判断标准，即“任何文艺作品的优点取决于三个特征”。一是取决于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有意义，对人生越重要，作品就越优秀。二是取决于通过适合这门艺术的技巧所在达到的外在之美。“或者说，形式之美。”三是取决于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真诚的爱憎情感。
基于这三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逐条进行了比较梳理。从第一条看，“莎士比亚剧作的内容，正像从他的几个最卓越的赞美者的解释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蔑视群氓，即劳动阶级，否定任何志在改变现存制度的意图，不仅宗教方面的，也包括人文方面的意图。”
托尔斯泰认为的第二个特征是“形式之美”。而这“也是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全然阙如的，除了能安排表现情感进展的场面之外，在他那里，没有合乎情理的情势，没有登场人物的语言，主要是没有分寸感，而离开分寸感，作品也就不能成为艺术品。”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在托尔斯泰看来，也是最重要条件的——真诚，“——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认真，他在玩弄文字游戏。”
三
既然莎士比亚的作品不符合他认为的任何一条艺术要求，而且它们的倾向还是极其低下、极不道德的，为什么长久以来却获得那么大的声望呢？从自身接触莎士比亚，并同人们交谈莎士比亚作品的经验看，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发现“使我能了解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巨大声望的秘密。这种惊人的声望只有一种解释，即它来自人们过去和现在常常遇到的一种流行性蛊惑。”这就是说，大多数人不是通过认识及推理，而是通过信仰来接受这些教条的。
那么，说莎士比亚“伟大”的那些教条源自何处呢？据托尔斯泰考察，“在18世纪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但没有特殊的声望，他得到的评价还低于其他同时代的剧作家……这种声望肇始于德国，再从那儿转回英国。”那么，是谁在中间起了关键性作用呢？在托尔斯泰看来，是当时德国的艺术领袖——歌德。用托尔斯泰略带讥讽的话说：在审美问题上曾是当时舆论的独裁者。
“……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同莎士比亚的世界观相吻合，他（歌德）宣称莎士比亚为伟大的诗人。”托尔斯泰用了非常苛刻的贬抑之词，“而那些不懂艺术的美学评论家们，在卓有声望的歌德宣扬这种谎言时，就象乌鸦攫食兽尸那样，争相附和，开始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美……这些人也正是造成莎士比亚声望的始作俑者。”
令托尔斯泰特别不满意的，是这些德国评论家不注重以“明确的、符合于当时最崇高宗教观点的世界观”作为戏剧创作的动机，并在作者不自觉的状态下渗入他的作品，“于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心中没有形成符合于时代的宗教信念，甚至没有任何信念，只在自己的戏剧里堆满形形色色的事件、灾祸、插科打诨、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效果——像这样一位作家，显然就被看成最有天才的剧作家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托尔斯泰对先前几乎所有推崇莎士比亚的状况予以了最无情面的挖苦和抨击：“一系列偶然事件使得上世纪初一度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法则的独裁者的歌德赞美莎士比亚，美学评论家就随声附和，写出他们的冗长、含糊、貌似渊博的文章，欧洲的广大公众就开始激赏莎士比亚……于是，莎士比亚的声望就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一直发展成当代这种疯狂的赞扬，这种赞扬，除了受到蛊惑之外，显然是别无任何根据的。”
四
这种情况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在托尔斯泰看来，起码在艺术上，“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说成是体现了美学和伦理上完美境界的伟大的、天才作品的这种蛊惑过去和现在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害处。”
托尔斯泰进一步指出：“这种害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戏剧的堕落以及这种重要的进步手段为空虚和不道德的娱乐所取代。第二，向人们提供了效尤的坏榜样，以此直接腐蚀他们。”
具体到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在托尔斯泰看来，推崇莎士比亚已带来不良后果。这种不良后果不仅影响到一批一般的、缺少才华的作家，甚至影响到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由于确认莎士比亚戏剧是尽善尽美的杰作，并且应该像他那样写作，不仅不要任何宗教内容，而且不要道德内容，于是所有剧作家便都去模仿他，开始编写内容空洞的戏剧，如歌德、席勒、雨果和我们的普希金的戏剧，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戏剧家）的历史剧……”
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或读者呢？“假如当代每一个步入生活的青年心目中的道德上的完美典范，不是人类的宗教导师和道德导师，而首先是莎士比亚（博学之士确认他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诗人和最伟大的导师，并以此作为无可争辩的真理代代相传），那么青年人是无法不受这种有害影响的。”
“重要的是，当他接受了渗透于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不道德世界观之后，他就丧失了明辨善恶的能力。”
面对这样的不良印象，托尔斯泰认为“人们摆脱得越快越好。”否定了“专以供观众娱乐消遣为宗旨的莎士比亚及其效颦者的渺小而不道德的作品”后，在当时能够成为人生指南的“真正的宗教戏剧仍然阙如时”，人们必须“从其他源泉寻求人生学说。”
五
我们知道，阅读是一种特别个人化的行为、美学趣味和爱好，彼此相差极大。托尔斯泰以上对莎士比亚的看法，虽然与大多数评论家及读者相左，但这很难用对错来判断。托尔斯泰本人就是一位有着卓越才华和成就的艺术家，他的观点，在人们看来虽不无偏颇（譬如他将审美判断和宗教伦理思想含混而谈，因而将莎士比亚的美学风格领会为缺乏真诚的宗教观念等），但是，这些都基于他深湛的艺术造诣和他本人的创作审美实践，因此，这种独特的观点，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于后世评论家将此称为制造了“一桩公案”，也许是觉得伟人间不应有如此激烈的碰撞吧？可从实际看去，伟人间倒并非容易相互认同。这虽然并不值得我们过于夸饰其词，但伟人的名声使得我们对其特别关注，“公案”云云，也许就是我们特别瞩目的一种结果。
托尔斯泰这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写成于1903年，在这一百多年间，这篇颠覆性作品仍然有着不衰的影响。在以后所有的莎士比亚研究中，无论赞同或者反对，这篇作品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在研究中发挥着警示或拓展思路的有益作用。
在今天看来，莎士比亚仍然为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喜爱，他那包罗万象的广泛社会题材，他对人性敏锐而透澈的洞察，以及无边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给后世读者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世界。这些，并不因为托尔斯泰的猛烈抨击而稍减。那么，托尔斯泰这篇作品便没有什么价值？不！笔者在阅读《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时，感到其中对艺术作用的关注，对艺术传播等方面的分析，仍然显示着它的独到和深刻。仍然有着激发人们深入思考艺术诸方面问题的强烈作用。前数年有批评家提出一个“深刻的片面”的概念，在这里我不敢说托尔斯泰就“片面”，但作为一篇作品，它以作者深刻的见解影响启迪着后来者，又何尝不是它的价值所在？想来，没有哪一篇作品能做到方方面面的圆满（这种东西往往早早被人忘却），而激发、启迪了读者的思考，那文章的作用就真正发挥成功了。以笔者看，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正是这样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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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与莎士比亚
列夫·托尔斯泰
不管人们怎么说，无论他们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多痴迷，不管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有什么优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也不是艺术品。没有比例感的艺术家过去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就像没有节奏感就不能成为一名音乐家。你可以把莎士比亚看作随便什么人——只要不是艺术家。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他的赞美者说，“那个时代的风俗残忍而粗鄙，流行绮丽的文体，亦即一种造作的说话方式——那个时代的生活形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对莎士比亚下判语时，必须考虑到他写作的那个时代。在荷马那里，正如在莎士比亚那里一样，有很多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高度评价荷马的美。”赞美者说道。但是，若我们像格维努斯（Gervinus）那样对莎士比亚和荷马进行比较，将真正的诗和它的赝品分隔开来的无穷距离就特别生动地呈现在眼前。无论荷马与我们的相距多么遥远，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他所描绘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进入，主要是因为，不管荷马描绘的事件与我们多么疏隔，他相信他所说的并且严肃地说出他正加以描绘的东西，因此他从不夸大其辞，也从未失去分寸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说阿基琉斯、赫克托尔、普里阿摩斯、奥德修斯这些特点鲜明又栩栩如生的卓越人物，也不必说赫克托尔的告别、普里阿摩斯的出使和奥德修斯的归返等等诸多感人至深的场景，整部《伊利亚特》——《奥德赛》更是如此了——自然而然地与我们所有人密切相连，仿佛我们曾经在诸神和英雄之中生活过，而且现在仍活在他们当中。但是莎士比亚却不是这样。从他第初的几个词就可以看出夸张的迹象：夸张的事件，夸张的感情，夸张的表达。我们立马就可以明白地看出，他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他在捏造他所描绘的那些事情，对他的角色漠不关心，只是为了舞台的需要才设计出这些人，让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给公众留下印象；所以我们既不相信那些事件，也不相信那些行为或他的角色所承受的苦难。没有什么比拿莎士比亚与荷马作比较更能彰显前者审美感的完全阙如。我们称为荷马的作品的那些作品是艺术的、诗意的、独创的作品，通过它们的作者或作者们而经受住考验。
但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为一种特殊的目的而创作的，绝对不具有任何与艺术或诗共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