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顾铮《摄影文化研究的恩主》
《论摄影》：摄影文化研究的“恩主”
顾铮
在苏珊·桑塔格去世三周年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由诗人、翻译家黄灿然翻译的桑塔格著作《论摄影》。2004年底她去世时，正好是印度洋海啸的消息席卷版面的时候，因此她的去世，其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因此，2007年年底《论摄影》新译的出版，也算是一个默默的纪念吧。
桑塔格的《论摄影》被称为摄影论的“圣经”。她的摄影论，开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全面论述摄影这一看似大众性、其实自在游走于“高”与“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视觉文化与娱乐样式的先河。本雅明当然比桑塔格更早关注摄影，但以专论形式滔滔开讲摄影，还以桑塔格为先，为最。摄影这个东西，与人们的日常关系密切，尤其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但被认真对待加以探讨，却是要归功于桑塔格的《论摄影》。她的《论摄影》好评如潮，而后引起如巴特，鲍德里亚等人对于摄影的热情，并实际上引发了摄影研究进入现代学科体制的地壳变动。
《论摄影》最初是以连载的方式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刊出，1977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在谈到此书的写作时，桑塔格说：“我思考虑摄影已经好多年了。我终于想到要说些话。我差不多化了五年时间写了这些文章。《论摄影》说的是，用我们所能想到的许多不同方法去表现摄影形象。说到底这是关于现代世界的，是关于消费主义意识和资本主义──是关于许多现代伦理道德及美学态度，而在这些方面，摄影似乎是特别丰富的例证。”尽管有人指出她的书中有涉及摄影史的常识性的错误，但没有人会否认，她的锐不可挡的洞察，开启了对于摄影的真正意义上的思考。从《论摄影》开始直到去世，桑塔格对于摄影始终保持密切的关注。她的最后一本著作《旁观他人之痛苦》（2003年）讨论的是战争与影像的关系，而且也是《论摄影》的新的展开。有人以见多识广的不屑说道，海外有太多的摄影理论著作，但中国人只捧着《论摄影》。我想如果真是对此很有了解与研究的话，其实不难发现，像《论摄影》这样的真正具原创性的摄影理论（而且，它只是摄影理论吗？）其实并不多。而那些有意思的书，其实也多受惠于《论摄影》。说苏珊·桑塔格是那些在摄影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方面有所斩获的人的“恩主”并不为过。什么是经典，以及从经典派生出来的好东西，有判断力的人是能够区别的。经典属于“工作母机”性质的，它源源不断地给予最原创的东西。而桑塔格的知性、美貌与风度，也吸引摄影家的视线，激起摄影家的拍摄意欲。而且她也总是积极配合，以自己的合作激发他们才华，鼓励他们通过拍摄深入认识摄影。同时，她也通过他们的镜头来了解自己与摄影。其实，她去世时，始终守护在她身边的是著名女摄影家安妮·莱博维茨。
正如美国摄影家、摄影史家、《美国摄影批评史》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格林所指出的，桑塔格的艺术思想形成主要受惠于三位欧洲文人，即德国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法国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以及英国艺术批评家、文学家约翰·伯杰。这三个现代文化大家的共同特点是都密切关注现代技术社会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并以各自的方式详作分析。格林指出，伯杰的观看理论影响了桑塔格对照片的真实性或者说是照片的欺骗性的关注以及对照片的道德伦理内容的关心。而从巴特那里，桑塔格继承了对各种传播方式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及对文化符号的冲击力的认识。至于本雅明，桑塔格则对他的某些重要观点作了精妙绝伦的阐发，如摄影与资本主义消费的关系、摄影的与生俱来的超现实主义性，以及摄影将一切经验平等化的危险性。顺便提一下，桑塔格在此书“引语选粹”（可以认为仿照了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的拼盘式写作手法）的扉页上写了“献给W·B”的献辞，以示对本雅明的敬意。可以这么说，桑塔格这个美国文化的“激进现代主义者”的批评风格有着鲜明的欧洲文化色彩并不是偶然的。
摄影是历史不长的美国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桑塔格通过对摄影与其它文化现象的类比得出了一些不仅仅是对于摄影，同时也是对于美国文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她从枪枝文化这一美国特有的暴力文化现象延伸到摄影这个与射击具有类似性的行为，并导出了摄影的某种本质。她说：“ 一如相机是枪支的升华， 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她对摄影所作的犀利观察有时甚至会令人感到一种尴尬。她尖锐地指出， 摄影使得一些工作狂人得到了拯救。因为这些一旦手停了下来就会感到不知所措的人，终于可以通过按动照相机的快门来弥补停止工作所感到的精神失落。
桑塔格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摄影的局限。她提醒我们，照片会使我们对现实产生一种错觉。她说：“摄影对世界的认识之局限，在于尽管它能够激起良心，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或政治认识。通过静止照片而获取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它将是一种折价的认识──貌似认识，貌似智慧；如同拍照貌似占有，貌似强奸。┅┅摄影通过一个复制的影像世界来装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它实际上的样子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可以说，这样的智见在此书中俯拾皆是，遍地开花，恕不在此饶舌。
作为国内最早译介《论摄影》的人，也想稍稍提一下此书在中国的接受小史。此书在中国最早被介绍是在1992年。我在大阪的一个小书店发现日文版的《论摄影》，翻开版权页，发现已经再版到第十六版。现在日文版已经出到二十多版。当时国内有一本在深圳出版的《现代摄影》杂志，我赶紧写信向主编李媚请战，她来信鼓励我下手译介。于是去纪伊国屋书店买来企鹅英文版《论摄影》，将日文版与英文版比照参阅，战战兢兢地翻译了第一章与第二章寄去发表。后来随着杂志的关闭，“译”事也此中断。当时翻译时，还边译边想，不知“影像世界”这一章能不能够刊出，因为她为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鸣冤叫屈”，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严厉批评。现在才知道，文革后，中国政府是向他道了歉的，只是不像批判他时那么声势浩大。1999年，看到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艾红华与毛建雄译的《论摄影》，当时着实高兴一番，但细看之后，发现译者不谙摄影，而且常识也不全面，比如竟然不知“克伯虏”为何物。他们只是译书，而且也没有译好，有点失望。后来在台湾的唐山书店买到打了折的黄翰荻的译本（唐山出版社，1997），翻看之下，也发现译得并不好读。不过一个不同是，译者辛苦增添了许多译注，达五万多字。这说明摄影史常识作为一种现代人文新知，在台湾要比大陆普及程度稍高。当然，这方面可能还不能与西方比。在一些英语国家的大学图书馆，要知道《论摄影》在书架上一排就是十来本的。这说明此书在学生中的流通率非常高，需求不小。而黄灿然新译的《论摄影》，也仍然保持了这个特色，于读者，尤其是那些开始关心摄影，并且想要开始对于摄影说些什么但摄影史知识匮乏的知识分子或知道分子来说，这是体贴温馨之举。
在我给学生开的视觉文化书单里，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是永远的保留节目。不过，最麻烦的是，学生经常会在看完书后说，“老师，你有没有《论摄影》的原版借我看，那个翻译不太好懂。”后来，为了对付经常性的索借，我只好将英文原版复印一本供有兴趣者周转。好了，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黄灿然新译的《论摄影》，我想，今后可能不再会有学生提出上面这样的问题了。因为比照一下手头拥有的三本不同版本的中文译本，黄灿然新译的文字确实最为清丽可读。更希望这个好译本今后不断再版。
刊登于08年2月22日南都周刊
顾铮
在苏珊·桑塔格去世三周年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由诗人、翻译家黄灿然翻译的桑塔格著作《论摄影》。2004年底她去世时，正好是印度洋海啸的消息席卷版面的时候，因此她的去世，其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因此，2007年年底《论摄影》新译的出版，也算是一个默默的纪念吧。
桑塔格的《论摄影》被称为摄影论的“圣经”。她的摄影论，开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全面论述摄影这一看似大众性、其实自在游走于“高”与“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视觉文化与娱乐样式的先河。本雅明当然比桑塔格更早关注摄影，但以专论形式滔滔开讲摄影，还以桑塔格为先，为最。摄影这个东西，与人们的日常关系密切，尤其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但被认真对待加以探讨，却是要归功于桑塔格的《论摄影》。她的《论摄影》好评如潮，而后引起如巴特，鲍德里亚等人对于摄影的热情，并实际上引发了摄影研究进入现代学科体制的地壳变动。
《论摄影》最初是以连载的方式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刊出，1977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在谈到此书的写作时，桑塔格说：“我思考虑摄影已经好多年了。我终于想到要说些话。我差不多化了五年时间写了这些文章。《论摄影》说的是，用我们所能想到的许多不同方法去表现摄影形象。说到底这是关于现代世界的，是关于消费主义意识和资本主义──是关于许多现代伦理道德及美学态度，而在这些方面，摄影似乎是特别丰富的例证。”尽管有人指出她的书中有涉及摄影史的常识性的错误，但没有人会否认，她的锐不可挡的洞察，开启了对于摄影的真正意义上的思考。从《论摄影》开始直到去世，桑塔格对于摄影始终保持密切的关注。她的最后一本著作《旁观他人之痛苦》（2003年）讨论的是战争与影像的关系，而且也是《论摄影》的新的展开。有人以见多识广的不屑说道，海外有太多的摄影理论著作，但中国人只捧着《论摄影》。我想如果真是对此很有了解与研究的话，其实不难发现，像《论摄影》这样的真正具原创性的摄影理论（而且，它只是摄影理论吗？）其实并不多。而那些有意思的书，其实也多受惠于《论摄影》。说苏珊·桑塔格是那些在摄影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方面有所斩获的人的“恩主”并不为过。什么是经典，以及从经典派生出来的好东西，有判断力的人是能够区别的。经典属于“工作母机”性质的，它源源不断地给予最原创的东西。而桑塔格的知性、美貌与风度，也吸引摄影家的视线，激起摄影家的拍摄意欲。而且她也总是积极配合，以自己的合作激发他们才华，鼓励他们通过拍摄深入认识摄影。同时，她也通过他们的镜头来了解自己与摄影。其实，她去世时，始终守护在她身边的是著名女摄影家安妮·莱博维茨。
正如美国摄影家、摄影史家、《美国摄影批评史》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格林所指出的，桑塔格的艺术思想形成主要受惠于三位欧洲文人，即德国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法国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以及英国艺术批评家、文学家约翰·伯杰。这三个现代文化大家的共同特点是都密切关注现代技术社会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并以各自的方式详作分析。格林指出，伯杰的观看理论影响了桑塔格对照片的真实性或者说是照片的欺骗性的关注以及对照片的道德伦理内容的关心。而从巴特那里，桑塔格继承了对各种传播方式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及对文化符号的冲击力的认识。至于本雅明，桑塔格则对他的某些重要观点作了精妙绝伦的阐发，如摄影与资本主义消费的关系、摄影的与生俱来的超现实主义性，以及摄影将一切经验平等化的危险性。顺便提一下，桑塔格在此书“引语选粹”（可以认为仿照了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的拼盘式写作手法）的扉页上写了“献给W·B”的献辞，以示对本雅明的敬意。可以这么说，桑塔格这个美国文化的“激进现代主义者”的批评风格有着鲜明的欧洲文化色彩并不是偶然的。
摄影是历史不长的美国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桑塔格通过对摄影与其它文化现象的类比得出了一些不仅仅是对于摄影，同时也是对于美国文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她从枪枝文化这一美国特有的暴力文化现象延伸到摄影这个与射击具有类似性的行为，并导出了摄影的某种本质。她说：“ 一如相机是枪支的升华， 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她对摄影所作的犀利观察有时甚至会令人感到一种尴尬。她尖锐地指出， 摄影使得一些工作狂人得到了拯救。因为这些一旦手停了下来就会感到不知所措的人，终于可以通过按动照相机的快门来弥补停止工作所感到的精神失落。
桑塔格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摄影的局限。她提醒我们，照片会使我们对现实产生一种错觉。她说：“摄影对世界的认识之局限，在于尽管它能够激起良心，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或政治认识。通过静止照片而获取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它将是一种折价的认识──貌似认识，貌似智慧；如同拍照貌似占有，貌似强奸。┅┅摄影通过一个复制的影像世界来装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它实际上的样子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可以说，这样的智见在此书中俯拾皆是，遍地开花，恕不在此饶舌。
作为国内最早译介《论摄影》的人，也想稍稍提一下此书在中国的接受小史。此书在中国最早被介绍是在1992年。我在大阪的一个小书店发现日文版的《论摄影》，翻开版权页，发现已经再版到第十六版。现在日文版已经出到二十多版。当时国内有一本在深圳出版的《现代摄影》杂志，我赶紧写信向主编李媚请战，她来信鼓励我下手译介。于是去纪伊国屋书店买来企鹅英文版《论摄影》，将日文版与英文版比照参阅，战战兢兢地翻译了第一章与第二章寄去发表。后来随着杂志的关闭，“译”事也此中断。当时翻译时，还边译边想，不知“影像世界”这一章能不能够刊出，因为她为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鸣冤叫屈”，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严厉批评。现在才知道，文革后，中国政府是向他道了歉的，只是不像批判他时那么声势浩大。1999年，看到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艾红华与毛建雄译的《论摄影》，当时着实高兴一番，但细看之后，发现译者不谙摄影，而且常识也不全面，比如竟然不知“克伯虏”为何物。他们只是译书，而且也没有译好，有点失望。后来在台湾的唐山书店买到打了折的黄翰荻的译本（唐山出版社，1997），翻看之下，也发现译得并不好读。不过一个不同是，译者辛苦增添了许多译注，达五万多字。这说明摄影史常识作为一种现代人文新知，在台湾要比大陆普及程度稍高。当然，这方面可能还不能与西方比。在一些英语国家的大学图书馆，要知道《论摄影》在书架上一排就是十来本的。这说明此书在学生中的流通率非常高，需求不小。而黄灿然新译的《论摄影》，也仍然保持了这个特色，于读者，尤其是那些开始关心摄影，并且想要开始对于摄影说些什么但摄影史知识匮乏的知识分子或知道分子来说，这是体贴温馨之举。
在我给学生开的视觉文化书单里，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是永远的保留节目。不过，最麻烦的是，学生经常会在看完书后说，“老师，你有没有《论摄影》的原版借我看，那个翻译不太好懂。”后来，为了对付经常性的索借，我只好将英文原版复印一本供有兴趣者周转。好了，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黄灿然新译的《论摄影》，我想，今后可能不再会有学生提出上面这样的问题了。因为比照一下手头拥有的三本不同版本的中文译本，黄灿然新译的文字确实最为清丽可读。更希望这个好译本今后不断再版。
刊登于08年2月22日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