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自由游走
哈佛MBA毕业的猎头顾问林赛梅德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打拼事业，做到了鱼与熊掌兼得。她的心得是：人的一辈子很长，而孩子们需要父母全天照顾的日子很短，兼顾两者值得付出一切努力。她的办法是：孩子年幼时在家干兼职，孩子上学了复出干全职。（点击此处查看全文）
女人们到底应该出去工作，还是应该为了孩子当全职妈妈？这个话题触及到了我情感深处一块最柔软的地方。每次我读到跟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十年前，丽莎贝尔金的大作《退出革命》（Opt-Out Revolution）让我开始关注这个话题。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因为它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的女性，而我自己也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而且当时我刚刚成为一个母亲，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正赶上我第一个孩子的1岁生日。
这些年来，我已经多次读过贝尔金的著作，包括她的文集《人生的工作》（Life'sWork）和数不清的文章。上周日，朱蒂丝沃尔纳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上发表了《退出革命》的姊妹篇——《“退出”一代希望回归》（The Opt-Out Generation Wants Back In）。它与丽莎贝尔金十年前描写的是同一批女性，因此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
这个话题虽然触碰到了深埋在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结，但是，我从来没有为打拼事业的选择后悔过。我也从来没有选择过“退出”。1996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2000年在哈佛大学（Harvard）获得了MBA学位。之后我从管理咨询行业跳槽到了猎头行业。这十几年来，我先后有了两个孩子（女儿格蕾斯今年10岁，儿子惠特今年8岁。）
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做的是兼职工作。现在他们两个都到了上学年龄，我开始从事全职工作。不过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家，大多数时候我能管理自己的日程，所以我不会错过孩子们人生中任何重要的事情。
当我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能看到有很多运气和偶然的因素促成了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但同时我也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目标：拥有一份灵活但又有意义的工作。
但我其实不太明白，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是怎样产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目标的。当年，我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选择了一个边缘、但又非常幸运的角色。直到现在，我的内心有时也会泛起波澜，一方面为我才刚刚25岁就“靠边站”而灰心丧气——当时我甚至还没有孩子；另一方面，又对我当时选择了具有灵活性的工作而暗自庆幸，因为它对以后的这么多年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首先，我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有能力选择究竟是在家带孩子，还是出去工作，可以说这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特权了。有时我经常会感到沮丧、甚至是惊讶，因为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甚少顾及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美国的母亲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
2010年9月，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当时还很幼稚的我在文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因为难以在家庭和事业上做出抉择，一屋子焦虑的哈佛MBA毕业的年轻妈妈们抹着眼泪，事实上她们面临的是一个“幸福的困境”。我在文中写道，我被这些人批评了一顿，然后开始讨论我的选择——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坚持照顾孩子。
这种做法当然是有缺点的——首先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我什么都大包大揽，那我什么都不会做得很好。我不确定这究竟是我事业和家庭兼顾的必然结果，还是一种基本的天性表达，但不管怎样，我都倾向于后者。不过这种看法也说明，事业与家庭之争给我带来了情感的波动，无非是说我内心深处希望我的孩子们做正确的事情。但当孩子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几乎无法给他们的表现施加任何影响。或许我读的书、我写的文章以及我对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思考之所以如此纠结，只是说明了我对孩子们的期待和梦想，以及我多么希望做好一个母亲的简单愿望。
当孩子还小、需要人照料的时候，我通过干兼职工作，一直没有远离职场。因此等他们上学之后，我也不必经历重返职场的种种困难。上周日，我读到朱蒂丝沃尔纳的文章时，我对我的选择深感庆幸。
我还想起了我的女儿在小学四年级时读过《追逐维米尔》（ChasingVermeer）一书后，花了几周时间写的书评。她在“关于作者”一栏中写道：“作者布鲁巴莉叶特花了五年时间写了《追逐维米尔》一书，因为她要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她的孩子们。”我很喜欢读这一段，因为我发现，她已经意识到，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有些事或多或少会占用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永远不必完全放弃其它的事情，因为正是那些千头万绪的事情塑造了我们。
女人们到底应该出去工作，还是应该为了孩子当全职妈妈？这个话题触及到了我情感深处一块最柔软的地方。每次我读到跟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十年前，丽莎贝尔金的大作《退出革命》（Opt-Out Revolution）让我开始关注这个话题。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因为它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的女性，而我自己也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而且当时我刚刚成为一个母亲，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正赶上我第一个孩子的1岁生日。
这些年来，我已经多次读过贝尔金的著作，包括她的文集《人生的工作》（Life'sWork）和数不清的文章。上周日，朱蒂丝沃尔纳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上发表了《退出革命》的姊妹篇——《“退出”一代希望回归》（The Opt-Out Generation Wants Back In）。它与丽莎贝尔金十年前描写的是同一批女性，因此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
这个话题虽然触碰到了深埋在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结，但是，我从来没有为打拼事业的选择后悔过。我也从来没有选择过“退出”。1996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2000年在哈佛大学（Harvard）获得了MBA学位。之后我从管理咨询行业跳槽到了猎头行业。这十几年来，我先后有了两个孩子（女儿格蕾斯今年10岁，儿子惠特今年8岁。）
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做的是兼职工作。现在他们两个都到了上学年龄，我开始从事全职工作。不过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家，大多数时候我能管理自己的日程，所以我不会错过孩子们人生中任何重要的事情。
当我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能看到有很多运气和偶然的因素促成了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但同时我也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目标：拥有一份灵活但又有意义的工作。
但我其实不太明白，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是怎样产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目标的。当年，我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选择了一个边缘、但又非常幸运的角色。直到现在，我的内心有时也会泛起波澜，一方面为我才刚刚25岁就“靠边站”而灰心丧气——当时我甚至还没有孩子；另一方面，又对我当时选择了具有灵活性的工作而暗自庆幸，因为它对以后的这么多年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首先，我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有能力选择究竟是在家带孩子，还是出去工作，可以说这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特权了。有时我经常会感到沮丧、甚至是惊讶，因为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甚少顾及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美国的母亲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
2010年9月，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当时还很幼稚的我在文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因为难以在家庭和事业上做出抉择，一屋子焦虑的哈佛MBA毕业的年轻妈妈们抹着眼泪，事实上她们面临的是一个“幸福的困境”。我在文中写道，我被这些人批评了一顿，然后开始讨论我的选择——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坚持照顾孩子。
这种做法当然是有缺点的——首先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我什么都大包大揽，那我什么都不会做得很好。我不确定这究竟是我事业和家庭兼顾的必然结果，还是一种基本的天性表达，但不管怎样，我都倾向于后者。不过这种看法也说明，事业与家庭之争给我带来了情感的波动，无非是说我内心深处希望我的孩子们做正确的事情。但当孩子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几乎无法给他们的表现施加任何影响。或许我读的书、我写的文章以及我对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思考之所以如此纠结，只是说明了我对孩子们的期待和梦想，以及我多么希望做好一个母亲的简单愿望。
当孩子还小、需要人照料的时候，我通过干兼职工作，一直没有远离职场。因此等他们上学之后，我也不必经历重返职场的种种困难。上周日，我读到朱蒂丝沃尔纳的文章时，我对我的选择深感庆幸。
我还想起了我的女儿在小学四年级时读过《追逐维米尔》（ChasingVermeer）一书后，花了几周时间写的书评。她在“关于作者”一栏中写道：“作者布鲁巴莉叶特花了五年时间写了《追逐维米尔》一书，因为她要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她的孩子们。”我很喜欢读这一段，因为我发现，她已经意识到，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有些事或多或少会占用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永远不必完全放弃其它的事情，因为正是那些千头万绪的事情塑造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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