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为何实践派的学者们不能接受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
译序
在正文之前，还是先介绍下作者，George William Domhoff，生于1936年，是美国俄亥俄州人，他的学位都是心理学背景，早年在迈阿密大学跟随Calvin Hall（注解里会再次提及此人）从事研究，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任教，他退休以前获得的最高职位是心理学与社会学教授。他出版的著作主要都是关于梦的研究或者社会学方面，关于梦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三部：
http://www.amazon.com/Finding-Meaning-Dreams-Quantitative-Psychotherapy/dp/0306451727/
http://www.amazon.com/The-Scientific-Study-Dreams-Development/dp/1557989354/
http://www.amazon.com/Mystique-Dreams-Search-Utopia-Through/dp/0520060210/
目前我在读其中的《The Mystique of Dreams》，这一本书研究的话题是马来西亚中部的赛诺伊民族的释梦理论和控制梦境的实践方法。
更多关于William Domhoff，请参见：http://www2.ucsc.edu/dreams/About/bill.html。
下面的内容你可以当成是导读，因为任何一篇论文就像一句诗文，需要放在相应的上下文里它的含义才会显现出来，而这篇论文涉及到的背景非常之多，至少，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建议先读一下我在半年前翻译的另一篇文章：《释梦与神经科学》（http://www.douban.com/note/263179074/）。该文的作者Mark Solms正是这篇文章副标题中的Solms，也就是被批判的对象。
这篇文章的标题中还有一个关键词：“empirical”， 如果不做哲学上的考究的话，在现代语言里，这个词通常指的是当今西方科学的以实验观察为准的认知方法，它的英文解释为：based on, concerned with, or verifiable by observation or experience rather than theory or pure logic，它可以被翻译成“经验主义的”，“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文章的标题暗示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欠缺这种实验性精神。实际上这个话题并非这么简单，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早期心智心理学派的学者们所采用的方法被称为“内省法”（introspection），即是说他们在观察精神现象，对其进行分析来发展理论时，往往只是基于对于自身体验的观察，所以他们的研究方法只表现为哲学家式的冥想。冥想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如今的科学假说也都始于冥想，只是不同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者之后会设计实验来证实假说。弗洛伊德的很多心理学结论都是在没有实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被他确认为真理并发表出来，这是弗洛伊德遭到后人（当然，限于专业学术范畴，普罗大众只懂得抨击他的泛性论）诟病的主要原因。然而，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病理学的框架，其实也都是在临床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他的很多结论是基于对患者的观察的，可是，心灵，或者说，精神，这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其中的体验也太过于主观化与个人化，由于研究对象的这个特别之处，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对于某些话题我们都无法建立实验来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经验主义的”这个词听起来，哲学气息过于浓重，所以在这篇译文中，我暂时将“empirical”译作“实践派”。本篇译文依据的原文参见：
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2004c.html
终于等到今天！翻译这篇文章的时间跨度至少有六个星期之久，而这段时间里似乎是我健康状况最差的时候，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而且所花费的心力也远远超过上一篇。这篇文章我觉得实在很难翻译，一来是它涉及到太多的背景，所引用的实验或者文献，都需要去做一番考证才能理解原文含义，而且实际上我并不欣赏William Domhoff的行文风格，有一点晦涩，可能也是由于我的英文水平太有限。总之这篇文章有些地方我觉得能完全理解已经不易，而如果要翻译成中文简直不可能，因为两种语言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所以这次的翻译，我很多时候没有遵从字字对照，而且由于健康的原因，我也应该有很多疏漏。不过我仍然坚持翻译这篇文章，这是因为它也是对于梦研究的综述性回顾，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与Solms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声音；如果真的想要探究真理的话，保持开阔的视野很重要。文中有很多对于弗洛伊德的著作的引用，刚刚好这几部我都有读过，所以我尽我所能从中文版里找到了相对应的位置，这些都写在了注释里。最后，文章提到了Foulkes等人所倾向的认知论，William Domhoff有一篇文章是在介绍这种梦理论，这是我接下来打算要翻译的一篇。
为何实践派的学者们不能接受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对Solms的历史性误解的批判
文：G. William Domhoff
译：Zhang Lingzhang
1997年，Mark Solms在一项神经心理学研究项目中对梦的研究领域做了很突出的贡献，他走访了361位脑部受到不同创伤的患者，对于每个患者，他都会询问自他们受伤以来有没有发现在做梦方面有何变化，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大脑扫描和各项心理测试，最后再将他们的回答与这些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通过这种方法，他得以寻找出究竟大脑的哪些部分与做梦有关联，而哪些部分一定与之没有关联。之后不久，他又为他在这一项研究中所得出的关键结论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次他是通过翻查40年代至50年代的一些旧病例，在这些案例中，患者由于遭受精神疾病之苦而实施了额叶切除手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丧失了做梦的能力。看来很有可能这些病患的大脑中因手术而遭到损坏的某个部分就是使人会做梦的器官，Solms发现这个部分正是额叶腹内侧表面下的白质（也被称作前额边缘白质）[1]。
Solms的发现揭示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梦功能的神经网络”，而且这一发现也获得了另外一项研究的支持，人们利用PET技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2]对REM睡眠期和非REM睡眠期的正常成年人进行扫描，结果发现REM的起伏交替周期正如Solms在临床解剖学中所发现的那样。Solms的研究与脑成像技术的结合，引起了实践派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并导致了对“激活-合成论”（activation-synthesis theory）的修正，激活-合成论可以算是神经心理学史上解释梦成因的首个理论，由Hobson于1975年提出[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Solms，幸亏有他的研究工作，我们才终于能够从神经网络的角度去探究梦，并将其与睡眠实验室里的个体发展研究[4]和对于梦象的系统化研究融合起来。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完全立足于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竟被Solms用来支持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并且，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在进行着梦的实验性研究，其中既包括在实验室内进行的，也包括在实验室以外进行的，这些研究对佛洛依德的所有理论都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而Solms对它们却不屑一顾。在声援弗洛伊德的过程中，Solms以一种维护弗洛伊德的姿态重新诠释了梦的实践研究的历史，尤其是最具有争议性的非REM睡眠那一段。他竟然还指责过往的学者们没有足够重视在实验中搜集到的梦境内容，可是他自己却又犯着同样的错误，他甚至完全无视Foulkes的一项其结论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方方面面都相抵触的研究。
本文的意图分为两部分。首先我将讨论下Solms眼中的极具争议的REM与非REM睡眠的研究历史，他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一回顾将会有助于各位读者理解为何Solms会声援弗洛伊德的梦理论。而那之后，我会简要总结下以实践方法对梦进行的研究与发现，进而解释为何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不可靠的。
Solms眼中的历史
Solms始终志在开创一个全新的被他称之为神经-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他与Oliver Turnbull合作出版过一本著作，Oliver不仅是他在研究工作上的合作者，同时也身兼他所创立的神经-精神分析社区的秘书一职[5]。在该书中，两人试图将神经科学内诸分支领域的研究与精神分析学说整合到一起，其中他们花了一个章节来介绍Solms眼中的梦的实践研究史。因为Turnbull主要研究的方向是视觉空间认知障碍、偏侧性以及觉醒紊乱[6]，所以关于梦的章节便由Solms主笔。
在Solms与Turnbull看来，致使人们错误地排斥弗洛伊德的主要原因是对REM睡眠的发现，因为这一发现令早期的学者们认定REM睡眠中伴随发生的做梦现象是一种完全没有心智参与的生理活动。结果他们就这样轻率地接纳了激活-合成论，这种理论认为，梦是由从脑桥的被盖区域发出的随机信号引起的。据该理论原本的解释，梦境产生于前脑对于这些信号的处理，它只不过是“对从来自脑干的杂乱信号努力行使着注定徒劳无功的解释而已。”所以梦从心理层面来讲是不存在任何成因的，同时也无所谓意义可言，因此弗洛伊德所加诸于梦的一切重要性便都成了空穴来风。
Solms与Turnbull继续指出，这个理论的出现旋即引起了美国精神病理学协会在1976年的年会上进行的一场关于弗氏梦理论的论战。虽然当时这个协会的“大多数成员仍然对精神分析抱有一丝同情”，但是与会者们之后进行的一次公投的结果却是“反对弗氏理论的呼声压倒性地获得胜利，这同时也宣告了人们将不再能够用以科学自居的口吻来讨论弗洛伊德提出的梦理论。”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1976年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之后，历史潮流决然地调转了方向”。
于是在Solms与Turnbull所谓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在当时都理所当然地将进入REM睡眠状态与做梦现象等同起来，这其中只有Foulkes与众不同，他在1962年的研究显示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从非REM睡眠中被唤醒之后所描述的梦境，是同REM的情况下极为相似的。Solms与Turnbull的解释是：由于多数学者在其研究中都忽视“对于梦境的主观性描述”这一数据，才导致了Foulkes的研究遭到冷遇。在他们看来，正是Solms于1997年结束了这种事态，因为在那一年，他发表了他在1985年至1990年之间所进行的临床解剖研究的成果[7]。一方面他寻找到了脑桥区域完整但却不再做梦的案例，同时另一方面则是脑桥区域虽然受损但却仍然会做梦的案例，于是Solms宣布他已经成功证实了前脑在产生梦境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发现才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Foulkes以及其他人对于非REM睡梦的研究。以Solms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工作重新确立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可靠性。如果没有跳出“梦境是产生自脑桥”这一狭隘想法的囿限，人们可能仍会认为“梦并非是心理活动，并且是无意义的”。不管怎样，Solms认为由于他的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们对于多巴胺系统（dopaminergic system）[8]的研究，现在弗洛伊德的梦理论终于得以沉冤昭雪，他的很多结论被证实是与现今的研究发现相一致的。
然而，故事的上述版本——正如下面读者即将看到的——是严重偏离事实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早期，确实多数学者都一致相信生动的梦境应该主要是发生在REM睡眠，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却也并不同意正常成人的梦是一种没有心智参与的生理活动，实践派的学者们从未有认可过这个观点。实际上，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人在其研究中，都曾受益于弗洛伊德的启发，这其中包括梦研究领域的一位极为重要的先驱——William C. Dement，他在博士后期间与精神分析家Charles Fisher一同研究梦这一课题。Dement后来曾写道，他之所以去读医学院，就是因为他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他曾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对《释梦》百读不厌。
不仅如此，学者们也向来一直慎重对待Foulkes等人对非REM睡梦的研究。实际上早在激活-合成论被提出以前，在六十年代晚期的时候，几乎大多数人就都已放弃REM睡眠即做梦这一观点。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当激活-合成论被首次提出的时候，即便有也只是极为有限的几个学者接受了这个理论。因此，像Solms那样将弗氏理论的没落归咎于这个理论的出现是极大的谬误。而Solms本人，他不但没有引起过人们对Foulkes的研究的关注，恰恰相反，他自己完全不考虑这些实践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Foulkes以及其他学者所青睐的“认知论”从未被他考虑过。
真实的历史：REM睡梦和非REM睡梦的论战
与Solms的淡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当1962年Foulkes发表他的研究结果的时候，在学术界内立即引起了一场热议，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更早以前的一项研究的结论是正确的，那是1959年，在布鲁克林的Downstate医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所进行的关于非REM睡梦的研究。另外Kamiya在1961年所进行的一项更广泛的研究也指向同样的结论。实际上，这场论战始于Allan Rechtschaffen的两项研究，他是对梦进行实践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当Foulkes回顾从1953年到1993年这四十个年头里梦的研究史时，他半开玩笑地说，以Rechtschaffen的身高加上他在实验室里的发现，“即便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也总会以大获全胜告终。”可是出于若干原因，人们对于这些发现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抵触。一方面来说，将REM睡眠与做梦等价起来的这种观点更加容易获得来自政府的财政支助，因为政界的态度是希望长久以来哲学家们与精神病理学家们所持的观点能够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科学依据，这种观点甚至早于弗洛伊德时期，即认为梦与精神病两者背后有着共同的机制。另外还存有一种期望，就是寄希望于将梦直接而简单地归结为REM睡眠的理论可以为解开身心交感的问题提供一个契机。不过奇怪的是，那些固执地坚持做梦即是REM睡眠的学者往往是被弗洛伊德启发过的人，他们反而竟与Solms分道扬镳了。
这种抵触情绪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当时，这三个因素不管是对于这整个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还是对于弗氏理论的生死存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当时人们坚信在REM睡眠中，眼球的转动一定与梦者所梦见的内容有某种联系，这一关联表示，我们极有可能能够仅仅通过梦者在睡眠时的外在行为来直接推断出其梦见的内容。虽然目前已发表的相关研究大多都是基于个人的私下经历并且抽样极为有限，但是这些发现仍然被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来自这个领域的开拓者Dement，而且在另一项关于生理指标变化与梦象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这个结论也是受到支持的。
第二，在那些被剥夺了睡眠的受试者身上，确实存在着“REM反弹”（REM rebound）现象[9]，这似乎表示着在生理上确实存在着对梦的需要，而且也正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谋而合。第三，有初步的证据显示REM睡眠中阴茎的勃起与恢复确实跟梦象有关。在C. Fisher的一项研究中，有8名受试者被唤醒时所描述的梦，都出现有攻击性的意象或者画面，比如被狗咬，或者蛇和狮子等，Fisher仅仅凭借这些信息便推测他们在被唤醒时阴茎应该是松弛状态，而其中7个人确实如此，他只误判了1个。在另外一次实验中，有6个受试者在醒来后都讲述了带有情色内容的梦，Fisher据此判断他们在被唤醒时阴茎应该是勃起状态，这次他也只误判了1个[10]。由此看来，似乎弗洛伊德指出的在梦中无处不在的性象征是可以被加以研究的。
但是，这些殷切的期望最终全都落空了，没有一个禁得起实践的考证。实际上，所有围绕着眼球运动这一现象的观点，都因为其假设的前提条件难以通过实验方法精确再现而无法进行研究。后来人们又发现眼球运动实际上是非常单调的，并且通常不同于清醒状态时的运动。对于失眠的情况，也同样无法用实验来模拟。就像Vogel总结的那样，“REM睡眠的丧失并非就意味着做梦能力的丧失，并且它不管是对神经症患者，忧郁症患者还是对正常人来说都看不出有什么负面影响。”而且，到最后，也没有一项研究能切实地证明阴茎的勃起必然与梦见的内容有关；实际上，有时候在进入REM睡眠之前的非REM睡眠中，也会出现勃起现象。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学者们通过两个不同方面的求证达到了共识，一方面是早先建立的，在REM睡眠中生理状态与梦象之间的关联假说彻底瓦解掉了，另外一方面则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在REM状态以外的睡眠中，人也会做梦。这样一来，即便是那些固执地坚持REM睡眠即是做梦的人，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一观点的错误已经不可辩驳。所以，至少在七十年代早期，就已经没有几个研究者还相信做梦只发生在REM睡眠中。
至此，这个问题离盖棺定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而这最后的一步，就是由Herman、Ellman和 Roffwarg进行的一项实验，这一项研究同时也请到了社会心理学家Robert Rosenthal鼎力相助，此人在设计与评估“期望偏差”方面是一位行家。在Herman精心设计的这个实验里，首先有两名实验室助理担当“观察者”[11]的角色，然后还有四组受试者，每组分别有十个人。这项实验里最关键的，同时也是与以往的类似实验不同的是，其中某些参与者相信他们自己服用了能够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的服用这种药物。
在第一组中，观察者和受试者都以为受试者们服用了这种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在第二组中，观察者以为受试者们服用了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但是受试者们则以为他们服用的只是一种用来降低皮表电阻以增强EEG记录的药物。在第三组中，观察者以为受试者们服用的是无效对照剂，然而受试者们以为自己服用的是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至于第四组，观察者以为受试者们服用的是无效对照剂，然而受试者们以为自己服用的是用来降低皮表电阻的药物。
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不论观察者还是受试者本人，任何一方对梦的预期增加的话，都会导致在非REM期对梦的记忆增加。不过，第四组的增加不能归因于这种预期。这个结论显然支持着在非REM状态中也会做很多梦的看法，并且这期间的梦与REM睡眠中的梦境没有太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了这场论战所作的结语并非与Solms立场一致，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仅凭一项生理指标就能够判定一个睡着的人正处于生动的梦境之中，也不可能将做梦仅仅确定在某一个孤立单一的睡眠状态中。自这个观点以后，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梦境的长短是否与REM周期有关。
基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几乎没有几个实践派的学者如Solms所描述的那样，倾向于接受Hobson和McCarley的狭隘偏激的论调。反倒是那些研究梦的领域以外的自然科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们发觉这篇文章的论点很有趣，这主要是因为精神分析疗法在临床实践中的节节挫败，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以后通过药物治疗精神分裂和抑郁症获得显著疗效以后。这个想法对于探讨意识的哲学家们来说显得极具吸引力，比如Churchland和Flanagan，这两人扩大了这个理论的实际影响。于是这个观点便作为与弗洛伊德相悖的理论被写进了教科书，再之后又因为其对传统的弗氏理论提出挑战而被出版商们注意到并获得了市场[12]。
所以实际的情况是，激活-合成论在社会上引起的是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梦学的领域以内，它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当这个新理论问世时，大家都很惊讶于Hobson和McCarley的文章对其他人的研究竟然完全不闻不问。既然Solms认为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新理论，那么看来他实际上误解了这段历史，其实这个理论不管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还是对于实践派的学者来说，都是一样的背道而驰。
事实上，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谬误之处的第一人是Vogel，他从三个方面的证据出发，详细总结了为何这个观点行不通。Vogel是一名精神病理学家和梦学研究者，在Rechtschaffen的影响下他逐渐放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Vogel曾特别鸣谢Rechtschaffen在他完成其论述期间给予的帮助。首先，当人在进入REM睡眠中时，某些生理状态是呈周期性地变化着的，这些状态包括诸如：眼球的剧烈转动，肌肉的活跃，或者θ波的释放。而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倾向于认为，梦的某些奇特之处或许就与这些生理参数进入到某个特定的相位有关，于是大家不断尝试着在实验室里把进入REM睡眠的受试者叫醒，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找两者之间背后的联系，但是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来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其次，Vogel指出，有证据显示，前脑确实参与了REM的产生，近几年来这个结论一再被证实是正确的。最后，Vogel也注意到了发生在REM睡眠状态以外的梦，尤其是在刚刚进入睡眠状态时的那种非常接近梦的精神活动，这个时候REM绝对还没有开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激活-合成论的支持者们曾修改他们的理论来使其能够与这些其他的发现相兼容，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方向的研究尚存有希望。
Vogel的主张是，令大脑皮层活跃从而产生梦境的刺激源应该是多重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只有一个单独的起因。所以说，梦形成于多重因素的刺激这个观点并不是由Solms独家提出的，他只不过是搜集并整理出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而已。
综上所述，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何会遭到遗弃，Solms所给出的说法没有可能是正确的。若要理解为何弗洛伊德的理论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有必要简要回顾下那些结论与之相反的实践性研究。不过Solms从未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提及过这些研究，在他的书里，他只会正面地谈论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梦理论的各种反面证据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有两个核心的观点，一是梦是经过伪装的对于愿望的满足，另一个是，梦行使着保护睡眠不被打扰的功能，因为在睡眠状态下我们的躯体仍然会收到偶尔的刺激，比如性冲动或者饥饿感。这些愿望被一种弗洛伊德称为“梦工作”的心理机制改装以致面目全非，Solms称之为稽查作用。正是因为梦工作的存在才使得大多数成人的梦变得荒诞不经，所以需要借助于梦者对于梦象中各种元素的自由联想才能够完全理解梦的含义。正如本小节的其余部分将要总结的，目前，各种有力的证据都显示着上述的观点是错误的。
梦的生理功能
梦究竟有何生理功能，关于这一话题，实验研究的结果从不同方面对弗洛伊德的结论提出了质疑。首先，弗洛伊德认为，梦“就像一场烟花表演一样，要经过数小时的准备，然而绽放就只在一瞬间”[13]。但是事实上，梦境所持续的时间、发生的频繁度乃至规律性，都远胜于弗洛伊德所想像的，可见梦并非只是对于间或生理刺激的短促反应。其次，Foulkes在其研究中，意外地发现儿童在八九岁之前是不常做梦的，他们也并不会在睡眠中发出任何声音。Foulkes曾进行过两次研究，第一个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梦的持续时间，另一个则是关于一些重复经历的典型的梦。这两次的实验总共涉及到数百个受试者，从实验结果来看，中等长度的梦只占20%，而且其实这些梦已经极为短暂。此外，在这两次研究中也发现有两名视觉空间辨识能力较差的男孩较少做梦，他们的年龄在11岁至15岁之间。所以，儿童的梦相对成人较少，这究竟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不太记得做过的梦，加上他们的语言能力有效，尚不足以描述梦境，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很少做梦，这个问题暂时还很难回答。但至少现阶段我们不应武断地下结论说儿童也和成年人一样常做梦。
Solms本人的研究就已经推翻了一些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发现有些人虽然不再做梦，可是他们的睡眠依然是正常的。Solms与Turnbull声称他们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不做梦的人相对于正常人而言，更容易遇到失眠的问题。于是两人声称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会对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他们所搜集到的数据是达到了这个领域在统计学上所要求的概率的。但是，真实的统计数据是，不做梦的人群里，只有49%的人有失眠的问题，相比之下，正常做梦的人群里，也有32%的人也有失眠的问题。不做梦但却睡眠正常的人有如此高的比率，这足以推翻弗洛伊德的梦在保护睡眠的观点。
Solms与Turnbull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急需通过实验来进一步验证，而不是仅仅凭借问卷调查，他们说将会尽快进行这一项“关键的实验”。但是其实这类实验早就已经进行过，Solms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有所提及。这项实验由一组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完成，他们对13名额叶被切除了的精神病患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研究，在夜间，他们将受试者从REM睡眠中唤醒，并询问他们是否在做梦。在第一晚，只有10%的人报告说在做梦，其中还包括感觉到自己在做梦但却回想不起任何内容的情况。到了第二晚，这个比率只有6%。总的来讲，在这13个人中，有9个受试者在两晚完全没有做过梦。另外四个人中，有两个人在一两次唤醒后觉得自己在做梦，但却记不得梦的内容，还有两个人则是记得梦的内容。这个数字远远低于那些没有被切除额叶的精神病患者。该研究小组后来又对切除额叶的患者进行了另一个实验，在试验中他们给受试者服用了利血平[14]，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可见这种药物并没有令他们对梦的印象有所增强。
我在此的目的主要是想指出，在目前的各种研究中，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表明不做梦的人会有失眠或者睡眠紊乱的问题。事实上，研究者们曾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早晨醒来后直接询问精神病患者们睡的如何，然而在其中切除了额叶和没有切除额叶的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处，他们都只是回答睡的还得可以。而且，与额叶没有被切除的患者相比，那些额叶被切除的患者同样会进入REM睡眠，并且在这方面两者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实际上额叶被切除的受试者在进入REM睡眠后仍需要被测试者叫醒，这件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对弗氏理论的反证。所以Solms根本无法使用这些病例作为证据来支撑梦在保护睡眠的观点。
不过，由于额叶被切除的病人的多巴胺系统遭到了破坏，而Solms发现这个组织对于梦的产生非常重要，所以为了维护梦在保护睡眠的理论，Solms或许会辩解说这个系统的破坏导致了更为深层的某些机制的改变，从而梦的功能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他还是要面对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顶叶受到损伤的人也不再做梦了。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更进一步地讲，对那些额叶完好无损的案例，他不能够一边说这些病人不再做梦，一边又说梦在保护他们的睡眠。
除此以外，也有证据显示，有一些成年人也不做梦。在一项持续了三个夜晚的研究中，有13个受试者参与，其中有几个人在数次被从REM睡眠唤醒的时候都没有在做梦（这次实验结果的确切数字并未被公布）。在上文提到的Foulkes的两项研究中，他发现不做梦的人通常表现出较差的空间辨识能力，他甚至发现一个人的空间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预测这个人是否会做梦。在更为近期的一项研究里，Pagel对16个不做梦的受试者进行了测试，他们每个人都在实验室睡了一晚，并且被叫醒一到两次，在总共36次（从REM睡眠）唤醒中，他们都没有做梦。Pagel同时也对另外12个很少做梦的人进行了测试，其中只有3个人在实验过程中有做梦。对这两组人的睡眠监测数据没有显示什么不同，另外，在人口普查学以及临床表现方面他们也都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基于上述种种实证，弗洛伊德提出的梦在保护睡眠的观点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冲击。一方面梦比他想象的要更持久更具有规律性，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如此。另一方面，有一些人虽然不做梦，但是睡眠完全正常，这其中包括有儿童、Solms的一些患者、额叶切除者还有至少一小部分正常的成年人。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认知派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激活-合成论的看法，就是目前无法证实梦有什么生理功能可言。
愿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梦都是一个愿望的表达[15]。因为成年人的梦都经过了伪装，所以他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里，选择了他自己的孩子的梦来展开论述。他说儿童的梦最容易理解，对证实他的理论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16]。他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他的19个月大的女儿安娜的一个梦，她在梦中喊道：“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煎蛋，布丁”[17]。这个梦的前一天她由于胃部不适而一整天都没有进食。然而Foulkes的研究则显示出，五岁以下的儿童的梦都很索然寡味，并且只会以静止的画面呈现，在他搜集到的几个梦例里，都看不出有愿望满足的迹象。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人在睡眠中会有较为频繁的轻度苏醒，梦呓通常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现在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仍然会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会说，如果Foulkes想要根据他在实验中记录到的梦例来推论说梦并非都是愿望的满足，那么，至少也应该是在他搜集到了关于这些梦的自由联想的前提下来做此定论。但有趣的是，弗洛伊德自己并不认为这种自由联想是必要的。这样一来，不管怎么说，证明这个问题的重任都显然落在了弗洛伊德主义者们身上。不过至少他们不能再将梦呓作为其论据了。上面那个着名的安娜•弗洛伊德的例子或许并不是梦，只是弗洛伊德无意中听到的叫声而已。
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最严峻挑战的，是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人经常做的恶梦，弗洛伊德并未在《释梦》里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在其核心观点上作了一些退让，因为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他面前，他注意到在参加一战后患上“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中，有些人经常做这样的恶梦，这类梦“不可能将其归类到愿望满足的梦里，同样，那些创伤神经症患者在分析治疗中作的梦和一些回忆起童年创伤的梦也无法用愿望满足来解释[18]。”这种退让等同于承认并非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不过他认为这些梦属于例外情况，这些例外并没有违反他的理论[19]。他反倒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恶梦不与他的理论相悖，因为他们由更深一层的心理机制控制而产生，一种“超越快乐原则”的机制。他对他的理论唯一的修正是，梦象只是对于所要满足的愿望进行的一种伪装的尝试[20] (言下之意，这种尝试可能会失败，即梦没有被伪装-译者)。他说潜意识的固着应该是阻碍梦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力量[21]。
但是，这样的修正仍然差强人意。不断的研究证明，这种创伤的梦不是可以这样简单地被归属为例外的。被这种恶梦困扰的人群远远多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所料想的，并且也更为持久。他们通常是自然灾难、交通事故、强奸或抢劫案的受害者。在参加过越南战争的军人中，有15%到20%的人遭受这种梦，而且不仅限于那些上过前线战场的士兵。所以创伤的梦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弗氏理论的一个特例，应该说，愿望满足的梦仅仅是一部分梦而已，并非所有的梦都是如此。
弗洛伊德一开始便预料到，焦虑的梦和惩罚的梦都会被用来反诘他的理论。然而他说焦虑的梦令梦者最终醒来，这可以解释为稽查作用所行驶的伪装梦的功能未能完全成功，结果就导致了梦的内容无法被接受。至于惩罚的梦，他说那是因为这种梦背后的意愿是来自人格中自我审判的那部分。所以“即便将梦划分成愿望满足的梦，焦虑的梦和惩罚的梦，我们也仍然无须对之前关于梦的理论做任何修正。[22]”如果将这几个观放在点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来通盘考量，它们似乎很能自圆其说，所以之后人们便也无法再拿焦虑和惩罚的梦作为反例来诘难他。不过，我们仍然有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就是上面提到的创伤性的梦。面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无法再继续为他的理论辩护了。而且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个说法也解释不了儿童的平淡无奇的和诉诸于静止画面的梦。因此，至少这两种梦都可以作为反例有效地证明梦并非总是愿望的满足。
梦究竟是对欲念的伪装还是仅仅是一种直白的表达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认为在成年人的梦背后掩藏着的欲念之所以不易被发现，是因为它被梦工作改装过。然而，数千个实验记录显示，梦象通常是直白明了的。早在1968年，一个研究小组总结了58个成人的635个梦记录，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如下：
实验室中观察到的梦大部分都表现出情节连贯，条理清晰，涉及到的内容一般都是日
常琐事和 梦者所关注的事情。90%的情景都与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无异……梦的纪实
性与贴近现实感这两点都与前人通过内省法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
Rechtschaffen之后的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Foulkes总结道，梦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情有可源的模拟再现，通常是关于俗世生活的各种琐屑的问题。它们是虚构性的，但通常不会有现实中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这种连惯性也表现在梦中的情感，而这个发现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悖。在弗洛伊德看来，梦中情感通常与梦象并不吻合，这是因为梦象经过梦工作改装过而情感则不会[23]。但是，Foulkes的一个实验证实梦中的情感与内容是极为相称和一致的。
另外——尽管这个结论与Domhoff和Kamiya的主张相反——受试者们在自己家中记录下的梦也并未表现出与在实验室搜集到的梦有什么不同。1966年，Hall在一项研究中重新比较了8个年轻成人在实验室里报告的272个梦例和他们在家中记录的120个梦例，最后他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且，其他地方进行的实验证明，即使这两种梦的梦象在统计学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的效应值也很小；不过，家中记录的梦往往有很多攻击性事件，这个情况则属例外。[24]。
这些相似之处使得一些新近的研究变得愈发重要，这些研究显示：在实验中所搜集到的梦通常很接近白日梦，并且也很符合梦者的性格测试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提出的关于梦工作的机制出发，则绝对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Fisher与Greenberg最终在其发表的两篇文章中总结了所有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悖的这类研究的结果。另外，对于采用霍尔与范氏编码系统[25]对梦进行的量化研究显示，在搜集到一定量的梦之后，可以透过对这些梦的分析来推测出梦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日常所思所想以及他热切盼望的事情等等。这一切事实加起来足以证明，梦更多地是在直白地表达，而非伪装或粉饰。1992年，Greenberg在一项精神分析研究中仔细比较了两个病人在实验室里做的梦和他们在治疗期间的谈话内容，从这项研究中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由于梦工作所进行的伪装，想要揭示梦的隐意必须借助自由联想，然而两项研究则显示出，当评估者试图根据一个人的梦来评估他的性格特征的时候，即使在获得自由联想的情况下，效果也没有得到任何提升。在其中第一个研究中，12名男性和12名女性大学生记录下他们的数周内的十个梦，然后他们在一个模拟精神分析治疗室的环境内写下由梦中元素引起的各种联想，之后再由人格分析师用一个基于弗氏理论的评级标准来对他们的人格进行归类，分析师在参考或未参考自由联想的情况下都得到相同的结果。至于第二个研究，参与者是一名男性和两名女性精神病患者，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在治疗期间做的梦，和关于这些梦的自由联想再加上患者的字迹来判断他们性格中的主要矛盾，当参考了自由联想之后，分析师们还是没有对结论作任何修正。
在此我必须强调，Fisher与Greenberg在他们的研究中始终都未能从临床实践以外找到能够证实梦工作确实存在的依据。即便真的有这样的机制存在，它应该也并非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那样“由梦所独有，并且迥异于清醒时的思想，即使是梦形成的精神功能之最低级者亦然”。[26]相反，它们更近似于与写作时的虚构性思维，就像那些创作出隐喻，比喻，通感和讽刺时的思想。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个观点。
简而言之，大量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出梦并非那麽隐晦和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不得不质疑所谓的梦工作与稽查作用到底存在与否。就目前来看，梦象一般都是合乎逻辑并且也不难理解，而且，确实就如俗话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认为梦总是怪诞的，这主要是因为梦中场景的突然变换，不过这个现象并没有被归结为梦工作的结果。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始终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梦象，在这些尚未得到解释的内容中，有些可能是虚构性的想像，不过大部分应该只是些无意义的填充物，它们或许是由梦情节的奇特组织方式所导致的。不论无意义的内容究竟还有多少，重点是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系统化的实践研究来解答，而且，这个重任落在了那些坚信梦有意义的研究者身上。
为了令自己不至于丧失公信力，Solms并没有以他的研究去维护稽查作用这个概念。人们注意到在REM睡眠中，前额皮层相对来说并不活跃，于是Solms意识到在稽查作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或许是错的，梦的怪诞与非逻辑性等特点或许仅仅是由于它的回归本质所导致的。所以Solms认为我们可以抛弃稽查作用这个概念。他最后总结说：眼下，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个方面，我们只能依赖于纯心理学方法来探究其有效性了。然而，Solms对本文所引述的多数研究都一概不闻不问，而且这些研究都倾向于提出与他的主张相反的观点。从以上的背景回顾来看，弗洛伊德对于梦工作的一系列观点已经过时了。
总结
本文意在批判Solms对于历史的曲解，以及他的捍卫弗洛伊德主义的出发点。本文已经指出，Solms没能客观公正地对待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所有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的部分都已经被推翻。而在Solms的视野里，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就只有激活-合成论，二者必居其一。他完全忽视了那些凝聚了40年来的探索经验的研究。他本可以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梦成因的理论，可是他完全放弃了这种机会，至少他应该将认知理论和其他一些对于梦象的研究纳入到他的讨论中来。在如今各种不同的理论背后，至少有一个共通的观念已经被普遍认可，那就是梦始于大脑进入“活跃”的状态，或者说是“觉醒”，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再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为之辩护的了。现在我们应该抛弃弗洛伊德的观点，以Solms的临床解剖研究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释梦理论。
注释：
[1]. 首先，关于额叶切除手术，这种手术在下文提及的实验中也涉及到，所以我想关于这个话题提
供一些额外的信息是极为有益的，可以参考下这本教材里的一个趣味话题：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041774/
另外，读到这里，不可能不感兴趣知道这个神秘的脑区究竟在哪里，首先，我们可以先确定额
叶的位置：
然后，根据描述，这个区域在 “额叶的表面的腹内侧”（beneath the ventromesial surfaces of
the frontal lobe），那么似乎我们可以先笼统地定位在这里：
实际上在解剖学上对于额叶有很细致的进一步的划分：
但是很可惜，从语言描述上，无法进一步确定这个区域应该属于哪个子区域，不过我之后会在
Solms的文章中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2].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关于这个技术，请移步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sitron_emission_tomography，
或中文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7%94%B5%E5%AD%90%E5%8F%91%E5%B0%84%E8%AE%A1%E7%AE%97%E6%9C%BA%E6%96%AD%E5%B1%82%E6%89%AB%E6%8F%8F
[3]. activation-synthesis theory，在上一篇翻译的文章里，我将其译为：激活-合成理论。可以参考
上一篇译文。
[4]. 通常，如果英文中出现“developmental”，那么这种研究一般是针对某种生理功能或现象随着个
体的成长的变化。文中所指的是Foulkes对于儿童的梦境的研究，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梦会
有何变化。他有出版一本书来总结他的发现：Children's Dream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http://www.amazon.com/Childrens-Dreaming-Development-Consciousness-Foulkes/dp/0674009711
而且在为其写书评的推荐人里，还有本文的作者William Domhoff。简单说一下，Foulkes发
现，7岁以前的儿童的梦境中，梦者通常并非是以第一视角来体验梦境的，就是说梦者在梦中不
是中心，而这种以第一视角来体验梦的方式是从7到9岁才开始发展出来的，Foulkes认为这与个
体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关。
[5]. 想来是指《The Brain and the Inner World》：
http://www.amazon.com/The-Brain-Inner-World-Introduction/dp/1590510178/。
[6]. 偏侧性（laterality），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某些行为习惯上的“左撇子”或者“右撇子”这些表现实
际上都是由大脑控制的。
[7]. 指的是《The Neuropsychology of Dreams》：
http://www.amazon.com/The-Neuropsychology-Dreams-Clinico-anatomical-Neuroscience/dp/0805815856/
[8]. dopaminergic system，即为多巴胺系统，有时也被称为“motivational system”，有人翻译为“奖
赏中心”，因为有时候在英文文本中也被称作“dopaminergic reward system”，不过我在翻译的上
一篇文章中将其译为“激励系统”。
[9]. REM反弹（REM rebound），这指的是一个生理现象，假如一个人在应该睡眠的时候，出于某
些原因没有睡眠，在这类情况下进入了睡眠以后，这个人就会比正常情况下更快更早地进入
REM状态，并且REM状态的强度也可能会增加，甚至时间也会比正常情况下的睡眠更为持久，
所以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揣测：人的身体是需要REM睡眠的，所以当它缺少时，它
会极力想法补救回来。
[10]. 这个实验的年代太久远，关于它的第一手资料已经很难在网上找到，我最后在一本书中找到了
关于这个实验的稍为详细些的介绍，可参见：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29559/
[11]. 原文为“experimenter”，意为实验者，在这里我译作“观察者”，因为实际上在这类实验中，判断
受试者已经进入REM状态的依据通常是对其进行EEG观测，在一个示波器中会显示受试者在
睡眠过程中脑电波的变化，但是其实EEG的结果是极为不准确的，它很容易受到噪音信号的干
扰，所以就导致观察示波器的人一定会有误判，而这就给心理因素的参与造成了机会，我相信
这个实验中的“experimenter”其实就是这些观察示波器来判断受试者是否已经进入REM睡眠的
人。
[12]. 关于这个话题，作者是很严肃认真的，虽然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但是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来
批评大众媒体对梦研究领域造成的误导，参见他的另一文章《大众媒体下的梦研究：记者们究
竟在哪些地方搞错了》：
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2006a.html。
[13]. 出自《释梦》的最后一章，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57557/。
[14]. 这是一种镇静药物，请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354.htm
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8%A1%80%E5%B9%B3。
[15]. 这句话出自《释梦》中的第四章，是开篇第一句，参见：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561/。
[16]. 出自《释梦》，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249/。
[17]. 出自《释梦》，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332/
[18]. 出自《超越快乐原则》，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04884/
与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9843/。
[19]，[20]，[21]. 出自《精神分析新论》，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73694/。
[22]. 出自《精神分析新论》，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58497/。
[23]. 出自《释梦》第六章，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612/。
[24]. “效应值”（effect size）其实原本是统计学术语，在普通语言中它可以宽泛地用来指效果。这个
话题需要结合背景历史来理解，一直以来研究者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实验室里研究睡眠和
做梦才是正统的办法，可是直到后来有人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受试者进入到实验室后或许由
于受到各种影响而使他们做的梦发生了变化，于是便不再具有代表性，这样一来这种研究方法
将导致不可靠的结果，因为结论所基于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于是便出现了很多针对这一问题的
实验研究，人们开始想办法在实验室以外，从受试者的日常生活中收集梦例，之后再进行比
较，研究两者的差异。这里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对两类梦进行编码后，从统计学上讲确实有
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已经被证实，并不表示实验室里的梦会失去其代表性。
参见William的另一篇文章：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1999c.html。
[25]. 它的英文全称为：Hall and Van de Castle dream coding system，它的命名就已经提示了这个
系统的两个提出者。Calvin S. Hall与Robert Van de Castle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设计并统计
了这个系统。
以实验的方法对梦进行的研究由来已久，当研究者们在实验室里企图寻找梦的某些特别之处与
一些客观变化的生理状态之间的联系时，也有一个问题日益严峻，在能够建立这种联系之前，
需要先能够定性定量地用科学的语言描述梦的“特性”，所以这就涉及到如何将梦境内容进行采
样并量化的问题，因为毕竟梦本身却是一件极为个人化和主观性的体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也是为了宽泛地研究一些关于梦的问题，Calvin S. Hall与Robert Van de Castle定制了这
套系统，实际上这个系统应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两人从200个人搜集1000个梦，分别有100名男性和100名女性，每个人5个梦例。然后
就像生物分类学那样，对这些梦中呈现的内容进行了各种详细的分类，比如说第一级的分类中
包含有：角色、攻击性行为、情绪状态、背景，等等，而在角色一个分类下面，会再细分为：
人类男性、人类女性、动物、不明生物等等。然后再对梦中呈现的元素的概率进行统计，并将
这次实验得到的统计结果作为一个“标准参考值”，比如说在男性的梦中，熟悉的人物出现的概
率为45%，而陌生人的概率是55%，至于女性，这一参数为58%/42%。很显然，这个方法建立
的“标准参考值”的有效性很决定于抽样的多少，从五十亿人类中抽取1000个人的梦例，这个样
本显然有些少，不过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系统仍然在逐年修改，随着新数据的扩充。
除了上述分类系统与统计得出的标准以外，这个系统还包括了一套编码规则，即是将梦内容转
译为抽象的符号系统，就像数学和逻辑学那样，这种编码规则不仅用英文字符来代替梦中会出
现的意象和行为，也发展了一套逻辑来表达意象之间的行为与关系。这里我就不多解释了，我
想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个过于冗长的注解。
梦境描述：我在这个家伙的肚子上来了一拳，然后他就朝着我的下巴给了我一记上勾拳还击。
被编码之后的结果：
D P> 1MUA
D PR D
但是，请注意，这种编码系统里，所能保留的仅仅是不同人的梦境元素在视觉上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梦见一种动物：蛇；会梦见蛇的人的概率是多少，蛇会出现在梦中的概率是多少。可
是，同样在梦境中出现的一个意象，它对于不同的梦者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心理含义，对于
有基督教信仰并且深谙圣经故事的人而言，蛇的含义或许会不同于普通人。而早期精神分析学
派是极为重视这种含义的，但是这套系统本身则表示它的提出者们在一开始就打算在研究中忽
略掉这种含义的存在。
更多的内容请参考：
http://www2.ucsc.edu/dreams/Norms/
http://www2.ucsc.edu/dreams/Coding/
以及William Domhoff自己的一篇文章：
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1999a.html
[26]. 出自《释梦》第六章，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762/。
在正文之前，还是先介绍下作者，George William Domhoff，生于1936年，是美国俄亥俄州人，他的学位都是心理学背景，早年在迈阿密大学跟随Calvin Hall（注解里会再次提及此人）从事研究，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任教，他退休以前获得的最高职位是心理学与社会学教授。他出版的著作主要都是关于梦的研究或者社会学方面，关于梦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三部：
http://www.amazon.com/Finding-Meaning-Dreams-Quantitative-Psychotherapy/dp/0306451727/
http://www.amazon.com/The-Scientific-Study-Dreams-Development/dp/1557989354/
http://www.amazon.com/Mystique-Dreams-Search-Utopia-Through/dp/0520060210/
目前我在读其中的《The Mystique of Dreams》，这一本书研究的话题是马来西亚中部的赛诺伊民族的释梦理论和控制梦境的实践方法。
更多关于William Domhoff，请参见：http://www2.ucsc.edu/dreams/About/bill.html。
下面的内容你可以当成是导读，因为任何一篇论文就像一句诗文，需要放在相应的上下文里它的含义才会显现出来，而这篇论文涉及到的背景非常之多，至少，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建议先读一下我在半年前翻译的另一篇文章：《释梦与神经科学》（http://www.douban.com/note/263179074/）。该文的作者Mark Solms正是这篇文章副标题中的Solms，也就是被批判的对象。
这篇文章的标题中还有一个关键词：“empirical”， 如果不做哲学上的考究的话，在现代语言里，这个词通常指的是当今西方科学的以实验观察为准的认知方法，它的英文解释为：based on, concerned with, or verifiable by observation or experience rather than theory or pure logic，它可以被翻译成“经验主义的”，“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文章的标题暗示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欠缺这种实验性精神。实际上这个话题并非这么简单，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早期心智心理学派的学者们所采用的方法被称为“内省法”（introspection），即是说他们在观察精神现象，对其进行分析来发展理论时，往往只是基于对于自身体验的观察，所以他们的研究方法只表现为哲学家式的冥想。冥想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如今的科学假说也都始于冥想，只是不同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者之后会设计实验来证实假说。弗洛伊德的很多心理学结论都是在没有实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被他确认为真理并发表出来，这是弗洛伊德遭到后人（当然，限于专业学术范畴，普罗大众只懂得抨击他的泛性论）诟病的主要原因。然而，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病理学的框架，其实也都是在临床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他的很多结论是基于对患者的观察的，可是，心灵，或者说，精神，这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其中的体验也太过于主观化与个人化，由于研究对象的这个特别之处，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对于某些话题我们都无法建立实验来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经验主义的”这个词听起来，哲学气息过于浓重，所以在这篇译文中，我暂时将“empirical”译作“实践派”。本篇译文依据的原文参见：
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2004c.html
终于等到今天！翻译这篇文章的时间跨度至少有六个星期之久，而这段时间里似乎是我健康状况最差的时候，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而且所花费的心力也远远超过上一篇。这篇文章我觉得实在很难翻译，一来是它涉及到太多的背景，所引用的实验或者文献，都需要去做一番考证才能理解原文含义，而且实际上我并不欣赏William Domhoff的行文风格，有一点晦涩，可能也是由于我的英文水平太有限。总之这篇文章有些地方我觉得能完全理解已经不易，而如果要翻译成中文简直不可能，因为两种语言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所以这次的翻译，我很多时候没有遵从字字对照，而且由于健康的原因，我也应该有很多疏漏。不过我仍然坚持翻译这篇文章，这是因为它也是对于梦研究的综述性回顾，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与Solms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声音；如果真的想要探究真理的话，保持开阔的视野很重要。文中有很多对于弗洛伊德的著作的引用，刚刚好这几部我都有读过，所以我尽我所能从中文版里找到了相对应的位置，这些都写在了注释里。最后，文章提到了Foulkes等人所倾向的认知论，William Domhoff有一篇文章是在介绍这种梦理论，这是我接下来打算要翻译的一篇。
为何实践派的学者们不能接受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对Solms的历史性误解的批判
文：G. William Domhoff
译：Zhang Lingzhang
1997年，Mark Solms在一项神经心理学研究项目中对梦的研究领域做了很突出的贡献，他走访了361位脑部受到不同创伤的患者，对于每个患者，他都会询问自他们受伤以来有没有发现在做梦方面有何变化，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大脑扫描和各项心理测试，最后再将他们的回答与这些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通过这种方法，他得以寻找出究竟大脑的哪些部分与做梦有关联，而哪些部分一定与之没有关联。之后不久，他又为他在这一项研究中所得出的关键结论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次他是通过翻查40年代至50年代的一些旧病例，在这些案例中，患者由于遭受精神疾病之苦而实施了额叶切除手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丧失了做梦的能力。看来很有可能这些病患的大脑中因手术而遭到损坏的某个部分就是使人会做梦的器官，Solms发现这个部分正是额叶腹内侧表面下的白质（也被称作前额边缘白质）[1]。
Solms的发现揭示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梦功能的神经网络”，而且这一发现也获得了另外一项研究的支持，人们利用PET技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2]对REM睡眠期和非REM睡眠期的正常成年人进行扫描，结果发现REM的起伏交替周期正如Solms在临床解剖学中所发现的那样。Solms的研究与脑成像技术的结合，引起了实践派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并导致了对“激活-合成论”（activation-synthesis theory）的修正，激活-合成论可以算是神经心理学史上解释梦成因的首个理论，由Hobson于1975年提出[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Solms，幸亏有他的研究工作，我们才终于能够从神经网络的角度去探究梦，并将其与睡眠实验室里的个体发展研究[4]和对于梦象的系统化研究融合起来。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完全立足于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竟被Solms用来支持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并且，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在进行着梦的实验性研究，其中既包括在实验室内进行的，也包括在实验室以外进行的，这些研究对佛洛依德的所有理论都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而Solms对它们却不屑一顾。在声援弗洛伊德的过程中，Solms以一种维护弗洛伊德的姿态重新诠释了梦的实践研究的历史，尤其是最具有争议性的非REM睡眠那一段。他竟然还指责过往的学者们没有足够重视在实验中搜集到的梦境内容，可是他自己却又犯着同样的错误，他甚至完全无视Foulkes的一项其结论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方方面面都相抵触的研究。
本文的意图分为两部分。首先我将讨论下Solms眼中的极具争议的REM与非REM睡眠的研究历史，他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一回顾将会有助于各位读者理解为何Solms会声援弗洛伊德的梦理论。而那之后，我会简要总结下以实践方法对梦进行的研究与发现，进而解释为何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不可靠的。
Solms眼中的历史
Solms始终志在开创一个全新的被他称之为神经-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他与Oliver Turnbull合作出版过一本著作，Oliver不仅是他在研究工作上的合作者，同时也身兼他所创立的神经-精神分析社区的秘书一职[5]。在该书中，两人试图将神经科学内诸分支领域的研究与精神分析学说整合到一起，其中他们花了一个章节来介绍Solms眼中的梦的实践研究史。因为Turnbull主要研究的方向是视觉空间认知障碍、偏侧性以及觉醒紊乱[6]，所以关于梦的章节便由Solms主笔。
在Solms与Turnbull看来，致使人们错误地排斥弗洛伊德的主要原因是对REM睡眠的发现，因为这一发现令早期的学者们认定REM睡眠中伴随发生的做梦现象是一种完全没有心智参与的生理活动。结果他们就这样轻率地接纳了激活-合成论，这种理论认为，梦是由从脑桥的被盖区域发出的随机信号引起的。据该理论原本的解释，梦境产生于前脑对于这些信号的处理，它只不过是“对从来自脑干的杂乱信号努力行使着注定徒劳无功的解释而已。”所以梦从心理层面来讲是不存在任何成因的，同时也无所谓意义可言，因此弗洛伊德所加诸于梦的一切重要性便都成了空穴来风。
Solms与Turnbull继续指出，这个理论的出现旋即引起了美国精神病理学协会在1976年的年会上进行的一场关于弗氏梦理论的论战。虽然当时这个协会的“大多数成员仍然对精神分析抱有一丝同情”，但是与会者们之后进行的一次公投的结果却是“反对弗氏理论的呼声压倒性地获得胜利，这同时也宣告了人们将不再能够用以科学自居的口吻来讨论弗洛伊德提出的梦理论。”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1976年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之后，历史潮流决然地调转了方向”。
于是在Solms与Turnbull所谓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在当时都理所当然地将进入REM睡眠状态与做梦现象等同起来，这其中只有Foulkes与众不同，他在1962年的研究显示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从非REM睡眠中被唤醒之后所描述的梦境，是同REM的情况下极为相似的。Solms与Turnbull的解释是：由于多数学者在其研究中都忽视“对于梦境的主观性描述”这一数据，才导致了Foulkes的研究遭到冷遇。在他们看来，正是Solms于1997年结束了这种事态，因为在那一年，他发表了他在1985年至1990年之间所进行的临床解剖研究的成果[7]。一方面他寻找到了脑桥区域完整但却不再做梦的案例，同时另一方面则是脑桥区域虽然受损但却仍然会做梦的案例，于是Solms宣布他已经成功证实了前脑在产生梦境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发现才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Foulkes以及其他人对于非REM睡梦的研究。以Solms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工作重新确立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可靠性。如果没有跳出“梦境是产生自脑桥”这一狭隘想法的囿限，人们可能仍会认为“梦并非是心理活动，并且是无意义的”。不管怎样，Solms认为由于他的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们对于多巴胺系统（dopaminergic system）[8]的研究，现在弗洛伊德的梦理论终于得以沉冤昭雪，他的很多结论被证实是与现今的研究发现相一致的。
然而，故事的上述版本——正如下面读者即将看到的——是严重偏离事实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早期，确实多数学者都一致相信生动的梦境应该主要是发生在REM睡眠，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却也并不同意正常成人的梦是一种没有心智参与的生理活动，实践派的学者们从未有认可过这个观点。实际上，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人在其研究中，都曾受益于弗洛伊德的启发，这其中包括梦研究领域的一位极为重要的先驱——William C. Dement，他在博士后期间与精神分析家Charles Fisher一同研究梦这一课题。Dement后来曾写道，他之所以去读医学院，就是因为他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他曾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对《释梦》百读不厌。
不仅如此，学者们也向来一直慎重对待Foulkes等人对非REM睡梦的研究。实际上早在激活-合成论被提出以前，在六十年代晚期的时候，几乎大多数人就都已放弃REM睡眠即做梦这一观点。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当激活-合成论被首次提出的时候，即便有也只是极为有限的几个学者接受了这个理论。因此，像Solms那样将弗氏理论的没落归咎于这个理论的出现是极大的谬误。而Solms本人，他不但没有引起过人们对Foulkes的研究的关注，恰恰相反，他自己完全不考虑这些实践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Foulkes以及其他学者所青睐的“认知论”从未被他考虑过。
真实的历史：REM睡梦和非REM睡梦的论战
与Solms的淡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当1962年Foulkes发表他的研究结果的时候，在学术界内立即引起了一场热议，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更早以前的一项研究的结论是正确的，那是1959年，在布鲁克林的Downstate医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所进行的关于非REM睡梦的研究。另外Kamiya在1961年所进行的一项更广泛的研究也指向同样的结论。实际上，这场论战始于Allan Rechtschaffen的两项研究，他是对梦进行实践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当Foulkes回顾从1953年到1993年这四十个年头里梦的研究史时，他半开玩笑地说，以Rechtschaffen的身高加上他在实验室里的发现，“即便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也总会以大获全胜告终。”可是出于若干原因，人们对于这些发现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抵触。一方面来说，将REM睡眠与做梦等价起来的这种观点更加容易获得来自政府的财政支助，因为政界的态度是希望长久以来哲学家们与精神病理学家们所持的观点能够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科学依据，这种观点甚至早于弗洛伊德时期，即认为梦与精神病两者背后有着共同的机制。另外还存有一种期望，就是寄希望于将梦直接而简单地归结为REM睡眠的理论可以为解开身心交感的问题提供一个契机。不过奇怪的是，那些固执地坚持做梦即是REM睡眠的学者往往是被弗洛伊德启发过的人，他们反而竟与Solms分道扬镳了。
这种抵触情绪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当时，这三个因素不管是对于这整个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还是对于弗氏理论的生死存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当时人们坚信在REM睡眠中，眼球的转动一定与梦者所梦见的内容有某种联系，这一关联表示，我们极有可能能够仅仅通过梦者在睡眠时的外在行为来直接推断出其梦见的内容。虽然目前已发表的相关研究大多都是基于个人的私下经历并且抽样极为有限，但是这些发现仍然被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来自这个领域的开拓者Dement，而且在另一项关于生理指标变化与梦象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这个结论也是受到支持的。
第二，在那些被剥夺了睡眠的受试者身上，确实存在着“REM反弹”（REM rebound）现象[9]，这似乎表示着在生理上确实存在着对梦的需要，而且也正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谋而合。第三，有初步的证据显示REM睡眠中阴茎的勃起与恢复确实跟梦象有关。在C. Fisher的一项研究中，有8名受试者被唤醒时所描述的梦，都出现有攻击性的意象或者画面，比如被狗咬，或者蛇和狮子等，Fisher仅仅凭借这些信息便推测他们在被唤醒时阴茎应该是松弛状态，而其中7个人确实如此，他只误判了1个。在另外一次实验中，有6个受试者在醒来后都讲述了带有情色内容的梦，Fisher据此判断他们在被唤醒时阴茎应该是勃起状态，这次他也只误判了1个[10]。由此看来，似乎弗洛伊德指出的在梦中无处不在的性象征是可以被加以研究的。
但是，这些殷切的期望最终全都落空了，没有一个禁得起实践的考证。实际上，所有围绕着眼球运动这一现象的观点，都因为其假设的前提条件难以通过实验方法精确再现而无法进行研究。后来人们又发现眼球运动实际上是非常单调的，并且通常不同于清醒状态时的运动。对于失眠的情况，也同样无法用实验来模拟。就像Vogel总结的那样，“REM睡眠的丧失并非就意味着做梦能力的丧失，并且它不管是对神经症患者，忧郁症患者还是对正常人来说都看不出有什么负面影响。”而且，到最后，也没有一项研究能切实地证明阴茎的勃起必然与梦见的内容有关；实际上，有时候在进入REM睡眠之前的非REM睡眠中，也会出现勃起现象。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学者们通过两个不同方面的求证达到了共识，一方面是早先建立的，在REM睡眠中生理状态与梦象之间的关联假说彻底瓦解掉了，另外一方面则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在REM状态以外的睡眠中，人也会做梦。这样一来，即便是那些固执地坚持REM睡眠即是做梦的人，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一观点的错误已经不可辩驳。所以，至少在七十年代早期，就已经没有几个研究者还相信做梦只发生在REM睡眠中。
至此，这个问题离盖棺定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而这最后的一步，就是由Herman、Ellman和 Roffwarg进行的一项实验，这一项研究同时也请到了社会心理学家Robert Rosenthal鼎力相助，此人在设计与评估“期望偏差”方面是一位行家。在Herman精心设计的这个实验里，首先有两名实验室助理担当“观察者”[11]的角色，然后还有四组受试者，每组分别有十个人。这项实验里最关键的，同时也是与以往的类似实验不同的是，其中某些参与者相信他们自己服用了能够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的服用这种药物。
在第一组中，观察者和受试者都以为受试者们服用了这种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在第二组中，观察者以为受试者们服用了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但是受试者们则以为他们服用的只是一种用来降低皮表电阻以增强EEG记录的药物。在第三组中，观察者以为受试者们服用的是无效对照剂，然而受试者们以为自己服用的是加深梦境印象的药物。至于第四组，观察者以为受试者们服用的是无效对照剂，然而受试者们以为自己服用的是用来降低皮表电阻的药物。
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不论观察者还是受试者本人，任何一方对梦的预期增加的话，都会导致在非REM期对梦的记忆增加。不过，第四组的增加不能归因于这种预期。这个结论显然支持着在非REM状态中也会做很多梦的看法，并且这期间的梦与REM睡眠中的梦境没有太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了这场论战所作的结语并非与Solms立场一致，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仅凭一项生理指标就能够判定一个睡着的人正处于生动的梦境之中，也不可能将做梦仅仅确定在某一个孤立单一的睡眠状态中。自这个观点以后，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梦境的长短是否与REM周期有关。
基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几乎没有几个实践派的学者如Solms所描述的那样，倾向于接受Hobson和McCarley的狭隘偏激的论调。反倒是那些研究梦的领域以外的自然科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们发觉这篇文章的论点很有趣，这主要是因为精神分析疗法在临床实践中的节节挫败，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以后通过药物治疗精神分裂和抑郁症获得显著疗效以后。这个想法对于探讨意识的哲学家们来说显得极具吸引力，比如Churchland和Flanagan，这两人扩大了这个理论的实际影响。于是这个观点便作为与弗洛伊德相悖的理论被写进了教科书，再之后又因为其对传统的弗氏理论提出挑战而被出版商们注意到并获得了市场[12]。
所以实际的情况是，激活-合成论在社会上引起的是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梦学的领域以内，它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当这个新理论问世时，大家都很惊讶于Hobson和McCarley的文章对其他人的研究竟然完全不闻不问。既然Solms认为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新理论，那么看来他实际上误解了这段历史，其实这个理论不管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还是对于实践派的学者来说，都是一样的背道而驰。
事实上，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谬误之处的第一人是Vogel，他从三个方面的证据出发，详细总结了为何这个观点行不通。Vogel是一名精神病理学家和梦学研究者，在Rechtschaffen的影响下他逐渐放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Vogel曾特别鸣谢Rechtschaffen在他完成其论述期间给予的帮助。首先，当人在进入REM睡眠中时，某些生理状态是呈周期性地变化着的，这些状态包括诸如：眼球的剧烈转动，肌肉的活跃，或者θ波的释放。而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倾向于认为，梦的某些奇特之处或许就与这些生理参数进入到某个特定的相位有关，于是大家不断尝试着在实验室里把进入REM睡眠的受试者叫醒，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找两者之间背后的联系，但是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来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其次，Vogel指出，有证据显示，前脑确实参与了REM的产生，近几年来这个结论一再被证实是正确的。最后，Vogel也注意到了发生在REM睡眠状态以外的梦，尤其是在刚刚进入睡眠状态时的那种非常接近梦的精神活动，这个时候REM绝对还没有开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激活-合成论的支持者们曾修改他们的理论来使其能够与这些其他的发现相兼容，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方向的研究尚存有希望。
Vogel的主张是，令大脑皮层活跃从而产生梦境的刺激源应该是多重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只有一个单独的起因。所以说，梦形成于多重因素的刺激这个观点并不是由Solms独家提出的，他只不过是搜集并整理出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而已。
综上所述，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何会遭到遗弃，Solms所给出的说法没有可能是正确的。若要理解为何弗洛伊德的理论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有必要简要回顾下那些结论与之相反的实践性研究。不过Solms从未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提及过这些研究，在他的书里，他只会正面地谈论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梦理论的各种反面证据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有两个核心的观点，一是梦是经过伪装的对于愿望的满足，另一个是，梦行使着保护睡眠不被打扰的功能，因为在睡眠状态下我们的躯体仍然会收到偶尔的刺激，比如性冲动或者饥饿感。这些愿望被一种弗洛伊德称为“梦工作”的心理机制改装以致面目全非，Solms称之为稽查作用。正是因为梦工作的存在才使得大多数成人的梦变得荒诞不经，所以需要借助于梦者对于梦象中各种元素的自由联想才能够完全理解梦的含义。正如本小节的其余部分将要总结的，目前，各种有力的证据都显示着上述的观点是错误的。
梦的生理功能
梦究竟有何生理功能，关于这一话题，实验研究的结果从不同方面对弗洛伊德的结论提出了质疑。首先，弗洛伊德认为，梦“就像一场烟花表演一样，要经过数小时的准备，然而绽放就只在一瞬间”[13]。但是事实上，梦境所持续的时间、发生的频繁度乃至规律性，都远胜于弗洛伊德所想像的，可见梦并非只是对于间或生理刺激的短促反应。其次，Foulkes在其研究中，意外地发现儿童在八九岁之前是不常做梦的，他们也并不会在睡眠中发出任何声音。Foulkes曾进行过两次研究，第一个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梦的持续时间，另一个则是关于一些重复经历的典型的梦。这两次的实验总共涉及到数百个受试者，从实验结果来看，中等长度的梦只占20%，而且其实这些梦已经极为短暂。此外，在这两次研究中也发现有两名视觉空间辨识能力较差的男孩较少做梦，他们的年龄在11岁至15岁之间。所以，儿童的梦相对成人较少，这究竟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不太记得做过的梦，加上他们的语言能力有效，尚不足以描述梦境，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很少做梦，这个问题暂时还很难回答。但至少现阶段我们不应武断地下结论说儿童也和成年人一样常做梦。
Solms本人的研究就已经推翻了一些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发现有些人虽然不再做梦，可是他们的睡眠依然是正常的。Solms与Turnbull声称他们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不做梦的人相对于正常人而言，更容易遇到失眠的问题。于是两人声称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会对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他们所搜集到的数据是达到了这个领域在统计学上所要求的概率的。但是，真实的统计数据是，不做梦的人群里，只有49%的人有失眠的问题，相比之下，正常做梦的人群里，也有32%的人也有失眠的问题。不做梦但却睡眠正常的人有如此高的比率，这足以推翻弗洛伊德的梦在保护睡眠的观点。
Solms与Turnbull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急需通过实验来进一步验证，而不是仅仅凭借问卷调查，他们说将会尽快进行这一项“关键的实验”。但是其实这类实验早就已经进行过，Solms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有所提及。这项实验由一组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完成，他们对13名额叶被切除了的精神病患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研究，在夜间，他们将受试者从REM睡眠中唤醒，并询问他们是否在做梦。在第一晚，只有10%的人报告说在做梦，其中还包括感觉到自己在做梦但却回想不起任何内容的情况。到了第二晚，这个比率只有6%。总的来讲，在这13个人中，有9个受试者在两晚完全没有做过梦。另外四个人中，有两个人在一两次唤醒后觉得自己在做梦，但却记不得梦的内容，还有两个人则是记得梦的内容。这个数字远远低于那些没有被切除额叶的精神病患者。该研究小组后来又对切除额叶的患者进行了另一个实验，在试验中他们给受试者服用了利血平[14]，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可见这种药物并没有令他们对梦的印象有所增强。
我在此的目的主要是想指出，在目前的各种研究中，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表明不做梦的人会有失眠或者睡眠紊乱的问题。事实上，研究者们曾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早晨醒来后直接询问精神病患者们睡的如何，然而在其中切除了额叶和没有切除额叶的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处，他们都只是回答睡的还得可以。而且，与额叶没有被切除的患者相比，那些额叶被切除的患者同样会进入REM睡眠，并且在这方面两者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实际上额叶被切除的受试者在进入REM睡眠后仍需要被测试者叫醒，这件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对弗氏理论的反证。所以Solms根本无法使用这些病例作为证据来支撑梦在保护睡眠的观点。
不过，由于额叶被切除的病人的多巴胺系统遭到了破坏，而Solms发现这个组织对于梦的产生非常重要，所以为了维护梦在保护睡眠的理论，Solms或许会辩解说这个系统的破坏导致了更为深层的某些机制的改变，从而梦的功能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他还是要面对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顶叶受到损伤的人也不再做梦了。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更进一步地讲，对那些额叶完好无损的案例，他不能够一边说这些病人不再做梦，一边又说梦在保护他们的睡眠。
除此以外，也有证据显示，有一些成年人也不做梦。在一项持续了三个夜晚的研究中，有13个受试者参与，其中有几个人在数次被从REM睡眠唤醒的时候都没有在做梦（这次实验结果的确切数字并未被公布）。在上文提到的Foulkes的两项研究中，他发现不做梦的人通常表现出较差的空间辨识能力，他甚至发现一个人的空间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预测这个人是否会做梦。在更为近期的一项研究里，Pagel对16个不做梦的受试者进行了测试，他们每个人都在实验室睡了一晚，并且被叫醒一到两次，在总共36次（从REM睡眠）唤醒中，他们都没有做梦。Pagel同时也对另外12个很少做梦的人进行了测试，其中只有3个人在实验过程中有做梦。对这两组人的睡眠监测数据没有显示什么不同，另外，在人口普查学以及临床表现方面他们也都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基于上述种种实证，弗洛伊德提出的梦在保护睡眠的观点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冲击。一方面梦比他想象的要更持久更具有规律性，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如此。另一方面，有一些人虽然不做梦，但是睡眠完全正常，这其中包括有儿童、Solms的一些患者、额叶切除者还有至少一小部分正常的成年人。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认知派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激活-合成论的看法，就是目前无法证实梦有什么生理功能可言。
愿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梦都是一个愿望的表达[15]。因为成年人的梦都经过了伪装，所以他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里，选择了他自己的孩子的梦来展开论述。他说儿童的梦最容易理解，对证实他的理论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16]。他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他的19个月大的女儿安娜的一个梦，她在梦中喊道：“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煎蛋，布丁”[17]。这个梦的前一天她由于胃部不适而一整天都没有进食。然而Foulkes的研究则显示出，五岁以下的儿童的梦都很索然寡味，并且只会以静止的画面呈现，在他搜集到的几个梦例里，都看不出有愿望满足的迹象。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人在睡眠中会有较为频繁的轻度苏醒，梦呓通常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现在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仍然会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会说，如果Foulkes想要根据他在实验中记录到的梦例来推论说梦并非都是愿望的满足，那么，至少也应该是在他搜集到了关于这些梦的自由联想的前提下来做此定论。但有趣的是，弗洛伊德自己并不认为这种自由联想是必要的。这样一来，不管怎么说，证明这个问题的重任都显然落在了弗洛伊德主义者们身上。不过至少他们不能再将梦呓作为其论据了。上面那个着名的安娜•弗洛伊德的例子或许并不是梦，只是弗洛伊德无意中听到的叫声而已。
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最严峻挑战的，是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人经常做的恶梦，弗洛伊德并未在《释梦》里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在其核心观点上作了一些退让，因为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他面前，他注意到在参加一战后患上“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中，有些人经常做这样的恶梦，这类梦“不可能将其归类到愿望满足的梦里，同样，那些创伤神经症患者在分析治疗中作的梦和一些回忆起童年创伤的梦也无法用愿望满足来解释[18]。”这种退让等同于承认并非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不过他认为这些梦属于例外情况，这些例外并没有违反他的理论[19]。他反倒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恶梦不与他的理论相悖，因为他们由更深一层的心理机制控制而产生，一种“超越快乐原则”的机制。他对他的理论唯一的修正是，梦象只是对于所要满足的愿望进行的一种伪装的尝试[20] (言下之意，这种尝试可能会失败，即梦没有被伪装-译者)。他说潜意识的固着应该是阻碍梦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力量[21]。
但是，这样的修正仍然差强人意。不断的研究证明，这种创伤的梦不是可以这样简单地被归属为例外的。被这种恶梦困扰的人群远远多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所料想的，并且也更为持久。他们通常是自然灾难、交通事故、强奸或抢劫案的受害者。在参加过越南战争的军人中，有15%到20%的人遭受这种梦，而且不仅限于那些上过前线战场的士兵。所以创伤的梦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弗氏理论的一个特例，应该说，愿望满足的梦仅仅是一部分梦而已，并非所有的梦都是如此。
弗洛伊德一开始便预料到，焦虑的梦和惩罚的梦都会被用来反诘他的理论。然而他说焦虑的梦令梦者最终醒来，这可以解释为稽查作用所行驶的伪装梦的功能未能完全成功，结果就导致了梦的内容无法被接受。至于惩罚的梦，他说那是因为这种梦背后的意愿是来自人格中自我审判的那部分。所以“即便将梦划分成愿望满足的梦，焦虑的梦和惩罚的梦，我们也仍然无须对之前关于梦的理论做任何修正。[22]”如果将这几个观放在点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来通盘考量，它们似乎很能自圆其说，所以之后人们便也无法再拿焦虑和惩罚的梦作为反例来诘难他。不过，我们仍然有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就是上面提到的创伤性的梦。面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无法再继续为他的理论辩护了。而且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个说法也解释不了儿童的平淡无奇的和诉诸于静止画面的梦。因此，至少这两种梦都可以作为反例有效地证明梦并非总是愿望的满足。
梦究竟是对欲念的伪装还是仅仅是一种直白的表达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认为在成年人的梦背后掩藏着的欲念之所以不易被发现，是因为它被梦工作改装过。然而，数千个实验记录显示，梦象通常是直白明了的。早在1968年，一个研究小组总结了58个成人的635个梦记录，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如下：
实验室中观察到的梦大部分都表现出情节连贯，条理清晰，涉及到的内容一般都是日
常琐事和 梦者所关注的事情。90%的情景都与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无异……梦的纪实
性与贴近现实感这两点都与前人通过内省法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
Rechtschaffen之后的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Foulkes总结道，梦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情有可源的模拟再现，通常是关于俗世生活的各种琐屑的问题。它们是虚构性的，但通常不会有现实中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这种连惯性也表现在梦中的情感，而这个发现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悖。在弗洛伊德看来，梦中情感通常与梦象并不吻合，这是因为梦象经过梦工作改装过而情感则不会[23]。但是，Foulkes的一个实验证实梦中的情感与内容是极为相称和一致的。
另外——尽管这个结论与Domhoff和Kamiya的主张相反——受试者们在自己家中记录下的梦也并未表现出与在实验室搜集到的梦有什么不同。1966年，Hall在一项研究中重新比较了8个年轻成人在实验室里报告的272个梦例和他们在家中记录的120个梦例，最后他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且，其他地方进行的实验证明，即使这两种梦的梦象在统计学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的效应值也很小；不过，家中记录的梦往往有很多攻击性事件，这个情况则属例外。[24]。
这些相似之处使得一些新近的研究变得愈发重要，这些研究显示：在实验中所搜集到的梦通常很接近白日梦，并且也很符合梦者的性格测试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提出的关于梦工作的机制出发，则绝对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Fisher与Greenberg最终在其发表的两篇文章中总结了所有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悖的这类研究的结果。另外，对于采用霍尔与范氏编码系统[25]对梦进行的量化研究显示，在搜集到一定量的梦之后，可以透过对这些梦的分析来推测出梦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日常所思所想以及他热切盼望的事情等等。这一切事实加起来足以证明，梦更多地是在直白地表达，而非伪装或粉饰。1992年，Greenberg在一项精神分析研究中仔细比较了两个病人在实验室里做的梦和他们在治疗期间的谈话内容，从这项研究中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由于梦工作所进行的伪装，想要揭示梦的隐意必须借助自由联想，然而两项研究则显示出，当评估者试图根据一个人的梦来评估他的性格特征的时候，即使在获得自由联想的情况下，效果也没有得到任何提升。在其中第一个研究中，12名男性和12名女性大学生记录下他们的数周内的十个梦，然后他们在一个模拟精神分析治疗室的环境内写下由梦中元素引起的各种联想，之后再由人格分析师用一个基于弗氏理论的评级标准来对他们的人格进行归类，分析师在参考或未参考自由联想的情况下都得到相同的结果。至于第二个研究，参与者是一名男性和两名女性精神病患者，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在治疗期间做的梦，和关于这些梦的自由联想再加上患者的字迹来判断他们性格中的主要矛盾，当参考了自由联想之后，分析师们还是没有对结论作任何修正。
在此我必须强调，Fisher与Greenberg在他们的研究中始终都未能从临床实践以外找到能够证实梦工作确实存在的依据。即便真的有这样的机制存在，它应该也并非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那样“由梦所独有，并且迥异于清醒时的思想，即使是梦形成的精神功能之最低级者亦然”。[26]相反，它们更近似于与写作时的虚构性思维，就像那些创作出隐喻，比喻，通感和讽刺时的思想。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个观点。
简而言之，大量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出梦并非那麽隐晦和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不得不质疑所谓的梦工作与稽查作用到底存在与否。就目前来看，梦象一般都是合乎逻辑并且也不难理解，而且，确实就如俗话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认为梦总是怪诞的，这主要是因为梦中场景的突然变换，不过这个现象并没有被归结为梦工作的结果。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始终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梦象，在这些尚未得到解释的内容中，有些可能是虚构性的想像，不过大部分应该只是些无意义的填充物，它们或许是由梦情节的奇特组织方式所导致的。不论无意义的内容究竟还有多少，重点是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系统化的实践研究来解答，而且，这个重任落在了那些坚信梦有意义的研究者身上。
为了令自己不至于丧失公信力，Solms并没有以他的研究去维护稽查作用这个概念。人们注意到在REM睡眠中，前额皮层相对来说并不活跃，于是Solms意识到在稽查作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或许是错的，梦的怪诞与非逻辑性等特点或许仅仅是由于它的回归本质所导致的。所以Solms认为我们可以抛弃稽查作用这个概念。他最后总结说：眼下，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个方面，我们只能依赖于纯心理学方法来探究其有效性了。然而，Solms对本文所引述的多数研究都一概不闻不问，而且这些研究都倾向于提出与他的主张相反的观点。从以上的背景回顾来看，弗洛伊德对于梦工作的一系列观点已经过时了。
总结
本文意在批判Solms对于历史的曲解，以及他的捍卫弗洛伊德主义的出发点。本文已经指出，Solms没能客观公正地对待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所有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的部分都已经被推翻。而在Solms的视野里，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就只有激活-合成论，二者必居其一。他完全忽视了那些凝聚了40年来的探索经验的研究。他本可以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梦成因的理论，可是他完全放弃了这种机会，至少他应该将认知理论和其他一些对于梦象的研究纳入到他的讨论中来。在如今各种不同的理论背后，至少有一个共通的观念已经被普遍认可，那就是梦始于大脑进入“活跃”的状态，或者说是“觉醒”，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再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为之辩护的了。现在我们应该抛弃弗洛伊德的观点，以Solms的临床解剖研究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释梦理论。
注释：
[1]. 首先，关于额叶切除手术，这种手术在下文提及的实验中也涉及到，所以我想关于这个话题提
供一些额外的信息是极为有益的，可以参考下这本教材里的一个趣味话题：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041774/
另外，读到这里，不可能不感兴趣知道这个神秘的脑区究竟在哪里，首先，我们可以先确定额
叶的位置：
 |
然后，根据描述，这个区域在 “额叶的表面的腹内侧”（beneath the ventromesial surfaces of
the frontal lobe），那么似乎我们可以先笼统地定位在这里：
 |
实际上在解剖学上对于额叶有很细致的进一步的划分：
 |
但是很可惜，从语言描述上，无法进一步确定这个区域应该属于哪个子区域，不过我之后会在
Solms的文章中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2].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关于这个技术，请移步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sitron_emission_tomography，
或中文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7%94%B5%E5%AD%90%E5%8F%91%E5%B0%84%E8%AE%A1%E7%AE%97%E6%9C%BA%E6%96%AD%E5%B1%82%E6%89%AB%E6%8F%8F
[3]. activation-synthesis theory，在上一篇翻译的文章里，我将其译为：激活-合成理论。可以参考
上一篇译文。
[4]. 通常，如果英文中出现“developmental”，那么这种研究一般是针对某种生理功能或现象随着个
体的成长的变化。文中所指的是Foulkes对于儿童的梦境的研究，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梦会
有何变化。他有出版一本书来总结他的发现：Children's Dream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http://www.amazon.com/Childrens-Dreaming-Development-Consciousness-Foulkes/dp/0674009711
而且在为其写书评的推荐人里，还有本文的作者William Domhoff。简单说一下，Foulkes发
现，7岁以前的儿童的梦境中，梦者通常并非是以第一视角来体验梦境的，就是说梦者在梦中不
是中心，而这种以第一视角来体验梦的方式是从7到9岁才开始发展出来的，Foulkes认为这与个
体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关。
[5]. 想来是指《The Brain and the Inner World》：
http://www.amazon.com/The-Brain-Inner-World-Introduction/dp/1590510178/。
[6]. 偏侧性（laterality），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某些行为习惯上的“左撇子”或者“右撇子”这些表现实
际上都是由大脑控制的。
[7]. 指的是《The Neuropsychology of Dreams》：
http://www.amazon.com/The-Neuropsychology-Dreams-Clinico-anatomical-Neuroscience/dp/0805815856/
[8]. dopaminergic system，即为多巴胺系统，有时也被称为“motivational system”，有人翻译为“奖
赏中心”，因为有时候在英文文本中也被称作“dopaminergic reward system”，不过我在翻译的上
一篇文章中将其译为“激励系统”。
[9]. REM反弹（REM rebound），这指的是一个生理现象，假如一个人在应该睡眠的时候，出于某
些原因没有睡眠，在这类情况下进入了睡眠以后，这个人就会比正常情况下更快更早地进入
REM状态，并且REM状态的强度也可能会增加，甚至时间也会比正常情况下的睡眠更为持久，
所以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揣测：人的身体是需要REM睡眠的，所以当它缺少时，它
会极力想法补救回来。
[10]. 这个实验的年代太久远，关于它的第一手资料已经很难在网上找到，我最后在一本书中找到了
关于这个实验的稍为详细些的介绍，可参见：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29559/
[11]. 原文为“experimenter”，意为实验者，在这里我译作“观察者”，因为实际上在这类实验中，判断
受试者已经进入REM状态的依据通常是对其进行EEG观测，在一个示波器中会显示受试者在
睡眠过程中脑电波的变化，但是其实EEG的结果是极为不准确的，它很容易受到噪音信号的干
扰，所以就导致观察示波器的人一定会有误判，而这就给心理因素的参与造成了机会，我相信
这个实验中的“experimenter”其实就是这些观察示波器来判断受试者是否已经进入REM睡眠的
人。
[12]. 关于这个话题，作者是很严肃认真的，虽然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但是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来
批评大众媒体对梦研究领域造成的误导，参见他的另一文章《大众媒体下的梦研究：记者们究
竟在哪些地方搞错了》：
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2006a.html。
[13]. 出自《释梦》的最后一章，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57557/。
[14]. 这是一种镇静药物，请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354.htm
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8%A1%80%E5%B9%B3。
[15]. 这句话出自《释梦》中的第四章，是开篇第一句，参见：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561/。
[16]. 出自《释梦》，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249/。
[17]. 出自《释梦》，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332/
[18]. 出自《超越快乐原则》，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04884/
与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9843/。
[19]，[20]，[21]. 出自《精神分析新论》，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73694/。
[22]. 出自《精神分析新论》，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658497/。
[23]. 出自《释梦》第六章，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612/。
[24]. “效应值”（effect size）其实原本是统计学术语，在普通语言中它可以宽泛地用来指效果。这个
话题需要结合背景历史来理解，一直以来研究者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实验室里研究睡眠和
做梦才是正统的办法，可是直到后来有人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受试者进入到实验室后或许由
于受到各种影响而使他们做的梦发生了变化，于是便不再具有代表性，这样一来这种研究方法
将导致不可靠的结果，因为结论所基于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于是便出现了很多针对这一问题的
实验研究，人们开始想办法在实验室以外，从受试者的日常生活中收集梦例，之后再进行比
较，研究两者的差异。这里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对两类梦进行编码后，从统计学上讲确实有
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已经被证实，并不表示实验室里的梦会失去其代表性。
参见William的另一篇文章：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1999c.html。
[25]. 它的英文全称为：Hall and Van de Castle dream coding system，它的命名就已经提示了这个
系统的两个提出者。Calvin S. Hall与Robert Van de Castle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设计并统计
了这个系统。
以实验的方法对梦进行的研究由来已久，当研究者们在实验室里企图寻找梦的某些特别之处与
一些客观变化的生理状态之间的联系时，也有一个问题日益严峻，在能够建立这种联系之前，
需要先能够定性定量地用科学的语言描述梦的“特性”，所以这就涉及到如何将梦境内容进行采
样并量化的问题，因为毕竟梦本身却是一件极为个人化和主观性的体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也是为了宽泛地研究一些关于梦的问题，Calvin S. Hall与Robert Van de Castle定制了这
套系统，实际上这个系统应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两人从200个人搜集1000个梦，分别有100名男性和100名女性，每个人5个梦例。然后
就像生物分类学那样，对这些梦中呈现的内容进行了各种详细的分类，比如说第一级的分类中
包含有：角色、攻击性行为、情绪状态、背景，等等，而在角色一个分类下面，会再细分为：
人类男性、人类女性、动物、不明生物等等。然后再对梦中呈现的元素的概率进行统计，并将
这次实验得到的统计结果作为一个“标准参考值”，比如说在男性的梦中，熟悉的人物出现的概
率为45%，而陌生人的概率是55%，至于女性，这一参数为58%/42%。很显然，这个方法建立
的“标准参考值”的有效性很决定于抽样的多少，从五十亿人类中抽取1000个人的梦例，这个样
本显然有些少，不过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系统仍然在逐年修改，随着新数据的扩充。
除了上述分类系统与统计得出的标准以外，这个系统还包括了一套编码规则，即是将梦内容转
译为抽象的符号系统，就像数学和逻辑学那样，这种编码规则不仅用英文字符来代替梦中会出
现的意象和行为，也发展了一套逻辑来表达意象之间的行为与关系。这里我就不多解释了，我
想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个过于冗长的注解。
梦境描述：我在这个家伙的肚子上来了一拳，然后他就朝着我的下巴给了我一记上勾拳还击。
被编码之后的结果：
D P> 1MUA
D PR D
但是，请注意，这种编码系统里，所能保留的仅仅是不同人的梦境元素在视觉上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梦见一种动物：蛇；会梦见蛇的人的概率是多少，蛇会出现在梦中的概率是多少。可
是，同样在梦境中出现的一个意象，它对于不同的梦者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心理含义，对于
有基督教信仰并且深谙圣经故事的人而言，蛇的含义或许会不同于普通人。而早期精神分析学
派是极为重视这种含义的，但是这套系统本身则表示它的提出者们在一开始就打算在研究中忽
略掉这种含义的存在。
更多的内容请参考：
http://www2.ucsc.edu/dreams/Norms/
http://www2.ucsc.edu/dreams/Coding/
以及William Domhoff自己的一篇文章：
http://www2.ucsc.edu/dreams/Library/domhoff_1999a.html
[26]. 出自《释梦》第六章，参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5887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