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经济史上）读书笔记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是最为完整的。因而对于明代经济史的阅读分为上下两大部分。本篇主要介绍明代的财政管理和中国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前者作者是黄仁宇，后者作者是威廉•阿特维尔。下篇则重点介绍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交通通信和商业，作者分别是马丁•海德拉和蒂莫西•布鲁克。今天的阅读内容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明代经济的很大问题和其货币体制分不开的，但是对于书中将这一原因赋予过高比重的评价我并不赞同。
首先来看明代财政管理。我不同意书中所提到的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管理问题而在于征缴不足。个人认为明代的财政管理上的弊病造成了整个明代经济的动荡。具体原因如下：
1． 皇帝一人独揽政务大权，即是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和决定者，又是财政行政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就和统治者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明成祖之后，大多数明朝皇帝碌碌无为，使得帝国的财政不能有效运转；
2． 中央财政管理机制十分混乱。在明代，管理税赋收入的机构不仅仅只有户部一个，兵部和工部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和户部竞争。兵部可以向各地饲养政府马匹的民户征税，而工部则征收林产税、部分捕鱼税并且向各地征用物资。这种情况下，中央剩余资金的利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由于明太祖的财政主张是厉行节俭，因而明朝在地方上实行的是自收自支，或者说是区域内的自收自支，一个地区征收得税赋之后便作为本地方的收入自行支出，中央财政不进行拨款。这使得财政资金无法集聚，只能分散利用；
4． 明朝事实上不存在财政政策，按照“量出为入”的原则，各地征税时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一部分为田赋，一部分用作军队，还有常例等等，没有主动地去征集其余资金；
5． 田赋征收方式不定，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单位的混乱，统计的问题，税款某种程度上远未达实际可达标准。
在上述问题困扰下，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币制改革来实现增收。但问题是明朝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采矿的不足。铜和银的短缺使得铸币无法实现流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便武断地发行纸币。没有担保的纸币很快无法维持，这样格雷欣法则便在中国再次发生作用，到了明朝中期，中国普遍盛行的还是利用散银进行交易。张居正试图对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将所有的赋税全部折为银两，但是实施程度并不是完全理想的。此外，可以张居正的做法仅仅是意图实现国家财政的紧缩，以达到国库的丰裕，因而从根本上未涉及财政体制的变革。如果说原因的话，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是根本原因。明朝的集权主义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鼎盛，皇帝根本不允许大臣拥有决断权。仔细看明朝历史，凡是拥有决断权的臣子下场并不好：张居正虽然生前无事，但死后遭到贬黜；宦官魏忠贤的失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暴政和黑暗统治有关，但是也是因为触犯了帝王权威。可以说明太祖的政治恐怖从一开始就对明朝的经济动荡埋下祸患。
再看一看明代中国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作者威廉•阿特维尔认为这种关系完全是由货币关系主宰。明朝的贸易是建立在对散银的依赖基础上的。所以，白银的流入就对明朝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欧洲人的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中国的生丝、瓷器和茶叶对欧洲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欧洲白银拥有量是中西贸易的关键。在1500年之后，由于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在拉美发现了大量的银矿，这样中国开始卷入了世界经济。自明朝后期，仅从西属殖民地马尼拉一地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价值就达200-300万比索，大致相当于5.75-8.62万公斤白银。而欧洲人的贸易量也确实大增，最好的例证就是在欧洲和拉美地区丝绸织物的贬值，到了清朝初期时，丝绸织物已经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以至于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上都是用中国织物。白银流入的另一个渠道是日本。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时期，日本相当重视白银开采，尤其是在日本完成统一之后，大量银矿得以开采。据日本学者小叶恬淳教授的估计，在17世纪早期，出口中国的白银总额约有16.5万公斤，由此换来的是中国物品的大量进口，在16世纪后期到1630年初，日本的生丝进口量从每年7.5万公斤增至28万公斤，因而在1577年时乔•罗德里格斯神父写道：“……甚至农民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丝肩带”。明朝末年，由于拉美银开采量的急剧减少和欧洲政策的改变，出口中国的白银已经大为减少，明朝经济呈现衰落之势。
书中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问题是，西方学者都有一定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也就是说，试图把中国的发展强行通过世界贸易体系来解释，并且过于强调国际货币流动对于明代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到，明朝除了江浙和两广地区和世界经济有着直接联系外，广大内地和此次地理大发现根本挂不上钩。很多人试图通过明代起就已出现崛起之象的晋商和中亚、蒙古的联系来和世界贸易挂钩，但这也是很不现实的。中亚银矿的开采确实至关重要，但是比起流入中国，更多的白银此时流入了完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公国。中国身为小农经济国家所出现的明清更替和经济兴衰从根本上还是由于土地问题而非货币和贸易问题造成。
首先来看明代财政管理。我不同意书中所提到的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管理问题而在于征缴不足。个人认为明代的财政管理上的弊病造成了整个明代经济的动荡。具体原因如下：
1． 皇帝一人独揽政务大权，即是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和决定者，又是财政行政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就和统治者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明成祖之后，大多数明朝皇帝碌碌无为，使得帝国的财政不能有效运转；
2． 中央财政管理机制十分混乱。在明代，管理税赋收入的机构不仅仅只有户部一个，兵部和工部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和户部竞争。兵部可以向各地饲养政府马匹的民户征税，而工部则征收林产税、部分捕鱼税并且向各地征用物资。这种情况下，中央剩余资金的利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由于明太祖的财政主张是厉行节俭，因而明朝在地方上实行的是自收自支，或者说是区域内的自收自支，一个地区征收得税赋之后便作为本地方的收入自行支出，中央财政不进行拨款。这使得财政资金无法集聚，只能分散利用；
4． 明朝事实上不存在财政政策，按照“量出为入”的原则，各地征税时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一部分为田赋，一部分用作军队，还有常例等等，没有主动地去征集其余资金；
5． 田赋征收方式不定，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单位的混乱，统计的问题，税款某种程度上远未达实际可达标准。
在上述问题困扰下，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币制改革来实现增收。但问题是明朝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采矿的不足。铜和银的短缺使得铸币无法实现流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便武断地发行纸币。没有担保的纸币很快无法维持，这样格雷欣法则便在中国再次发生作用，到了明朝中期，中国普遍盛行的还是利用散银进行交易。张居正试图对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将所有的赋税全部折为银两，但是实施程度并不是完全理想的。此外，可以张居正的做法仅仅是意图实现国家财政的紧缩，以达到国库的丰裕，因而从根本上未涉及财政体制的变革。如果说原因的话，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是根本原因。明朝的集权主义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鼎盛，皇帝根本不允许大臣拥有决断权。仔细看明朝历史，凡是拥有决断权的臣子下场并不好：张居正虽然生前无事，但死后遭到贬黜；宦官魏忠贤的失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暴政和黑暗统治有关，但是也是因为触犯了帝王权威。可以说明太祖的政治恐怖从一开始就对明朝的经济动荡埋下祸患。
再看一看明代中国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作者威廉•阿特维尔认为这种关系完全是由货币关系主宰。明朝的贸易是建立在对散银的依赖基础上的。所以，白银的流入就对明朝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欧洲人的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中国的生丝、瓷器和茶叶对欧洲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欧洲白银拥有量是中西贸易的关键。在1500年之后，由于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在拉美发现了大量的银矿，这样中国开始卷入了世界经济。自明朝后期，仅从西属殖民地马尼拉一地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价值就达200-300万比索，大致相当于5.75-8.62万公斤白银。而欧洲人的贸易量也确实大增，最好的例证就是在欧洲和拉美地区丝绸织物的贬值，到了清朝初期时，丝绸织物已经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以至于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上都是用中国织物。白银流入的另一个渠道是日本。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时期，日本相当重视白银开采，尤其是在日本完成统一之后，大量银矿得以开采。据日本学者小叶恬淳教授的估计，在17世纪早期，出口中国的白银总额约有16.5万公斤，由此换来的是中国物品的大量进口，在16世纪后期到1630年初，日本的生丝进口量从每年7.5万公斤增至28万公斤，因而在1577年时乔•罗德里格斯神父写道：“……甚至农民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丝肩带”。明朝末年，由于拉美银开采量的急剧减少和欧洲政策的改变，出口中国的白银已经大为减少，明朝经济呈现衰落之势。
书中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问题是，西方学者都有一定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也就是说，试图把中国的发展强行通过世界贸易体系来解释，并且过于强调国际货币流动对于明代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到，明朝除了江浙和两广地区和世界经济有着直接联系外，广大内地和此次地理大发现根本挂不上钩。很多人试图通过明代起就已出现崛起之象的晋商和中亚、蒙古的联系来和世界贸易挂钩，但这也是很不现实的。中亚银矿的开采确实至关重要，但是比起流入中国，更多的白银此时流入了完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公国。中国身为小农经济国家所出现的明清更替和经济兴衰从根本上还是由于土地问题而非货币和贸易问题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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