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上海书评推荐：《叔本华书中的文史知识》（高山杉）
叔本华书中的文史知识
2009-3-22 2:24:55
叔本华作品涉及无数东西方文史知识和掌故，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内容，就不能对其哲学获得圆满而无遗憾的理解。
高山杉
《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
[德]叔本华著
范进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第一版
234页，18.00元
1999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过一大本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译者所据原本只说是Schriften aus den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sowie andere（可翻成《Parerga und Paralipomena以及其他作品的选录》），对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等版本信息没作任何交待。在商务出版物中，这种原本不明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了。叔本华的确写过两大卷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Klein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哲学拾遗集》），他在哲学史上“咸鱼翻身”靠的就是这两卷书。然其篇目与此《论说文集》极为不同，可见并非汉译所据原本。《哲学拾遗集》有桑德斯（T. Bailey Saunders）英文选译本（The Essays of Schopenhauer）。这个译本并非一次性翻出，而是陆续译出七本，前后分别单行，最后“七合一”成为一大部。从其篇目和内容来看，原来它才是汉译本的原本。
《论说文集》（下称“广本”）原有四个译者，其中范进（即范建荣，曾主编三联版《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和柯锦华负责翻译的部分，近年辑为《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下称“略本”），先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我曾取桑德斯译本（纽约Willey Book Company版,没有出版日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藏本，借书卡上有范进1994年借书记录）细校《论说文集》“广”（商务版）“略”（天津人民版）二本，最后得一结论曰：范、柯二人既不懂英文（词汇、文法方面错误极多，举不胜举），亦不通叔本华哲学。其不通之关键，在于不熟悉（又不肯查证）叔本华书中涉及的许多文史知识，从而犯下无数错误。下面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分别与英国文学、圣经、拉丁古典文学和东方学有关。
叔本华以天才自视，他眼中所谓天才，必思考异于常人，可说话反而接近常人。至于庸人则反是，常以宏论掩其平庸，以华辞文其浅陋。据《论说文集》汉译本，庸人的“原型是古代的皮斯托，他的朋友福斯泰夫曾不耐烦地告诉他说，他应该像世上的普通人一样说话”（“略本”第125、127页，126页为一插图）。什么叫“古代的皮斯托”呢？是指某位古人吗？实在看不懂，得查原文：“…their prototype is Ancient Pistol, whom his friend Falstaff once impatiently told to say what he had to say like a man of this world。”福斯塔夫（Falstaff）？这不是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个著名的大胖子吗？不错，汉译本正好保留了原著的一条脚注，说这句话典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五幕第三场。看来要想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再怎么留在原地进行“哲学思考”都没用，不如实实在在地查一下《亨利四世》下篇（不是“第二部”）。这一查才知道，“Ancient Pistol”根本不是什么“古代的皮斯托”。“ancient”有个旧义，当“旗”或“旗手”讲。“Pistol”（毕斯托尔）是角色名，此人在《亨利四世》下篇中担任王室传令旗官，是个无比粗俗可说话却喜欢搞宏大叙事的阿兵哥。叔本华引用的是《亨利四世》下篇第五幕第三场的一段对话（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福斯塔夫：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毕斯托尔?
毕斯托尔：不是拔山倒树的狂风，也不是伤人害畜的瘴风……我是你的毕斯托尔，你的朋友，我急急忙忙地骑马而来，带给你非常的消息、幸运的快乐、黄金的时代和无价的喜讯。
福斯塔夫：请你用世人通用的语言把它们说出来吧（I pr'ythee now, deliver them like a man of this world）。
叔本华原文中“like a man of this world”作斜体，正是嵌入了福斯塔夫的台词。朱译《莎士比亚全集》属于常见书，两位译者实在应该按照原注的提醒去查证一下。
叔本华“思精而笔锐”，最看重文字功夫。他一辈子坚持说，文章最高境界，在于简单而明确，力避浮词冗句，直诠事物本质。比如古今文章写人生虚妄，叔本华认为最成功者莫若《约伯记》（14：1-2）：“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就是简单明确。不过，译者好像不知道这段话是引文，没有查阅圣经的任何权威汉译本，另起炉灶翻译如下：“人同是母亲所养，他的生命如此短暂且充满不幸与痛苦。他像一朵鲜花，萌发盛开又萎谢凋零；他像一个幽灵，飞掠而过，从不停留。”（“略本”第129页）这种译文实在是费力不讨好，可以说把叔本华给出卖了。译者不熟悉圣经典故，又不愿尽力查考，所以凡是碰到与圣经相关的内容，往往译错。比如，叔本华曾经提到众使徒于五旬节（Pentecost）这一天，“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一事。此事见于《使徒行传》（2：1-13）。五旬节是犹太教主要节日之一，后因《使徒行传》记载圣灵曾在这一天降临，遂被基督教采用为“圣灵降临节”，以纪念教会之成立，但名字仍用“Pentecost”。汉译者不知其中曲折，见叔本华讲述基督教故事，就将“五旬节”译成“圣灵降临节”（“广本”第663页）。须知众使徒传教的时代，尚无“圣灵降临节”，仅有“五旬节”。说众使徒当年于“圣灵降临节”被圣灵充满做了什么事，就好像说北京的青年学生曾于1919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上街游行一样，实在不合适。
叔本华那个时代的人，甭说莎士比亚和圣经，就是引用个把拉丁作家也并非难事。《哲学拾遗集》中《自杀谈》一章，曾引用普林尼的一段话。关于这段话的出处，“广本”有一“极妙”的注释：“历史，国家，自由，第28章，第1节。”据我所知，普林尼从没写过一本题为《历史、国家、自由》的书。原文作“Hist. Nat. Lib. xxviii.,1”，包含一串缩写词，Hist.指“历史”（historia），这个没有错，可“Nat.”却非“国家”（natio）,“Lib.”更非“自由”（libertas）。谁都知道，普林尼写过一本《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Hist.Nat.”为其书名的缩写形式。《博物志》有很多卷（liber），叔本华引用的见于第28卷第1章（Lib.xxviii.,1）。这条注释，“略本”全删了（第171页），大概译者后来发现有问题。可是，如果发现了问题，为何不把正确的译法写出来呢？这类对书名缩写的绝妙发挥，还有不少。还是《自杀谈》这一章，叔本华意犹未尽，又引了一段普林尼，原书注释曰：“引自同书（《博物志》）第2卷第7章。”（Loc.cit.Lib.ii.c.7）“略本”不声不响地删掉了这个注，但“广本”的译文还在：“引自《自由》第2章，第1（按：应该是7，译者错写成1）节。”看来普林尼真是个热爱自由的人。对于同一章里某些很恐怖的注释，比如这个死长死长的“Valerius Maximus; hist.Lib.ⅱ.,c.6,§7et8. Heraclides Ponticus; fragmenta de rebus publicis,ⅸ. Aeliani vari■histori■,ⅲ., 37. Strabo; Lib.ⅹ.,c.5,6”，不论“广本”还是“略本”，译者均未译出，保持了永恒的沉默。
读过些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叔本华好谈佛学。但不一定谁都清楚，他最看重俄国蒙藏文研究先驱修弥笃（Isaak Jakob Schmidt,1779-1847）的东方学和佛学著作，在著作中频频引用。不稍知佛学和东方学历史的话，自然不会译好与修弥笃相关的这些引文。举个例子：“根据施米特在《东方蒙古人史》中的观点，佛教理论中包括四种原罪：欲望、懒惰、愤懑、贪婪。”（“略本”第197页）译文看似不错，实际问题甚多。修弥笃作品目录中确有一《东方蒙古人史》，全名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St. Petersburg-Leipzig，1829）。但此书并非修弥笃所写，乃是他译自清代蒙古鄂尔多斯著名学者撒囊彻辰洪台吉（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der Ordus）编写的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修弥笃此书不仅内含《源流》的德文译文，还附有蒙古文原文。《蒙古源流》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译为满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从满文重译成汉文。王国维死前曾校勘此书汉译本，不知他当时是否注意到，自己早年研读叔本华作品时经常会碰到的修弥笃《东方蒙古人史》，其实就是这本《蒙古源流》。
既知叔本华引用的是《蒙古源流》，那么在翻译上面那段话时，最好参考一下那个乾隆末年翻出的汉译本。叔本华提到的部分，大概相当于汉译本第一卷讲“各种生灵降世因由”一节：“其后生灵萌发欲念……而痴愚罪业渐从此起……嗜欲之罪业由此始矣……忌妒之罪业从此始矣……而忿争之罪业自此始矣……而悭吝之罪业自此始矣。”（沈曾植笺证、张尔田校补《蒙古源流笺证》）叔本华所引四种罪业，略当于《蒙古源流》里面依次提到的嗜欲之罪业（Lust）、忌妒之罪业（Indolence）、忿争之罪业（Anger）、悭吝之罪业（Avarice）。汉译《蒙古源流》与叔本华所引文字不同之处，也许是缘于汉文重译本和蒙文原本的差别。按照《蒙古源流》汉译本的讲法，忌妒之罪业起自“不种自生”之谷的断绝，悭吝之罪业来自“多收（谷）者向少收者隐瞒藏匿”，所以它们也可以说和“Indolence”与“Avarice”间接相关。
叔本华作品涉及无数东西方文史知识和掌故，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内容，就不能对其哲学获得圆满而无遗憾的理解。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有平时多看书。多看书不等于盲目的博览。叔本华最反对这种博览，因为据他说博览顶多做到学者，离天才尚远。他引用蒲柏（Alexander Pope）《群愚史诗》（Dunciad）中的诗行讥刺“学者阶级”说“（他们读别人的书）读个没完，到了儿却没人读他们。”（For ever reading, never to be read）蒲柏这句诗，原书有个脚注说来自“Dunciad,iii,194”，译者翻作来自Dunciad第三章第194页（“略本”第136页）。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194指的是诗的行数，而不是书的页码。蒲柏原诗不好读，但留个心眼儿，从图书馆借一本，数一数行数，应非难事。所以您看，要想真正看懂叔本华，只有闷头多翻书，冒着被讽刺为“学者大人”的危险，读个没完。■
延伸阅读
●《叔本华论说文集》
[德]叔本华著，范进、柯锦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9月第一版
●《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
[德]叔本华著，范进、柯锦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劝诫与格言》
[德]叔本华著，范进、柯锦华译，西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2009-3-22 2:24:55
叔本华作品涉及无数东西方文史知识和掌故，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内容，就不能对其哲学获得圆满而无遗憾的理解。
高山杉
《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
[德]叔本华著
范进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第一版
234页，18.00元
1999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过一大本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译者所据原本只说是Schriften aus den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sowie andere（可翻成《Parerga und Paralipomena以及其他作品的选录》），对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等版本信息没作任何交待。在商务出版物中，这种原本不明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了。叔本华的确写过两大卷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Klein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哲学拾遗集》），他在哲学史上“咸鱼翻身”靠的就是这两卷书。然其篇目与此《论说文集》极为不同，可见并非汉译所据原本。《哲学拾遗集》有桑德斯（T. Bailey Saunders）英文选译本（The Essays of Schopenhauer）。这个译本并非一次性翻出，而是陆续译出七本，前后分别单行，最后“七合一”成为一大部。从其篇目和内容来看，原来它才是汉译本的原本。
《论说文集》（下称“广本”）原有四个译者，其中范进（即范建荣，曾主编三联版《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和柯锦华负责翻译的部分，近年辑为《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下称“略本”），先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我曾取桑德斯译本（纽约Willey Book Company版,没有出版日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藏本，借书卡上有范进1994年借书记录）细校《论说文集》“广”（商务版）“略”（天津人民版）二本，最后得一结论曰：范、柯二人既不懂英文（词汇、文法方面错误极多，举不胜举），亦不通叔本华哲学。其不通之关键，在于不熟悉（又不肯查证）叔本华书中涉及的许多文史知识，从而犯下无数错误。下面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分别与英国文学、圣经、拉丁古典文学和东方学有关。
叔本华以天才自视，他眼中所谓天才，必思考异于常人，可说话反而接近常人。至于庸人则反是，常以宏论掩其平庸，以华辞文其浅陋。据《论说文集》汉译本，庸人的“原型是古代的皮斯托，他的朋友福斯泰夫曾不耐烦地告诉他说，他应该像世上的普通人一样说话”（“略本”第125、127页，126页为一插图）。什么叫“古代的皮斯托”呢？是指某位古人吗？实在看不懂，得查原文：“…their prototype is Ancient Pistol, whom his friend Falstaff once impatiently told to say what he had to say like a man of this world。”福斯塔夫（Falstaff）？这不是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个著名的大胖子吗？不错，汉译本正好保留了原著的一条脚注，说这句话典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五幕第三场。看来要想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再怎么留在原地进行“哲学思考”都没用，不如实实在在地查一下《亨利四世》下篇（不是“第二部”）。这一查才知道，“Ancient Pistol”根本不是什么“古代的皮斯托”。“ancient”有个旧义，当“旗”或“旗手”讲。“Pistol”（毕斯托尔）是角色名，此人在《亨利四世》下篇中担任王室传令旗官，是个无比粗俗可说话却喜欢搞宏大叙事的阿兵哥。叔本华引用的是《亨利四世》下篇第五幕第三场的一段对话（朱生豪译，吴兴华校）：
福斯塔夫：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毕斯托尔?
毕斯托尔：不是拔山倒树的狂风，也不是伤人害畜的瘴风……我是你的毕斯托尔，你的朋友，我急急忙忙地骑马而来，带给你非常的消息、幸运的快乐、黄金的时代和无价的喜讯。
福斯塔夫：请你用世人通用的语言把它们说出来吧（I pr'ythee now, deliver them like a man of this world）。
叔本华原文中“like a man of this world”作斜体，正是嵌入了福斯塔夫的台词。朱译《莎士比亚全集》属于常见书，两位译者实在应该按照原注的提醒去查证一下。
叔本华“思精而笔锐”，最看重文字功夫。他一辈子坚持说，文章最高境界，在于简单而明确，力避浮词冗句，直诠事物本质。比如古今文章写人生虚妄，叔本华认为最成功者莫若《约伯记》（14：1-2）：“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就是简单明确。不过，译者好像不知道这段话是引文，没有查阅圣经的任何权威汉译本，另起炉灶翻译如下：“人同是母亲所养，他的生命如此短暂且充满不幸与痛苦。他像一朵鲜花，萌发盛开又萎谢凋零；他像一个幽灵，飞掠而过，从不停留。”（“略本”第129页）这种译文实在是费力不讨好，可以说把叔本华给出卖了。译者不熟悉圣经典故，又不愿尽力查考，所以凡是碰到与圣经相关的内容，往往译错。比如，叔本华曾经提到众使徒于五旬节（Pentecost）这一天，“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一事。此事见于《使徒行传》（2：1-13）。五旬节是犹太教主要节日之一，后因《使徒行传》记载圣灵曾在这一天降临，遂被基督教采用为“圣灵降临节”，以纪念教会之成立，但名字仍用“Pentecost”。汉译者不知其中曲折，见叔本华讲述基督教故事，就将“五旬节”译成“圣灵降临节”（“广本”第663页）。须知众使徒传教的时代，尚无“圣灵降临节”，仅有“五旬节”。说众使徒当年于“圣灵降临节”被圣灵充满做了什么事，就好像说北京的青年学生曾于1919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上街游行一样，实在不合适。
叔本华那个时代的人，甭说莎士比亚和圣经，就是引用个把拉丁作家也并非难事。《哲学拾遗集》中《自杀谈》一章，曾引用普林尼的一段话。关于这段话的出处，“广本”有一“极妙”的注释：“历史，国家，自由，第28章，第1节。”据我所知，普林尼从没写过一本题为《历史、国家、自由》的书。原文作“Hist. Nat. Lib. xxviii.,1”，包含一串缩写词，Hist.指“历史”（historia），这个没有错，可“Nat.”却非“国家”（natio）,“Lib.”更非“自由”（libertas）。谁都知道，普林尼写过一本《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Hist.Nat.”为其书名的缩写形式。《博物志》有很多卷（liber），叔本华引用的见于第28卷第1章（Lib.xxviii.,1）。这条注释，“略本”全删了（第171页），大概译者后来发现有问题。可是，如果发现了问题，为何不把正确的译法写出来呢？这类对书名缩写的绝妙发挥，还有不少。还是《自杀谈》这一章，叔本华意犹未尽，又引了一段普林尼，原书注释曰：“引自同书（《博物志》）第2卷第7章。”（Loc.cit.Lib.ii.c.7）“略本”不声不响地删掉了这个注，但“广本”的译文还在：“引自《自由》第2章，第1（按：应该是7，译者错写成1）节。”看来普林尼真是个热爱自由的人。对于同一章里某些很恐怖的注释，比如这个死长死长的“Valerius Maximus; hist.Lib.ⅱ.,c.6,§7et8. Heraclides Ponticus; fragmenta de rebus publicis,ⅸ. Aeliani vari■histori■,ⅲ., 37. Strabo; Lib.ⅹ.,c.5,6”，不论“广本”还是“略本”，译者均未译出，保持了永恒的沉默。
读过些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叔本华好谈佛学。但不一定谁都清楚，他最看重俄国蒙藏文研究先驱修弥笃（Isaak Jakob Schmidt,1779-1847）的东方学和佛学著作，在著作中频频引用。不稍知佛学和东方学历史的话，自然不会译好与修弥笃相关的这些引文。举个例子：“根据施米特在《东方蒙古人史》中的观点，佛教理论中包括四种原罪：欲望、懒惰、愤懑、贪婪。”（“略本”第197页）译文看似不错，实际问题甚多。修弥笃作品目录中确有一《东方蒙古人史》，全名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St. Petersburg-Leipzig，1829）。但此书并非修弥笃所写，乃是他译自清代蒙古鄂尔多斯著名学者撒囊彻辰洪台吉（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der Ordus）编写的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修弥笃此书不仅内含《源流》的德文译文，还附有蒙古文原文。《蒙古源流》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译为满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从满文重译成汉文。王国维死前曾校勘此书汉译本，不知他当时是否注意到，自己早年研读叔本华作品时经常会碰到的修弥笃《东方蒙古人史》，其实就是这本《蒙古源流》。
既知叔本华引用的是《蒙古源流》，那么在翻译上面那段话时，最好参考一下那个乾隆末年翻出的汉译本。叔本华提到的部分，大概相当于汉译本第一卷讲“各种生灵降世因由”一节：“其后生灵萌发欲念……而痴愚罪业渐从此起……嗜欲之罪业由此始矣……忌妒之罪业从此始矣……而忿争之罪业自此始矣……而悭吝之罪业自此始矣。”（沈曾植笺证、张尔田校补《蒙古源流笺证》）叔本华所引四种罪业，略当于《蒙古源流》里面依次提到的嗜欲之罪业（Lust）、忌妒之罪业（Indolence）、忿争之罪业（Anger）、悭吝之罪业（Avarice）。汉译《蒙古源流》与叔本华所引文字不同之处，也许是缘于汉文重译本和蒙文原本的差别。按照《蒙古源流》汉译本的讲法，忌妒之罪业起自“不种自生”之谷的断绝，悭吝之罪业来自“多收（谷）者向少收者隐瞒藏匿”，所以它们也可以说和“Indolence”与“Avarice”间接相关。
叔本华作品涉及无数东西方文史知识和掌故，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内容，就不能对其哲学获得圆满而无遗憾的理解。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有平时多看书。多看书不等于盲目的博览。叔本华最反对这种博览，因为据他说博览顶多做到学者，离天才尚远。他引用蒲柏（Alexander Pope）《群愚史诗》（Dunciad）中的诗行讥刺“学者阶级”说“（他们读别人的书）读个没完，到了儿却没人读他们。”（For ever reading, never to be read）蒲柏这句诗，原书有个脚注说来自“Dunciad,iii,194”，译者翻作来自Dunciad第三章第194页（“略本”第136页）。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194指的是诗的行数，而不是书的页码。蒲柏原诗不好读，但留个心眼儿，从图书馆借一本，数一数行数，应非难事。所以您看，要想真正看懂叔本华，只有闷头多翻书，冒着被讽刺为“学者大人”的危险，读个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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