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的敦煌遗物

按：莫高窟前，勒有陈寅恪先生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年最早被斯坦因携走的绢画文书，至少一半都留在了印度。现在去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就能看到大量敦煌遗物。一个英国籍匈牙利人，在中亚考古多年，最终将骗取的中国敦煌遗物留在白沙瓦，后归印度，自己则死在了阿富汗喀布尔。我是这些年来才慢慢意识到斯坦因的重要意义。
可惜的是，德里至今仍不全面开放这批敦煌遗物，大家都搞不清楚数量多少，内容几何。很多人说，敦煌遗物放在大英博物馆比我们的敦煌研究院的条件好得多。那么放在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呢？敦煌真乃吾国学术之伤心之地，而到了德里，就更伤心了。萧敢
下面是部分开放展出的画
                
                
                
                
                
                
                
                
                
                
                
                
                
                
                
                
                
                
                
                
                
                
                
                
                
                
再转贴两篇媒体报道
深圳商报记者 杨 青 文／图
　　《敦煌佛教绘画》一问世，就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书中收录的很多绘画在全世界属于第一次亮相，搞敦煌研究的学者更高度关注。前不久，夏尔玛教授去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作讲座，两个学校都争着要翻译此书，没想到深圳大学早捷足先登，抢先拿到了此书中文翻译的正式授权。
　　在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眼中，《敦煌佛教绘画》的作者夏尔玛教授可以称为“印度的敦煌女儿”。众所周知，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巧的是夏尔玛和樊锦诗两个人还是私交非常好的朋友。
　　夏尔玛是印度著名艺术史学家、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教授，专攻佛教艺术，出版有《拉格玛拉绘画》、《国家博物馆敦煌绘画》、《鸠摩罗什：中国佛教用语的创造者》等著作。2011年10月－2012年1月，由印度关系委员会派来深圳大学任讲席教授。
　　1月5日上午，夏尔玛教授在深圳大学印度文化研究中心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当天深圳天气寒冷，且降小雨，夏尔玛教授却身着淡黄色的印度传统服装短袖纱丽出现在记者面前。在她看来，纱丽是印度献给全世界的最美的礼物，既可以修饰身材，让穿着的人看起来曼妙无比，又可以在正式场合穿着显示庄重。夏教授手里拿着那本由她和金德尔教授合著的刚刚出版、从印度寄到的《敦煌佛教绘画》新书。
　　《敦煌佛教绘画》的另一位作者金德尔教授称得上是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的第二代掌门人，而夏尔玛教授被金德尔教授誉为自己的接班人。在郁教授眼中，夏尔玛就是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的第三代掌门人。眼下由这两代掌门人联手著述的《敦煌佛教绘画》一经问世，就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书中收录的很多绘画在全世界属于第一次亮相，搞敦煌研究的学者更高度关注。前不久夏尔玛教授去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作讲座，两个学校都争着要翻译此书，没想到深圳大学早捷足先登，抢先拿到了此书中文翻译的正式授权。据郁教授透露，翻译工作因为涉及到很多中国的原典，要查找对照，翻译难度非常大，预计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翻译完成后他们会找中国最好的出版社出版。
　　印度国家博物馆里的秘藏
　　在敦煌史上，英国的斯坦因被称为敦煌盗宝第一人，也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他前后两次在敦煌探险，第一次从王道士手中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第二次又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据郁教授介绍，因为他的探险经费是由英国博物馆和东印度公司两家资助的，所以探险所得的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也由两家瓜分。一部分入藏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则收留在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
　　入藏英国博物馆的敦煌珍品早就开放供人参观。入藏印度国家博物馆的这一部分敦煌文物除了小部分对外开放以外，大部分收藏在一个保留室里，养在深闺人未识。郁龙余教授介绍说，不对外开放的理由，一是藏品十分珍贵，二是因为印度的保护措施和条件不成熟，没法对外开放。原计划组成一个画廊展出的计划一直搁置，这个保留室长久以来成了一个无人能入的禁地。中国的一些敦煌研究专家曾千里迢迢远赴印度，希望能一睹为快，却都未能如愿。
　　这样一来，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保留室就成了全球敦煌学者最渴望解开的大悬念。印度国家博物馆一直未开放的这些敦煌宝藏到底藏有什么东西？
　　幸运的是金德尔教授和夏尔玛教授作为印度国际文化研究学院的两代掌门人，优先获得了进入保留室的机会，得以先睹这些敦煌宝藏。从2007年开始，他们用了3年的时间，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和辛苦侦破似的研究，终于积成了这部厚重的《敦煌佛教绘画》。而这本书的出版对全球的敦煌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就像念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样，终于向全世界打开了那扇印度国家博物馆保留室的奇妙大门。里面珍藏的所有图片终于首次亮相，而这些图片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独家珍藏。
　　这本书封面上的画像异常美丽，不管是色彩构图还是造型都非常罕见。夏尔玛透露，他们原本打算用书里面一张美丽的观音像作封面，但因为这张绘画的纸质薄，技术不好处理，出版社建议选择现在这幅纸质厚，图像也饱满的绘画作封面。
　　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在全球敦煌研究一直缺席的印度也拿到了加入全球敦煌研究阵营的敲门砖，从此可以登堂入室。在郁教授眼中，这本学术著作不管是披露的资料还是展示的研究成果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准，对促进全球敦煌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度学者在敦煌研究上有后发优势与知识结构优势。夏教授认为，自身的强项在于可以从微妙的角度领悟梵文文献中与生俱来的轮回思想。
　　从阿旃陀石窟到敦煌石窟
　　一个印度教授，是如何与敦煌石窟结缘的？
　　面对记者的疑问，夏教授回忆说，从艺术史的学生到硕士生导师，她曾多次参观并研究印度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绘画最早期的、最高表现形式的代表。比敦煌壁画要早好几个世纪，比与其同期的壁画在修护前还要保存得好很多。但她后来才知道，阿旃陀壁画色彩鲜艳夺目，是一直有意大利修复者在修复，而敦煌壁画不管是佛像的色彩还是壁画的颜色，并没有经过修复却一直保存得非常完美和漂亮。这引起了她的兴趣和好奇。
　　在通往敦煌学研究的过程中，如果说阿旃陀石窟是一个引子的话，她还有两位具体的引路人，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1920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共七册，是记录莫高窟最早的一部完整图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对千佛洞的考察笔记，斯坦因的三次考察笔记所记录的敦煌第17号石窟中所藏的文献，是当今世界上最多的，至今让她惊叹不已。从这些书籍中她看到了巴米扬和敦煌艺术特征的登峰造极之处。这些石窟中发现的成千上万的画卷，整体色彩协调，造型特征突出，人物惟妙惟肖，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特征。这些都使她产生了研究记录它们的冲动。
　　每次她参观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都会看到敦煌画卷，使她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行者，如法护、玄奘、斯坦因，一直梦想着要将这些绘画出版成书。
　　研究更像破案
　　当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保留室的大门对这两位印度学者开放的时候，他们在欣喜之余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当他们把这次研究的主题缩小到绘画时，难题接踵而至：拍摄画卷，除了高额的拍摄费用，还需要高精密度、顶尖的摄像器材。保留室的光线很暗，很多时候得靠手电筒的光亮来拍摄。有的照片很大，不容易在一张图片中拍下来，他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拍摄，然后在电脑上拼接起来。
　　更困难的是有的壁画因为叠放挤压损坏变形，有的甚至粘连缺失，打开后很难辩认。弄得整个研究的过程像破案一样。最让夏玛尔教授印象深刻的是一幅和尚和老虎的绘画，打开后，只有和尚一个人，下面是大大的空白，刚开始这幅画到底朝哪个方向，怎么看他们都弄不清楚。金德尔教授午睡的时候躺下来，才发现这是眼睛和头部，手上拿一根棍子。但缺失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后像侦探破案一样，参照敦煌研究的其他图片和形象，最后推断缺失的那部分是一只老虎，而在敦煌绘画中，像和尚和老虎的画像目前发现的只有4幅，夏尔玛教授他们破解的这幅画是全球第5幅。关于这个老虎和尚的故事，夏尔玛教授还在敦煌作过一次专门的讲座。她研究出这个肌肉结实的人其实是保镖，不是和尚。而缺失的老虎应该是从他右膝下出来的，背上还应该有一个背篓，里面装满了经卷。
　　两个“敦煌女儿”的交情
　　当记者问起夏尔玛教授与樊锦诗教授交情如何时，夏尔玛教授说她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很亲密。她1989年第一次去敦煌，樊锦诗教授曾送给她一本关于敦煌的书，樊教授带她去参观很多没开放的洞窟，还请她吃晚餐，每道菜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当她问樊教授下一步计划是什么的时候，樊教授笑着说，是明天她关于老虎和尚的讲座。
　　她认为她们两个人的友谊是很私密的事情，不愿意在媒体上讲得太多。但樊教授教会她很多东西，如对新版的这本图书目录的建议、关于图片的分类等。记者采访前她刚刚拿到新书，她说自己会从深圳寄给樊教授这本书。
　　严谨、认真，是记者采访夏尔玛教授的整体感觉，碰到一个翻译不准确的词或者拿不准的人名，她总是反复强调，甚至写下英文名字给记者要求上网查询核实。当记者调侃说斯坦因在中国人的眼中是一个强盗时，她非常认真地跟记者辨论了很久。
　　敦煌研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而印度国家博物馆的敦煌宝藏一旦打开大门，我们相信这位精力旺盛的印度女学者将会不断捧出新的成果。
　　（感谢现场翻译深圳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林天惠、书面翻译王璧，以及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
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印度佛教文化学者夏尔玛应章必功校长之邀，成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派往深圳大学的第四位讲席教授。夏尔玛是当代印度最杰出的佛教文化学者之一，她与印度著名学者、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第二代掌门人、84岁高龄的金德尔教授合著的《敦煌佛教绘画》（Buddhist Paintings of Tun-Huang in the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一问世，就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近期，笔者就其敦煌研究的相关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郁龙余：敦煌学研究是一门世界显学，但是印度学者之前迟迟没有加入其中。致使在2003年成立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CILCDS）以及委员会的干事中，印度学者都缺位。因为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大部分敦煌文物没有对外开放，所以《敦煌佛教绘画》中收录的很多绘画在全世界属于第一次亮相，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那么，是什么动力驱使您投入到敦煌研究工作中的？
　　夏尔玛：当我在进行艺术史专业学习的时候，就对敦煌石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多次参观并研究过印度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是佛教绘画最早期的表现形式。虽然它比敦煌壁画要早几个世纪，但相比起来，保存状况要好许多。阿旃陀壁画色彩鲜艳夺目，绘画内容除了对《本生经》的描绘外，还涉及其他题材。
　　当前，关于莫高窟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应该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20—1924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图册。后来，也有凹版印刷的图片，画面清晰，但都是黑白色的。我阅读了英国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对千佛洞的考察笔记，以及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馆藏的大量相关书籍。斯坦因中亚考古探险系列考察笔记中记录的敦煌第17号石窟中所藏的文献，是当今世界上最多的。从这些书籍中，我看到了敦煌登峰造极的艺术风格，敦煌石窟所藏的成千上万的画卷，整体色彩协调，造型特征突出，人物惟妙惟肖，有些绘画带有犍陀罗艺术特征，这些都使我产生了研究和记录它们的冲动。
　　每次参观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我都会看到馆藏的敦煌画卷，它们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行者，如法护、玄奘……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将这些画卷出版成书，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此外，我还对很多相关问题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如：敦煌佛像与巴米扬大佛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九、十卷中收入的中文版《大方广佛华严经》又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
　　汉语复杂的表意性及中国佛教的博大精深，总使得印度学者对汉学研究望洋兴叹。我认为，印度学者应该加入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我与金德尔教授合著的《敦煌佛教绘画》，应该说是印度学者研究敦煌的开始。此外，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存有大量馆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包括纺织品和刺绣品等，我们已承诺要完成出版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其他所有馆藏的敦煌文献。
　　郁龙余：您和金德尔教授在着手《敦煌佛教绘画》出版成书工作中有哪些困难？
　　夏尔玛：当我最初把撰写《敦煌佛教绘画》一书的想法告诉金德尔教授时，他很赞同。于是，我们就开始投入这项工作。拍摄画卷，除了需要高额的拍摄费用，还需要高精密度的摄像器材。保留室的光线很暗，很多时候得靠手电筒的光亮来拍摄，有些绘画由于叠放挤压而损坏变形，这些都为当时的工作带来困难。这部作品的问世无不归功于三年里拍摄、撰写、出版中的付出以及我们无限的热情。
　　郁龙余：能否简单地谈谈您今后的敦煌学研究计划？
　　夏尔玛：当我开始撰写《敦煌佛教绘画》时，我将自己的研究范围仅限定在绘画上。但是，当我在拍摄这些馆藏画卷过程中，又有更多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如刺绣品、纺织品等。我迫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继续深入地研究它们。
　　郁龙余：有学者认为，敦煌学研究中的许多难题对于印度学者来说并不难，有的只是对一些常识性知识的掌握，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夏尔玛：敦煌石窟融汇了两千年来多种不同的文化，印度学者如果有梵文、中文和藏文等多方面的知识掌握，便可从艺术、哲学和肖像解释等方面提供新的线索。如对前面所提到的敦煌佛像与巴米扬大佛之间的关系都会有更深入的阐释。
　　郁龙余：根据您对敦煌学的研究，可否对西方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发表些评论？
　　夏尔玛：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关于敦煌的研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地，因为学者们掌握着不同的图像资料、翻译文本以及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献资料，这些都十分珍贵，会让我们对敦煌的了解更为深入和全面。同时，不同的研究模式也为研究、阐释敦煌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跨文化交流中心开辟了越来越广阔的途径。
　　郁龙余：从研究主体的视角看，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00—1944年是第一阶段，研究的主体是西方学者；1944—2011年是第二阶段，研究的主体是中国学者，仅一个中国敦煌研究院就有500多人；2011年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由于印度学者的加盟，敦煌学研究进入到全面发展阶段。您认为，印度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中，将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
　　夏尔玛：我同意您将敦煌学研究分为三个时期。金德尔教授和我是最早进行敦煌学研究并撰写有关著作的印度学者。全球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涵括了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的精粹，而我们的强项是可以从微妙的角度领悟梵文文献中的轮回思想，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敦煌学研究永无止境，敦煌就像一个宝库，它会催生一批批丰硕的、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
　　郁龙余：有学者认为，在敦煌学研究中，印度学者同中国学者一样是不可缺位的。请您从敦煌学的构成和印度学者的知识结构的角度，来谈谈您的看法。
　　夏尔玛：各国的参与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印度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在认知上有细微的差别，任何新的阐释都会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灵感和思路。正如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相互影响长达几个世纪，这些也都将有利于我们的研究合作。
　　郁龙余：您在服饰研究上的成就是否有助于对敦煌艺术的研究？
　　夏尔玛：我对纺织品和服饰都很感兴趣，这些对我研究细密画织物、鉴别雕像和绘画风格都很有帮助，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拉格玛拉绘画中的服饰和织物》（Costumes and Textile in Ragamala Paintings）、《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楼兰织品》（Lou-lan Textile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等论文的写作，以及这本《敦煌佛教绘画》。（王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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