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洪范意
谢邀。
今天抱小孩出去玩，遇见某前任，在路上攀谈了一会儿，聊着聊着前任提到了《尚书》，说我最近的想法“隐隐有洪范意”。我自然知道这不是在夸我，反倒是贬损我，但我还是却之不恭。
我记得我最早接触《尚书》是因为前任的缘故，而《洪范》是《尚书》里的名篇，据说描述的是武王在膺惩暴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商周协和后，接见当地的皇协军头子被纣王放逐的公爵箕子，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对话交流，并对姬子亲善的美好前景进行了展望。在一团和谐的氛围中，箕子进献了源自夏朝的治国大术“洪范”。
“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放逐公爵进献大法的目的，是为了往高层次上带人。他指出
天子如果不学习“洪范九畴”，这“天地之大法”，就必然重蹈覆辙，兴也勃灭也忽。唯有“于帝其训”，皇极经世，作威作福，方能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它的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强调君王必须时刻遵从上帝定下的自然秩序，自我限制而不逾矩，以求公侯万代，彝伦攸叙，否则天命将会转移，不复嘉佑。
这种思想后来被春秋公羊学派的董仲舒继承，《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记载了他向汉武帝进献的“天人三策”，里面有详细描述。都说读汉书可以下酒，我读“天人三策”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自五四以来，今人对董仲舒以及朱熹几位大儒多持负面评价，固然有其道理，但后人不加拣选而接受进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往往妨碍我们对过往进行深一步的考察。
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董仲舒一生旨在加强和巩固大一统王朝的君主独裁专制，他们其实忽略了董仲舒同样有限制君主专权的诉求，并且具有相当的革命性。董仲舒固然主张“屈民而伸君”，但同样强调“屈君而伸天”。他最重要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是效仿天的形象而产生的，天为相，而人是天的仿制品，因此人与天是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相感相动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会影响到天道的运作，而上天也会主动干预人世间的政治。皇帝的统治与上天相对应，治理的好上天就会赐予嘉禾瑞兽以资鼓励，治理不好上天就会降下地震大风等灾异以警告。这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君王必须时刻反省，不能任意妄为。与箕子时代相比，董仲舒突出了上苍监察天子的日常性，春秋战国时期天被非人格化，而在董仲舒手里，天重新具有了生命，他始终在监察着人世间。
接受现代科学洗礼的今人对此当然会感到荒谬，并对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里大量出现的巫术仪式嗤之以鼻。但需要强调的是，整个汉代，人们确实相信神仙方术的存在，尤其是汉武帝一朝，整体性地陷入求仙问道的狂热氛围当中，刘彘本人便是长生痴迷者。不管董仲舒本人相不相信“天人感应”，总会有人相信，或者愿意相信，一如同后世的儒生不管他们是否对天人感应嗤之以鼻，在庙堂之争的时候往往不会放弃这个学说。因为在中国古代，能够限制君权并且可操作的学说少之又少。儒生作为一个阶层亦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从来就不会甘愿被君主全盘宰制。
与现今流传的另一偏见不同，儒学本身并非是为君主独裁专制张目的学说，其最高目的乃是重归/实现“三代之正义”，君上臣下各安其位而不逾矩，最重要的价值乃是宗法秩序其本身。孔夫子作为中国式保守主义的先驱，其观念本身是春秋贵族对宗周礼教秩序的全盘继承，而非战国平民对其的反动。他强调“君君臣臣”“必也正名”，意即君要有君样，臣要有臣样，要合乎礼，“刑于寡妻”，彼此不能任意妄为。沉淀着成百上千年历史的封建秩序是最重要的，而每一个人的使命便是维护这个秩序，不得逾越，这也是为什么夫子回顾一生的时候说自己直到七十岁才学会“随心所欲而不逾距”，君上臣下在自己权利边界内有绝对自由但是不能逾越这样的道理，置诸千年后也未见得有几朝几代可以遵循。
因此历代儒生其理论与实践，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理念，都有在尝试着驯服皇权，使皇帝在道统面前低头。严格来说，皇帝一家独大的境况在古代中国是鲜见的，朝廷上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平衡，而在地方皇权不下县，乡党地区是由士族自治的。秋风因此将之比附为中国的宪政，只是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英国议会具有对税收的监督权，这是支撑起宪政的关键，管钱的才是大爷，这也是董仲舒这个“非驴非马”的所谓春秋宪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考诸列国政治，唯有英美加澳新五国的宪政最为成功，并在东西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相继被消灭以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法统来源。原因在于务实的盎格鲁·撒克逊基佬们的日常不是高昂惊动的口号，而是琐碎乏味的生活。自西班牙发现新大陆到法国大革命，彼时孱弱的大不列颠皆非世界霸主，然而西班牙与法兰西的结局皆是因为管不住钱袋子，导致国家信用破产，霸权失落。被拿破仑讥讽为小店主国家的英格兰，从他手中接过法兰西失落的霸权，与他的后继者美利坚一起称霸到现在，今后未来的百来年间也不见得有人能打破其垄断。原因就在于延续中世纪传统的英国，国王/政府非经议会许可不得征税，国会有权监督税款的使用，这逼迫国王不得不放下身段与贵族共和。美利坚如今虽然被视作民主的灯塔，但其实质依然是贵族共和。
虽然董仲舒的理念终归失败，但也不是共产主义有资格嘲笑的，如果没有儒生两千年或诚心或虚伪的努力，中国古代人的境况会更加窘迫。晚清末季与伊斯兰国家相比，对宪政理念的接受是相当顺利的，辛亥革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在地方开明士绅的努力下清政府与民国政府的代际交接非常和平。而在辛亥革命之前，慈禧下令新政后不过短短几年一个粗略的宪政框架便已周全，这也是辛亥革命顺利的缘故。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儒家士绅中主张宪政最有力的康有为，就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派的后继者。
可以说，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从儒家学说中开启出西方宪政的短暂时期，只是这个机遇随着大清帝国的覆灭一去不复返。共产主义中国对中国结构的改造，使得推行这套理念的社会基础早已荡然无存。现在还主张儒家宪政主义的人，犹如痴人说梦，除此外无二解释。
我在我前任面前就这段时间之外的往事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前任却一直心不在焉。回家以后，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我忘了跟前任说，我抱着的孩子是我的表弟。温州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腐朽调调。从前是，想来今后也一直都会是。
今天抱小孩出去玩，遇见某前任，在路上攀谈了一会儿，聊着聊着前任提到了《尚书》，说我最近的想法“隐隐有洪范意”。我自然知道这不是在夸我，反倒是贬损我，但我还是却之不恭。
我记得我最早接触《尚书》是因为前任的缘故，而《洪范》是《尚书》里的名篇，据说描述的是武王在膺惩暴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商周协和后，接见当地的皇协军头子被纣王放逐的公爵箕子，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对话交流，并对姬子亲善的美好前景进行了展望。在一团和谐的氛围中，箕子进献了源自夏朝的治国大术“洪范”。
“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放逐公爵进献大法的目的，是为了往高层次上带人。他指出
天子如果不学习“洪范九畴”，这“天地之大法”，就必然重蹈覆辙，兴也勃灭也忽。唯有“于帝其训”，皇极经世，作威作福，方能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它的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强调君王必须时刻遵从上帝定下的自然秩序，自我限制而不逾矩，以求公侯万代，彝伦攸叙，否则天命将会转移，不复嘉佑。
这种思想后来被春秋公羊学派的董仲舒继承，《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记载了他向汉武帝进献的“天人三策”，里面有详细描述。都说读汉书可以下酒，我读“天人三策”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自五四以来，今人对董仲舒以及朱熹几位大儒多持负面评价，固然有其道理，但后人不加拣选而接受进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往往妨碍我们对过往进行深一步的考察。
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董仲舒一生旨在加强和巩固大一统王朝的君主独裁专制，他们其实忽略了董仲舒同样有限制君主专权的诉求，并且具有相当的革命性。董仲舒固然主张“屈民而伸君”，但同样强调“屈君而伸天”。他最重要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是效仿天的形象而产生的，天为相，而人是天的仿制品，因此人与天是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相感相动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会影响到天道的运作，而上天也会主动干预人世间的政治。皇帝的统治与上天相对应，治理的好上天就会赐予嘉禾瑞兽以资鼓励，治理不好上天就会降下地震大风等灾异以警告。这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君王必须时刻反省，不能任意妄为。与箕子时代相比，董仲舒突出了上苍监察天子的日常性，春秋战国时期天被非人格化，而在董仲舒手里，天重新具有了生命，他始终在监察着人世间。
接受现代科学洗礼的今人对此当然会感到荒谬，并对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里大量出现的巫术仪式嗤之以鼻。但需要强调的是，整个汉代，人们确实相信神仙方术的存在，尤其是汉武帝一朝，整体性地陷入求仙问道的狂热氛围当中，刘彘本人便是长生痴迷者。不管董仲舒本人相不相信“天人感应”，总会有人相信，或者愿意相信，一如同后世的儒生不管他们是否对天人感应嗤之以鼻，在庙堂之争的时候往往不会放弃这个学说。因为在中国古代，能够限制君权并且可操作的学说少之又少。儒生作为一个阶层亦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从来就不会甘愿被君主全盘宰制。
与现今流传的另一偏见不同，儒学本身并非是为君主独裁专制张目的学说，其最高目的乃是重归/实现“三代之正义”，君上臣下各安其位而不逾矩，最重要的价值乃是宗法秩序其本身。孔夫子作为中国式保守主义的先驱，其观念本身是春秋贵族对宗周礼教秩序的全盘继承，而非战国平民对其的反动。他强调“君君臣臣”“必也正名”，意即君要有君样，臣要有臣样，要合乎礼，“刑于寡妻”，彼此不能任意妄为。沉淀着成百上千年历史的封建秩序是最重要的，而每一个人的使命便是维护这个秩序，不得逾越，这也是为什么夫子回顾一生的时候说自己直到七十岁才学会“随心所欲而不逾距”，君上臣下在自己权利边界内有绝对自由但是不能逾越这样的道理，置诸千年后也未见得有几朝几代可以遵循。
因此历代儒生其理论与实践，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理念，都有在尝试着驯服皇权，使皇帝在道统面前低头。严格来说，皇帝一家独大的境况在古代中国是鲜见的，朝廷上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平衡，而在地方皇权不下县，乡党地区是由士族自治的。秋风因此将之比附为中国的宪政，只是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英国议会具有对税收的监督权，这是支撑起宪政的关键，管钱的才是大爷，这也是董仲舒这个“非驴非马”的所谓春秋宪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考诸列国政治，唯有英美加澳新五国的宪政最为成功，并在东西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相继被消灭以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法统来源。原因在于务实的盎格鲁·撒克逊基佬们的日常不是高昂惊动的口号，而是琐碎乏味的生活。自西班牙发现新大陆到法国大革命，彼时孱弱的大不列颠皆非世界霸主，然而西班牙与法兰西的结局皆是因为管不住钱袋子，导致国家信用破产，霸权失落。被拿破仑讥讽为小店主国家的英格兰，从他手中接过法兰西失落的霸权，与他的后继者美利坚一起称霸到现在，今后未来的百来年间也不见得有人能打破其垄断。原因就在于延续中世纪传统的英国，国王/政府非经议会许可不得征税，国会有权监督税款的使用，这逼迫国王不得不放下身段与贵族共和。美利坚如今虽然被视作民主的灯塔，但其实质依然是贵族共和。
虽然董仲舒的理念终归失败，但也不是共产主义有资格嘲笑的，如果没有儒生两千年或诚心或虚伪的努力，中国古代人的境况会更加窘迫。晚清末季与伊斯兰国家相比，对宪政理念的接受是相当顺利的，辛亥革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在地方开明士绅的努力下清政府与民国政府的代际交接非常和平。而在辛亥革命之前，慈禧下令新政后不过短短几年一个粗略的宪政框架便已周全，这也是辛亥革命顺利的缘故。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儒家士绅中主张宪政最有力的康有为，就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派的后继者。
可以说，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从儒家学说中开启出西方宪政的短暂时期，只是这个机遇随着大清帝国的覆灭一去不复返。共产主义中国对中国结构的改造，使得推行这套理念的社会基础早已荡然无存。现在还主张儒家宪政主义的人，犹如痴人说梦，除此外无二解释。
我在我前任面前就这段时间之外的往事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前任却一直心不在焉。回家以后，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我忘了跟前任说，我抱着的孩子是我的表弟。温州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腐朽调调。从前是，想来今后也一直都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