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相关书评

各领风骚五百年
——就《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答读者问
聂世美
编者按：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之《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刊行后，获得学界一致好评及社会广泛关注，为此，我们特邀请这套丛书的策略及具体实施者之一聂世美先生就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几个问题作如下解答。
问：这套丛书刊行后有如此之大的良好社会反映，你们事先预料到吗？原因何在？
答：没有。当时策划出版这套丛书基于两个因素：其一，实施社领导有关图书选题要积极开拓创新的办社方针；其二，与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略显冷落，不仅力量分散薄弱，而且研究水平也有待提高。因此，为夯实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为其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便成了我们的选择。不意却受到了赞赏与欢迎。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界为谋生存，经济效益方面考虑较多，重复撞车的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尽管赚了一些钱，却倒了读者的胃口。而近代文学名家的诗文作品，有相当高的艺术与美学欣赏价值，使人感到清新可读。二是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取得可喜成绩之后，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历史动向：下探上溯。即古典文学研究下深，探索其如何过渡和演变为近代文学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上溯，追本溯源近代文学，以求得其发展变化“何以如此”的历史答案。而中国近代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链条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古典文学走向现当代文学的过渡桥梁。这一特殊的、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便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的广受注目与欢迎。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兴起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热，客观上也带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而《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正包涵蕴藏着治中国近代史与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与思想文化发展变化原因的基本材料。
问：这套丛书现已出了几种？还将有哪些出版计划？
聂：《中国近代文学丛书》至今已刊行者共19种：即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樊增祥《樊樊山诗集》、易顺鼎《琴志楼诗文集》、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范当世《范伯子诗文集》、郑孝胥《海藏楼诗集》、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宝廷《偶斋诗草》、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江湜《伏敔堂诗录》、俞明震《觚庵诗存》及张之洞《张之洞诗文集》、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陈曾寿《苍虬阁诗集》。另有7种，或正在审稿待制流程中，或正在标校整理过程中。据原定选题计划，《丛书》第一期共将刊行30种。日后若有余力或客观条件许可，将扩大规模至50种。如此，则凡近代文学重要的大家、名家，将基本网罗在内。
问：近代文学的“近代”概念是如何划分界定的？
聂：近代文学大致亦可称分为晚清文学，前后约80年。对其分期，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或主张与近代历史同步，上限始于鸦片战争（1840），下限断于“五四”运动（1919）；或主张按文学自身发展特点划分，不必与未必与历史同步，上限肇兴于道光元年（1821）晚清“宋诗派”兴起之际，下限定其在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前（1929）；或主张历史与文学因素一并考虑，上限鸦片战争（1840），下限应下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理由是“五四”前后历史乃职“一完整健全的婴儿”，不可分割，因其社会性质、革命任务、文学主题（反帝反封建）均未改变；或主张模糊概念，不必明分，认为无论历史、文学分期均不人为地“抽刀断水”；或主张从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不分近、现、当代，直称“XX世纪文学”为妥。但尽管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近代文学”概念的理解，仍基本认知以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先生为首的第一种说法（1840—1919）。
问：《从书》出民族罪人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褒贬不一。请问：在诗文创作上同样有着相当高艺术成就的“问题作家”诸如黄濬、梁鸿志的集子，《从书》是否考虑？
聂：作为民族罪人，郑孝胥早已被牢牢订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作为“同光体”诗派之一“闽派”诗歌创作的代表与领军人物，郑孝胥于近代文学的影响与贡献难以抹杀。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因人废言，得正视和尊重客观事实，还近代文学史以本来的面目。但黄、梁二人与郑有别，他们只是近代文学众多有创作成就的作家之一，并无文学流派领军人物的历史地位。《丛书》有广泛的选题选择余地，完全可以博取清英，取他家他集而代之，不作海上逐臭之夫。
问：您如何评价《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的出版质量？
聂：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左传》里的八个字来概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或者说：“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前者见《宣公十二年》，后者见《昭公十二年》，同为艰难创业之谓。虽然就整体言，《从书》版本可靠，资料齐全，标校精审，装帧雅致大气。但正因为首创，一无依傍借鉴，也增加了编纂刊行的难度。其中，诸如标点的错误，版本选择的失当，诗文作品的漏收等等，均在所难免。既可见草创之非易，更有待于后继者的完善与努力。
问：《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刊行后赚钱还是赔钱？如不赚钱，何以为生？
答：《丛书》基本上赚钱。一些部头大点的如易顺鼎、樊增祥、张际亮等人的集子，基本都要赔钱。而一些较为热销的品种如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杨圻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及《曾国藩诗文集》等，则基本持平或略略有余。这套丛书之所以能够生存，一是借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经济补贴的光，尽管“十补九不足”，但多少有一点点，也可聊补“无米之炊”。二是社领导的鼎力支持，在我社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全力扶持丛书上马，显示了现代出版人博大的胸怀及深远的历史眼光。
（原载《古籍新书报》，2009年9月28日版）
展示近代诗坛文苑的名家风貌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介绍
聂世美
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学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不长，其独立的研究机构及研究队伍的确立形成，更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然其年龄的幼稚与力量的弱小，并未妨碍其生命光华的熠熠生辉，人们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特殊研究价值及其作为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间的过渡桥梁和重大转折关捩的历史作用，认识已越来越清楚。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无不投之以热烈关注的目光。而一切轻视与鄙薄不屑的态度，若非心存偏见，必明白显示了其人的浅薄与无知。北大着名教授谢冕先生不久前曾说：“我今天要恭恭敬敬地给近代文学一个与它的地位和贡献相称的评价。”（《近代文学浅识》，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11）那是因为他深切地了解：近代文学是“新文学之父”，没有近代文学，“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是不可能的”。近代文学的文献史料价值、文学美学价值不容怀疑，亦无可替代，她是整个中国文学链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为适应当前近代文学研究的迫切需求，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典籍中，有选择地出版三十种（日后条件许可将增至五十种）较为代表性的诗文别集，予以标校整理，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较系统的中国近代文学基本资料丛书。丛书共分五辑，每辑六种。现已出版九辑，凡十九种，即：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郑孝胥《海藏楼诗集》、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樊增祥《樊樊山诗集》、易顺鼎《琴志楼诗文集》、范当世《范伯子诗文集》、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宝廷《偶斋诗草》、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江湜《伏敔堂诗录》、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俞明震《觚庵诗存》、张之洞《张之洞诗文集》及陈曾寿《苍虬阁诗集》。这些集子或祖唐音，或祧宋调，或唐宋兼取。艺术风格各异，流派纷呈，各臻其极，或如力士扛鼎，或似美人簪花，代表了近代诗文创作的最高水平。书中所选，既着眼于质，亦注重于文。在政治宽松、思想解放的今天，力求不因人废言，凡具有重要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意义者，尽量采撷网罗，以名符其实。故丛书所选，均声名显赫一时之近代诗坛文苑大家，虽或为当代青年学子所生疏，却都似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一类的重量级人物。其总体成就纵观与李、杜、苏、韩颉颃，而名声地位及研究众值却丝毫不在他们之下。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丛书的标校整理者大都为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仅版本讲究，标校精审，而且沙里沟金，不遗余力地搜辑逸诗佚文及大量相关的传记序跋及诗文评论资料，并一一撰写或选录作家的年谱简编材料。一编在手，不只予一般读者阅读欣赏提供了便利，更为专业研究者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眼下，改头换面的包装或跟风逐利出版是容易的，但创新永远是艰难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重视选题的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在国内推出《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显示了该社经营决策者深远的历史眼光与出版家的大家风范，学界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历史功绩。着名学者、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十年前曾将文学研究比作建筑工程，认为可分为“基础实施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而“基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笔者深信，上海古籍出版社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大大夯实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迎来的必将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原载《古籍新书报》2006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