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经世文编：27 章太炎简介
章太炎简介
1、章太炎（人民网）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世凯，为袁世凯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章太炎先生喜好骂人，被人称之为“章疯子”。当代著名学者刘逸生先生在《艺林小札》中曾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章太炎不恼不怒，反而公开宣称：天下伟人，多与众不同。“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神经病才能做到。”其真性情，实在令人觉得既憨又可爱。
他与黄侃的师徒缘分，据说还是骂来的。当时，黄侃与章太炎一个楼上一个楼下住着，但彼此不知。黄侃一天晚上站在楼上往楼下撒尿，被章太炎发现，大骂道：“王八蛋，没娘养的，不去厕所，随处撒尿！”黄侃也不示弱，于是两人展开了骂战。后有人相劝，黄侃才知对方是章太炎，立即道歉拜师。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先生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参见章太炎《与柳诒徵书》）。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强调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对忽略其学术业绩，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陆评价与研究章太炎的主调。
章太炎先生是二十世纪民主主义革命先锋，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太炎先生于仲景里藉职官、《伤寒》版本流传、梁阮孝绪《七录》所载《辨伤寒》十卷与六朝本《伤寒论》、隋本《伤寒论》之传承关系、《张仲景方》十五卷与《金匮玉函经》八卷、《伤寒论》十卷之关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伤寒论》所据底本乃至《伤寒论》在临床辨证上之运用与药味加减与疗效之关系等等，皆有精湛论述。先生辨证，每多精思妙见，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
2、以“否定”来建构和捍卫传统（南方周末）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就其从传统出发而生新意及对后世的影响来说，章太炎其言其行一定是无法绕过的存在。在那样一个思想界明星云集且不断推陈出新的舞台上，章太炎的态度言论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走向。然而世人知道的章太炎，往往是那个提着大勋章做的扇坠骂袁世凯府门的真名士，或是在《民报》时期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评论家，其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曾经历何种思想史，当我们欲做这样的探寻，则这时众人皆被遮挡在章先生高古、晦涩甚至（后期）沉寂的文字之外。我们的时代幸好有王汎森这样的专门研究者。《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是王汎森最初为学界所瞩目之作，这本著作的问世正在使我们对章太炎及其思想历程做一系统性的梳理成为可能。
章太炎与他的时代
太炎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虽经世变渐渐没落，然终归不同于草木人家，在继承世家医术造诣的同时，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浸淫。其贯穿一生的华夷之分观念，与后来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遂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念。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人受经、子之学，年纪很轻已经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后成为清末具有代表性的朴学大师。先生思想成熟之际正逢近代中国历史所不特出的时代，又遇到了孙文，因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入狱三年后，一度主持革命舆论阵地《民报》，造就了他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民报》后期，出于对排满的方式和革命后中国社会结构观点相左等问题，章先生同孙文等人渐行渐远，终至彻底决裂。辛亥事成之后，远走海外的章太炎随即归国。回国后，章氏除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等，并在建都等问题上广泛与同盟会发生争执。这一时期，他曾寄希望于袁世凯。民国二年“刺宋（教仁）案后又对袁世凯完全失望，渐由拥袁而反袁。“二次革命”爆发后，章氏为共和党事冒险入京，为袁世凯所获，软禁又三年。袁帝梦破灭身死后，章先生脱困，后参与了军阀割据的形成，反对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彻底离开政治舞台，专注于发扬所学，开设国学讲习会，并经历平生最后一次学术思想的大转型。
作为清末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章太炎留给他所处的时代最具光华的印记还是《民报》时期。首先，《民报》的意义现在亟待从“革命舆论阵地”的窠臼中重新诠释，它根本就更加意象丰富。《民报》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它主要的撰稿人是流亡在那里的学者、斗士，而流亡者的记忆和思想往往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孙郁先生曾说，《民报》里有晚清中国流亡者的形影。《民报》在历史只是短短的一瞬，却是流亡者心音的集散地（参见《鲁迅忧思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版，下引述同）。带给《民国》不同气象的是章太炎。《民报》时期章氏的文章，对读者的刺激超过以往，在深厚的考据功底和激昂的民族自立情怀之外，他的文体冲破既往晚清思想家的表述世界，使人耳目一新。孙郁先生甚至发现这产生一个传统——旧式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不断转型。嗣后章门弟子鲁迅等人，虽然已不满足于《民报》的民族主义的视角和单一的色彩，但仍长久不忘章氏学问与人格那特有的迷人色彩，欣赏那“从复古的世界进入近代的思想之野”的气象。周氏兄弟那一代人最初的思想之旅借用了这个传统，并且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民报》后期，章氏同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最终分裂，章氏同孙文的合辙在于排满，分野在于章氏不同意从军事行动上努力以及对立宪等政治思想的排斥，他仍然秉承了传统中国文人过度信赖思想对人心的影响力及其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章太炎何以走向与革命派相当不同的道路——仅主张排满，而不愿发生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变革？这是王汎森先生着重探究的问题。他的结论是，章氏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不振，原因有：一、社会风俗的窳劣，二、道德衰败，三、行政之不良；而这三个难题都是因满族统治所直接造成的——是种族问题，与法令制度无关。故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排除满族。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革命”乃“同族相代”，但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层面从事变革；“光复”则是因“异族攘窃”，故遂起而驱逐之，且亦仅止于如此而已，故他反对在“光复”之外，从事任何社会政治的更张；并乐观地认为只要光复，一切社会政治上的弊端皆可解决。（参见本书73-75页）由此观之，虽然“中华民国”一名源自他本人的文章，章氏自然不会赞同民国政制最初的设计和实现方式，甚至强烈批判所谓现代“国家思想”。章氏同孙文党人的分合之中，实际上凸显了他本人对时代的判断和对变革的真正态度。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理路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其生前曾预先写了“遗嘱”，只有两句：“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王汎森评价说，这两句遗嘱，“极清楚扼要地囊括了这位民族主义者一生之所言所行。”史料表明，在章氏的生命历程里，他确实使自己形成了一套极有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生平中很多重大经历，也无不由这种思想而发生。
汎森先生总结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源流，有如下支柱：一、春秋大义，二、晚明志士排满思想，三、甲午之后学习的进化论。这种种源流，造就了一位极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甚或种族主义者。章氏的种族思想已与传统大不相同，传统的种族思想讲融合；但章氏对此完全不能同意。他强调种族的“单一性”及“历史渊源性”。这类观点今人看了可能觉得荒谬，但当时等于说彻底涤荡了满清入关后两百年来鼓吹的满汉合流的民族统治政策，对“民族革命”有理论建树。
“民族革命”是章太炎一生思想与生活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其分为两支，一为排满，前面已述；第二是反帝国主义。事实上，章氏所持并非狭义的“种族主义”，他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帝国主义扩张，有很深刻精锐的洞察。他发现帝国主义者用许多语词掩饰或美化他们的侵略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无所不在的“责任感”——将所有侵略的行为皆当成是改善落后国家，使他们迈向“文明”，并得到“宗教福音”的一项情不可却的责任。由帝国主义者的“责任感”，到他们的侵略与剥削，只是一线之隔。基于这种冷静的观察，章氏后来修正了他的判断，认为衡情而论，帝国主义之祸远过于满人；反帝理应比排满更为先务。另外，章太炎起初的民族主义停留在“黄、白（肤色）”之分，也即他一度甚至是亚洲主义者，只是后来发现亚洲也有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者才修正了他的看法。
章氏思想的复杂性
章太炎一生思想历程之复杂，甚或不能简单以“复杂”论之。王汎森先生说他不满足于旧的，也反对新的（西方的“新学”与“新理”），是用一系列的“否定”来建构他的思想特质。他对于未来绝不提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在他的时代里，他十足不具有代表性，而是显著的个案。他把那个时代里舶来的所谓“公理”、“文明”视为幻想与虚假；对时髦的“代议”、“立宪”等政治思想嗤之以鼻，激烈批判“国家”和“国家思想”下的任何团体和组织；既反专制也反帝，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竟对学术思想“去传统化”起过重大的作用；既高扬民族自立情绪，又同革命党人分道扬镳，几乎可说同他的时代里一般流行的思潮都做过反对，给人留下许多自相矛盾的困惑。章门弟子们往往深受这种矛盾或不确定感的覆压，受其影响，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些弟子分裂成各种不同主张，有的极激进，有的又很保守。
看得出，王汎森先生后来一直在思考如何评价章氏思想的这般复杂。他后来谈到“传统的非传统性”，认为“传统”在其沿袭的过程中会受到各方面的互相影响，以致最后的那个“传统”实际已非昨日之“传统”，人们很难捍卫某种传统，以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即便真能如此，那个传统的意义这时往往也已丧失。他比喻说，一颗盐置放在风中，是四面八方的风作用于一颗盐。其中当然有主、从之别，但它总是受四面八方而来的风的“熏习”，再回过头影响四面八方。“传统”也像风中的一颗盐，它的面貌不断改变。尤其在激烈变动的时代，随着它在时代脉络中的地位之不同，其意义也不断变换。章太炎当日的思想言行及其价值，与今天我们重审他的思想言行及其价值，其情形庶几可作如是观。
1、章太炎（人民网）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世凯，为袁世凯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章太炎先生喜好骂人，被人称之为“章疯子”。当代著名学者刘逸生先生在《艺林小札》中曾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章太炎不恼不怒，反而公开宣称：天下伟人，多与众不同。“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神经病才能做到。”其真性情，实在令人觉得既憨又可爱。
他与黄侃的师徒缘分，据说还是骂来的。当时，黄侃与章太炎一个楼上一个楼下住着，但彼此不知。黄侃一天晚上站在楼上往楼下撒尿，被章太炎发现，大骂道：“王八蛋，没娘养的，不去厕所，随处撒尿！”黄侃也不示弱，于是两人展开了骂战。后有人相劝，黄侃才知对方是章太炎，立即道歉拜师。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先生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参见章太炎《与柳诒徵书》）。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强调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对忽略其学术业绩，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陆评价与研究章太炎的主调。
章太炎先生是二十世纪民主主义革命先锋，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太炎先生于仲景里藉职官、《伤寒》版本流传、梁阮孝绪《七录》所载《辨伤寒》十卷与六朝本《伤寒论》、隋本《伤寒论》之传承关系、《张仲景方》十五卷与《金匮玉函经》八卷、《伤寒论》十卷之关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伤寒论》所据底本乃至《伤寒论》在临床辨证上之运用与药味加减与疗效之关系等等，皆有精湛论述。先生辨证，每多精思妙见，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
2、以“否定”来建构和捍卫传统（南方周末）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就其从传统出发而生新意及对后世的影响来说，章太炎其言其行一定是无法绕过的存在。在那样一个思想界明星云集且不断推陈出新的舞台上，章太炎的态度言论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走向。然而世人知道的章太炎，往往是那个提着大勋章做的扇坠骂袁世凯府门的真名士，或是在《民报》时期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评论家，其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曾经历何种思想史，当我们欲做这样的探寻，则这时众人皆被遮挡在章先生高古、晦涩甚至（后期）沉寂的文字之外。我们的时代幸好有王汎森这样的专门研究者。《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是王汎森最初为学界所瞩目之作，这本著作的问世正在使我们对章太炎及其思想历程做一系统性的梳理成为可能。
章太炎与他的时代
太炎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虽经世变渐渐没落，然终归不同于草木人家，在继承世家医术造诣的同时，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浸淫。其贯穿一生的华夷之分观念，与后来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遂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念。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人受经、子之学，年纪很轻已经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后成为清末具有代表性的朴学大师。先生思想成熟之际正逢近代中国历史所不特出的时代，又遇到了孙文，因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入狱三年后，一度主持革命舆论阵地《民报》，造就了他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民报》后期，出于对排满的方式和革命后中国社会结构观点相左等问题，章先生同孙文等人渐行渐远，终至彻底决裂。辛亥事成之后，远走海外的章太炎随即归国。回国后，章氏除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等，并在建都等问题上广泛与同盟会发生争执。这一时期，他曾寄希望于袁世凯。民国二年“刺宋（教仁）案后又对袁世凯完全失望，渐由拥袁而反袁。“二次革命”爆发后，章氏为共和党事冒险入京，为袁世凯所获，软禁又三年。袁帝梦破灭身死后，章先生脱困，后参与了军阀割据的形成，反对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彻底离开政治舞台，专注于发扬所学，开设国学讲习会，并经历平生最后一次学术思想的大转型。
作为清末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章太炎留给他所处的时代最具光华的印记还是《民报》时期。首先，《民报》的意义现在亟待从“革命舆论阵地”的窠臼中重新诠释，它根本就更加意象丰富。《民报》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它主要的撰稿人是流亡在那里的学者、斗士，而流亡者的记忆和思想往往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孙郁先生曾说，《民报》里有晚清中国流亡者的形影。《民报》在历史只是短短的一瞬，却是流亡者心音的集散地（参见《鲁迅忧思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版，下引述同）。带给《民国》不同气象的是章太炎。《民报》时期章氏的文章，对读者的刺激超过以往，在深厚的考据功底和激昂的民族自立情怀之外，他的文体冲破既往晚清思想家的表述世界，使人耳目一新。孙郁先生甚至发现这产生一个传统——旧式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不断转型。嗣后章门弟子鲁迅等人，虽然已不满足于《民报》的民族主义的视角和单一的色彩，但仍长久不忘章氏学问与人格那特有的迷人色彩，欣赏那“从复古的世界进入近代的思想之野”的气象。周氏兄弟那一代人最初的思想之旅借用了这个传统，并且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民报》后期，章氏同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最终分裂，章氏同孙文的合辙在于排满，分野在于章氏不同意从军事行动上努力以及对立宪等政治思想的排斥，他仍然秉承了传统中国文人过度信赖思想对人心的影响力及其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章太炎何以走向与革命派相当不同的道路——仅主张排满，而不愿发生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变革？这是王汎森先生着重探究的问题。他的结论是，章氏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不振，原因有：一、社会风俗的窳劣，二、道德衰败，三、行政之不良；而这三个难题都是因满族统治所直接造成的——是种族问题，与法令制度无关。故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排除满族。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革命”乃“同族相代”，但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层面从事变革；“光复”则是因“异族攘窃”，故遂起而驱逐之，且亦仅止于如此而已，故他反对在“光复”之外，从事任何社会政治的更张；并乐观地认为只要光复，一切社会政治上的弊端皆可解决。（参见本书73-75页）由此观之，虽然“中华民国”一名源自他本人的文章，章氏自然不会赞同民国政制最初的设计和实现方式，甚至强烈批判所谓现代“国家思想”。章氏同孙文党人的分合之中，实际上凸显了他本人对时代的判断和对变革的真正态度。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理路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其生前曾预先写了“遗嘱”，只有两句：“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王汎森评价说，这两句遗嘱，“极清楚扼要地囊括了这位民族主义者一生之所言所行。”史料表明，在章氏的生命历程里，他确实使自己形成了一套极有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生平中很多重大经历，也无不由这种思想而发生。
汎森先生总结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源流，有如下支柱：一、春秋大义，二、晚明志士排满思想，三、甲午之后学习的进化论。这种种源流，造就了一位极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甚或种族主义者。章氏的种族思想已与传统大不相同，传统的种族思想讲融合；但章氏对此完全不能同意。他强调种族的“单一性”及“历史渊源性”。这类观点今人看了可能觉得荒谬，但当时等于说彻底涤荡了满清入关后两百年来鼓吹的满汉合流的民族统治政策，对“民族革命”有理论建树。
“民族革命”是章太炎一生思想与生活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其分为两支，一为排满，前面已述；第二是反帝国主义。事实上，章氏所持并非狭义的“种族主义”，他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帝国主义扩张，有很深刻精锐的洞察。他发现帝国主义者用许多语词掩饰或美化他们的侵略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无所不在的“责任感”——将所有侵略的行为皆当成是改善落后国家，使他们迈向“文明”，并得到“宗教福音”的一项情不可却的责任。由帝国主义者的“责任感”，到他们的侵略与剥削，只是一线之隔。基于这种冷静的观察，章氏后来修正了他的判断，认为衡情而论，帝国主义之祸远过于满人；反帝理应比排满更为先务。另外，章太炎起初的民族主义停留在“黄、白（肤色）”之分，也即他一度甚至是亚洲主义者，只是后来发现亚洲也有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者才修正了他的看法。
章氏思想的复杂性
章太炎一生思想历程之复杂，甚或不能简单以“复杂”论之。王汎森先生说他不满足于旧的，也反对新的（西方的“新学”与“新理”），是用一系列的“否定”来建构他的思想特质。他对于未来绝不提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在他的时代里，他十足不具有代表性，而是显著的个案。他把那个时代里舶来的所谓“公理”、“文明”视为幻想与虚假；对时髦的“代议”、“立宪”等政治思想嗤之以鼻，激烈批判“国家”和“国家思想”下的任何团体和组织；既反专制也反帝，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竟对学术思想“去传统化”起过重大的作用；既高扬民族自立情绪，又同革命党人分道扬镳，几乎可说同他的时代里一般流行的思潮都做过反对，给人留下许多自相矛盾的困惑。章门弟子们往往深受这种矛盾或不确定感的覆压，受其影响，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些弟子分裂成各种不同主张，有的极激进，有的又很保守。
看得出，王汎森先生后来一直在思考如何评价章氏思想的这般复杂。他后来谈到“传统的非传统性”，认为“传统”在其沿袭的过程中会受到各方面的互相影响，以致最后的那个“传统”实际已非昨日之“传统”，人们很难捍卫某种传统，以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即便真能如此，那个传统的意义这时往往也已丧失。他比喻说，一颗盐置放在风中，是四面八方的风作用于一颗盐。其中当然有主、从之别，但它总是受四面八方而来的风的“熏习”，再回过头影响四面八方。“传统”也像风中的一颗盐，它的面貌不断改变。尤其在激烈变动的时代，随着它在时代脉络中的地位之不同，其意义也不断变换。章太炎当日的思想言行及其价值，与今天我们重审他的思想言行及其价值，其情形庶几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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