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钟惺、谭元春的笑话
知道钟、谭二人，还是多年以前读明代文学史，提到明后期有竟陵诗派，二人为诗派代表人物。后来也略微读过二人的一些诗文，但已无多少印象。
我的一位老师曾说过，明代文人只有两个人算得上有学问，一是王世贞，另一个是杨慎。这话虽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嫌疑，但相较前代，明人学问确显空疏。钟惺、谭元春便多有笑话。今就近日读书所得，略述两则如下：
一、《诗归》
钟惺、谭元春曾编选《诗归》51卷，其中《古诗归》15卷，《唐诗归》36卷。此编选评结合，是明代诗选评点中影响较大的一部。但自明末以来，学者对此编多有指摘非议（书初刊于万历四十五年），顾炎武就是其中较激烈的一位。据史传所载，钟惺的人品是很成问题的，顾炎武又是个以名节自砺的清高之士，所以对钟惺的为人不怎么感冒。在《日知录》卷一八《钟惺》条，顾对钟的评点有如此论断：
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在同卷《勘书》条中，顾进一步举例申述：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无逸按，纪昀《四库全书总目》“诗归”提要下引顾炎武所论，另有案云：高棅《唐诗品汇》载此诗，已作摘绝，则非惺之所改，然惺因仍误本，是亦其失。）
纪昀《诗归》提要曾说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此书“乃其乡人托名”，但纪昀又说：“今观二人所作，其门径不过如是，殆彝尊曲为之词也。”
看来，钟惺的“人”与“文”都存在很大欠缺，也难怪顾炎武很生气地说：钟惺竟然被列为“文人”。
《诗归》点窜古书，肆臆评析的笑话，清人周亮工《书影》卷二也记有一出：
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囗。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峸囗”，亦阙文也，锺、谭目囗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伯敬云“读口峸口三字，竦然骨惊”。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可发一噱。
无逸按：提到的周武王《几铭》收入在《古诗归》卷一中。对于这个事例，清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是赞同周亮工，批评钟惺、谭元春。如清末学问大家叶德辉，其《书林馀话》卷下有云：
今世凡刻书，阙文处用白匡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又谓之等字。俗语谓留为等，此墨等、等字，盖谓留此以待补刻也。……古书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书》、《穆天子传》，其中多方白匡，皆阙文也。前人往往不识。《大戴礼·武王践祚》“机之铭。阙皇皇惟敬口生后口戕口”，卢辨注：“后，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后，后詈也”。“口戕口”，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此由不识□为阙文，而注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则强词尤为可笑。谭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原按：文只三□，钟、谭所见之本为“皇皇生敬□□生后”。〕钟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此真强作解人，而不顾其立说之穿凿矣。
一是认为钟惺、谭元春之说有古本可证，并非臆说。如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云：
周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诗归》评云“四口字叠出，妙语”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周元亮（亮工〕、钱尔弢（陆灿〕两先生俱辨其谬，以为四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旸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景旸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二、《水经注批点》
钟惺、谭元春和友人朱氏曾以明人朱谋玮的《水经注笺》为底本，撰有《水经注笺评》四十卷，于崇祯二年刊刻行世。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提到戴震校《水经注》，《水经注》原文有“水流松果之山”一句，钟惺等人的水经注批点本中“山”讹成“上”。于是，钟惺等人“遂连圈之，以为妙景。”戴震认为此例甚为可笑，”松果之山“本见于《山海经》。
我的一位老师曾说过，明代文人只有两个人算得上有学问，一是王世贞，另一个是杨慎。这话虽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嫌疑，但相较前代，明人学问确显空疏。钟惺、谭元春便多有笑话。今就近日读书所得，略述两则如下：
一、《诗归》
钟惺、谭元春曾编选《诗归》51卷，其中《古诗归》15卷，《唐诗归》36卷。此编选评结合，是明代诗选评点中影响较大的一部。但自明末以来，学者对此编多有指摘非议（书初刊于万历四十五年），顾炎武就是其中较激烈的一位。据史传所载，钟惺的人品是很成问题的，顾炎武又是个以名节自砺的清高之士，所以对钟惺的为人不怎么感冒。在《日知录》卷一八《钟惺》条，顾对钟的评点有如此论断：
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在同卷《勘书》条中，顾进一步举例申述：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无逸按，纪昀《四库全书总目》“诗归”提要下引顾炎武所论，另有案云：高棅《唐诗品汇》载此诗，已作摘绝，则非惺之所改，然惺因仍误本，是亦其失。）
纪昀《诗归》提要曾说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此书“乃其乡人托名”，但纪昀又说：“今观二人所作，其门径不过如是，殆彝尊曲为之词也。”
看来，钟惺的“人”与“文”都存在很大欠缺，也难怪顾炎武很生气地说：钟惺竟然被列为“文人”。
《诗归》点窜古书，肆臆评析的笑话，清人周亮工《书影》卷二也记有一出：
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囗。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峸囗”，亦阙文也，锺、谭目囗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伯敬云“读口峸口三字，竦然骨惊”。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可发一噱。
无逸按：提到的周武王《几铭》收入在《古诗归》卷一中。对于这个事例，清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是赞同周亮工，批评钟惺、谭元春。如清末学问大家叶德辉，其《书林馀话》卷下有云：
今世凡刻书，阙文处用白匡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又谓之等字。俗语谓留为等，此墨等、等字，盖谓留此以待补刻也。……古书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书》、《穆天子传》，其中多方白匡，皆阙文也。前人往往不识。《大戴礼·武王践祚》“机之铭。阙皇皇惟敬口生后口戕口”，卢辨注：“后，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后，后詈也”。“口戕口”，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此由不识□为阙文，而注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则强词尤为可笑。谭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原按：文只三□，钟、谭所见之本为“皇皇生敬□□生后”。〕钟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此真强作解人，而不顾其立说之穿凿矣。
一是认为钟惺、谭元春之说有古本可证，并非臆说。如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云：
周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诗归》评云“四口字叠出，妙语”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周元亮（亮工〕、钱尔弢（陆灿〕两先生俱辨其谬，以为四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旸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景旸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二、《水经注批点》
钟惺、谭元春和友人朱氏曾以明人朱谋玮的《水经注笺》为底本，撰有《水经注笺评》四十卷，于崇祯二年刊刻行世。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提到戴震校《水经注》，《水经注》原文有“水流松果之山”一句，钟惺等人的水经注批点本中“山”讹成“上”。于是，钟惺等人“遂连圈之，以为妙景。”戴震认为此例甚为可笑，”松果之山“本见于《山海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