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新浪潮十杰
Vera Chytilova (1929 - )她曾从事纺织、照片润饰、场记和时装模特的工作，50年代末与其他捷克新浪潮同道进入FAMU电影学校学习。她的毕业作品《屋顶》（Strop, 1961）允许同她的第二部作品《一袋跳蚤》（Pytel blech, 1962）同时在国内发行。两个短片－她的第一个长片是《别的什么》(O necem jinem, 1963)－深受法国和美国真实电影流派的影响并在叙事上运用了记录片式的手法。尽管她早期作品中包含许多激进内容，然而与她第二个长片《雏菊》(Sedmikrasky, 1966)中的那些创新手法相比则显得苍白无力。电影是对于两个空虚放纵的年轻女人和她们怪异举止的片段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超现实主义描写。该片利用的抽象派拼贴画的手法和表现主义技术显露出西蒂洛娃作为一名大胆的艺术革新家和电影颠覆性分子的潜质。《雏菊》完成后立即遭到当局禁映直到1967年解禁并得到世界范围内评论界的喝彩。西蒂洛娃的名字旋即变成了捷克新浪潮－一个她在后来的一部亦异常特殊的电影《天堂的果实》(Ovoce stromi rajskych jime, 1969)中提出的概念－中形式主义先锋派的代名词。在1968年8月苏联政府颠覆杜布切克政权后，西蒂洛娃被禁止从事电影拍摄工作。1975年禁令取消后，她又通过《苹果游戏》(Hra o jablko, 1976)重新回到了她的电影工作中，并至今仍在捷克共和国进行电影拍摄。
Milos Forman (1932 - )自捷克新浪潮中诞生的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便是米洛斯.福尔曼。在纳粹占领时期沦为孤儿的他由他那些叔叔们抚养长大，直到他考进FAMU电影学员编剧系（因其得到戏剧系的录取）。1957年毕业后，他在捷克电影界摸爬滚打了多年，直到他的处女作《竞赛》(Konkurs)和《如果没有音乐》(Kdyby ty muziky nebyly)以《竞赛》的名号上映才打破沉寂。福尔曼与众不同的风格－混杂着黑色幽默和日常生活的艰辛审视－从初期便露出了锋芒。这些签名式的风格在他的第一部真实电影式的，讽刺阶级斗争并用实景和非职业演员拍摄的长片《黑彼得》(Cerny Petr, 1963)中得以尽显。《黑彼得》赢得了当年捷克电影评论协会奖，而接下来在196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金发女郎之恋》(Lasky jedne plavovlasky, 1965)则迎来了国际性的赞誉。作为一个对于孤独和欲望的喜忧参半的行为学研究文本，《金发女郎之恋》不久便被公认为捷克新浪潮的范本，并因其那种乍看独特然对社会具普遍代表性的人物生活的亲切而细致地描述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拥戴。福尔曼接下来的一部电影是政治倾向明显的《消防员的舞会》(Hori, ma panenko!, 1967)，其不加掩饰的对于捷克当局的讽刺使其被总统诺沃特尼临时禁映。《消防员的舞会》作为福尔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部作品亦赢得了奥斯卡的提名。1968年俄国坦克开进布拉格后他被迫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美国，至今生活于彼，并拍摄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起程》、《飞跃疯人院》、《爵士年代》、《安魂曲》以及最近的《月亮上的男人》。
Vojtech Jasny (1926 - )与其他国家的“新浪潮”运动不同，捷克新浪潮并未摒弃前辈们的电影传统和风格。恰恰相反，“捷克奇迹”中吸收并包含了这些前辈导演的功劳。其中一位在电影技法上具有创新性并成为新浪潮支柱的老兵便是沃依采克.雅斯尼。作为捷克第二代导演（一股在1956年解冻后诞生的电影力量）中的中坚力量，雅斯尼被称为捷克的第一位“电影作者”并率先进行捷克独特电影语言探索的导演。雅斯尼最具突破性的作品《九月的夜晚》(Zarijove Noci, 1957)是对被国防部长下令开脱的军队的大胆而直接的控诉。而后一部作品《欲望》(Touha, 1958)则是一首关于季节和人生的平行叙述的电影诗。《欲望》重新唤起了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期压制的捷克电影中的抒情风格。尽管雅斯尼是捷克电影奇迹一代中的先导，但是他随即变成了其中的参与者。在他高度风格化的《卡桑德拉猫》(Az prijde kocour aka That Cat, 1963)中，雅斯尼更加偏离官方规定的“新斯大林”美学章程，将政治寓言和现代童话故事巧妙结合使其赢得嘎那电影节特别评委会大奖并成为捷克新浪潮萌芽的催化剂。雅斯尼另一部赢得嘎那肯定（最佳导演奖）的电影《我的父老乡亲》(Vsichni dobri rodaci, 1968)被认定为其个人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捷克新浪潮的末期的这部作品－《我的父老乡亲》，是献给战后与雅斯尼共同接受社会改造的摩罗万原住民的一曲悲哀的挽歌。
Jaromil Jires (1935 - 2001)亚洛米.涅尔斯以他那部在政治上和形式上均十分大胆的FAMU毕业作品《迷失脚步的走廊》(Sal ztracenych kroku, 1958)步入捷克影坛，并迅速因此片使自己成为“重要的新秀”。尽管如此，然而真正将涅尔斯推到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前台的却是他的另以部作品《哭泣》(Krik, 1963, aka The First Cry)。作为最初几部昭示捷克斯洛伐克新电影景象到来的影片之一（还有乌尔的《巢中的日出》(Slnko v sieti, 1962)和西蒂洛娃的《别的什么》(O necem jinem, 1963)），《哭泣》用一种复杂的没有明显年代顺序的方式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孩子的感人故事。尽管里面有狡猾的政治暗示和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旨的手法，但是捷克当局对涅尔斯同辈的那些人的激进行为正顾之不暇，所以没有把此片放在眼里；事实上反而高度赞扬了此片并把它作为推广“积极普及电影制作”的典型。涅尔斯对此评价感到十分不适便开始绕有兴致地在其后来的剧本写作中大谈政治。坚决而毫不妥协的影像使涅尔斯的剧本一再被党政检查机关枪毙；尽管他在捷克电影界依旧十分活跃，但是他被禁止拍摄长片四年之久。杜布切克政权倡导的短暂的民主化进程使涅尔斯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并拍摄了一部改编自米兰昆德拉严厉控诉斯大林政权的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玩笑》。尽管玩笑火药味十足（这部电影在其多年后出版的官方传记中被抹去），但是涅尔斯这个“幸运儿”却是在1968年8月俄国入侵和其后“正常化”的几年中唯一依旧被准许拍电影的捷克新浪潮干将。他接下来的一部作品《瓦莱里和她的奇迹一周》(Valerie a tyden divu, 1970)是一部照片式的超现实主义吸血鬼的故事，是涅尔斯回归诗化影像风格作品，涅尔斯在其后的捷克共和国拍片不辍直到他于2001年十月去世。
Jan Kadar (1918 - 1979) & Elmar Klos (1910 - 1993)尽管杨.卡达尔和爱尔玛.科洛斯的合作拍片生涯远在新浪潮诞生前便已经开始，但他们依旧因其在五六十年代那些批判性和革新性的作品被认定为这个运动中的一股力量。卡达尔的第一部长片Katka (1950)，是一部表面上讲述一个农村女孩成为工厂工人的“良性”故事。因题材表面上具有的争议性，使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作品并将卡达尔开除出斯洛伐克本土电影业。随后卡达尔来到捷克电影工作室欲谋份差事，就是在那他结识了捷克电影界老将爱尔玛.科洛斯，并开始了两人长达17年的合作经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绑架》(Unos, aka Kidnapped, 1952)明显是反资产阶级的，然而当局却依旧指摘该片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苏联传奇导演普多夫金的干预下本片才得以解冻。他们的第二部作品《来自火星的音乐》(Hudba z Marsu, 1954)是部音乐喜剧，然官方评论认为该片有影射社会要人之嫌。《终点站的房子》(Dum na konecne, 1957)侥幸躲过了当局审查，而《三个愿望》(Tri Prani, 1958)却被当局封杀并使两人被停职两年。之后两年变成了五年，直到1963年他们拍摄讲述游击队战斗故事的《死亡在召唤恩戈尔琛》(Smrt si rika Engelchen)，以及接下来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影片《辩护人》(Obzalovany, 1964)，而让两人获得国际好评的电影则是《大街上的商店》(Obchod na korze, 1965)－首部赢得最佳外语片学院奖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表面上《大街上的商店》讲述的是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在斯洛伐克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境遇，而往下深究便能唤起所有的欧洲人关于形成和巩固政治迫害应负的责任感。两人最后一部合作的电影《被欲望驱使的安娜达》(Touha zvana Anada, 1969)，一部在形式上和结构上均十分复杂的关乎幻想和性沉沦的电影卡达尔于1970年移民美国，并在那完成了他最后两部作品《天使莱温妮》（1970）和《父亲的谎言》（1976）。
Jiri Menzel (1938 - )耶日.闵采尔1963年从FAMU电影学校毕业，在为西蒂洛娃当了多年助手和出演Evald Schorm的电影之后，他拍摄了名为《巴尔塔扎尔先生之死》，一部根据捷克作家Bohumil Hrabal的短篇小说集《深处的珍珠》(Perlicky na dne, 1965)改编的电影。《巴尔塔扎尔先生之死》(Smrt pana Baltazara)从五部短篇中脱颖而出被多人赏识，也使导演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闵采尔的首部长片《严密监视的列车》(Ostre sledovane vlaky, 1966)才使他扬名立万。由Hrabal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因其对喜剧、悲剧和日常生活的关注的艺术化综合被肯定为捷克新浪潮的作品。这个讲述二战后成长起来一代人的苦忧参半的故事获得了国际好评并赢得了1967年的学院最佳外语片奖。《严密监视的列车》中那种悲喜交集和富于同情审视的风格在他其后的一部作品《无常夏日》(Rozmarne leto, 1967)亦有体现。闵采尔的音乐片《夜总会的罪恶》(Zlocin v santanu, 1968)又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闵采尔接下来拍摄了另一部改编自Hrabal小说的电影《一排云雀》(Skrivanci na niti, 1969)被当局禁映。闵采尔因此被禁止拍电影直到1976年推出《森林边的隔离带》(Na samote u lesa)。在过去的25年间闵采尔依旧活跃在布拉格的电影和戏剧舞台上。
Jan Nemec (1936 - )被称为捷克新浪潮中“可怕的孩子”的杨.涅麦茨在其FAMU的学生时代便也是一个打破爹府颠覆和大胆的实验者。他的处女作，讲述二战时期两个逃离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孩子的故事《夜晚的钻石》(Demanty noci, 1964)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虽是个残酷的现实故事，但在涅麦茨的手中却使之变成了贯穿两个男孩的主观经验的惊心旅程，通过一系列的幻想和梦魇来唤醒他们心中的绝望和痛楚。影片赢得了诸多国际奖项并为涅麦茨的下部影片，与其继任妻子，设计师兼艺术指导伊斯特.克鲁巴卓娃首次精诚合作的《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们》(O slavnosti a hostech, 1966)打好了基础。《报告》一片运用了与米洛斯.福尔曼完全对立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带有原罪式的高度风格化的审视态度描述了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妥协的卡夫卡式的寓言剧。该片也许是新浪潮中最具政治危险性的电影，当然是立即被禁映并遭受审查机关的公开指摘。与西蒂洛娃的《雏菊》一样，《报告》成了1967年五月捷克国家集会中声讨捷克新浪潮的借口。杜布切克仔8年一月当政后，该片在涅麦茨和克鲁巴卓娃描述性欲的超现实主义影片《殉爱者》(Mucednici lasky, 1967)上映后得以发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涅麦茨的名单“容登”黑名单之首。涅麦茨最终离开故土，在70年代和80年代晚期为英德美拍摄电视记录片，直到1989年回到捷克共和国继续他的电影生涯。
Evald Schorm (1931 - 1988)伊凡.绍姆常被称作“新浪潮的良心”，他避开了西蒂洛娃和伊尔斯的形式化风格及福尔曼和闵采尔的日常纪实主义，代之以拍摄代有明显政治内容的传统剧情片。绍姆1962年从FAMU毕业，首部长片为1964年的《每天的勇气》(Odvahu pro vsedni den)。一个讲述共产主义青年骨干在体制压迫下崩溃的具有政治煽动性的故事，亦显示出绍姆强硬的对敏感题材毫不畏惧的道德主义倾向（路德维西.巴克夫斯基因拒绝批判此片被解职。）《每天的勇气》赢得了1965年的捷克电影评论协会大奖（而绍姆拒绝接受这个奖项）并最终得以发行，但前提是发行中不能进行公开宣传和广告宣传，从而注定了本片的票房失败。绍姆接下来的一部影片《浪子回头》(Navrat ztraceneho syna, 1966) 被认定为他个人的一部杰作，是60年代捷克最好的电影之一。影片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已有的社会规范判定了他的道德罪过，而他的无意妥协于此令他陷于精神的囹圄.接着绍姆拍摄了一个改编自成年少女小说晦涩的作品《被通缉的五个女孩》(Pet holek na krku, 1967)和改编自宗教讽刺小说《牧师的末日》(Konec farare, 1968)的电影《第七天，第八夜》(Seamy den, soma no, 1969)，该片在1970年被捷克当局永久封杀，绍姆被禁止从事拍片工作。在其死前不久的1980年代末这个权利才得以恢复。
Stefan Uher (1930 - 1993)史蒂芬.乌赫尔的第一部作品《9A时代的我们》(My z deviatej, 1961)是一部特别为儿童而作且关于儿童的影片。这部电影是高度风格化及反传统的，但Uher的下一步影片–突破性的《网中的阳光》–是一重大进步。《网中阳光》通常被认作是捷克新浪潮的开山之作，是永远改换捷克斯洛伐克电影面貌的、大为创新的成就之作。在他对试图改变人生境遇的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乌瑟尔明显地自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偏离而出，创造了一部结构激进且高度主观的电影，而且此片将关注点聚焦在经年维持的、极度个人化的事件之上而非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之中。此片曾被抨击为反社会主义并在布拉迪斯法拉（捷克斯洛伐克中南部城市）被禁演，但在1963年，一群捷克影评人在布拉格组织了一场庆祝性质的放映会，之后并以压倒性的多数肯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在取得这个评论上的拥护后，《网中阳光》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界颠覆性狂潮的象征。乌瑟尔在之后一系列影片中延续了他招牌式的超现实主义，这些影片包括：《器官》(Organ, 1963)、《非凡的处女》(Panna zazracnica, 1966)和《三个女儿》( Tri dcery, 1967)。与其同代影人不同，乌瑟尔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许可指导影片的时期贯穿整个七十年代，并延伸至八十年代。
Milos Forman (1932 - )自捷克新浪潮中诞生的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便是米洛斯.福尔曼。在纳粹占领时期沦为孤儿的他由他那些叔叔们抚养长大，直到他考进FAMU电影学员编剧系（因其得到戏剧系的录取）。1957年毕业后，他在捷克电影界摸爬滚打了多年，直到他的处女作《竞赛》(Konkurs)和《如果没有音乐》(Kdyby ty muziky nebyly)以《竞赛》的名号上映才打破沉寂。福尔曼与众不同的风格－混杂着黑色幽默和日常生活的艰辛审视－从初期便露出了锋芒。这些签名式的风格在他的第一部真实电影式的，讽刺阶级斗争并用实景和非职业演员拍摄的长片《黑彼得》(Cerny Petr, 1963)中得以尽显。《黑彼得》赢得了当年捷克电影评论协会奖，而接下来在196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金发女郎之恋》(Lasky jedne plavovlasky, 1965)则迎来了国际性的赞誉。作为一个对于孤独和欲望的喜忧参半的行为学研究文本，《金发女郎之恋》不久便被公认为捷克新浪潮的范本，并因其那种乍看独特然对社会具普遍代表性的人物生活的亲切而细致地描述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拥戴。福尔曼接下来的一部电影是政治倾向明显的《消防员的舞会》(Hori, ma panenko!, 1967)，其不加掩饰的对于捷克当局的讽刺使其被总统诺沃特尼临时禁映。《消防员的舞会》作为福尔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部作品亦赢得了奥斯卡的提名。1968年俄国坦克开进布拉格后他被迫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美国，至今生活于彼，并拍摄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起程》、《飞跃疯人院》、《爵士年代》、《安魂曲》以及最近的《月亮上的男人》。
Vojtech Jasny (1926 - )与其他国家的“新浪潮”运动不同，捷克新浪潮并未摒弃前辈们的电影传统和风格。恰恰相反，“捷克奇迹”中吸收并包含了这些前辈导演的功劳。其中一位在电影技法上具有创新性并成为新浪潮支柱的老兵便是沃依采克.雅斯尼。作为捷克第二代导演（一股在1956年解冻后诞生的电影力量）中的中坚力量，雅斯尼被称为捷克的第一位“电影作者”并率先进行捷克独特电影语言探索的导演。雅斯尼最具突破性的作品《九月的夜晚》(Zarijove Noci, 1957)是对被国防部长下令开脱的军队的大胆而直接的控诉。而后一部作品《欲望》(Touha, 1958)则是一首关于季节和人生的平行叙述的电影诗。《欲望》重新唤起了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期压制的捷克电影中的抒情风格。尽管雅斯尼是捷克电影奇迹一代中的先导，但是他随即变成了其中的参与者。在他高度风格化的《卡桑德拉猫》(Az prijde kocour aka That Cat, 1963)中，雅斯尼更加偏离官方规定的“新斯大林”美学章程，将政治寓言和现代童话故事巧妙结合使其赢得嘎那电影节特别评委会大奖并成为捷克新浪潮萌芽的催化剂。雅斯尼另一部赢得嘎那肯定（最佳导演奖）的电影《我的父老乡亲》(Vsichni dobri rodaci, 1968)被认定为其个人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捷克新浪潮的末期的这部作品－《我的父老乡亲》，是献给战后与雅斯尼共同接受社会改造的摩罗万原住民的一曲悲哀的挽歌。
Jaromil Jires (1935 - 2001)亚洛米.涅尔斯以他那部在政治上和形式上均十分大胆的FAMU毕业作品《迷失脚步的走廊》(Sal ztracenych kroku, 1958)步入捷克影坛，并迅速因此片使自己成为“重要的新秀”。尽管如此，然而真正将涅尔斯推到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前台的却是他的另以部作品《哭泣》(Krik, 1963, aka The First Cry)。作为最初几部昭示捷克斯洛伐克新电影景象到来的影片之一（还有乌尔的《巢中的日出》(Slnko v sieti, 1962)和西蒂洛娃的《别的什么》(O necem jinem, 1963)），《哭泣》用一种复杂的没有明显年代顺序的方式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孩子的感人故事。尽管里面有狡猾的政治暗示和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旨的手法，但是捷克当局对涅尔斯同辈的那些人的激进行为正顾之不暇，所以没有把此片放在眼里；事实上反而高度赞扬了此片并把它作为推广“积极普及电影制作”的典型。涅尔斯对此评价感到十分不适便开始绕有兴致地在其后来的剧本写作中大谈政治。坚决而毫不妥协的影像使涅尔斯的剧本一再被党政检查机关枪毙；尽管他在捷克电影界依旧十分活跃，但是他被禁止拍摄长片四年之久。杜布切克政权倡导的短暂的民主化进程使涅尔斯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并拍摄了一部改编自米兰昆德拉严厉控诉斯大林政权的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玩笑》。尽管玩笑火药味十足（这部电影在其多年后出版的官方传记中被抹去），但是涅尔斯这个“幸运儿”却是在1968年8月俄国入侵和其后“正常化”的几年中唯一依旧被准许拍电影的捷克新浪潮干将。他接下来的一部作品《瓦莱里和她的奇迹一周》(Valerie a tyden divu, 1970)是一部照片式的超现实主义吸血鬼的故事，是涅尔斯回归诗化影像风格作品，涅尔斯在其后的捷克共和国拍片不辍直到他于2001年十月去世。
Jan Kadar (1918 - 1979) & Elmar Klos (1910 - 1993)尽管杨.卡达尔和爱尔玛.科洛斯的合作拍片生涯远在新浪潮诞生前便已经开始，但他们依旧因其在五六十年代那些批判性和革新性的作品被认定为这个运动中的一股力量。卡达尔的第一部长片Katka (1950)，是一部表面上讲述一个农村女孩成为工厂工人的“良性”故事。因题材表面上具有的争议性，使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作品并将卡达尔开除出斯洛伐克本土电影业。随后卡达尔来到捷克电影工作室欲谋份差事，就是在那他结识了捷克电影界老将爱尔玛.科洛斯，并开始了两人长达17年的合作经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绑架》(Unos, aka Kidnapped, 1952)明显是反资产阶级的，然而当局却依旧指摘该片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苏联传奇导演普多夫金的干预下本片才得以解冻。他们的第二部作品《来自火星的音乐》(Hudba z Marsu, 1954)是部音乐喜剧，然官方评论认为该片有影射社会要人之嫌。《终点站的房子》(Dum na konecne, 1957)侥幸躲过了当局审查，而《三个愿望》(Tri Prani, 1958)却被当局封杀并使两人被停职两年。之后两年变成了五年，直到1963年他们拍摄讲述游击队战斗故事的《死亡在召唤恩戈尔琛》(Smrt si rika Engelchen)，以及接下来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影片《辩护人》(Obzalovany, 1964)，而让两人获得国际好评的电影则是《大街上的商店》(Obchod na korze, 1965)－首部赢得最佳外语片学院奖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表面上《大街上的商店》讲述的是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在斯洛伐克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境遇，而往下深究便能唤起所有的欧洲人关于形成和巩固政治迫害应负的责任感。两人最后一部合作的电影《被欲望驱使的安娜达》(Touha zvana Anada, 1969)，一部在形式上和结构上均十分复杂的关乎幻想和性沉沦的电影卡达尔于1970年移民美国，并在那完成了他最后两部作品《天使莱温妮》（1970）和《父亲的谎言》（1976）。
Jiri Menzel (1938 - )耶日.闵采尔1963年从FAMU电影学校毕业，在为西蒂洛娃当了多年助手和出演Evald Schorm的电影之后，他拍摄了名为《巴尔塔扎尔先生之死》，一部根据捷克作家Bohumil Hrabal的短篇小说集《深处的珍珠》(Perlicky na dne, 1965)改编的电影。《巴尔塔扎尔先生之死》(Smrt pana Baltazara)从五部短篇中脱颖而出被多人赏识，也使导演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闵采尔的首部长片《严密监视的列车》(Ostre sledovane vlaky, 1966)才使他扬名立万。由Hrabal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因其对喜剧、悲剧和日常生活的关注的艺术化综合被肯定为捷克新浪潮的作品。这个讲述二战后成长起来一代人的苦忧参半的故事获得了国际好评并赢得了1967年的学院最佳外语片奖。《严密监视的列车》中那种悲喜交集和富于同情审视的风格在他其后的一部作品《无常夏日》(Rozmarne leto, 1967)亦有体现。闵采尔的音乐片《夜总会的罪恶》(Zlocin v santanu, 1968)又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闵采尔接下来拍摄了另一部改编自Hrabal小说的电影《一排云雀》(Skrivanci na niti, 1969)被当局禁映。闵采尔因此被禁止拍电影直到1976年推出《森林边的隔离带》(Na samote u lesa)。在过去的25年间闵采尔依旧活跃在布拉格的电影和戏剧舞台上。
Jan Nemec (1936 - )被称为捷克新浪潮中“可怕的孩子”的杨.涅麦茨在其FAMU的学生时代便也是一个打破爹府颠覆和大胆的实验者。他的处女作，讲述二战时期两个逃离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孩子的故事《夜晚的钻石》(Demanty noci, 1964)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虽是个残酷的现实故事，但在涅麦茨的手中却使之变成了贯穿两个男孩的主观经验的惊心旅程，通过一系列的幻想和梦魇来唤醒他们心中的绝望和痛楚。影片赢得了诸多国际奖项并为涅麦茨的下部影片，与其继任妻子，设计师兼艺术指导伊斯特.克鲁巴卓娃首次精诚合作的《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们》(O slavnosti a hostech, 1966)打好了基础。《报告》一片运用了与米洛斯.福尔曼完全对立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带有原罪式的高度风格化的审视态度描述了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妥协的卡夫卡式的寓言剧。该片也许是新浪潮中最具政治危险性的电影，当然是立即被禁映并遭受审查机关的公开指摘。与西蒂洛娃的《雏菊》一样，《报告》成了1967年五月捷克国家集会中声讨捷克新浪潮的借口。杜布切克仔8年一月当政后，该片在涅麦茨和克鲁巴卓娃描述性欲的超现实主义影片《殉爱者》(Mucednici lasky, 1967)上映后得以发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涅麦茨的名单“容登”黑名单之首。涅麦茨最终离开故土，在70年代和80年代晚期为英德美拍摄电视记录片，直到1989年回到捷克共和国继续他的电影生涯。
Evald Schorm (1931 - 1988)伊凡.绍姆常被称作“新浪潮的良心”，他避开了西蒂洛娃和伊尔斯的形式化风格及福尔曼和闵采尔的日常纪实主义，代之以拍摄代有明显政治内容的传统剧情片。绍姆1962年从FAMU毕业，首部长片为1964年的《每天的勇气》(Odvahu pro vsedni den)。一个讲述共产主义青年骨干在体制压迫下崩溃的具有政治煽动性的故事，亦显示出绍姆强硬的对敏感题材毫不畏惧的道德主义倾向（路德维西.巴克夫斯基因拒绝批判此片被解职。）《每天的勇气》赢得了1965年的捷克电影评论协会大奖（而绍姆拒绝接受这个奖项）并最终得以发行，但前提是发行中不能进行公开宣传和广告宣传，从而注定了本片的票房失败。绍姆接下来的一部影片《浪子回头》(Navrat ztraceneho syna, 1966) 被认定为他个人的一部杰作，是60年代捷克最好的电影之一。影片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已有的社会规范判定了他的道德罪过，而他的无意妥协于此令他陷于精神的囹圄.接着绍姆拍摄了一个改编自成年少女小说晦涩的作品《被通缉的五个女孩》(Pet holek na krku, 1967)和改编自宗教讽刺小说《牧师的末日》(Konec farare, 1968)的电影《第七天，第八夜》(Seamy den, soma no, 1969)，该片在1970年被捷克当局永久封杀，绍姆被禁止从事拍片工作。在其死前不久的1980年代末这个权利才得以恢复。
Stefan Uher (1930 - 1993)史蒂芬.乌赫尔的第一部作品《9A时代的我们》(My z deviatej, 1961)是一部特别为儿童而作且关于儿童的影片。这部电影是高度风格化及反传统的，但Uher的下一步影片–突破性的《网中的阳光》–是一重大进步。《网中阳光》通常被认作是捷克新浪潮的开山之作，是永远改换捷克斯洛伐克电影面貌的、大为创新的成就之作。在他对试图改变人生境遇的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乌瑟尔明显地自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偏离而出，创造了一部结构激进且高度主观的电影，而且此片将关注点聚焦在经年维持的、极度个人化的事件之上而非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之中。此片曾被抨击为反社会主义并在布拉迪斯法拉（捷克斯洛伐克中南部城市）被禁演，但在1963年，一群捷克影评人在布拉格组织了一场庆祝性质的放映会，之后并以压倒性的多数肯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在取得这个评论上的拥护后，《网中阳光》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界颠覆性狂潮的象征。乌瑟尔在之后一系列影片中延续了他招牌式的超现实主义，这些影片包括：《器官》(Organ, 1963)、《非凡的处女》(Panna zazracnica, 1966)和《三个女儿》( Tri dcery, 1967)。与其同代影人不同，乌瑟尔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许可指导影片的时期贯穿整个七十年代，并延伸至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