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在市场“发现”了什么 ——钟祥财研究员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讲演
核心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派对市场机制有三次重要的“发现”。第一次是发现了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文明产物，并不是人为设计和突然形成的；第二次是发现了市场具有把分散的知识加以社会化整体运用的功能；第三次是发现了决定市场活力和效率的主体是“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这些“发现”都有助于人们思考当下的全球经济困局和国内改革难题。
“非意图的结果”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意图和目的是统一的。人们确信，好的意图会带来好的结果，恶的意图会造成恶果，意图本身来自人的内心世界，好的意图就来自于人对善的追求。但市场交换的现实表明，像增进公共利益这样好的社会结果恰恰来自于社会中个人的自利意图。
市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市场交易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经济行为。先秦时期，中国的《管子》一书对“市”作过精彩的描述：老百姓聚集起来的地方叫市，没有市，人们的生活就会匮乏；市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地方；市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有多少，但是市本身不生产财富；市可以对生产起激励作用；市是无数个人把自己的资源带来进行整合配置并获得各自利益的地方；从市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稳定或动乱。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推进，竞争性经济催生的问题日益显现，市场制度备受争议，有人抨击市场不公，有人证明市场失灵，有人主张市场与政府混合，也有人预言市场必然为计划所取代。140多年来，奥地利经济学派一直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细细寻找，苦苦思索，不时“发现”着这一体制的奥秘所在。
首次论及“非意图的结果”这一命题的是荷兰医生曼德维尔，他在《蜜蜂的寓言》中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蜂巢，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商人、律师、医生、牧师、法官，等等——都是这个蜂巢中的蜜蜂，这些蜜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施展各自的本领，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繁荣。这个说法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等著作中被转述为“无形之手”的神秘力量，在他看来，市场上忙忙碌碌的屠夫、酿酒师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意图和目的是统一的。人们确信，好的意图会带来好的结果，恶的意图会造成恶果，意图本身来自人的内心世界，好的意图就来自于人对善的追求。但市场交换的现实表明，像增进公共利益这样好的社会结果恰恰来自于社会中个人的自利意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线性因果关系的悖论，或者说实现了私利向公利的转化？这一问题正式得到重视是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作中。卡尔·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强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要对于那些从未被人充分理解的其他许多经济现象，加以扼要的阐明”。在之后写成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门格尔写道，有一些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成员达成协议或立法的结果”，如语言、宗教、法律、市场、竞争、货币，甚至国家本身，“都不能说存在过共同体有目的地创建它们的活动”，“在这里，我们碰到的是很高程度上造福于社会之福利的种种社会制度如何形成的问题，这些制度经常对于社会福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却不是共同体之社会性活动的产物”，这是“社会科学中值得讨论的，也许是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不能是‘因果性的’。对于它们的理解，必须类似于对于非意图地形成的社会制度的理解。”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有机地’形成的社会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是作为各个社会成员个人努力之非意图的后果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即它们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的产物”。
同属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后来专门指出：“市场经济不是由一个伟大的人物设计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一个乌托邦的计划然后付之实行的。个人自动自发的行为，目的只在于改善他们自己的情况。这些行为一步一步地动摇了强制的身份制度的威信。到了经济自由的优越效率再也不容怀疑的时候，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哲学开始登场，而把身份制度的意理推翻。”
对斯密和门格尔关于“非意图的结果”的发现，哈耶克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亚当·斯密已经揭示了，“当人们各自的努力不为周围同胞已知的需求和能力所左右，而是受抽象的价格信号——市场上的各种物品，就是按这种价格被需求和提供着——支配时，他才能够为‘任何人类智慧和知识都不足以掌握’的‘大社会’这个广阔的领域提供服务”。关于门格尔，哈耶克指出：“自发成长的制度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是人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人类所运用的力量是它赋予的。用亚当·斯密的表述，人在社会中‘不断促进着不属于他们意图的目标’，这句话成了让唯科学主义头脑不断产生烦恼的根源，却道出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在亚当·斯密去世百年以后，卡尔·门格尔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表述了亚当·斯密这段话的含义。”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文明产物，不是人为设计和突然形成的，它将缓慢地演变，但不会一夜之间被另一种出于善良动机或科学理论而人为制定的经济体制所替代，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对市场的第一个“发现”。
分散的知识如何得到运用
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从而顺应了现代伦理价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知识优势。
20世纪2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的争论，参加论战的米瑟斯和哈耶克属于坚定的质疑派。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是在废除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运行的，“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这种制度缺乏合理的企业经营手段和合理的经济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分母的话，经济核算就无从谈起。”这种体制的产生与人们简单化或技术化地看待经济主体的需求有关，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全社会所有的人——或最大多数的人——如何可以满足他们的最大效用。但这些经济学家不了解我们绝没有方法可以衡量各个人得到的满足状态。他们误解了基于人际幸福的比较的那些判断，“有人说，生理方面的需要，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为衡量他们的满足程度提供了一个标准”，“但是这种改革家们却不了解我们没有什么普遍有效的营养法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个想把人当作一个有目的的养育制度的材料的人，他自己就会擅揽专制的权力而把国人作为手段，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
如何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根本区别之一。在米塞斯看来，计划经济把人作为技术分析和控制对象，是把人当作其他动物一样来对待，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反之，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从而顺应了现代伦理价值。
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发展了市场能够有效利用人类知识的观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过人之处在于：“认识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整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继承古典经济学的这一传统，哈耶克发现，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在于使分散在无数个人中间的知识得到全社会共同的运用。他指出：“社会科学试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自觉行为造成了未经设计的后果，是因为可以观察到不属于任何人的设计结果的规则。假如在社会现象中除了自觉设计的秩序，未表现出任何秩序，理论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强调：“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当然，总是存在着企业管理者为了能作出正确决定应当知道却又不可能直接知道的许多事实。但是在对付这些困难——把不同的个人所掌握的一切相关信息全都传递给集中管理的权力机构，或是使个人作出决定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多地在他们中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方式中，我们只为后一项任务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市场以及让竞争决定价格，提供了一种办法，利用它，有可能向每个生产单位的管理者提供他们为使自己的计划适应该系统其他部门的信号所必需的、经过浓缩的大量信息。”
而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持续，是由于“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当然，总是存在着企业管理者为了能作出正确决定应当知道却又不可能直接知道的许多事实。但是在对付这些困难——把不同的个人所掌握的一切相关信息全都传递给集中管理的权力机构，或是使个人作出决定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多地在他们中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方式中，我们只为后一项任务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市场以及让竞争决定价格，提供了一种办法，利用它，有可能向每个生产单位的管理者提供他们为使自己的计划适应该系统其他部门的信号所必需的、经过浓缩的大量信息。”也就是说，“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永恒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
邓小平曾经说过：官僚主义的弊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办，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知识优势。
“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
市场是社会秩序自发扩展的产物，市场具有充分利用人类知识的功能，那么推进这种扩展和实现这种功能的力量何在？或者说决定市场活力和效率的行为主体是谁？古典时期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最早把市场的动力锁定在企业家身上。
市场是社会秩序自发扩展的产物，市场具有充分利用人类知识的功能，那么推进这种扩展和实现这种功能的力量何在？或者说决定市场活力和效率的行为主体是谁？
古典时期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最早把市场的动力锁定在企业家身上，他把企业家称为冒险家，因为这些人必须自己供给所需要的资金（包括依赖信用获得贷款），还需要兼有那些不可得兼的品质与技能，即判断力、坚毅、常识和专业知识等，这些条件“使冒险事业竞争者的人数受到制限。不但如此，这种事业总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尽管搞得那样的好，还有失败的机会。冒险家可能由于非自己的过失而倾家荡产，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名誉，这是限制竞争者数目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冒险家的生产力得到那样高报酬的原因。”在萨伊看来，企业家是“各种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络环节。他指挥生产业务，并是许多关系的中枢。他利用别人的知识，利用他们的愚昧，并利用生产上的任何意外利益，以取得好处”，“无论什么时候，生产努力非常成功，积起最大财产的，正是这一种生产者”。
20世纪上半期，芝加哥学派泰斗奈特认为，利润是市场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报酬。他指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在生活中只能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而人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所知如此之少而出现的，“这一点在商业领域中和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一样”。在奈特看来，市场经济从两个方面成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有效选择：首先，具有经济人本性的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使社会财富的增加成为可能，其次，竞争——而不是垄断——能使许多由于知识不够、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控制在可以互相抵消的程度，这样一增一减，就确保了市场的效率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这就是说，分散决策和规范竞争的市场可以有效地控制和分散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
这种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市场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著中又有新的进展。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科兹纳基于信息不完全或分散知识的视角，在研究中复活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提出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趋向于动态均衡，关键在于这里有着“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为了阐述这一点，科兹纳定义了“市场均衡”和“均衡的逻辑”。他写道：驱动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学习过程，主要是由市场主体的失望与发现构成的。个体可能会在开始的时候过于乐观地相信其他人愿意出偏高的价格买进其想买进的产品，或者愿意接受他们准备以偏高价格出售的产品。过度的乐观主义会产生失望情绪。冷峻的现实让人们开始认识到事实真相。随后的买卖计划趋于建立在更切实际的评估基础之上。价格于是就会趋向于市场出清的水平，从而让所有人都不至于失望。这便是市场均衡理论的内容。
另一方面，个体可能会对市场中其他人的交易意愿作出不必要的悲观估计。他们可能会认为潜在的买家只是有一点点交易意愿，从而认为他们不会购买产品，除非价格很低（他们或者认为潜在的卖家不愿意出售其产品，除非价格很高）。这种过度悲观的情绪，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可能忽视了一些通过交易原可实现互利的宝贵机遇。可以实现（或相当于带来）纯利润的这种机遇，会激励市场参与者去发现。当发现发生以后，某种给定商品（或者生产性服务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不同价格就会趋同；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会趋同；纯利润将会被挤压，直到在均衡状态时完全为零。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
科兹纳认为，这些学习过程都是自发的，而不是刻意的。该过程的驱动力并非为获取高成本知识而进行的计划，而是来自对先前错误的自发式察觉（这种觉悟来自经验）。这些过程的驱动力尤其是来自那些希望达到自己目标的个人所具有的警觉。根据科兹纳的观点，直接激发以及塑造企业家行为的是（对于未来会如何的）想象而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企业家的警觉性使其努力去注意的并且正确地想象的是（将要发生的）未来的现实，并且是这些现实带来的预期收益“开启”了企业家的警觉性。当因为企业家警觉性不足，没有对这些激励作出反应，企业家采取的行动虽然是错误的，但仍然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情况，它们可能现在对企业家的警觉性提供一种激励，使得他们的行动趋于实现社会效率。
科兹纳对“企业家发现”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典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市场机制理论，而且有着更为宽泛的解释力。科兹纳认为，发现即为创造，一个发现行为即便不是一种特意的生产行为，也能表现出人的动机和警觉，若将发现只看作是“撞大运”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未被发现的机会，或者说未被注意到的资源，在某种重大意义上是无关乎人类历史的，因此有创造性的发现也在客观上支持了“发现者即占有者”的观念，或者说赋予了市场经济中私有制度新的伦理依据。显然，这里所说的发现者不仅是指企业家，而是泛指所有的社会成员。
钟祥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
奥地利经济学派对市场机制有三次重要的“发现”。第一次是发现了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文明产物，并不是人为设计和突然形成的；第二次是发现了市场具有把分散的知识加以社会化整体运用的功能；第三次是发现了决定市场活力和效率的主体是“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这些“发现”都有助于人们思考当下的全球经济困局和国内改革难题。
“非意图的结果”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意图和目的是统一的。人们确信，好的意图会带来好的结果，恶的意图会造成恶果，意图本身来自人的内心世界，好的意图就来自于人对善的追求。但市场交换的现实表明，像增进公共利益这样好的社会结果恰恰来自于社会中个人的自利意图。
市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市场交易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经济行为。先秦时期，中国的《管子》一书对“市”作过精彩的描述：老百姓聚集起来的地方叫市，没有市，人们的生活就会匮乏；市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地方；市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有多少，但是市本身不生产财富；市可以对生产起激励作用；市是无数个人把自己的资源带来进行整合配置并获得各自利益的地方；从市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稳定或动乱。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推进，竞争性经济催生的问题日益显现，市场制度备受争议，有人抨击市场不公，有人证明市场失灵，有人主张市场与政府混合，也有人预言市场必然为计划所取代。140多年来，奥地利经济学派一直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细细寻找，苦苦思索，不时“发现”着这一体制的奥秘所在。
首次论及“非意图的结果”这一命题的是荷兰医生曼德维尔，他在《蜜蜂的寓言》中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蜂巢，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商人、律师、医生、牧师、法官，等等——都是这个蜂巢中的蜜蜂，这些蜜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施展各自的本领，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繁荣。这个说法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等著作中被转述为“无形之手”的神秘力量，在他看来，市场上忙忙碌碌的屠夫、酿酒师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意图和目的是统一的。人们确信，好的意图会带来好的结果，恶的意图会造成恶果，意图本身来自人的内心世界，好的意图就来自于人对善的追求。但市场交换的现实表明，像增进公共利益这样好的社会结果恰恰来自于社会中个人的自利意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线性因果关系的悖论，或者说实现了私利向公利的转化？这一问题正式得到重视是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作中。卡尔·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强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要对于那些从未被人充分理解的其他许多经济现象，加以扼要的阐明”。在之后写成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门格尔写道，有一些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成员达成协议或立法的结果”，如语言、宗教、法律、市场、竞争、货币，甚至国家本身，“都不能说存在过共同体有目的地创建它们的活动”，“在这里，我们碰到的是很高程度上造福于社会之福利的种种社会制度如何形成的问题，这些制度经常对于社会福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却不是共同体之社会性活动的产物”，这是“社会科学中值得讨论的，也许是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不能是‘因果性的’。对于它们的理解，必须类似于对于非意图地形成的社会制度的理解。”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有机地’形成的社会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是作为各个社会成员个人努力之非意图的后果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即它们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的产物”。
同属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后来专门指出：“市场经济不是由一个伟大的人物设计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一个乌托邦的计划然后付之实行的。个人自动自发的行为，目的只在于改善他们自己的情况。这些行为一步一步地动摇了强制的身份制度的威信。到了经济自由的优越效率再也不容怀疑的时候，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哲学开始登场，而把身份制度的意理推翻。”
对斯密和门格尔关于“非意图的结果”的发现，哈耶克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亚当·斯密已经揭示了，“当人们各自的努力不为周围同胞已知的需求和能力所左右，而是受抽象的价格信号——市场上的各种物品，就是按这种价格被需求和提供着——支配时，他才能够为‘任何人类智慧和知识都不足以掌握’的‘大社会’这个广阔的领域提供服务”。关于门格尔，哈耶克指出：“自发成长的制度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是人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人类所运用的力量是它赋予的。用亚当·斯密的表述，人在社会中‘不断促进着不属于他们意图的目标’，这句话成了让唯科学主义头脑不断产生烦恼的根源，却道出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在亚当·斯密去世百年以后，卡尔·门格尔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表述了亚当·斯密这段话的含义。”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文明产物，不是人为设计和突然形成的，它将缓慢地演变，但不会一夜之间被另一种出于善良动机或科学理论而人为制定的经济体制所替代，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对市场的第一个“发现”。
分散的知识如何得到运用
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从而顺应了现代伦理价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知识优势。
20世纪2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的争论，参加论战的米瑟斯和哈耶克属于坚定的质疑派。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是在废除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运行的，“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这种制度缺乏合理的企业经营手段和合理的经济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分母的话，经济核算就无从谈起。”这种体制的产生与人们简单化或技术化地看待经济主体的需求有关，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全社会所有的人——或最大多数的人——如何可以满足他们的最大效用。但这些经济学家不了解我们绝没有方法可以衡量各个人得到的满足状态。他们误解了基于人际幸福的比较的那些判断，“有人说，生理方面的需要，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为衡量他们的满足程度提供了一个标准”，“但是这种改革家们却不了解我们没有什么普遍有效的营养法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个想把人当作一个有目的的养育制度的材料的人，他自己就会擅揽专制的权力而把国人作为手段，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
如何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根本区别之一。在米塞斯看来，计划经济把人作为技术分析和控制对象，是把人当作其他动物一样来对待，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反之，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从而顺应了现代伦理价值。
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发展了市场能够有效利用人类知识的观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过人之处在于：“认识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整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继承古典经济学的这一传统，哈耶克发现，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在于使分散在无数个人中间的知识得到全社会共同的运用。他指出：“社会科学试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自觉行为造成了未经设计的后果，是因为可以观察到不属于任何人的设计结果的规则。假如在社会现象中除了自觉设计的秩序，未表现出任何秩序，理论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强调：“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当然，总是存在着企业管理者为了能作出正确决定应当知道却又不可能直接知道的许多事实。但是在对付这些困难——把不同的个人所掌握的一切相关信息全都传递给集中管理的权力机构，或是使个人作出决定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多地在他们中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方式中，我们只为后一项任务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市场以及让竞争决定价格，提供了一种办法，利用它，有可能向每个生产单位的管理者提供他们为使自己的计划适应该系统其他部门的信号所必需的、经过浓缩的大量信息。”
而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持续，是由于“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当然，总是存在着企业管理者为了能作出正确决定应当知道却又不可能直接知道的许多事实。但是在对付这些困难——把不同的个人所掌握的一切相关信息全都传递给集中管理的权力机构，或是使个人作出决定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多地在他们中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方式中，我们只为后一项任务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市场以及让竞争决定价格，提供了一种办法，利用它，有可能向每个生产单位的管理者提供他们为使自己的计划适应该系统其他部门的信号所必需的、经过浓缩的大量信息。”也就是说，“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永恒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
邓小平曾经说过：官僚主义的弊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办，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知识优势。
“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
市场是社会秩序自发扩展的产物，市场具有充分利用人类知识的功能，那么推进这种扩展和实现这种功能的力量何在？或者说决定市场活力和效率的行为主体是谁？古典时期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最早把市场的动力锁定在企业家身上。
市场是社会秩序自发扩展的产物，市场具有充分利用人类知识的功能，那么推进这种扩展和实现这种功能的力量何在？或者说决定市场活力和效率的行为主体是谁？
古典时期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最早把市场的动力锁定在企业家身上，他把企业家称为冒险家，因为这些人必须自己供给所需要的资金（包括依赖信用获得贷款），还需要兼有那些不可得兼的品质与技能，即判断力、坚毅、常识和专业知识等，这些条件“使冒险事业竞争者的人数受到制限。不但如此，这种事业总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尽管搞得那样的好，还有失败的机会。冒险家可能由于非自己的过失而倾家荡产，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名誉，这是限制竞争者数目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冒险家的生产力得到那样高报酬的原因。”在萨伊看来，企业家是“各种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络环节。他指挥生产业务，并是许多关系的中枢。他利用别人的知识，利用他们的愚昧，并利用生产上的任何意外利益，以取得好处”，“无论什么时候，生产努力非常成功，积起最大财产的，正是这一种生产者”。
20世纪上半期，芝加哥学派泰斗奈特认为，利润是市场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报酬。他指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在生活中只能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而人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所知如此之少而出现的，“这一点在商业领域中和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一样”。在奈特看来，市场经济从两个方面成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有效选择：首先，具有经济人本性的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使社会财富的增加成为可能，其次，竞争——而不是垄断——能使许多由于知识不够、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控制在可以互相抵消的程度，这样一增一减，就确保了市场的效率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这就是说，分散决策和规范竞争的市场可以有效地控制和分散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
这种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市场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著中又有新的进展。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科兹纳基于信息不完全或分散知识的视角，在研究中复活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提出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趋向于动态均衡，关键在于这里有着“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为了阐述这一点，科兹纳定义了“市场均衡”和“均衡的逻辑”。他写道：驱动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学习过程，主要是由市场主体的失望与发现构成的。个体可能会在开始的时候过于乐观地相信其他人愿意出偏高的价格买进其想买进的产品，或者愿意接受他们准备以偏高价格出售的产品。过度的乐观主义会产生失望情绪。冷峻的现实让人们开始认识到事实真相。随后的买卖计划趋于建立在更切实际的评估基础之上。价格于是就会趋向于市场出清的水平，从而让所有人都不至于失望。这便是市场均衡理论的内容。
另一方面，个体可能会对市场中其他人的交易意愿作出不必要的悲观估计。他们可能会认为潜在的买家只是有一点点交易意愿，从而认为他们不会购买产品，除非价格很低（他们或者认为潜在的卖家不愿意出售其产品，除非价格很高）。这种过度悲观的情绪，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可能忽视了一些通过交易原可实现互利的宝贵机遇。可以实现（或相当于带来）纯利润的这种机遇，会激励市场参与者去发现。当发现发生以后，某种给定商品（或者生产性服务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不同价格就会趋同；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会趋同；纯利润将会被挤压，直到在均衡状态时完全为零。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
科兹纳认为，这些学习过程都是自发的，而不是刻意的。该过程的驱动力并非为获取高成本知识而进行的计划，而是来自对先前错误的自发式察觉（这种觉悟来自经验）。这些过程的驱动力尤其是来自那些希望达到自己目标的个人所具有的警觉。根据科兹纳的观点，直接激发以及塑造企业家行为的是（对于未来会如何的）想象而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企业家的警觉性使其努力去注意的并且正确地想象的是（将要发生的）未来的现实，并且是这些现实带来的预期收益“开启”了企业家的警觉性。当因为企业家警觉性不足，没有对这些激励作出反应，企业家采取的行动虽然是错误的，但仍然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情况，它们可能现在对企业家的警觉性提供一种激励，使得他们的行动趋于实现社会效率。
科兹纳对“企业家发现”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典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市场机制理论，而且有着更为宽泛的解释力。科兹纳认为，发现即为创造，一个发现行为即便不是一种特意的生产行为，也能表现出人的动机和警觉，若将发现只看作是“撞大运”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未被发现的机会，或者说未被注意到的资源，在某种重大意义上是无关乎人类历史的，因此有创造性的发现也在客观上支持了“发现者即占有者”的观念，或者说赋予了市场经济中私有制度新的伦理依据。显然，这里所说的发现者不仅是指企业家，而是泛指所有的社会成员。
钟祥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