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即生活
17世纪以来，崇尚海洋文明的西方诸国经历了呼唤理性、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成功打造了一种公共的生活，并把重商主义的理念有机转化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西方社会凭借强有力的贸易能力主导世界文明一来，西学东渐之风就愈演愈烈了。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如何应对这种现代性的思潮成为整个20世纪最大的主题之一。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在《两种现代性》里谈到：“无论你是否喜欢，现代性的潮流是不可逆的，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rationalization），但这其中必然包含一种对过去文明的消解。”所以，我们也比较好理解，现代性放诸世界任一角落，都会有个别化的趋势。在中国这样文化渊源深远的国家，更是如此。
历史的发展中总有些相似的路径，思想先行，文化随后。西方启蒙运动后，渗透于哲学、文学多个领域的理性思想以及现代观念都对晚晴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文学更是如此。文学先驱鲁迅的多数作品中都存有尼采的理论，而《故事新编》的多个故事中也有马尔克斯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通俗小说中始终存有西方现代化以后普遍存有的颓废气质；而新感觉派中，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里都有对女性身体的欲念感，这无疑是吸纳了弗洛伊德的思潮。另外，雪莱、拜伦、哈代、卢梭、艾略特、托尔斯泰、波特莱尔等一系列作家、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了影响。
当然，文学思潮在中国个别化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上，胡适、鲁迅、周作人、包括更早接受思潮的梁启超都是非常传统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而郁达夫最后索性扮演了受到诅咒的负面英雄。这都说明中国文化中那种冷静、理智和中庸之道仍主宰大流。固然，我们似海绵一般接收西方文化，不过由于儒家传统教育的根深蒂固，使我们的文学家们很难全盘接收。西学源头中，无论是希伯来文明还是希望文明里，都有很强烈的一种情感，有时候表现为对人生的某种迷醉。东方人的现世感很强烈，但终归是静寂、含蓄、知止的。冷静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有儒家的道义准则约束，大凡都有一颗做圣人的心。
于是，我们就时常感到徐志摩的存在于其他文化是多么的不同，或是格格不入。但凡另类的人，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思想比较超时代，超地域。徐志摩先生对于西方思潮的接受几乎是全盘性的，令人简直怀疑他是否接受过东方教育。就连他的死亡都如此现代，试问，有多少人能在1931年死于空难？
徐志摩，1897年至1931年，浙江海宁人，生于大富之家。他的父亲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厂，在上海还有一个小钱庄。1900年入私塾，1909年入杭州府中学，1918年在北京大学拜梁启超为师，同年赴美留学，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22年与张幼仪离婚（徐志摩读雪莱的初因是：他也离婚了），1924年接待访华的泰戈尔，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同年再度游历欧洲，1931年飞机失事去世。这就是诗人光芒四射的人生。
海宁是一座安逸的沿海小城，自明朝以后，因为现代贸易的萌芽兴起，格外富足。徐志摩因与陆小曼的婚姻，搬出祖宅，在闹市选了一处西式的居所，家对面就是电影院。整个小洋房的内部都布置着西式家具，夫妇卧室是一套粉红色的家私，彰显诗人浪漫的个性。如今的小楼是一座小小的纪念馆，保存、展出了许多徐先生生前使用的物件以及个人资料。杭州府中学念书期间，中西科目兼学，徐志摩几乎保持门门科目95分以上的佳绩，可见天资之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英文成绩相当突出，这也为他的直接融入西方社会打了一个好基础。
事实上，爱国主义的思想徐志摩自然是有的，尊师尊父的传统他也是秉承的。生于江南体面的大家族，家庭、社会之间的维系感是徐志摩自小就体会到的。但当我们看他真实的人生，处处可见巨大的矛盾。这与徐志摩的欧洲之行和本性密不可分。在此之前，他也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在西方，当诗人不断接近那些现代性中美德的化身时，个人主义取代了国家意识，并且，徐志摩认为那是自己的使命。他形成单纯信仰，崇拜自然，认为人生中普遍推崇的应该是爱和美。并将这作为唯一的原则。所以，当恩师梁启超企图用道义与责任批评他时，徐志摩的态度很坚决：不妥协。徐志摩在1922年回国时，在清华做了演讲，名为《艺术与人生》，直接表明：“我们没有艺术，正如我们没有生活。”他本人是先驱者，坚持爱的准则，果断行动，带入艺术之中，并希望赢取广大读者对他理念的支持。他没有一点点怀疑，自始至终以光明之心创作，饱含激情。
这也是诗人的天性。徐志摩本性就爱自由，思维活跃、兴趣广泛。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天天只读自己爱看的书。那些书被同学们视为怪书，而徐志摩只是表示出对正经论道的慵懒。不过，诗人的天资也使他无需如同大多数读书人一般苦读，他有自己对于知识的判断力。于是，爱自由的徐志摩就自我思想解放了。然则，世间爱自由的人大有人在，徐志摩的幸运在于他还有自由的条件。富裕的经济基础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老舍留学期间长衫都旧得起了光，而徐志摩则西装革履地出入西方上流社会。可以说，徐志摩了解西方的方式是很直接的。
《想飞》一文揭示徐志摩文学的一个艺术核心——伊卡洛斯的精神。这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用蜡做翅膀从山巅飞起，最后在燃烧的火焰中毁灭。是如此放达的一种精神。徐志摩也喊出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其翼若垂天之云，谁人不想。放在他的文学上就成了自然性、创作热情、自信和积极性。这都是20世纪初，革新中的中国文学极其缺乏的。这种健康、有活力的精神，直接来源于19世纪刚蓬勃发展的欧洲。
徐志摩的新月派诗歌也好，散文也罢，无论是灵感取材于泰戈尔、哈代，还是形象借用于《茶花女》（独白《爱的灵感》），他都是印象式的，也就是说哈代只是他想象的哈代。他选取的都是与他个人气质吻合的部分。于是，我们便可看出徐志摩与众不同的本质就是他内化了冷静的中国人不太会接受的强烈情感支持的现代观念。事实上，西方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始终都有情感痕迹的，从崇拜到怀疑，从颓废到反思，最后凝结出主流价值观服务于民主的公共生活。在这点上，徐志摩个人跳出了东方思维的桎梏，而且，幸运的是直到他死去他都积极践行这份健康的创作热情，诗人用一生展现了：艺术即生活。
80年前，诗人在一团火焰中消失于天空，留给后人的便是飞翔的精神。用他自己演讲中的话作结：“丰富你的生活，扩大你的生活，多加强你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把它灵活化，这样，艺术便自然会来了。”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如何应对这种现代性的思潮成为整个20世纪最大的主题之一。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在《两种现代性》里谈到：“无论你是否喜欢，现代性的潮流是不可逆的，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rationalization），但这其中必然包含一种对过去文明的消解。”所以，我们也比较好理解，现代性放诸世界任一角落，都会有个别化的趋势。在中国这样文化渊源深远的国家，更是如此。
历史的发展中总有些相似的路径，思想先行，文化随后。西方启蒙运动后，渗透于哲学、文学多个领域的理性思想以及现代观念都对晚晴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文学更是如此。文学先驱鲁迅的多数作品中都存有尼采的理论，而《故事新编》的多个故事中也有马尔克斯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通俗小说中始终存有西方现代化以后普遍存有的颓废气质；而新感觉派中，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里都有对女性身体的欲念感，这无疑是吸纳了弗洛伊德的思潮。另外，雪莱、拜伦、哈代、卢梭、艾略特、托尔斯泰、波特莱尔等一系列作家、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了影响。
当然，文学思潮在中国个别化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上，胡适、鲁迅、周作人、包括更早接受思潮的梁启超都是非常传统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而郁达夫最后索性扮演了受到诅咒的负面英雄。这都说明中国文化中那种冷静、理智和中庸之道仍主宰大流。固然，我们似海绵一般接收西方文化，不过由于儒家传统教育的根深蒂固，使我们的文学家们很难全盘接收。西学源头中，无论是希伯来文明还是希望文明里，都有很强烈的一种情感，有时候表现为对人生的某种迷醉。东方人的现世感很强烈，但终归是静寂、含蓄、知止的。冷静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有儒家的道义准则约束，大凡都有一颗做圣人的心。
于是，我们就时常感到徐志摩的存在于其他文化是多么的不同，或是格格不入。但凡另类的人，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思想比较超时代，超地域。徐志摩先生对于西方思潮的接受几乎是全盘性的，令人简直怀疑他是否接受过东方教育。就连他的死亡都如此现代，试问，有多少人能在1931年死于空难？
徐志摩，1897年至1931年，浙江海宁人，生于大富之家。他的父亲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厂，在上海还有一个小钱庄。1900年入私塾，1909年入杭州府中学，1918年在北京大学拜梁启超为师，同年赴美留学，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22年与张幼仪离婚（徐志摩读雪莱的初因是：他也离婚了），1924年接待访华的泰戈尔，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同年再度游历欧洲，1931年飞机失事去世。这就是诗人光芒四射的人生。
海宁是一座安逸的沿海小城，自明朝以后，因为现代贸易的萌芽兴起，格外富足。徐志摩因与陆小曼的婚姻，搬出祖宅，在闹市选了一处西式的居所，家对面就是电影院。整个小洋房的内部都布置着西式家具，夫妇卧室是一套粉红色的家私，彰显诗人浪漫的个性。如今的小楼是一座小小的纪念馆，保存、展出了许多徐先生生前使用的物件以及个人资料。杭州府中学念书期间，中西科目兼学，徐志摩几乎保持门门科目95分以上的佳绩，可见天资之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英文成绩相当突出，这也为他的直接融入西方社会打了一个好基础。
事实上，爱国主义的思想徐志摩自然是有的，尊师尊父的传统他也是秉承的。生于江南体面的大家族，家庭、社会之间的维系感是徐志摩自小就体会到的。但当我们看他真实的人生，处处可见巨大的矛盾。这与徐志摩的欧洲之行和本性密不可分。在此之前，他也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在西方，当诗人不断接近那些现代性中美德的化身时，个人主义取代了国家意识，并且，徐志摩认为那是自己的使命。他形成单纯信仰，崇拜自然，认为人生中普遍推崇的应该是爱和美。并将这作为唯一的原则。所以，当恩师梁启超企图用道义与责任批评他时，徐志摩的态度很坚决：不妥协。徐志摩在1922年回国时，在清华做了演讲，名为《艺术与人生》，直接表明：“我们没有艺术，正如我们没有生活。”他本人是先驱者，坚持爱的准则，果断行动，带入艺术之中，并希望赢取广大读者对他理念的支持。他没有一点点怀疑，自始至终以光明之心创作，饱含激情。
这也是诗人的天性。徐志摩本性就爱自由，思维活跃、兴趣广泛。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天天只读自己爱看的书。那些书被同学们视为怪书，而徐志摩只是表示出对正经论道的慵懒。不过，诗人的天资也使他无需如同大多数读书人一般苦读，他有自己对于知识的判断力。于是，爱自由的徐志摩就自我思想解放了。然则，世间爱自由的人大有人在，徐志摩的幸运在于他还有自由的条件。富裕的经济基础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老舍留学期间长衫都旧得起了光，而徐志摩则西装革履地出入西方上流社会。可以说，徐志摩了解西方的方式是很直接的。
《想飞》一文揭示徐志摩文学的一个艺术核心——伊卡洛斯的精神。这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用蜡做翅膀从山巅飞起，最后在燃烧的火焰中毁灭。是如此放达的一种精神。徐志摩也喊出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其翼若垂天之云，谁人不想。放在他的文学上就成了自然性、创作热情、自信和积极性。这都是20世纪初，革新中的中国文学极其缺乏的。这种健康、有活力的精神，直接来源于19世纪刚蓬勃发展的欧洲。
徐志摩的新月派诗歌也好，散文也罢，无论是灵感取材于泰戈尔、哈代，还是形象借用于《茶花女》（独白《爱的灵感》），他都是印象式的，也就是说哈代只是他想象的哈代。他选取的都是与他个人气质吻合的部分。于是，我们便可看出徐志摩与众不同的本质就是他内化了冷静的中国人不太会接受的强烈情感支持的现代观念。事实上，西方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始终都有情感痕迹的，从崇拜到怀疑，从颓废到反思，最后凝结出主流价值观服务于民主的公共生活。在这点上，徐志摩个人跳出了东方思维的桎梏，而且，幸运的是直到他死去他都积极践行这份健康的创作热情，诗人用一生展现了：艺术即生活。
80年前，诗人在一团火焰中消失于天空，留给后人的便是飞翔的精神。用他自己演讲中的话作结：“丰富你的生活，扩大你的生活，多加强你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把它灵活化，这样，艺术便自然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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