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物学不仅是一门研究各种生物及生理活动的科学，亦是某种现在依然在被探寻的规律的体现;在当前生物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的横向维度以及生物学（可能与其他科学相关的）历史发展这一纵向维度之上，这种规律都得到了体现。在十七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初期在西方文化之中的认识型之中发生了两次断裂，第一次断裂标志着能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标志着阐释被分析所取代，而词汇和其所指向的实物不再如同中世纪及其之前的浪漫时代一般同一。而第二个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同一与差异的机制被有机结构所取代。康德的理论是这一断裂的经典。作为实物与语言的裂缝中介者的“人”进入了知识领域，人作为科学的基础变得明朗了。
Michel Foucault在其《词与物》的卷首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作品的段落：“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而今我们却不会这样对生物进行如此的划分。这种出于文学的虚构的分类方法破坏了使物种并列的共同基础，这种分类，这种并置只在语言之中存在。我想探究的问题是，生物学，或者说生物分类学为何会如此发展，以及其将来的发展方向，或者也可以称作理想中的发展方向。前者是一种经验，而我关心的是，在这种经验之中的文化如何将秩序组织在一起。更确切地说，这种秩序的组织是自发的还是在权力作用下的结果。这也是Michel Foucault的论题。然而我希望从一个生物专业学生的角度复合历史学家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这也是之前提到的当前同时进行的科学的横断面之横向维度之上的探究，与历史学的纵向的探究形成交叉的十字。
1657年，《自然史》出版。然而与半个世纪之前的著作相比，作者对他的描述对象的了解并不多出很多。实际上单独从著作来看，作者著作的丰富性甚至不能和前人相比。其后，林奈提供了一种精确的描述秩序。在林奈的秩序之中，一种新的可视性领域被构建了起来。自然史不是别的，只是对可见物的命名。语言被以一种更加规范的秩序组织起来，与其说是规范，不如说是更加的理性;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语言接近实物。按照林奈的观点，对自然的研究是将自己直接贡献给感觉。（参见林奈《自然体系》）布丰对林奈做出的批评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历史局限性的言论;布丰认为林奈的方法过于紧密的依赖特性以至于被迫使用显微镜。而今天的观点之下自然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依赖特性。特性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而非基础之一。
于是类似的疑问将会产生：难道共性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吗？难道我们没有在探究共性，难道我们没有受到共性的指挥吗？然而实际上，在林奈之前的十七世纪末期，共性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基础，其组成正在被不断的替换。在第一次西方文化认识型的断裂之中，共性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崩塌。在这之前的共性是真正的共性，这种共性现在依然可以从其他的古老文明之中得到体现。比如中国文明，至今为止依然保留着他们的巫术一般的传统医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共性指导着一切，而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差异（比如伤寒派和温病派）、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差异（比如针灸与汤药）、表征与表征之间的差异（比如内热与外热），它们之见的共性不仅是串联的绳子，而且是基础，即内在的实体。共性意义在古典时期之前和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差别并不巨大。二者都具有神秘而含糊的观念以及由之而来的复杂体系。中国依然保留着他们的复杂体系并将之融入到发达的经济社会以及高等教育之中。这种共性是传承性的，而非革新性的。后来者对理论的更新毋宁说是一种修正，而归根结底依然是这种共性的核心。这个过程看上去可能激烈而毫无道理，甚至不可思议，而实际上却是意料之中的。如同钟摆的震荡，可能在震荡过程中发生方向的彻底变化，但依然服从于简单的物理公式所阐述的振荡规律。然而古典时期认识型的断裂却与之相反。学术看似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是在过渡;这种过渡也是能够清楚的展示其中的因果，但是话语的方式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理性的分类学完全摧毁了共性。图尔内夫认为，为了认识植物，不可“以宗教顾虑去审查植物的每一个变形”，而是让植物处于人的目光之下。（参见图尔内夫《植物序论》）林奈说：“每一个摘记都要从数量、形式、比例和境况中得出。”
这种分类的发端是限制和过滤可见物，而原则的得出则很可能是通过对比某些复杂形式与人体之间的相似性。数量与尺寸可以通过计算和测量得以精确的分配在话语之中，而形式和排列的放置则是通过类推。从经验之中得出的几何图形是类推的对象之一，而另一个普遍而合理的类推形式是自我。人体的种种结构被用于对其他事物的描述。（参见林奈《植物学哲学》）而这种类推是断裂的认识型的两端之间的桥梁。这种类推的对象毫无疑问来源于过去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则是在共性的指导下生成——类推行为本身就是在共性的指导下的。正如现在在东方依然盛行的人体五官五脏和自然元素如土壤、火焰、洪水（阴阳五行学说，以及由之发展出的天人合一学说，是中医学的基础。现在依然在中国盛行。这种巫术般的理论不失为另一种描述世界的方式，而对于神秘学的爱好者来说其更是无尽的宝藏，尽管这个理论是不可被证伪的。证伪主义者的理论尽管遭到反对，但逐渐已经在近代形成了一个以其为基础的共识。当然，这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等的对应，就是这种以共性为指导的类推的一个例子。而林奈的分类学在这种共性的指导之下将动植物的可视性完全纳入了话语之中，并且使其自然地、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植物本身形式的最精确最理性的描述。这种描述甚至胜过受到最严格训练的画家的素描。一种结构被确定了。表现以混乱和同时性形式提供的一切得到了分析并据此得到了适合于语言的线性展开。科学成为了一种经过精心构建的话语，其命题是一种表达，其要素是一种序列，依据一个明显而普遍的方式对表象做出了区分。Adanson甚至认为，有朝一日人们可能把植物学做的如同数学一般严密。（参见Adanson《植物的科》）
不能忽视的是尽管人们通过细胞学说以及之后的种种思想将植物和动物化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但是这种统一体在研究之中是被当作结论而非基础的。基于神秘的共性的分类借助共性的延伸这一桥梁来到了一个更加新颖的领域，一个由结构本身进行定义和划分的更加符合智力训练的明显的简明的精确领域之后，共性就被明目张胆的抛弃了。之后的细胞学说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建立了另一种小范围的共性，这种共性被认为是符合理性的。在这里，这种共性并没有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之中，而是在已经制定完毕的规则的遴选之下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之后被树立起来。而规则本身则是在观察之中确立的，依据的是前述的伟大的结构。尽管这种共性得到承认，但它并未像古典时代的共性一样起到对创造的指导的作用。它起到的是另一种指导作用——对检验的指导。古典时代之后的科学探究无不在检验自我理论之外其余理论的是否符合理性并据此对自我理论或其他理论做出修正。
分类学在其后的发展之中，始终被特性的确立这一过程所伴随。然而如上所述，这种特性的确立并非基于一种难以准确表述的表象之上，并非在这种表象之上修正乃至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名词体系，而是将这将要被创造出来的名词体系从过去的种种已经得到展开的预言之中总结出来。确立分类学所基于的特性并非是第一手来源的表象，而是经验对这种表象的描述。这种基础早已经由结构引入了话语之中。然而如何从近乎无限多的特征之中选择标准却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需要做的是选择某些特殊的要素。这是一种在理性规范之下的对事实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忽略。比如，对“结果期的不同特征“选做标记，那么根茎叶的特性在这里必须被忽视掉。在确立了一个特征之后，如果还想继续下去，那么再从这些被忽视掉的部分之中选择其他的要素和标准。这其中涉及到的是一个人工体系的建立，在人工体系的基础之上人们认识到了一个自然体系。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技巧是某些规定的方法。这些方法使人们去检查已经确定完成的某一部分应该具有的特性是否在待检查对象之中存在，而忽略其他可能的巨大差异，如同变形虫之间形态上的巨大差异被忽视一般。然而作为体系的存在是不固定的，可以多者并存的。在自然界之中存在的自然法则可以被多种方式理解和表达可能造成体系的差异。因此这种差异是基于人的，而并非基于自然。基于人的差异来源是权力的压制和随之而来的分化，而作为妥协，权力在造成了这种分化之后允许了多种体系的存在。
小结是，这种分类学——精确的理性的结构是来源于经验，来源于认识型断裂之前的经验，至少在它所形成的时候并非来源于自然，而经验的源头则应归属到另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分类学并非是从自然之中确立，而是从经验之中确立，是过去的经验的一种权力的行使。而其后的科学对前者——经验的否定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反抗，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而在十九世纪，批判思想和生命哲学已经处于相互借鉴和辩论的位置之上，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Michel Foucault在其《词与物》的卷首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作品的段落：“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而今我们却不会这样对生物进行如此的划分。这种出于文学的虚构的分类方法破坏了使物种并列的共同基础，这种分类，这种并置只在语言之中存在。我想探究的问题是，生物学，或者说生物分类学为何会如此发展，以及其将来的发展方向，或者也可以称作理想中的发展方向。前者是一种经验，而我关心的是，在这种经验之中的文化如何将秩序组织在一起。更确切地说，这种秩序的组织是自发的还是在权力作用下的结果。这也是Michel Foucault的论题。然而我希望从一个生物专业学生的角度复合历史学家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这也是之前提到的当前同时进行的科学的横断面之横向维度之上的探究，与历史学的纵向的探究形成交叉的十字。
1657年，《自然史》出版。然而与半个世纪之前的著作相比，作者对他的描述对象的了解并不多出很多。实际上单独从著作来看，作者著作的丰富性甚至不能和前人相比。其后，林奈提供了一种精确的描述秩序。在林奈的秩序之中，一种新的可视性领域被构建了起来。自然史不是别的，只是对可见物的命名。语言被以一种更加规范的秩序组织起来，与其说是规范，不如说是更加的理性;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语言接近实物。按照林奈的观点，对自然的研究是将自己直接贡献给感觉。（参见林奈《自然体系》）布丰对林奈做出的批评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历史局限性的言论;布丰认为林奈的方法过于紧密的依赖特性以至于被迫使用显微镜。而今天的观点之下自然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依赖特性。特性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而非基础之一。
于是类似的疑问将会产生：难道共性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吗？难道我们没有在探究共性，难道我们没有受到共性的指挥吗？然而实际上，在林奈之前的十七世纪末期，共性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基础，其组成正在被不断的替换。在第一次西方文化认识型的断裂之中，共性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崩塌。在这之前的共性是真正的共性，这种共性现在依然可以从其他的古老文明之中得到体现。比如中国文明，至今为止依然保留着他们的巫术一般的传统医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共性指导着一切，而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差异（比如伤寒派和温病派）、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差异（比如针灸与汤药）、表征与表征之间的差异（比如内热与外热），它们之见的共性不仅是串联的绳子，而且是基础，即内在的实体。共性意义在古典时期之前和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差别并不巨大。二者都具有神秘而含糊的观念以及由之而来的复杂体系。中国依然保留着他们的复杂体系并将之融入到发达的经济社会以及高等教育之中。这种共性是传承性的，而非革新性的。后来者对理论的更新毋宁说是一种修正，而归根结底依然是这种共性的核心。这个过程看上去可能激烈而毫无道理，甚至不可思议，而实际上却是意料之中的。如同钟摆的震荡，可能在震荡过程中发生方向的彻底变化，但依然服从于简单的物理公式所阐述的振荡规律。然而古典时期认识型的断裂却与之相反。学术看似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是在过渡;这种过渡也是能够清楚的展示其中的因果，但是话语的方式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理性的分类学完全摧毁了共性。图尔内夫认为，为了认识植物，不可“以宗教顾虑去审查植物的每一个变形”，而是让植物处于人的目光之下。（参见图尔内夫《植物序论》）林奈说：“每一个摘记都要从数量、形式、比例和境况中得出。”
这种分类的发端是限制和过滤可见物，而原则的得出则很可能是通过对比某些复杂形式与人体之间的相似性。数量与尺寸可以通过计算和测量得以精确的分配在话语之中，而形式和排列的放置则是通过类推。从经验之中得出的几何图形是类推的对象之一，而另一个普遍而合理的类推形式是自我。人体的种种结构被用于对其他事物的描述。（参见林奈《植物学哲学》）而这种类推是断裂的认识型的两端之间的桥梁。这种类推的对象毫无疑问来源于过去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则是在共性的指导下生成——类推行为本身就是在共性的指导下的。正如现在在东方依然盛行的人体五官五脏和自然元素如土壤、火焰、洪水（阴阳五行学说，以及由之发展出的天人合一学说，是中医学的基础。现在依然在中国盛行。这种巫术般的理论不失为另一种描述世界的方式，而对于神秘学的爱好者来说其更是无尽的宝藏，尽管这个理论是不可被证伪的。证伪主义者的理论尽管遭到反对，但逐渐已经在近代形成了一个以其为基础的共识。当然，这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等的对应，就是这种以共性为指导的类推的一个例子。而林奈的分类学在这种共性的指导之下将动植物的可视性完全纳入了话语之中，并且使其自然地、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植物本身形式的最精确最理性的描述。这种描述甚至胜过受到最严格训练的画家的素描。一种结构被确定了。表现以混乱和同时性形式提供的一切得到了分析并据此得到了适合于语言的线性展开。科学成为了一种经过精心构建的话语，其命题是一种表达，其要素是一种序列，依据一个明显而普遍的方式对表象做出了区分。Adanson甚至认为，有朝一日人们可能把植物学做的如同数学一般严密。（参见Adanson《植物的科》）
不能忽视的是尽管人们通过细胞学说以及之后的种种思想将植物和动物化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但是这种统一体在研究之中是被当作结论而非基础的。基于神秘的共性的分类借助共性的延伸这一桥梁来到了一个更加新颖的领域，一个由结构本身进行定义和划分的更加符合智力训练的明显的简明的精确领域之后，共性就被明目张胆的抛弃了。之后的细胞学说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建立了另一种小范围的共性，这种共性被认为是符合理性的。在这里，这种共性并没有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之中，而是在已经制定完毕的规则的遴选之下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之后被树立起来。而规则本身则是在观察之中确立的，依据的是前述的伟大的结构。尽管这种共性得到承认，但它并未像古典时代的共性一样起到对创造的指导的作用。它起到的是另一种指导作用——对检验的指导。古典时代之后的科学探究无不在检验自我理论之外其余理论的是否符合理性并据此对自我理论或其他理论做出修正。
分类学在其后的发展之中，始终被特性的确立这一过程所伴随。然而如上所述，这种特性的确立并非基于一种难以准确表述的表象之上，并非在这种表象之上修正乃至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名词体系，而是将这将要被创造出来的名词体系从过去的种种已经得到展开的预言之中总结出来。确立分类学所基于的特性并非是第一手来源的表象，而是经验对这种表象的描述。这种基础早已经由结构引入了话语之中。然而如何从近乎无限多的特征之中选择标准却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需要做的是选择某些特殊的要素。这是一种在理性规范之下的对事实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忽略。比如，对“结果期的不同特征“选做标记，那么根茎叶的特性在这里必须被忽视掉。在确立了一个特征之后，如果还想继续下去，那么再从这些被忽视掉的部分之中选择其他的要素和标准。这其中涉及到的是一个人工体系的建立，在人工体系的基础之上人们认识到了一个自然体系。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技巧是某些规定的方法。这些方法使人们去检查已经确定完成的某一部分应该具有的特性是否在待检查对象之中存在，而忽略其他可能的巨大差异，如同变形虫之间形态上的巨大差异被忽视一般。然而作为体系的存在是不固定的，可以多者并存的。在自然界之中存在的自然法则可以被多种方式理解和表达可能造成体系的差异。因此这种差异是基于人的，而并非基于自然。基于人的差异来源是权力的压制和随之而来的分化，而作为妥协，权力在造成了这种分化之后允许了多种体系的存在。
小结是，这种分类学——精确的理性的结构是来源于经验，来源于认识型断裂之前的经验，至少在它所形成的时候并非来源于自然，而经验的源头则应归属到另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分类学并非是从自然之中确立，而是从经验之中确立，是过去的经验的一种权力的行使。而其后的科学对前者——经验的否定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反抗，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而在十九世纪，批判思想和生命哲学已经处于相互借鉴和辩论的位置之上，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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