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时间的专制
在欧洲，时钟很早就成为公众使用的一种机械。教堂以此提醒教徒们按时前往祈祷。当时钟被搬上教堂的尖塔和市镇的钟楼时，钟表和时间就已经完全世俗化。按时传出的钟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在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出现之前，代表时间的钟往往构成唯一的公共传播媒介。所有公共事件均以钟声来宣告，诸如火灾、战争、死亡等等。1776年，费城的人们敲响自由钟，宣告美国独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钟楼都是早期城市的象征。如果一只钟可以与其它钟保持快慢一致，那么时间就成为一种超越空间的标准计算单位——佛罗伦萨人随时都可以知道罗马时间，时钟因此成为世界标准。人们用钟表来校正自己的生活，机械制造的人为时间取代了传统历法。时间与自然失去联系，时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在浮士德的传说中，科学家不惜出卖灵魂，以获取全部知识和权力。与宗教相比，科学在文化上完全是中性的，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彼得•杜斯伯格所说：“科学没有道德，自然没有伦理。”当时钟不再是宇宙的隐喻时，它却成为地球生活的总指挥，使人类将“准时”作为一种美德。
机械时间与自然时间截然不同。作为人造时间，它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在自然时间时期，人们的行动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这种安排服从于身体发出的信号，但机械时间改变了这一切。机械时钟使时间游离出生活，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从此钟表成为人们生活的管理者，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这与公鸡打鸣、鸭子上架不再有任何联系。
随着蒸汽、电力和人工照明的出现，白昼与黑夜不再有区别。人类从时间上彻底获得了解放，而钟表是唯一的上帝。根据钟表制造的时间，人们吃饭只是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而不是因为肚子饿；人们睡觉只是因为到了睡觉的时间，而不是因为困倦。历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宣布，人类已经从神圣时代和英雄时代回到人类时代。
马克思将钟表作为以后所有机器的原型，“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但是路易斯•芒福德认为，钟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马克思把钟表看成是一种劳动量的外在标准，而芒福德则将钟表看成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内在标准。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揭示了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与机器对话的结果。钟表作为自然状态的破坏者，从它诞生之日起，人类就被时间绑架，自然的权威被这个时间机器取代，世界从此失去了永恒。
时钟在西方的兴起成为现代生活到来的标志。
早在公元前约330年的水钟时代，柏拉图就把律师们说成是“受漏壶驱动……从无闲暇”的人。罗马时代的诗人普拉图斯写道：“但愿上帝杀死发明钟点的人，因为钟点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块。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报时钟，在所有的钟表中它是最好和最准确的。”随着机械时间的到来，每个人都像被发条驱动的永不停息的钟表，忙忙碌碌。生活在工业时代被定义为时间，时间就是人的一切，人并不拥有生活，而是拥有时间。时间成为人唯一有用的资源，游戏思考与吃饭睡觉一样，被认为是对这种资源的极大浪费。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至多只是时间的残壳”；“如果人是一件商品，如果他被作为一个物来对待，如果人们之间的普遍关系是物对物的关系，这只是因为从他那里购买他的时间是可能的”。随着机械时代的到来，时间的购买就成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罪恶”；马克思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劳动剩余时间。
发条技术使机械时钟的体积大为缩小。当钟表匠逐渐从锁匠中分离出来时，手表就出现了。如果说钟楼是时间社会化的过程，那么手表就是时间个人化的结果。怀表和手表先后成为文明的象征物。人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怀表或手表的男人会是一个绅士。从钟摆到发条，钟表彻底摆脱了地心引力，不仅更加准确，而且更加小巧，可以揣在怀里，戴在手腕上。时间从此充斥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如果说机器是现代社会的教主，那么时间就是《圣经》或教条。作为人工技术，钟表是一种完美的机器——“机械中的机械”，它完全按照装配线的模式生产统一的秒、分、时等时间单位。有了钟表以后，经过这样统一加工的时间，完全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物节奏中分离出来。这个时间不依靠任何个人经验，也与太阳月亮等自然无关，第一次将时间实现了抽象。随着抽象的时间和时间的抽象逐渐渗透并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的绝对权力就极其醒目地诞生了，这就是时间的专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间”如同专制时代的“王法”，迅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解释，甚至所采取的行动。
从农业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时间过剩，到时间短缺的过程；现代社会基本完全处于“时间饥饿”状态。时间成为越来越珍稀的资源，而人只是时间的载体。当钟表不再是奢侈品时，时间却成了奢侈品。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讽刺道：“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确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
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家将人作为一种时间资源几乎开发到了极致。与其说机器使人类在时间上贬值，不如说技术使人类成为地球上的废品。越来越先进的机器使越来越退化的人变得多余；失业这种工业时代的产物将人类彻底放逐，“欲做奴隶而不得”竟然成为无数工业人类的最大恐惧。
传统的机械钟表将12个数字排列在一起，用两根不停走动的指针显示时间的流逝；而电子表则将时间完全数字化，时间只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瞬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从时段到瞬间，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时间和机械世界。
如果说自然时间是循环的，机械时间是线性的，那么数字时间则是点状的。数字时间所呈现的瞬时、零散和无序化，已经完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电梯、微波炉和吸尘器以节约时间，用快餐和速溶饮料来减少饮食的麻烦，用手机代替身体的交往，热衷于用过即扔的一次性物品，越来越快的道路和宽带……
尽管人们发明许多节约时间的装置，但时间依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时间的短缺造成生命的压迫感和疼痛感，焦虑和抑郁弥漫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城市越来越大，人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正如梭罗所说：“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出现之前，代表时间的钟往往构成唯一的公共传播媒介。所有公共事件均以钟声来宣告，诸如火灾、战争、死亡等等。1776年，费城的人们敲响自由钟，宣告美国独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钟楼都是早期城市的象征。如果一只钟可以与其它钟保持快慢一致，那么时间就成为一种超越空间的标准计算单位——佛罗伦萨人随时都可以知道罗马时间，时钟因此成为世界标准。人们用钟表来校正自己的生活，机械制造的人为时间取代了传统历法。时间与自然失去联系，时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在浮士德的传说中，科学家不惜出卖灵魂，以获取全部知识和权力。与宗教相比，科学在文化上完全是中性的，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彼得•杜斯伯格所说：“科学没有道德，自然没有伦理。”当时钟不再是宇宙的隐喻时，它却成为地球生活的总指挥，使人类将“准时”作为一种美德。
机械时间与自然时间截然不同。作为人造时间，它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在自然时间时期，人们的行动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这种安排服从于身体发出的信号，但机械时间改变了这一切。机械时钟使时间游离出生活，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从此钟表成为人们生活的管理者，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这与公鸡打鸣、鸭子上架不再有任何联系。
随着蒸汽、电力和人工照明的出现，白昼与黑夜不再有区别。人类从时间上彻底获得了解放，而钟表是唯一的上帝。根据钟表制造的时间，人们吃饭只是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而不是因为肚子饿；人们睡觉只是因为到了睡觉的时间，而不是因为困倦。历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宣布，人类已经从神圣时代和英雄时代回到人类时代。
马克思将钟表作为以后所有机器的原型，“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但是路易斯•芒福德认为，钟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马克思把钟表看成是一种劳动量的外在标准，而芒福德则将钟表看成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内在标准。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揭示了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与机器对话的结果。钟表作为自然状态的破坏者，从它诞生之日起，人类就被时间绑架，自然的权威被这个时间机器取代，世界从此失去了永恒。
时钟在西方的兴起成为现代生活到来的标志。
早在公元前约330年的水钟时代，柏拉图就把律师们说成是“受漏壶驱动……从无闲暇”的人。罗马时代的诗人普拉图斯写道：“但愿上帝杀死发明钟点的人，因为钟点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块。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报时钟，在所有的钟表中它是最好和最准确的。”随着机械时间的到来，每个人都像被发条驱动的永不停息的钟表，忙忙碌碌。生活在工业时代被定义为时间，时间就是人的一切，人并不拥有生活，而是拥有时间。时间成为人唯一有用的资源，游戏思考与吃饭睡觉一样，被认为是对这种资源的极大浪费。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至多只是时间的残壳”；“如果人是一件商品，如果他被作为一个物来对待，如果人们之间的普遍关系是物对物的关系，这只是因为从他那里购买他的时间是可能的”。随着机械时代的到来，时间的购买就成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罪恶”；马克思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劳动剩余时间。
发条技术使机械时钟的体积大为缩小。当钟表匠逐渐从锁匠中分离出来时，手表就出现了。如果说钟楼是时间社会化的过程，那么手表就是时间个人化的结果。怀表和手表先后成为文明的象征物。人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怀表或手表的男人会是一个绅士。从钟摆到发条，钟表彻底摆脱了地心引力，不仅更加准确，而且更加小巧，可以揣在怀里，戴在手腕上。时间从此充斥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如果说机器是现代社会的教主，那么时间就是《圣经》或教条。作为人工技术，钟表是一种完美的机器——“机械中的机械”，它完全按照装配线的模式生产统一的秒、分、时等时间单位。有了钟表以后，经过这样统一加工的时间，完全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物节奏中分离出来。这个时间不依靠任何个人经验，也与太阳月亮等自然无关，第一次将时间实现了抽象。随着抽象的时间和时间的抽象逐渐渗透并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的绝对权力就极其醒目地诞生了，这就是时间的专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间”如同专制时代的“王法”，迅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解释，甚至所采取的行动。
从农业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时间过剩，到时间短缺的过程；现代社会基本完全处于“时间饥饿”状态。时间成为越来越珍稀的资源，而人只是时间的载体。当钟表不再是奢侈品时，时间却成了奢侈品。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讽刺道：“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确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
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家将人作为一种时间资源几乎开发到了极致。与其说机器使人类在时间上贬值，不如说技术使人类成为地球上的废品。越来越先进的机器使越来越退化的人变得多余；失业这种工业时代的产物将人类彻底放逐，“欲做奴隶而不得”竟然成为无数工业人类的最大恐惧。
传统的机械钟表将12个数字排列在一起，用两根不停走动的指针显示时间的流逝；而电子表则将时间完全数字化，时间只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瞬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从时段到瞬间，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时间和机械世界。
如果说自然时间是循环的，机械时间是线性的，那么数字时间则是点状的。数字时间所呈现的瞬时、零散和无序化，已经完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电梯、微波炉和吸尘器以节约时间，用快餐和速溶饮料来减少饮食的麻烦，用手机代替身体的交往，热衷于用过即扔的一次性物品，越来越快的道路和宽带……
尽管人们发明许多节约时间的装置，但时间依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时间的短缺造成生命的压迫感和疼痛感，焦虑和抑郁弥漫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城市越来越大，人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正如梭罗所说：“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