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美国之前的汉娜·阿伦特
最近翻了些汉娜·阿伦特的材料，除了“平庸的恶”“极权主义”之类的大词，她的生活也非常有趣。在传记《爱这个世界》当中，每到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幽会的关键时刻，作者就马上优雅地停笔，开始琢磨更重要的事情。当然，对于一本严肃的传记，给读者留出遐想空间是个双赢的做法。作者普林茨（Alois Prinz）是德国记者、作家，似乎就是以写传记见长，传主包括黑塞、卡夫卡、圣徒保罗、耶稣以及戈培尔等人，可谓形形色色。 这本传记的的德文书名是“Beruf Philosophin oder Die Liebe zur Welt”（谷歌君翻译成“职业哲学家和对世界的爱” ［131028注：朝菌同学提示，更准确的翻译为“职业女哲学家或者对世界的爱”］）再版时索性简化成“Hannah Arendt oder Die Liebe zur Welt”了。书名跟阿伦特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2011年因为肺栓塞去世，才65岁）的For Love of the World相近，汉译名则完全一样（这一本的简体中文版2012年1月才出版）。 “爱这个世界”是阿伦特一开始给《人的境况》取的名字，也是她在战后（1955年8月6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表达的。她说，她已经开始“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 不消说，作为一个热情兼冷静又往往格格不入的思想者，阿伦特是个非常值为之作传的人。书里面挺多有趣的细节，抄了一些她到美国之前的故事，并补充了部分其他来源的内容。 阿伦特的父母玛莎和保罗（Martha and Paul Arendt）都出身于殷实的犹太人家庭，1902年结婚。父亲一边世居上普鲁士的柯尼斯堡，母亲则随外祖父迁到此处。不过，老爸早年得了梅毒——据说当时普鲁士几乎20%的男人都有这种病。在埃利希发明洒尔佛散（Salvarsan）前，治疗梅毒要靠水银，或者使患者处于疟疾热状态，大致是种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招术。不过，好在保罗在结婚时恢复得还不错，但汉娜出生后不久又开始复发。他没法继续在汉诺威一家电力公司担任工程师养家，回柯尼斯堡，住进动物园大街的高档公寓，生活全靠家里资助。1911年，他进入精神病院。 汉娜在1906年10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出生，生育过程22小时，顺产，3696克，七斤嫂的水平。玛莎建立了一个叫“我的孩子”的档案（直到1917年），要详细记录女儿的成长。有趣的是，普林茨征引的这个档案/日记中的内容，都来自于布鲁尔的阿伦特传记。 那时是茨威格口中的“安全的黄金时期”，挟普法战争胜利之余威，德国的工业、科学与文化都迅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开始使用美国人发明的吉列剃须刀；柏林已经开始用电灯取代煤气灯，1905年开始出现公共汽车。 三岁开始，汉娜就可以清楚地说话，识字很快，记忆力和好奇心惊人。但是，唱歌非常糟糕。父亲养病期间，她与祖父的关系非常好，他有时会带她去犹太教堂。1913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七岁的阿伦特表现得非常冷静，她的想法是事情之后突然表达的：“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少地思考悲伤的事……因此而情绪低落毫无意义。”有这么早熟的女儿，玛莎一定吓坏了。
这一年8月，她开始上学。那一年柯尼斯堡没有一所国立女子学校，只有一所市属女校，男校则有十所。柯尼斯堡当时约25万人口，犹太人不足4500人，市内存在反犹情绪。犹太人内部差异很大，阿伦特家较为世俗，她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但是会反击反犹言论。一战中，共有820名犹太居民应征入伍，但是大多数未入籍的俄国犹太人被驱逐。战争期间，母亲发现汉娜显得非常神经质，被拖欠的作业吓得浑身发抖。她一要离开，汉娜就会生病：流感、麻疹、百日咳、中耳炎、白喉等。13岁时，汉娜就在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未来，后者成了她一生的师友。 汉娜的脾气似乎很糟糕，“对她周围的人来说的确是个不好相与的角色。她毫无顾忌地发脾气，尤其在早上，那是她情绪最不好的时候”。（P26）她跟继父的两个女儿（分别大她5岁和6岁，前者30岁自杀）相处得很不好，在学校也是个叛逆者形象。“柯尼斯堡这个小世界对她来说显得越来越狭小和市侩气。汉娜想摆脱这个世界，此外她想通过激怒周围的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参加了大学生恩斯特·格鲁马赫组织的“格鲁马赫小组”，读书之余，他们“之间超过了哲学话题的交往，丝毫不担心这件事在柯尼斯堡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丑闻”（P27）。她那时15岁左右。 在此前后，因为鼓动同学抵制一位令她感觉受侮辱的年轻老师，她被逐出文科中学。母亲拉关系让她在未毕业时，先进柏林大学学习几个学期。时值上普鲁士成为德国的飞地。神学家罗马诺·瓜蒂尼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此君知识广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尔克等人情有独钟。1924年，汉娜提前一年参加毕业考试，成绩优异，得到一枚金币为奖励。从格鲁马赫那里，她听说了海德格尔。在这一年秋天，她到达马堡。 当年的海德格尔，“总是穿着紧腰裤和夹克，冬天里热衷于滑雪，在马堡成了一个受到狂热崇拜的人物”。受到海德格尔吸引的人当中“肯定也会有心理变态”（P35）。他的一个女学生自杀，也被人们当做例证。他与汉娜互相吸引，极短的时间内（可能只有两周）就相当亲密了。此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儿子了。安排幽会，他们有如地下党，用打开的窗户或者开着的灯做信号。她与他的关系，好像很多文艺作品讲的那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对怪蜀黍产生了一种分不清是崇拜还是爱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感情，并在这种令人揪心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由于她是个太不平凡的人，故事比“伤痕累累”上升了好几个档次。总之，“汉娜知道他们之间的爱情缺少某种更重要的东西”（P42）。 1925年夏天，汉娜离开马堡，（为了去胡塞尔那里学一个学期而）前往弗赖堡大学，后来是海德堡（经海德格尔介绍投入雅斯贝尔斯门下）。她再也没回过马堡，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为了摆脱海德格尔。毫不意外，他们的高级肥皂剧还是持续了许多年。在海德堡，她与大学生埃尔温·略文松和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未来的文艺理论家本诺·冯·维泽都产生了恋情。她在智识上的强势与怪蜀黍的幽灵，都促使这些恋情终结。另外，在海德堡结识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使她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最初的认识。在42岁的布鲁门菲尔德眼中，20岁左右的汉娜有种“天性的妩媚”。他的组织，意在为非犹太环境中的犹太人寻求族群上的自觉，“坦然而又自豪地面对自己的犹太人命运的道路”（P53）。但是，汉娜并不认同这种道路。 1928年年底，22岁的汉娜在雅斯贝尔斯门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对汉娜的学业，雅斯贝尔斯并不十分信服，认为论文内容太过混乱，最后给了她三分。那时，海德格尔已经出版了《存在与时间》，声名日隆，“很显然，在他看来中断与汉娜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来到”。汉娜的回应是：“倘若我失去了对你的爱，我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权利。……你给我指引的道路漫长而艰辛，超过了我的想象。它将占据我漫长的一生……”（P56）接下来，海德格尔提供了一封推荐信，帮助汉娜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保证了她几年的宽松生活。
1929年，汉娜与温柔的君特·施特恩（Günther Siegmund Stern）结婚（1937年离婚）。君特是倾向认同德国人身份的犹太人，父母在儿童心理学圈子很有名，玛莎对女婿很满意。此外，他还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表弟，也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1931年，一番折腾之后，施特恩为大学教职而提交的论文未被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先生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遂无法继续学术生涯。“汉娜后来再也没有原谅阿多诺的这一行为”（P60）。在布莱希特的介绍下，他开始为柏林“交易所信使报”副刊写稿，什么都写。有一天，一半的文章都署名“施特恩”，所以副刊的主管编辑赫伯特·耶棱建议他取一个笔名，并直接提供了“Anders”这个名字，意即“另外”。今后，施特恩便以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闻名于世。 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德国社会生产凋敝，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极高，希特勒与纳粹党势力愈发膨胀，但是城市文化却非常繁荣。在柏林时，汉娜几乎烟不离口，施特恩对此颇为不满。各种各样的分歧，使两人关系濒于破裂。1933年2月，施特恩离开柏林，前往巴黎，纳粹已经从布莱希特的通讯录里发现了他的名字。但是，汉娜留下，照顾母亲。月底，“国会纵火案”发生。
在这种危急时刻，因为布鲁门菲尔德的建议，汉娜开始收集反犹言论，以告诉外国人德国发生了什么。不出意料，有一天，汉娜和母亲被捕。玛莎表现得什么也不知道。汉娜则遇上了正直的官员，非常幸运，八天后即被释放。很快，母女两人决定逃亡。除了这次意外事件以及不断恶化的政局，朋友们令人捉摸不透的变化也促使汉娜做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一个，大概就是海德格尔了，这个了不起的男人热情地赞颂着希特勒的执政。1933年8月，母女两人非法越境，在一个捷克逃亡者救助组织的帮助下经布拉格、热那亚和日内瓦到达巴黎。截止这一年年底，超过50万人离开德国，其中约25000人逃亡到法国。但是，许多法国人尤其是极端右翼组织，不欢迎这些流亡者。汉娜很喜欢巴黎，并与施特恩重新住在一起，不过两人已经几乎不讲话了。 汉娜注意到，逃亡到法国的犹太人，大多数都希望成为受到法国承认的公民。这令她非常反感。没有工作许可证的汉娜，在“农业和手工业组织”和“犹太人以色列移民组织”两个与犹太人相关的机构就职，（1935年）在后者工作期间第一次前往巴勒斯坦。后来，她担任了热曼·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的私人秘书。在这一段时间，他结识了贫困潦倒的非法滞留者，德共党员（1928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脱党），“拉丝工人”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她未来的丈夫。
海因里希1899年出生于柏林，“也成长于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P75），无产阶级出身，母亲是洗衣工人，参加过德国斯巴达克同盟，自学成才，1933年时逃离国外。认识汉娜时，他的第二段婚姻尚未结束。 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雅斯贝尔斯的太太格特鲁德是犹太人，但他拒绝与她离婚。夫妇两人做好了一同自杀的准备。海德格尔则春风得意，1933年当选弗赖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党。1936年夏天，他与雅斯贝尔斯断绝关系。
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3日，法国对德国宣战。在法的德国流亡者的处境更差。9月7日，巴黎的报纸刊登通告，要求所有年龄在17岁和50岁之间的男性流亡者去集中营报到，海因里希就居于此列。两个集中营都设在体育场，一个是罗兰加洛斯/罗朗·加罗（Roland Garros，对，就是每年法网的举办地点，这项用途一直延续到转年6月；德国占领后也曾被用于集中安置犹太人，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就曾经被关在这里，他说： “Indeed, compared to our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Roland Garros was almost an amusement park.”）；另一个是伊韦·德·马努瓦尔（Yves-du-Manoir，为1924年巴黎奥运会建设的），在巴黎城边的白鸽城（Colombes）。法国的集中营远不如日后的德国集中营严酷，家人可以探望，并捎来生活用品和衣物。 在白鸽城的集中营，海因里希遇见了本雅明。11月时，他被疏散去布卢瓦市附近的营地。经汉娜的努力，他于年底回到巴黎。玛莎也来到巴黎，与他们一起居住。继父不愿意离开柯尼斯堡，幸运的是熬过了纳粹的种族迫害，后来死于心脏病。 “1939年到1940年冬天，由于害怕空袭，本雅明离开了巴黎，然而巴黎并没有发生空袭。接着他以一种梦游症患者式的准确逃跑到了一个叫莫的地方，此地由于靠近一个靶场而异常危险”（P81）。
1940年1月16日，汉娜与海因里希结婚。前夫施特恩已经在1936年流亡美国，生活比较窘迫，在餐馆和工厂打工，与马尔库塞关系密切。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后，法国开始重新拘禁外国人，这次包括女人。汉娜去的是冬季自行车运动场（Vélodrome d'hiver），这里同样也在德占时期关押过犹太人，亦是著名的围捕犹太人行动（Vel' d'Hiv Roundup）的关押点，13,152人被捕，电影《莎拉的钥匙》（Elle s'appelait Sarah）展现了这一段被长期掩藏的历史。1959年，运动场遭火灾破坏，其余部分被拆毁，现在一部分地皮已经归属法国内政部。汉娜尚属幸运，她是坐地铁去体育馆的。在那里，她认识了几个朋友。两周后，在日夜不息的空袭警报中，女人们被转移到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居尔集中营（Gurs）。这里距西班牙边境30公里，是法国约100个集中营里最大的一个。1939年，建成初期，用于关押流亡到法国的，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战士。1940年开始，此处专门拘禁妇女，最多容纳20000人。生活条件非常差劲，每天的伙食都是鹰嘴豆汤、鹰嘴豆和一块面包。 在这里，即便是乐观的汉娜，也曾动过自杀的念头。不过，德国人于6月占领巴黎后，集中营监管一片混乱。趁这个机会，女人们策划逃跑。她们偷了获准离开的登记表，假冒长官签字。最后，包括汉娜的约200个女人顺利逃离。几天后，维希政府就开始整顿纪律，1942年开始囚禁于此的许多人，都被送去奥斯维辛了。 汉娜离开了其他人，自己前往蒙托邦，成功地与海因里希重逢——他的集中营也是因为德军逼近而解散。此外，玛莎于10月份离开巴黎来投奔他们。三个人决定一起逃往马赛——唯一一个未被占领的法国港口，在那里争取美国签证。汉娜在《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一文中说，美国数量有限的移民签证，从不发给非政治的犹太人。好在君特·施特恩施以援手，帮助他们两人克服了一部分麻烦。最终，只有汉娜和海因里希得到签证，玛莎的申请未获签证。还有一个大问题，去美国的船要从里斯本出发，去那里还要西、葡两国的签证。 本雅明也获得了所有证件，但与朋友弗里茨·弗兰克尔化妆成水手偷渡的计划失败。他打算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去西班牙，随身携带50片吗啡，一半给了朋友阿尔图尔“以防万一”。本雅明在一位汉娜在居尔时的难友帮助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这位丽萨·菲特考女士帮助本雅明背他装手稿的沉重公文袋，直到离西班牙边境不远处才离开他。可惜，1940年9月27日，在西法边境，加泰罗尼亚赫罗纳省的波尔特沃（Portbou），他得知这个边境不久前被关闭了，而他转天会被送回法国。失望之下，本雅明在那天夜里吞下了随身带着的药片，自杀身亡。 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汉娜慨叹道：“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边境官员在本雅明自杀事件造成的影响下，同意他的同伴们前往葡萄牙。几个星期之后，签证的禁令又解除了。再早一天，本雅明可以毫不困难地通过边境；再晚一天，马赛的人们会知道那时已不可能从西班牙过境。唯独在那一天，灾难才有可能。”如她所说，可怜的瓦尔特好比那个霉运缠身的“驼背小人”。
汉娜夫妇则幸运得多，他们瞅准机会乘火车前往里斯本。玛莎被临时托付给一位女性朋友，继续等待签证。1941年4月，他们登上了前往纽约的轮船。几周后，玛莎也来了。到达纽约后，夫妻两人手头还有大约50美元。等着他们的，是繁重的生活压力，渺茫的和平希望，以及——我们知道的——未来的辉煌。 * 图片引用地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bilobicles/6728325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