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我心者——皮娜•鲍什自述
每每回望我的童年和青年,从学生到舞者再到编舞,每个阶段在我眼前都会幻化成一幅幅的图画,同时还弥漫着音乐和芳香。当然,还有曾经是和仍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这些历史图画会不停地回来寻找它们的位置。多年之后,儿时的经历终于在我的舞台上找到了落脚之处。
让我从我的童年开始讲起吧。(图片1—3)
战争的经历是最刻骨铭心的。佐林根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每次警报一响,我们便不得不逃进花园里一个小型的防空掩体。曾经有一枚炮弹落在了我家房子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一段时间父母将我送到了乌珀塔尔的姑姑家,因为那里有个稍大一点的防空掩体。他们想我在那里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有一只黑底白点的帆布背包,上面挂一个同系列花色的玩偶。背包总是在那里时刻准备着,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我便可以立即带上它逃难。
我还记得房后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当地唯一的水泵,人们都在那排队打水。
因为物资紧缺,人们不得不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获取食物,也就是用手头的东西换取食物。为了能让我们喝上鲜奶,我父亲曾用两床被子、一台收音机和一双靴子换来了一只羊。有一天,这只羊又被换掉了,换成了一只被我父母唤作皮娜的小羊羔。小甜心皮娜。又一天,肯定是在复活节,皮娜变成了餐桌上的烤羊。小羊羔的惨死对我造成极大的刺激,自此往后我再没碰过羊羔肉。
我父母(图片4)在佐林根经营一家附设餐厅的旅店。和兄弟姐妹们一样,我必须在店里帮忙。我们常常花几个小时削土豆、扫楼梯、整理客房,类似这些旅店里的常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做得最多的是蹦跶着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客人们都有目共睹。附近一家剧院的合唱队常有人来店里用餐,他们总是说:“皮娜必须去儿童芭蕾舞团。”有一天,他们真的将我带去了剧院的儿童芭蕾舞团。当时我五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最开始的一段经历:所有孩子俯卧在地,翘起他们的脚,然后向前拉腿到脑袋的左右两侧。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于我而言这根本不成问题。我的老师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是一个天生的蛇人。”虽然我并不明白蛇人的概念,但是从她的语气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特别。从那之后,剧院便成为我最惦记的地方了。
我家房子后面有一个花园。一个迷你的后花园。也就是小型防空掩体所在的地方。花园里还有一个长条形的建筑物——九柱戏场。九柱戏场背后就是花园的中心。我父母买下这块地的初衷是想要开设花园餐厅,所以一开始他们便在花园中心修了一个水泥地的圆形跳舞场。可惜工程最后烂尾了。但是对于我和周边的孩子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植物疯狂地生长,在草坪和杂草丛中绽放着美丽的花朵。夏天,我们可以坐在九柱戏场那要被阳光烤融了的柏油屋顶上,触手可及的是伸展到屋顶上来的黑色酸樱桃。屋顶上还有一张旧沙发可以让我们像蹦床一样跳上跳下。花园里有一间老旧的花房。也许就是在那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我们假装那是家动物园,部分孩子扮演动物,另一些则扮演游客。当然,我们也利用跳舞场。我们常常表演,好像是未来的大明星。我最常扮演的角色是马丽卡•洛克。我母亲不喜欢这一切,所以在她出现之前,前哨就要向我们发出警告。
附近有家巧克力糖果工厂,孩子们总是站在排出温暖甜蜜蒸汽的下水道上。我们没钱买,我们免费闻。
我家旅店的餐厅也充满了乐趣。父母因为工作缠身所以不能好好照看我们。晚上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会悄悄躲到桌子底下。在那里可以见识到许多趣闻:友情、爱情,争执,所有在小餐厅里经常上演的故事。我成为一个观察者。可以插嘴吗?不,我必须三缄其口。
第一次登台大概是在我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个芭蕾之夜的节目是《苏丹王的后宫和他的佳丽们》。苏丹王斜倚在一张堆满奇珍异果的矮榻上,我被打扮成摩尔人,整个演出过程就是用一把巨型羽毛扇为他打扇。另一次演出是在轻歌剧《蓝色面具》中扮演报童,我全部的台词就是一句:“《圣雷莫体育报》,《圣雷莫体育报》,阿曼多•切利尼大获全胜!”我感受到了十足的快乐,十分仔细地将每一份《佐林根日报》涂改成《圣雷莫体育报》。即使台下没有一个观众可以看到这个细节,但是对我来说这很重要。后来我被允许在许多歌剧、轻歌剧和舞蹈晚会上参与演出,并最终成为舞蹈晚会的群舞演员。有一点我始终很明确: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在剧场工作更吸引我。除了跳舞,别无他选。
在儿童芭蕾舞团我们曾被要求做一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训练。因为绝望和窘迫,我拒绝尝试,毫不犹豫地拒绝:“我不能那样做。”为此老师则直接将我打发回家了事。每一天都是煎熬,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回去。几周之后,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问我为什么不再去舞团了?终于我又回到了舞团。再也没有提起“我不能那样做”这句话。
来自我母亲的礼物有时挺让人尴尬的,虽然她花费了很多精力去为我挑选别致的礼物。比如我十二岁时收到的那件巨大的皮草、一条刚刚上市的格纹长裤和一双绿色方头鞋。我不想穿其中任何一件。我可不想以此引人侧目。
我父亲是那种极具幽默感和耐心的好男人。他能吹响亮又美妙的口哨。童年时我最喜欢坐他腿上。他有一双五十码的大脚,鞋子必须定做。然后我的脚也越长越大,十二岁就已经长到四十二码了。我担心它们还要继续疯长,那样我就不能再跳舞了。我不得不祈祷:“亲爱的上帝,求您别让我的脚再长了!”
也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因为生病不得不去疗养。我人被托付给了两个邻居,但旅店却必须由我独自打点。整整两个星期之久,我独力支撑着旅店,端啤酒,照顾旅客。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在其中发现了某些要点和乐趣。不管怎么说,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这段经历。
我喜欢做家庭作业。一种特殊的乐趣,尤其是数学习题。其实无关习题本身,我只是喜欢书写和纸张被书写的样子。
孩子在复活节的任务就是寻找彩蛋。而我往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找到母亲别出心裁的隐藏地。我喜欢寻找。找到彩蛋之后总是要请求她重新藏一遍。
我母亲喜欢赤脚在雪地中走路,喜欢和我打雪仗,喜欢建造雪屋。还会藏到衣柜的衣服后面。
我母亲的旅行计划总是出人意表,比如有一回她的目标是伦敦警察厅。而父亲总是满足她的愿望,无论怎样奇怪的愿望。所以最后他们真的去了伦敦。
那张照片上她和父亲一起骑在骆驼上,但我已经想不起来他俩是在哪个国家拍的照了。
虽然母亲对机械一窍不通,但有时还是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她曾把一台收音机拆得七零八落,可最后她竟然又给组装回去了。
在买下这间带餐厅的旅店之前我父亲是一个长途卡车司机。他出生在陶努斯山区一个贫寒家庭,上下还有许多姐妹。一开始他用一辆马拉板车送货,买了卡车之后就开始全国到处跑。他热衷于讲述那些走过的路,最后用一首特别的卡车司机之歌作为总结。他可以用他的高音唱出许多许多诗句。
在他的一生中父亲从没有责备过我。只有一次情况比较严重,他没有再叫我皮娜,而是菲利皮娜,我的本名。我父亲是那种你可以全心托付的男人。
虽然我父母从不看我跳舞,但他们依然为我感到骄傲。他们对舞蹈没有特别兴趣,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我不需要向他们证明什么。他们信任我,从不责备我。我从没任何负罪感,一向如此。那是他们给过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在十四岁进入埃森市的福克旺艺术学院学习舞蹈(图片5—6)。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了库特•尤斯。他是艺术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也是一个伟大的编舞家(图片7—10)。
在福克旺艺术学院这个屋檐下汇聚了各种艺术学科。除了歌剧、话剧、音乐和舞蹈等表演艺术,还有美术、雕塑、摄影、印刷、设计等等。每个系科的教师队伍都藏龙卧虎。无论是在走廊还是教室,耳朵里总是传来琴声、歌声和读书声,鼻子里总是飘来颜料和其他东西的味道。每个角落都挤满了训练的学生。我们会到其他系科蹭课。每个人都对同学的专业充满好奇。渐渐的,学科之间很自然就交叉融汇起来了。这是对我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一批杰出的教师聚拢到库特•尤斯麾下。他还时常引进他敬仰的教师和编舞家作为客座教授,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才。这些客座教授有的只上几堂课,有的则在埃森待更长时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图片11—12)。
无论如何,训练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打基础。然后是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探索自己需要的表现方式。我必须诉说什么?在哪个方面我需要进一步提升?也许就在当时埋下了我日后创作的基石。
尤斯对我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温柔、幽默,在各个可能的领域都具备不可思议的学识。比方说,是通过他我才和音乐建立起真正的完全的联系。因为在我家餐厅的收音机里接触的仅仅是流行音乐。他成为我的第二父亲。于我而言,他的博爱和眼光是两件最重要的宝贝。而在那样一个关键性的年纪遇到他是我一生的幸事。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便落下了背痛的毛病。被逼得四处寻医问药。医生禁止我跳舞,否则六个月之后就只能依靠拐杖走路了。我是怎么反应的呢?我依然跳舞,即使只剩下半年时间。我不得不做出选择,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1958年我被提名福克旺表演奖。为此我需要准备一支独舞。演出的日子到了。我站上舞台,摆好了姿势,灯光亮起。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因为钢琴师不见了。礼堂陷入一片混乱,哪都找不到钢琴师。我在舞台上,保持着那个姿势。我越来越冷静,简直称得上岿然不动。我不记得混乱到底持续了多少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确实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找到钢琴师。他走错地方,去了另一幢大楼。因为我长时间的保持开场姿势,而且表现得那么自信和冷静,显然把礼堂里的人都给镇住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和壮大。音乐终于响起,我开始跳舞。就是在那一刻我认识到自己一旦陷入极端的困境,也可以保持出乎寻常的沉着冷静,而且我还能从这困境中汲取力量。我学会信任自己这种能力。
我渴望学习和跳舞(图片13)。这是我申请德美大学生交换项目奖学金的原因。幸运的是我成功了。直到那时一些隐忧才开始慢慢浮出水面:要漂洋过海去美国,只有18岁,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英语。父母把我送到库克斯港。当邮轮起锚准备开始航程的时候,一只铜管乐队和人们的哭声搅成了一片。我一边挥手一边上船,而我父母一边挥手一边哭泣。踏上甲板的一刻我也禁不住哭了起来。恐惧突然压下来,我怕我们再也见不到彼此了。
在勒阿弗尔我寄了封短信给纽约的卢卡斯•霍文。他曾到埃森做过客座教授。我希望他能在纽约接船。八天之后船到纽约。因为我把健康证放在了行李箱而不是随身背包里,所以不得不多花几个小时等他们为1300多名乘客都办好手续,然后才能带我去领我的行李箱。我猜卢卡斯•霍文肯定不会在那了,即使他收到了我那封信。但是当我走下邮轮,却第一眼就看到了他。在他的臂弯里是一束晒蔫了的花。他一直在等我。
一开始在纽约的生活并不顺利。主要是我不会英语。用餐我会选择自助餐厅,在那我只要动一动手就可以解决。有一回结账的时候我发现钱包不见了,不翼而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结账?太难堪了!但不能一直干耗下去啊,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收银台指手画脚解释情况。我从背包里取出舞鞋和其他鞋,将所有东西一股脑倒在柜台上,我保证会回来换回抵押物。收银的先生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可以坐车回家。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之后我一直去那家自助餐厅,只是为了能对这位先生报以微笑。在纽约我常常遇到类似的事情,人们总是以助人为乐。
我接纳并吸收纽约展现在我眼前的所有事情。我想要学习所有东西,想要经历所有事情。那时正值美国舞蹈的黄金时代:乔治•巴兰钦、玛莎•格雷厄姆、约西•李蒙、摩西•坎宁汉等等大师的时代。在我就读的朱利亚音乐学院既有安东尼•都德和约西•李蒙这样的教师,也有从格雷厄姆舞蹈团来的舞者阿尔弗雷德•科维诺、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我还有幸师从保罗•泰勒、保罗•桑纳萨多与冬雅•福伊尔做了大量训练。
几乎每天我都要看演出。这里有那么多独一无二的事情,我决定用一年的奖学金待够两年时间。那就意味着我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分花。去哪我都用走的。有一段时间甚至以冰激凌为生,一种榛果味的冰激凌。再加一杯酸奶、餐桌上摆设用的柠檬,还有就是大量的苏打水,老实说混在一起味道还不赖。我美妙的粮食。
但是我越来越瘦。我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内心的声音,关注我的动作。我自己能感觉到有些东西越来越纯净,越来越深入。也许这都是下意识的。但是改变是真切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改变。
在纽约的第二年我有幸被安东尼•都德聘用,那时他正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艺术总监一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是我人生履历上的重要一笔。当时卡拉斯刚刚离开,即使如此还是能感觉到她的存在。除了得到很多跳舞的机会之外,我还可以观摩大量的歌剧。扩音器里也能听到歌唱家在化妆间的歌声,通过声音辨识歌唱家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听力满分!
另外还有一次好玩的经历。当我准备从欧洲飞回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时候才发现那班飞机超售了,我正是不能登机的乘客之一。而我在纽约已经约好律师,他正努力帮我解决护照的问题,解决好了我才可以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工作。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及时赶到纽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取道其他航线。那一路我转机了五次或者更多,真是疯狂!先是飞到多伦多,然后转机芝加哥,再飞到另一个机场,错综复杂的航线!幸运的是我没有行差踏错,经过长时间的飞行终于赶到了纽约。可是,竟然降落到了另一个机场!没时间给我犹豫了。就用我那点破英语请人帮忙用直升飞机送我去那个本该抵达的机场。他们竟然真的答应了!大功告成!经过这次飞行,现在可以将我送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不会再恐惧。当然我的行李没有跟着我,十四天之后我才收到它。当时我就拎着手提包赶赴律师之约。
所有这些都超出了预期,没有一丝一毫是计划之内的。我也没想到我能这样行事。既然这也能搞定,更不用说我能同样地站上舞台了。不必多虑,任事情自然发展,不要过多担忧过多希望,只要保持一种完全超然的心态。
两年后我接到一通库特•尤斯的电话。他在学院有了一个成立舞团的机会,即后来的福克旺芭蕾舞团。他需要我,问我能不能回去。太纠结了!一边是扎根美国的欲望,一边是能在尤斯手下跳舞的梦想。两个选项我都极其渴望。我是那么热爱纽约!而且在纽约所有事情都已经开始朝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埃森。
尤斯领导着福克旺芭蕾舞团。我继续和一批优秀的教师、编舞家合作。尤斯给予我最大的信任和责任。不仅让我参与他新旧舞作的演出,还请我做他的助手。但我仍然感到欠缺。我渴望跳舞并急于表达自己……所以我开始自己编舞。
有一次尤斯来到排练厅,看着我,然后问我:“皮娜,你在做什么?干嘛一直在地上爬?”依靠其他编舞家的故事和招式完全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即使只为了致敬也不行。我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困境:我为什么跳舞?我该怎么跳舞?
等尤斯离开埃森,我接手了舞团。其时已经改称福克旺舞蹈剧场。这份工作及其责任充分激发了我的潜能。我尽可能地安排舞团出国演出,编排一些小型舞作,作为个人还有两次受邀前往乌珀塔尔参与编舞。
乌珀塔尔舞剧院的艺术总监阿尔诺•武斯滕赫弗尔希望我接下乌珀塔尔芭蕾舞团团长一职。我从没认真想过在一家剧院工作。我没有那个信心,极度恐惧。我喜欢自由的工作。但他很坚持,一直追着我直到我松口:“我可以试一试。”
然后,噩梦上场了。我真的拥有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在排练厅我害怕说出“我不知道”、“让我想想”这类话,我必须说“OK,我们这样我们那样。”我细致地为每一件事情做规划。可是很快就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恰恰是那些规划之外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放在我面前的两个选项:依循规划?还是在自由放任的情境中去捕捉自我?我的第一部舞作《弗里茨》还是那种规划性作品。之后我就抛弃了这种方式。我开始进入那种带我走向任何可能方向的创作情境。
坦白说,那段时间特别想要跳舞。必须跳舞!我必须跳舞!唯有跳舞才能真正表达自己。我甚至想当然地认为会在乌珀塔尔编的最初几部舞作里扮演角色,比如《春之祭》的献祭者,或者《陶利斯的伊菲格尼》的同名女主角。这几个角色都是根据我自己的身体条件创作的。但是身为编舞的责任总能把我跳舞的欲望拉回来。就这样慢慢学会了把爱投射到其他舞者身上,那种血液里的对跳舞的强大爱欲。
对于观众而言我们的新作是一次大革命。我的前任在乌珀塔尔做的是受观众欢迎的古典芭蕾,一种被接受的既有美学模式。观众还无法想象除此之外的类型。第一年特别困难。观众一次又一次摔门而去,留下的则给我们一片嘘声。在排练厅也会接到恶意电话。有段时间我甚至需要四个保镖的护卫才能去观众席。我被吓到了。有篇报刊评论这样写道:“音乐很美。尽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乐队和合唱队也找我麻烦。我本来想尽量提升合唱队的作用,但他们拒绝任何新想法。最后我不得不将合唱队安置到包厢,在观众席那一边,结果一切就变得和谐了。
我们举办了一场“布莱希特——魏尔之夜”。但是乐队认为那根本不是音乐。他们善良地认为症结在于我太年轻,还缺乏经验,在征询意见的时候他们提出只要我跟着他们就行。那真是对我的打击。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我做实验。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我从没想要激怒谁。我只是努力讲述我们自己。
当舞者和我一起踏上这条布满荆棘的创作道路,他们的内心便充满了骄傲,即使会让他们频繁地陷入困境。而我有时则会乐于制造这样的困境。也有些舞者被吓住了。他们对我呵斥向我发火,抱怨我的想法根本不可能付诸现实。《春之祭》需要一支庞大的乐队,但我们的乐池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人。所以我们用了唱片,皮埃尔•布列兹绝妙的版本。
刚开始着手《蓝胡子》的时候我完全无法进入状态。因为他们推荐的歌唱家根本不是蓝胡子,虽然在其他演出中我也十分欣赏他。天无绝人之路,我和罗夫•玻济克被逼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设计。一台录音机用缆绳系着从天花板垂挂下来,蓝胡子可以带着这台录音机向舞台的任意方向移动。他还可以将录音带倒回到任意一句他想要重复的句子,通过快进和倒带的方式来表达和检视他的生命。为了避开乐队和合唱队的麻烦,在下一个舞作《与我共舞》(图片14)中我仅仅挑选了一些美丽的民谣,由舞者演唱,伴奏则仅仅用了一把鲁特琴。
再下一个《蕾娜移民去了》的音乐还是用唱片,只有一个场景是我们的老琴师在舞台背景处弹钢琴。这种方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
从此之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音乐录音成为我们创作的基本要素。也正因如此,在某些舞作重演时同乐队、合唱队的合作又会激发出新鲜感,激发观众去探寻另一种阐释的欲望。
创作的另一个新手法是“提问”。其实早在创作《蓝胡子》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向个别角色提问。后来,在波鸿编排改编自《麦克白》的舞作《他牵着她的手,带领她入城堡,其他人跟随在后》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创作手法。这个舞作的演出队伍包括四个舞者,四个演员,一个歌手……还有一个糕点师傅,所以肢体动作无法作为创作的发展动机。我必须寻找其他的入口。我向他们提问,问一些同样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最契合我的创作手法。通过大量的提问小心翼翼地靠近主题。一条开放的途径,同时又十分精准。它带领我们进入许多领域,许多我一个人无法触及的领域。
第一年对我来说比较困难。也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我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即使撞了南墙也不轻易掉头。必须坚持,不能改弦更张。我坚持提问和创作,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有一个人在这节骨眼上对我至关重要。那就是罗夫•玻济克。《俄耳甫斯与欧里狄克》(图片15:左)是我们在乌珀塔尔的第一次合作。罗夫•玻济克不仅是我的工作伙伴,也是我的生活伴侣。我们相识于埃森福克旺艺术学院的学生时代。他学的是美术,一个天才的绘图员,也是摄影师和画家。当他还是学生时便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曾经发明了一辆可以在水上行驶的自行车,还可以折叠。他着迷于各类机械,比如飞机、轮船的改造。他真的具有极强的创造力。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舞美设计师,就像我从没想过会成为编舞一样。我本来只想跳舞。但我们俩偏偏就走上了这条路。
我们的合作十分密切。互相激发灵感,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生发出成千上万的想法,然后一起定下初步的框架。每一个新舞作的编排,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相互信赖,可以尝试、否定、怀疑。在排练的过程中,罗夫•玻济克总是呆在现场。他一直都在。他在支持我,保护我。他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创作《七宗罪》的时候,他带着一帮舞台技术人员离开剧院走进城市,在那拷贝了一条街道,然后把这条街道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舞台。他是第一个将自然搬上舞台的舞美设计师。《春之祭》的舞台上铺满了泥土;《蓝胡子》则用了树叶;《与我共舞》(图片16)是灌木丛和矮树林;最后将水搬上了《咏叹调》的舞台。所有这些都是七十年代的舞作,风格鲜明又漂亮的设计。动物走上舞台上则是他的另一项创举,包括河马和鳄鱼。在置景部门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不可能那样做。”但罗夫•玻济克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让任何可能性成为现实。他一度称他的舞台为“自由表演空间”(图片17):“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快乐的、任性的孩子。”他十分崇拜并热爱每一个舞者,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舞者只有在他的镜头里才是最熨贴最温柔的。世间再没有人能有那样的视角了。
他最后的舞美设计是《贞洁的传说》(图片18)。那时我们已经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但《贞洁的传说》并没有陷入愁云惨淡的调子,相反却成了罗夫•玻济克对生与爱的最后颂歌。1980年1月,罗夫•玻济克终于没能战胜病魔,享年35岁。
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必须战胜悲伤。这个认识给了我力量。我必须心系罗夫继续创作。我有一种感觉,如果那时躺下了,那么我将再也站不起来。我知道可以在创作中转化我的悲伤和希望。
这个转化的舞作就是《1980》。像以前一样,在排练时我提了大量问题。问题主要围绕着童年展开。我请彼得•帕布斯特来做这个舞作的舞美设计,他曾和许多剧场、电影导演有过合作。对我来说他能加盟《1980》的创作是一种幸运。
至今已经超过27年了,彼得•帕布斯特和我一起分享着无中生有的创作乐趣。但那还不是全部。彼得•帕布斯特不仅仅是我的舞美设计师,他的意见和行动对舞团成员、对舞蹈剧场的外联都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太多太多舞台在他手下一一诞生(图片15:右,19—20),比如说:
——大幕升起——一堵高墙——高墙崩塌——轰然巨响——尘烟滚滚;舞者对此场景该如何反应?
——或者当观众一进入剧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草地——草香扑鼻——蚊群飞舞;万事万物都在这静谧中发生着。
——水:水光潋滟;水花四溅;水声潺潺。湿透了舞衣,勾勒出舞者的身体(图片21—22)。
——或者,漫天飞雪——也可以是天花乱坠……
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新天地。
我十分感激他和舞者们陪着我一路走到现在,即使历尽重重困难却对我信任依旧。他们都是我的珍宝。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方式。我爱我的舞者。他们那么美丽!而我能做的就是尽力挖掘出他们的内在美。
我用不同的方式爱我的舞者。但我最终想要的就是让他们都能在舞台上被观众真切地认识。当演出接近尾声,如果观众能感觉到和舞者拉近了距离,那就证明他们展示了真实的自我。某种真实。招聘舞者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发现的是优秀的人才。但除此之外还包含太多的未知因素。我更热衷于发掘他们的感受力。我努力帮助他们去探究自我。有些舞者可以很快就完成这个步骤,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直到某一个顿悟的时刻降临。对于已经跳了很长时间的舞者来说这就像他们的舞蹈生命迎来了第二春。而他们的表现也常常令我叹为观止。这种惊喜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我们这工作的美妙之处在于可以长时间出国巡演。在罗马的阿根廷剧院演出时,由当地经历促发的一些想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我的成长和创作都极其关键和重要。从那之后几乎我所有的舞作都是在和某地的合作中寻求文化的碰撞(图片23—24)。香港、巴西、布达佩斯、帕勒莫、伊斯坦布尔……还有你们奇妙的国度。认识完全不同的文明、不同类型的音乐、不为我们所知的风俗,但都属于人类的范畴,然后把这一切转化为舞蹈。这种和未知接触、心无挂碍地感受它再和观众分享它的模式就是从罗马开始的。一切都从《维克多》开始。现在,受邀联合制作成为舞蹈剧场的一种模式,我们的网络也越来越广。
我曾在北美土著的一场印第安仪式上购买了一根野牛肋骨。骨头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符号。后来发现和我一样得到了这头野牛骨头的人都会在一个本子上留下通讯地址,也可以说这头野牛随着买者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和这头野牛在全世界建立了网络一样,舞蹈剧场也形成了一个网络。在邀约作品中影响了创作并沉淀下来的那些元素成为舞蹈剧场永久的财富。我们带着这些财富又前往世界各地。这有点类似于婚姻在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
舞蹈剧场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舞团。成员来自不同的文明……我们彼此影响,彼此激发,彼此学习。即使没有那些旅行,我们也已经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通过内部碰撞和外部经历又不停地新陈代谢。
我是在1980年访问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期间认识罗纳德•凯的。他是诗人,也是智利大学的美学和文学教授。1987年,我们的儿子罗夫•所罗门出生,此后我们便在乌珀塔尔定居下来。在不得不忍受一个人的死亡之后,我又经历了一个人的诞生。结果是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孩子是怎么认知世界的?他们没有任何成见地对待万事万物,自然而然地信任每一个人。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概念:人之初。我能感受到这种认知对我身体的影响。我没有刻意去做什么,所有事情都自然而然地运行着,然后所有这些变化又毫无阻碍地流进了我的舞作。
在乌珀塔尔生活工作的三十多年是一个特别美妙的机缘。一个在我童年时便认识的城镇。我喜欢这个城镇。它不是一个只有到了周末才有人气的地方,它是一个每天都有生活的地方。我们的排练厅在光之堡,一座已经废弃的五十年代电影院。进入光之堡需要穿过一个巴士站,几乎每天我都可以在沿途看到疲惫又悲伤的人们。我们的舞作浸透了这种情绪。
我曾经说过:“我在乎的是人为何而动,而不是如何动。”这句话已经被引用了太多次,但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许多年来舞蹈剧场不停受邀前往世界各地演出。异域文明的旅行和演出又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在那些旅行中可以结交到有趣的朋友,可以经历到难忘的事情。有一回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演出《拭窗者》,其中有一段是舞者展示他们的老照片:童年的照片、父母的照片……他们说:“那是我妈妈”,或者说:“那是我两岁的时候”。然后他们相互展示自己最珍爱的照片,并走下舞台展示给观众。就在这段表演中突然有观众也拿出了他们自己的照片——那个场景真是无以言表:衬着美妙的音乐,每一个人展示着自己的照片。在场的许多人都热泪盈眶。
类似这样的经历我们总会被观众祝福。而我则尽力在舞作中涌泉相报。可惜每一次我都觉得力有不逮。我能回报什么?我能怎么回报?有时觉得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能接收到的是那么多而我能回报的是那么微小……
所以直到今天每次首演我依然会恐惧。怎么创新?没有计划,没有剧本,没有音乐,没有舞美,有的只是首演日期和一点点时间。绞尽脑汁,编排新舞作有何乐趣?再也不要做下一个了!每一次都是折磨。为什么要做它?那么多年之后我仍然没有答案。每次创作都要重起炉灶那真的太难了!总是感觉没法抓住想要的东西。但每当首演一结束我便开始着手下一个案子。这种能量来自何方?当然,纪律很重要。只要不停地工作,其中自然会有灵感浮现,一点极其细微的波光。我不能肯定那会带我走到哪里,但那盏指路的灯就在前方,会被鼓起勇气继续创作,而且满怀乐趣。也或者是某个团员做了一些漂亮的东西,那更会激发创作的热情。创作的欲望是发自内心的欲望。
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在我的舞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这段路程还算美好。我对观众的希望是他们能多了解其他的文明和生命,对他人少一点防备,对那些把人类联系起来的事物多一点理解。我以为这对了解我们居于其上的这个星球至关重要。
舞台最美妙的地方是允许我们做一些在现实中不能做的事。对于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只有直面自我的时候头脑才能变得清晰。有时候,疑问会带领我们回到一些最古老的真理,一些不同文明共有的真理,一些可以解决此时此地困境的真理。就像有些知识,我们自以为掌握了,但其实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在平凡中挖掘真理,这赋予我们以力量。
图片目录:
图片1:旅店,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2:学校,1948年,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3:父母家,1949年,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4:父母,1930年代,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5:福克旺艺术学院,1966年,摄影:沃尔特•沃格尔
图片6:福克旺艺术学院,1967年,摄影:沃尔特•沃格尔
图片7:库特•尤斯排练《绿桌》,尤斯、鲍什和法布里,摄影:
图片8:库特•尤斯排练《绿桌》,尤斯、鲍什和法布里,摄影:凡•莱文
图片9:库特•尤斯排练《绿桌》,皮娜•鲍什和让•塞布龙,摄影:不详
图片10:皮娜•鲍什参加库特•尤斯《绿桌》的排练,摄影:安东尼•克里克迈、安娜•马卡德
图片11:皮娜•鲍什演出安东尼•都德的《丁香花园》,摄影:不详
图片12:皮娜•鲍什演出卢卡斯•霍温的《机遇之歌》,摄影:不详
图片13:皮娜•鲍什,福克旺艺术学院 ,摄影:不详
图片14:《与我共舞》,阿诺尔德•阿尔瓦雷斯、埃斯科•埃德蒙森,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5: a.《俄耳甫斯与欧里狄克》,多米尼克•梅西、玛娄•艾拉朵 ,摄影:乌利•韦斯
b.《班东尼琴》,梅里尔•坦卡德、乌斯•考夫曼,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6:《与我共舞》,全体舞者,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7:皮娜•鲍什演出《穆勒咖啡馆》,摄影:扬•米纳里克
图片18:《贞洁的传说》,丹纳•赛普里奥,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9:《班东尼琴》, 全体舞者,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20:《拭窗者》,比阿特丽斯利•博纳蒂,摄影:厄休拉•考夫曼
图片21:《满月》,阿苏萨•赛亚玛,摄影:奥利弗•卢克
图片22:《满月》,阿苏萨•赛亚玛、豪尔赫•许尔塔•亚美尼亚 ,摄影:厄休拉•考夫曼
图片23:《一部皮娜•鲍什作品》(呼吸),法比安•普里奥费里,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24:《一部皮娜•鲍什作品》(呼吸),达弗尼斯•库金诺斯,全体舞者,摄影:厄休拉•考夫曼
原文:What Moves Me - Pina Bausch
让我从我的童年开始讲起吧。(图片1—3)
战争的经历是最刻骨铭心的。佐林根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每次警报一响,我们便不得不逃进花园里一个小型的防空掩体。曾经有一枚炮弹落在了我家房子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一段时间父母将我送到了乌珀塔尔的姑姑家,因为那里有个稍大一点的防空掩体。他们想我在那里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有一只黑底白点的帆布背包,上面挂一个同系列花色的玩偶。背包总是在那里时刻准备着,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我便可以立即带上它逃难。
我还记得房后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当地唯一的水泵,人们都在那排队打水。
因为物资紧缺,人们不得不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获取食物,也就是用手头的东西换取食物。为了能让我们喝上鲜奶,我父亲曾用两床被子、一台收音机和一双靴子换来了一只羊。有一天,这只羊又被换掉了,换成了一只被我父母唤作皮娜的小羊羔。小甜心皮娜。又一天,肯定是在复活节,皮娜变成了餐桌上的烤羊。小羊羔的惨死对我造成极大的刺激,自此往后我再没碰过羊羔肉。
我父母(图片4)在佐林根经营一家附设餐厅的旅店。和兄弟姐妹们一样,我必须在店里帮忙。我们常常花几个小时削土豆、扫楼梯、整理客房,类似这些旅店里的常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做得最多的是蹦跶着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客人们都有目共睹。附近一家剧院的合唱队常有人来店里用餐,他们总是说:“皮娜必须去儿童芭蕾舞团。”有一天,他们真的将我带去了剧院的儿童芭蕾舞团。当时我五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最开始的一段经历:所有孩子俯卧在地,翘起他们的脚,然后向前拉腿到脑袋的左右两侧。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于我而言这根本不成问题。我的老师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是一个天生的蛇人。”虽然我并不明白蛇人的概念,但是从她的语气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特别。从那之后,剧院便成为我最惦记的地方了。
我家房子后面有一个花园。一个迷你的后花园。也就是小型防空掩体所在的地方。花园里还有一个长条形的建筑物——九柱戏场。九柱戏场背后就是花园的中心。我父母买下这块地的初衷是想要开设花园餐厅,所以一开始他们便在花园中心修了一个水泥地的圆形跳舞场。可惜工程最后烂尾了。但是对于我和周边的孩子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植物疯狂地生长,在草坪和杂草丛中绽放着美丽的花朵。夏天,我们可以坐在九柱戏场那要被阳光烤融了的柏油屋顶上,触手可及的是伸展到屋顶上来的黑色酸樱桃。屋顶上还有一张旧沙发可以让我们像蹦床一样跳上跳下。花园里有一间老旧的花房。也许就是在那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我们假装那是家动物园,部分孩子扮演动物,另一些则扮演游客。当然,我们也利用跳舞场。我们常常表演,好像是未来的大明星。我最常扮演的角色是马丽卡•洛克。我母亲不喜欢这一切,所以在她出现之前,前哨就要向我们发出警告。
附近有家巧克力糖果工厂,孩子们总是站在排出温暖甜蜜蒸汽的下水道上。我们没钱买,我们免费闻。
我家旅店的餐厅也充满了乐趣。父母因为工作缠身所以不能好好照看我们。晚上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会悄悄躲到桌子底下。在那里可以见识到许多趣闻:友情、爱情,争执,所有在小餐厅里经常上演的故事。我成为一个观察者。可以插嘴吗?不,我必须三缄其口。
第一次登台大概是在我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个芭蕾之夜的节目是《苏丹王的后宫和他的佳丽们》。苏丹王斜倚在一张堆满奇珍异果的矮榻上,我被打扮成摩尔人,整个演出过程就是用一把巨型羽毛扇为他打扇。另一次演出是在轻歌剧《蓝色面具》中扮演报童,我全部的台词就是一句:“《圣雷莫体育报》,《圣雷莫体育报》,阿曼多•切利尼大获全胜!”我感受到了十足的快乐,十分仔细地将每一份《佐林根日报》涂改成《圣雷莫体育报》。即使台下没有一个观众可以看到这个细节,但是对我来说这很重要。后来我被允许在许多歌剧、轻歌剧和舞蹈晚会上参与演出,并最终成为舞蹈晚会的群舞演员。有一点我始终很明确: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在剧场工作更吸引我。除了跳舞,别无他选。
在儿童芭蕾舞团我们曾被要求做一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训练。因为绝望和窘迫,我拒绝尝试,毫不犹豫地拒绝:“我不能那样做。”为此老师则直接将我打发回家了事。每一天都是煎熬,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回去。几周之后,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问我为什么不再去舞团了?终于我又回到了舞团。再也没有提起“我不能那样做”这句话。
来自我母亲的礼物有时挺让人尴尬的,虽然她花费了很多精力去为我挑选别致的礼物。比如我十二岁时收到的那件巨大的皮草、一条刚刚上市的格纹长裤和一双绿色方头鞋。我不想穿其中任何一件。我可不想以此引人侧目。
我父亲是那种极具幽默感和耐心的好男人。他能吹响亮又美妙的口哨。童年时我最喜欢坐他腿上。他有一双五十码的大脚,鞋子必须定做。然后我的脚也越长越大,十二岁就已经长到四十二码了。我担心它们还要继续疯长,那样我就不能再跳舞了。我不得不祈祷:“亲爱的上帝,求您别让我的脚再长了!”
也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因为生病不得不去疗养。我人被托付给了两个邻居,但旅店却必须由我独自打点。整整两个星期之久,我独力支撑着旅店,端啤酒,照顾旅客。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在其中发现了某些要点和乐趣。不管怎么说,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这段经历。
我喜欢做家庭作业。一种特殊的乐趣,尤其是数学习题。其实无关习题本身,我只是喜欢书写和纸张被书写的样子。
孩子在复活节的任务就是寻找彩蛋。而我往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找到母亲别出心裁的隐藏地。我喜欢寻找。找到彩蛋之后总是要请求她重新藏一遍。
我母亲喜欢赤脚在雪地中走路,喜欢和我打雪仗,喜欢建造雪屋。还会藏到衣柜的衣服后面。
我母亲的旅行计划总是出人意表,比如有一回她的目标是伦敦警察厅。而父亲总是满足她的愿望,无论怎样奇怪的愿望。所以最后他们真的去了伦敦。
那张照片上她和父亲一起骑在骆驼上,但我已经想不起来他俩是在哪个国家拍的照了。
虽然母亲对机械一窍不通,但有时还是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她曾把一台收音机拆得七零八落,可最后她竟然又给组装回去了。
在买下这间带餐厅的旅店之前我父亲是一个长途卡车司机。他出生在陶努斯山区一个贫寒家庭,上下还有许多姐妹。一开始他用一辆马拉板车送货,买了卡车之后就开始全国到处跑。他热衷于讲述那些走过的路,最后用一首特别的卡车司机之歌作为总结。他可以用他的高音唱出许多许多诗句。
在他的一生中父亲从没有责备过我。只有一次情况比较严重,他没有再叫我皮娜,而是菲利皮娜,我的本名。我父亲是那种你可以全心托付的男人。
虽然我父母从不看我跳舞,但他们依然为我感到骄傲。他们对舞蹈没有特别兴趣,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我不需要向他们证明什么。他们信任我,从不责备我。我从没任何负罪感,一向如此。那是他们给过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在十四岁进入埃森市的福克旺艺术学院学习舞蹈(图片5—6)。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了库特•尤斯。他是艺术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也是一个伟大的编舞家(图片7—10)。
在福克旺艺术学院这个屋檐下汇聚了各种艺术学科。除了歌剧、话剧、音乐和舞蹈等表演艺术,还有美术、雕塑、摄影、印刷、设计等等。每个系科的教师队伍都藏龙卧虎。无论是在走廊还是教室,耳朵里总是传来琴声、歌声和读书声,鼻子里总是飘来颜料和其他东西的味道。每个角落都挤满了训练的学生。我们会到其他系科蹭课。每个人都对同学的专业充满好奇。渐渐的,学科之间很自然就交叉融汇起来了。这是对我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一批杰出的教师聚拢到库特•尤斯麾下。他还时常引进他敬仰的教师和编舞家作为客座教授,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才。这些客座教授有的只上几堂课,有的则在埃森待更长时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图片11—12)。
无论如何,训练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打基础。然后是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探索自己需要的表现方式。我必须诉说什么?在哪个方面我需要进一步提升?也许就在当时埋下了我日后创作的基石。
尤斯对我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温柔、幽默,在各个可能的领域都具备不可思议的学识。比方说,是通过他我才和音乐建立起真正的完全的联系。因为在我家餐厅的收音机里接触的仅仅是流行音乐。他成为我的第二父亲。于我而言,他的博爱和眼光是两件最重要的宝贝。而在那样一个关键性的年纪遇到他是我一生的幸事。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便落下了背痛的毛病。被逼得四处寻医问药。医生禁止我跳舞,否则六个月之后就只能依靠拐杖走路了。我是怎么反应的呢?我依然跳舞,即使只剩下半年时间。我不得不做出选择,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1958年我被提名福克旺表演奖。为此我需要准备一支独舞。演出的日子到了。我站上舞台,摆好了姿势,灯光亮起。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因为钢琴师不见了。礼堂陷入一片混乱,哪都找不到钢琴师。我在舞台上,保持着那个姿势。我越来越冷静,简直称得上岿然不动。我不记得混乱到底持续了多少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确实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找到钢琴师。他走错地方,去了另一幢大楼。因为我长时间的保持开场姿势,而且表现得那么自信和冷静,显然把礼堂里的人都给镇住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和壮大。音乐终于响起,我开始跳舞。就是在那一刻我认识到自己一旦陷入极端的困境,也可以保持出乎寻常的沉着冷静,而且我还能从这困境中汲取力量。我学会信任自己这种能力。
我渴望学习和跳舞(图片13)。这是我申请德美大学生交换项目奖学金的原因。幸运的是我成功了。直到那时一些隐忧才开始慢慢浮出水面:要漂洋过海去美国,只有18岁,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英语。父母把我送到库克斯港。当邮轮起锚准备开始航程的时候,一只铜管乐队和人们的哭声搅成了一片。我一边挥手一边上船,而我父母一边挥手一边哭泣。踏上甲板的一刻我也禁不住哭了起来。恐惧突然压下来,我怕我们再也见不到彼此了。
在勒阿弗尔我寄了封短信给纽约的卢卡斯•霍文。他曾到埃森做过客座教授。我希望他能在纽约接船。八天之后船到纽约。因为我把健康证放在了行李箱而不是随身背包里,所以不得不多花几个小时等他们为1300多名乘客都办好手续,然后才能带我去领我的行李箱。我猜卢卡斯•霍文肯定不会在那了,即使他收到了我那封信。但是当我走下邮轮,却第一眼就看到了他。在他的臂弯里是一束晒蔫了的花。他一直在等我。
一开始在纽约的生活并不顺利。主要是我不会英语。用餐我会选择自助餐厅,在那我只要动一动手就可以解决。有一回结账的时候我发现钱包不见了,不翼而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结账?太难堪了!但不能一直干耗下去啊,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收银台指手画脚解释情况。我从背包里取出舞鞋和其他鞋,将所有东西一股脑倒在柜台上,我保证会回来换回抵押物。收银的先生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可以坐车回家。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之后我一直去那家自助餐厅,只是为了能对这位先生报以微笑。在纽约我常常遇到类似的事情,人们总是以助人为乐。
我接纳并吸收纽约展现在我眼前的所有事情。我想要学习所有东西,想要经历所有事情。那时正值美国舞蹈的黄金时代:乔治•巴兰钦、玛莎•格雷厄姆、约西•李蒙、摩西•坎宁汉等等大师的时代。在我就读的朱利亚音乐学院既有安东尼•都德和约西•李蒙这样的教师,也有从格雷厄姆舞蹈团来的舞者阿尔弗雷德•科维诺、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我还有幸师从保罗•泰勒、保罗•桑纳萨多与冬雅•福伊尔做了大量训练。
几乎每天我都要看演出。这里有那么多独一无二的事情,我决定用一年的奖学金待够两年时间。那就意味着我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分花。去哪我都用走的。有一段时间甚至以冰激凌为生,一种榛果味的冰激凌。再加一杯酸奶、餐桌上摆设用的柠檬,还有就是大量的苏打水,老实说混在一起味道还不赖。我美妙的粮食。
但是我越来越瘦。我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内心的声音,关注我的动作。我自己能感觉到有些东西越来越纯净,越来越深入。也许这都是下意识的。但是改变是真切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改变。
在纽约的第二年我有幸被安东尼•都德聘用,那时他正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艺术总监一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是我人生履历上的重要一笔。当时卡拉斯刚刚离开,即使如此还是能感觉到她的存在。除了得到很多跳舞的机会之外,我还可以观摩大量的歌剧。扩音器里也能听到歌唱家在化妆间的歌声,通过声音辨识歌唱家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听力满分!
另外还有一次好玩的经历。当我准备从欧洲飞回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时候才发现那班飞机超售了,我正是不能登机的乘客之一。而我在纽约已经约好律师,他正努力帮我解决护照的问题,解决好了我才可以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工作。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及时赶到纽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取道其他航线。那一路我转机了五次或者更多,真是疯狂!先是飞到多伦多,然后转机芝加哥,再飞到另一个机场,错综复杂的航线!幸运的是我没有行差踏错,经过长时间的飞行终于赶到了纽约。可是,竟然降落到了另一个机场!没时间给我犹豫了。就用我那点破英语请人帮忙用直升飞机送我去那个本该抵达的机场。他们竟然真的答应了!大功告成!经过这次飞行,现在可以将我送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不会再恐惧。当然我的行李没有跟着我,十四天之后我才收到它。当时我就拎着手提包赶赴律师之约。
所有这些都超出了预期,没有一丝一毫是计划之内的。我也没想到我能这样行事。既然这也能搞定,更不用说我能同样地站上舞台了。不必多虑,任事情自然发展,不要过多担忧过多希望,只要保持一种完全超然的心态。
两年后我接到一通库特•尤斯的电话。他在学院有了一个成立舞团的机会,即后来的福克旺芭蕾舞团。他需要我,问我能不能回去。太纠结了!一边是扎根美国的欲望,一边是能在尤斯手下跳舞的梦想。两个选项我都极其渴望。我是那么热爱纽约!而且在纽约所有事情都已经开始朝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埃森。
尤斯领导着福克旺芭蕾舞团。我继续和一批优秀的教师、编舞家合作。尤斯给予我最大的信任和责任。不仅让我参与他新旧舞作的演出,还请我做他的助手。但我仍然感到欠缺。我渴望跳舞并急于表达自己……所以我开始自己编舞。
有一次尤斯来到排练厅,看着我,然后问我:“皮娜,你在做什么?干嘛一直在地上爬?”依靠其他编舞家的故事和招式完全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即使只为了致敬也不行。我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困境:我为什么跳舞?我该怎么跳舞?
等尤斯离开埃森,我接手了舞团。其时已经改称福克旺舞蹈剧场。这份工作及其责任充分激发了我的潜能。我尽可能地安排舞团出国演出,编排一些小型舞作,作为个人还有两次受邀前往乌珀塔尔参与编舞。
乌珀塔尔舞剧院的艺术总监阿尔诺•武斯滕赫弗尔希望我接下乌珀塔尔芭蕾舞团团长一职。我从没认真想过在一家剧院工作。我没有那个信心,极度恐惧。我喜欢自由的工作。但他很坚持,一直追着我直到我松口:“我可以试一试。”
然后,噩梦上场了。我真的拥有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在排练厅我害怕说出“我不知道”、“让我想想”这类话,我必须说“OK,我们这样我们那样。”我细致地为每一件事情做规划。可是很快就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恰恰是那些规划之外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放在我面前的两个选项:依循规划?还是在自由放任的情境中去捕捉自我?我的第一部舞作《弗里茨》还是那种规划性作品。之后我就抛弃了这种方式。我开始进入那种带我走向任何可能方向的创作情境。
坦白说,那段时间特别想要跳舞。必须跳舞!我必须跳舞!唯有跳舞才能真正表达自己。我甚至想当然地认为会在乌珀塔尔编的最初几部舞作里扮演角色,比如《春之祭》的献祭者,或者《陶利斯的伊菲格尼》的同名女主角。这几个角色都是根据我自己的身体条件创作的。但是身为编舞的责任总能把我跳舞的欲望拉回来。就这样慢慢学会了把爱投射到其他舞者身上,那种血液里的对跳舞的强大爱欲。
对于观众而言我们的新作是一次大革命。我的前任在乌珀塔尔做的是受观众欢迎的古典芭蕾,一种被接受的既有美学模式。观众还无法想象除此之外的类型。第一年特别困难。观众一次又一次摔门而去,留下的则给我们一片嘘声。在排练厅也会接到恶意电话。有段时间我甚至需要四个保镖的护卫才能去观众席。我被吓到了。有篇报刊评论这样写道:“音乐很美。尽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乐队和合唱队也找我麻烦。我本来想尽量提升合唱队的作用,但他们拒绝任何新想法。最后我不得不将合唱队安置到包厢,在观众席那一边,结果一切就变得和谐了。
我们举办了一场“布莱希特——魏尔之夜”。但是乐队认为那根本不是音乐。他们善良地认为症结在于我太年轻,还缺乏经验,在征询意见的时候他们提出只要我跟着他们就行。那真是对我的打击。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我做实验。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我从没想要激怒谁。我只是努力讲述我们自己。
当舞者和我一起踏上这条布满荆棘的创作道路,他们的内心便充满了骄傲,即使会让他们频繁地陷入困境。而我有时则会乐于制造这样的困境。也有些舞者被吓住了。他们对我呵斥向我发火,抱怨我的想法根本不可能付诸现实。《春之祭》需要一支庞大的乐队,但我们的乐池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人。所以我们用了唱片,皮埃尔•布列兹绝妙的版本。
刚开始着手《蓝胡子》的时候我完全无法进入状态。因为他们推荐的歌唱家根本不是蓝胡子,虽然在其他演出中我也十分欣赏他。天无绝人之路,我和罗夫•玻济克被逼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设计。一台录音机用缆绳系着从天花板垂挂下来,蓝胡子可以带着这台录音机向舞台的任意方向移动。他还可以将录音带倒回到任意一句他想要重复的句子,通过快进和倒带的方式来表达和检视他的生命。为了避开乐队和合唱队的麻烦,在下一个舞作《与我共舞》(图片14)中我仅仅挑选了一些美丽的民谣,由舞者演唱,伴奏则仅仅用了一把鲁特琴。
再下一个《蕾娜移民去了》的音乐还是用唱片,只有一个场景是我们的老琴师在舞台背景处弹钢琴。这种方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
从此之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音乐录音成为我们创作的基本要素。也正因如此,在某些舞作重演时同乐队、合唱队的合作又会激发出新鲜感,激发观众去探寻另一种阐释的欲望。
创作的另一个新手法是“提问”。其实早在创作《蓝胡子》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向个别角色提问。后来,在波鸿编排改编自《麦克白》的舞作《他牵着她的手,带领她入城堡,其他人跟随在后》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创作手法。这个舞作的演出队伍包括四个舞者,四个演员,一个歌手……还有一个糕点师傅,所以肢体动作无法作为创作的发展动机。我必须寻找其他的入口。我向他们提问,问一些同样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最契合我的创作手法。通过大量的提问小心翼翼地靠近主题。一条开放的途径,同时又十分精准。它带领我们进入许多领域,许多我一个人无法触及的领域。
第一年对我来说比较困难。也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我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即使撞了南墙也不轻易掉头。必须坚持,不能改弦更张。我坚持提问和创作,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有一个人在这节骨眼上对我至关重要。那就是罗夫•玻济克。《俄耳甫斯与欧里狄克》(图片15:左)是我们在乌珀塔尔的第一次合作。罗夫•玻济克不仅是我的工作伙伴,也是我的生活伴侣。我们相识于埃森福克旺艺术学院的学生时代。他学的是美术,一个天才的绘图员,也是摄影师和画家。当他还是学生时便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曾经发明了一辆可以在水上行驶的自行车,还可以折叠。他着迷于各类机械,比如飞机、轮船的改造。他真的具有极强的创造力。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舞美设计师,就像我从没想过会成为编舞一样。我本来只想跳舞。但我们俩偏偏就走上了这条路。
我们的合作十分密切。互相激发灵感,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生发出成千上万的想法,然后一起定下初步的框架。每一个新舞作的编排,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相互信赖,可以尝试、否定、怀疑。在排练的过程中,罗夫•玻济克总是呆在现场。他一直都在。他在支持我,保护我。他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创作《七宗罪》的时候,他带着一帮舞台技术人员离开剧院走进城市,在那拷贝了一条街道,然后把这条街道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舞台。他是第一个将自然搬上舞台的舞美设计师。《春之祭》的舞台上铺满了泥土;《蓝胡子》则用了树叶;《与我共舞》(图片16)是灌木丛和矮树林;最后将水搬上了《咏叹调》的舞台。所有这些都是七十年代的舞作,风格鲜明又漂亮的设计。动物走上舞台上则是他的另一项创举,包括河马和鳄鱼。在置景部门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不可能那样做。”但罗夫•玻济克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让任何可能性成为现实。他一度称他的舞台为“自由表演空间”(图片17):“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快乐的、任性的孩子。”他十分崇拜并热爱每一个舞者,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舞者只有在他的镜头里才是最熨贴最温柔的。世间再没有人能有那样的视角了。
他最后的舞美设计是《贞洁的传说》(图片18)。那时我们已经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但《贞洁的传说》并没有陷入愁云惨淡的调子,相反却成了罗夫•玻济克对生与爱的最后颂歌。1980年1月,罗夫•玻济克终于没能战胜病魔,享年35岁。
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必须战胜悲伤。这个认识给了我力量。我必须心系罗夫继续创作。我有一种感觉,如果那时躺下了,那么我将再也站不起来。我知道可以在创作中转化我的悲伤和希望。
这个转化的舞作就是《1980》。像以前一样,在排练时我提了大量问题。问题主要围绕着童年展开。我请彼得•帕布斯特来做这个舞作的舞美设计,他曾和许多剧场、电影导演有过合作。对我来说他能加盟《1980》的创作是一种幸运。
至今已经超过27年了,彼得•帕布斯特和我一起分享着无中生有的创作乐趣。但那还不是全部。彼得•帕布斯特不仅仅是我的舞美设计师,他的意见和行动对舞团成员、对舞蹈剧场的外联都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太多太多舞台在他手下一一诞生(图片15:右,19—20),比如说:
——大幕升起——一堵高墙——高墙崩塌——轰然巨响——尘烟滚滚;舞者对此场景该如何反应?
——或者当观众一进入剧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草地——草香扑鼻——蚊群飞舞;万事万物都在这静谧中发生着。
——水:水光潋滟;水花四溅;水声潺潺。湿透了舞衣,勾勒出舞者的身体(图片21—22)。
——或者,漫天飞雪——也可以是天花乱坠……
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新天地。
我十分感激他和舞者们陪着我一路走到现在,即使历尽重重困难却对我信任依旧。他们都是我的珍宝。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方式。我爱我的舞者。他们那么美丽!而我能做的就是尽力挖掘出他们的内在美。
我用不同的方式爱我的舞者。但我最终想要的就是让他们都能在舞台上被观众真切地认识。当演出接近尾声,如果观众能感觉到和舞者拉近了距离,那就证明他们展示了真实的自我。某种真实。招聘舞者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发现的是优秀的人才。但除此之外还包含太多的未知因素。我更热衷于发掘他们的感受力。我努力帮助他们去探究自我。有些舞者可以很快就完成这个步骤,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直到某一个顿悟的时刻降临。对于已经跳了很长时间的舞者来说这就像他们的舞蹈生命迎来了第二春。而他们的表现也常常令我叹为观止。这种惊喜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我们这工作的美妙之处在于可以长时间出国巡演。在罗马的阿根廷剧院演出时,由当地经历促发的一些想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我的成长和创作都极其关键和重要。从那之后几乎我所有的舞作都是在和某地的合作中寻求文化的碰撞(图片23—24)。香港、巴西、布达佩斯、帕勒莫、伊斯坦布尔……还有你们奇妙的国度。认识完全不同的文明、不同类型的音乐、不为我们所知的风俗,但都属于人类的范畴,然后把这一切转化为舞蹈。这种和未知接触、心无挂碍地感受它再和观众分享它的模式就是从罗马开始的。一切都从《维克多》开始。现在,受邀联合制作成为舞蹈剧场的一种模式,我们的网络也越来越广。
我曾在北美土著的一场印第安仪式上购买了一根野牛肋骨。骨头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符号。后来发现和我一样得到了这头野牛骨头的人都会在一个本子上留下通讯地址,也可以说这头野牛随着买者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和这头野牛在全世界建立了网络一样,舞蹈剧场也形成了一个网络。在邀约作品中影响了创作并沉淀下来的那些元素成为舞蹈剧场永久的财富。我们带着这些财富又前往世界各地。这有点类似于婚姻在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
舞蹈剧场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舞团。成员来自不同的文明……我们彼此影响,彼此激发,彼此学习。即使没有那些旅行,我们也已经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通过内部碰撞和外部经历又不停地新陈代谢。
我是在1980年访问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期间认识罗纳德•凯的。他是诗人,也是智利大学的美学和文学教授。1987年,我们的儿子罗夫•所罗门出生,此后我们便在乌珀塔尔定居下来。在不得不忍受一个人的死亡之后,我又经历了一个人的诞生。结果是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孩子是怎么认知世界的?他们没有任何成见地对待万事万物,自然而然地信任每一个人。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概念:人之初。我能感受到这种认知对我身体的影响。我没有刻意去做什么,所有事情都自然而然地运行着,然后所有这些变化又毫无阻碍地流进了我的舞作。
在乌珀塔尔生活工作的三十多年是一个特别美妙的机缘。一个在我童年时便认识的城镇。我喜欢这个城镇。它不是一个只有到了周末才有人气的地方,它是一个每天都有生活的地方。我们的排练厅在光之堡,一座已经废弃的五十年代电影院。进入光之堡需要穿过一个巴士站,几乎每天我都可以在沿途看到疲惫又悲伤的人们。我们的舞作浸透了这种情绪。
我曾经说过:“我在乎的是人为何而动,而不是如何动。”这句话已经被引用了太多次,但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许多年来舞蹈剧场不停受邀前往世界各地演出。异域文明的旅行和演出又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在那些旅行中可以结交到有趣的朋友,可以经历到难忘的事情。有一回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演出《拭窗者》,其中有一段是舞者展示他们的老照片:童年的照片、父母的照片……他们说:“那是我妈妈”,或者说:“那是我两岁的时候”。然后他们相互展示自己最珍爱的照片,并走下舞台展示给观众。就在这段表演中突然有观众也拿出了他们自己的照片——那个场景真是无以言表:衬着美妙的音乐,每一个人展示着自己的照片。在场的许多人都热泪盈眶。
类似这样的经历我们总会被观众祝福。而我则尽力在舞作中涌泉相报。可惜每一次我都觉得力有不逮。我能回报什么?我能怎么回报?有时觉得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能接收到的是那么多而我能回报的是那么微小……
所以直到今天每次首演我依然会恐惧。怎么创新?没有计划,没有剧本,没有音乐,没有舞美,有的只是首演日期和一点点时间。绞尽脑汁,编排新舞作有何乐趣?再也不要做下一个了!每一次都是折磨。为什么要做它?那么多年之后我仍然没有答案。每次创作都要重起炉灶那真的太难了!总是感觉没法抓住想要的东西。但每当首演一结束我便开始着手下一个案子。这种能量来自何方?当然,纪律很重要。只要不停地工作,其中自然会有灵感浮现,一点极其细微的波光。我不能肯定那会带我走到哪里,但那盏指路的灯就在前方,会被鼓起勇气继续创作,而且满怀乐趣。也或者是某个团员做了一些漂亮的东西,那更会激发创作的热情。创作的欲望是发自内心的欲望。
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在我的舞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这段路程还算美好。我对观众的希望是他们能多了解其他的文明和生命,对他人少一点防备,对那些把人类联系起来的事物多一点理解。我以为这对了解我们居于其上的这个星球至关重要。
舞台最美妙的地方是允许我们做一些在现实中不能做的事。对于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只有直面自我的时候头脑才能变得清晰。有时候,疑问会带领我们回到一些最古老的真理,一些不同文明共有的真理,一些可以解决此时此地困境的真理。就像有些知识,我们自以为掌握了,但其实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在平凡中挖掘真理,这赋予我们以力量。
图片目录:
图片1:旅店,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2:学校,1948年,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3:父母家,1949年,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4:父母,1930年代,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5:福克旺艺术学院,1966年,摄影:沃尔特•沃格尔
图片6:福克旺艺术学院,1967年,摄影:沃尔特•沃格尔
图片7:库特•尤斯排练《绿桌》,尤斯、鲍什和法布里,摄影:
图片8:库特•尤斯排练《绿桌》,尤斯、鲍什和法布里,摄影:凡•莱文
图片9:库特•尤斯排练《绿桌》,皮娜•鲍什和让•塞布龙,摄影:不详
图片10:皮娜•鲍什参加库特•尤斯《绿桌》的排练,摄影:安东尼•克里克迈、安娜•马卡德
图片11:皮娜•鲍什演出安东尼•都德的《丁香花园》,摄影:不详
图片12:皮娜•鲍什演出卢卡斯•霍温的《机遇之歌》,摄影:不详
图片13:皮娜•鲍什,福克旺艺术学院 ,摄影:不详
图片14:《与我共舞》,阿诺尔德•阿尔瓦雷斯、埃斯科•埃德蒙森,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5: a.《俄耳甫斯与欧里狄克》,多米尼克•梅西、玛娄•艾拉朵 ,摄影:乌利•韦斯
b.《班东尼琴》,梅里尔•坦卡德、乌斯•考夫曼,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6:《与我共舞》,全体舞者,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7:皮娜•鲍什演出《穆勒咖啡馆》,摄影:扬•米纳里克
图片18:《贞洁的传说》,丹纳•赛普里奥,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19:《班东尼琴》, 全体舞者,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20:《拭窗者》,比阿特丽斯利•博纳蒂,摄影:厄休拉•考夫曼
图片21:《满月》,阿苏萨•赛亚玛,摄影:奥利弗•卢克
图片22:《满月》,阿苏萨•赛亚玛、豪尔赫•许尔塔•亚美尼亚 ,摄影:厄休拉•考夫曼
图片23:《一部皮娜•鲍什作品》(呼吸),法比安•普里奥费里,摄影:乌利•韦斯
图片24:《一部皮娜•鲍什作品》(呼吸),达弗尼斯•库金诺斯,全体舞者,摄影:厄休拉•考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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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What Moves Me - Pina Ba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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