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兴衰记
炜炜来电说，最近准备出版一本作品集，申请加入作协，有空碰个头吗？
于是，我、炜炜和红光相约在一家咖啡吧。只见里面的人或倾诉心曲，或议论风生，然而像我们三人那样大谈文学的绝对稀罕。当红光慷慨激昂地表示追求文艺精神的决心，炜炜立场鲜明地指出创作对于培育高雅品位的意义时，我不无担心，虽说文人聚会咖啡馆是历史传统，但如今，周围客人恐怕会暗暗嘀咕：怎么那么不识时务？什么年代了？
我和炜炜、红光的亲密交流缘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不啻是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我们都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因为文学爱好走到一起。我们把这种聚会称为“文龙”，即文学沙龙，每个星期都会碰头一次。
那是个百废待兴、充满憧憬的年代，每每在周五晚上，华灯璀璨时分，我骑车到五原路的一幢公寓楼。炜炜的那间房屋只有四五平方米，但我们感到十分充实。我们（那时还有谷桦，可说是“四人帮”）讨论彼此习作，分析《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上的作品，鉴赏世界名著，还把活动内容记录在册，我是书记员。你别说，利用“组织”的名义，对各人的写作确实起到了激励和推动作用。每次碰头，不拿出自己的东西就觉得落后了。记得我们经常“叫嚣”，要用自己的文字炸开文学杂志社的大门，四人心知不那么简单，然满足于眼前的自慰而狂笑忘形。
炜炜总是讲他的新构思，并不断有新作品出手。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短篇小说《三等奖获得者》发表了，署名是：闻隆。他认为这是我们的集体创作。我们用稿费聚餐，把酒相贺。红光会拉手风琴，更擅长绘画，艺术细胞发达的他在我们的熏陶下，也拿了起笔写作。我对喜好诗歌，勉强拿出了几篇貌似小说的文稿，自己都不满意。谷桦独辟蹊径，写了几篇儿童文学，投出去石沉大海。
那些个深夜，文龙聚会后的回家路上，我激动的身心借着自行车划过长长的静谧的马路，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跃跃欲试的兴奋感，努力拼搏的竞争感交织，回家后久久不能入眠。
90年代初，红光在“出国热”中远赴澳州，中国市场经济风生水起，一发不可收，改革开放唱响了春天的故事，社会变化令人应接不暇。文龙似乎不存在了，大家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偶尔，会通过网络单线联系。
当初20来岁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此刻，倚偎在软软的咖啡座的我们看似悠闲，却不无感叹这几十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沉浮、挣扎、迷茫和奋力。
谷桦本在单位工会，后来下海从商，帮一个老板搞电器设备销售，一段时间里收入不错。后来他自立门户，不料老客户没抓牢，新客户没上门，顿时陷入困境，又偏偏查出肝癌，结果50岁时早逝。至于文学写作，早就在为生计奔波的路途上为“减轻负担”丢掉了。
炜炜在机关混了个正儿八经的处长，公务繁忙，应酬劳神。我呢，在企业的管理层搞了多年宣传工作，算个老白领。尽管我们叹息精力有限，缺少闲暇，但始终没有冷落文学，依然钟情缪斯。炜炜结合业务，写了几个剧本，并有被电视台播放。我则写了不少现代诗，被圈内认可，电台曾专题介绍。这两年红光回沪后，多年的生活积累喷薄而发，一年里写了五六个话剧本子。文龙的活动又有了由头，只是这年头见个面还真不那么容易，好几个月才有一次。
那天下午，在若隐若现的咖啡香里，我们聊着文学的意义，名著的魅力，却对当下盛行的物质至上思潮感到很是悲哀、无奈，很多人抛弃了理想，甚至丢失了灵魂。炜炜说，80年代时发表一篇作品，足以让你骄傲很久。今天，你告诉人家在刊物上发了一篇小说，人家可能当面捧你两句，内心却会可怜你：嗐，他只能做做这种无用的事情。外行人也许还会问，稿费有多少？
钱财固然重要，我们也追求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但精神生活的丰富、提升不可或缺，真正要两手硬。炜炜感叹文学让他发现了生活中的美；我感悟文学让我平衡人生意境；红光感谢文学让他有了精神家园。我们为自己的文龙而自豪。环顾咖啡吧内众男女，有的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有的矜持不语，若有所思。
于是，我、炜炜和红光相约在一家咖啡吧。只见里面的人或倾诉心曲，或议论风生，然而像我们三人那样大谈文学的绝对稀罕。当红光慷慨激昂地表示追求文艺精神的决心，炜炜立场鲜明地指出创作对于培育高雅品位的意义时，我不无担心，虽说文人聚会咖啡馆是历史传统，但如今，周围客人恐怕会暗暗嘀咕：怎么那么不识时务？什么年代了？
我和炜炜、红光的亲密交流缘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不啻是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我们都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因为文学爱好走到一起。我们把这种聚会称为“文龙”，即文学沙龙，每个星期都会碰头一次。
那是个百废待兴、充满憧憬的年代，每每在周五晚上，华灯璀璨时分，我骑车到五原路的一幢公寓楼。炜炜的那间房屋只有四五平方米，但我们感到十分充实。我们（那时还有谷桦，可说是“四人帮”）讨论彼此习作，分析《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上的作品，鉴赏世界名著，还把活动内容记录在册，我是书记员。你别说，利用“组织”的名义，对各人的写作确实起到了激励和推动作用。每次碰头，不拿出自己的东西就觉得落后了。记得我们经常“叫嚣”，要用自己的文字炸开文学杂志社的大门，四人心知不那么简单，然满足于眼前的自慰而狂笑忘形。
炜炜总是讲他的新构思，并不断有新作品出手。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短篇小说《三等奖获得者》发表了，署名是：闻隆。他认为这是我们的集体创作。我们用稿费聚餐，把酒相贺。红光会拉手风琴，更擅长绘画，艺术细胞发达的他在我们的熏陶下，也拿了起笔写作。我对喜好诗歌，勉强拿出了几篇貌似小说的文稿，自己都不满意。谷桦独辟蹊径，写了几篇儿童文学，投出去石沉大海。
那些个深夜，文龙聚会后的回家路上，我激动的身心借着自行车划过长长的静谧的马路，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跃跃欲试的兴奋感，努力拼搏的竞争感交织，回家后久久不能入眠。
90年代初，红光在“出国热”中远赴澳州，中国市场经济风生水起，一发不可收，改革开放唱响了春天的故事，社会变化令人应接不暇。文龙似乎不存在了，大家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偶尔，会通过网络单线联系。
当初20来岁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此刻，倚偎在软软的咖啡座的我们看似悠闲，却不无感叹这几十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沉浮、挣扎、迷茫和奋力。
谷桦本在单位工会，后来下海从商，帮一个老板搞电器设备销售，一段时间里收入不错。后来他自立门户，不料老客户没抓牢，新客户没上门，顿时陷入困境，又偏偏查出肝癌，结果50岁时早逝。至于文学写作，早就在为生计奔波的路途上为“减轻负担”丢掉了。
炜炜在机关混了个正儿八经的处长，公务繁忙，应酬劳神。我呢，在企业的管理层搞了多年宣传工作，算个老白领。尽管我们叹息精力有限，缺少闲暇，但始终没有冷落文学，依然钟情缪斯。炜炜结合业务，写了几个剧本，并有被电视台播放。我则写了不少现代诗，被圈内认可，电台曾专题介绍。这两年红光回沪后，多年的生活积累喷薄而发，一年里写了五六个话剧本子。文龙的活动又有了由头，只是这年头见个面还真不那么容易，好几个月才有一次。
那天下午，在若隐若现的咖啡香里，我们聊着文学的意义，名著的魅力，却对当下盛行的物质至上思潮感到很是悲哀、无奈，很多人抛弃了理想，甚至丢失了灵魂。炜炜说，80年代时发表一篇作品，足以让你骄傲很久。今天，你告诉人家在刊物上发了一篇小说，人家可能当面捧你两句，内心却会可怜你：嗐，他只能做做这种无用的事情。外行人也许还会问，稿费有多少？
钱财固然重要，我们也追求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但精神生活的丰富、提升不可或缺，真正要两手硬。炜炜感叹文学让他发现了生活中的美；我感悟文学让我平衡人生意境；红光感谢文学让他有了精神家园。我们为自己的文龙而自豪。环顾咖啡吧内众男女，有的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有的矜持不语，若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