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的政治（二）：老课本、拉丁字母与留声机
民国说是一段，其实完全不是铁板一块。
传统的识字方式
虽然1911年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但国人对“让每一个人都识字”的方法的尝试却一点都没有间断，文字改革事业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商务印书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版的第6版《最新国文初等小学教科书》到了民国二三年（1913-14年）依然十分流行，内容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连续性由此可见一斑。
1905年教科书封面
1913年教科书封面
或许会有人质疑：商务印书馆当时处在上海的租界区，相比于清民的换代，租界区因为属英美管辖，所以并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教材的出版事业。所以，这种连续性是由治外法权所导致的，还是由社会群体的努力的延续所导致，尚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很好的质疑，识字尝试的连续性可能和二者都有关系，而租界的存在为这种连续性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避难处。
社会群体的努力在这一事业上的深刻印迹可以在下面这个例子上表现的很清楚。在民国二、三年的课本扉页上，有着这样的出版说明“本课本根据教育部通令第七条修改，符合民国教育宗旨”。(大意如此，复查的时候没有找着，只好凭记忆写下)右边又附上第七条具体内容“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重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台头字样，应有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与本部及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修改，亦可指出呈请民政司或教育会，通知该书局改正。” 可以看出，出版商很在意也很遵照新政府的意愿来修改课本内容。
同样重要的是商业资本在这一连续性的表达中所起到的作用。很明显，出版新式教材，开启民智以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对出版商来说，是名利双收的绝佳广告词。）
租界的存在，社会群体的努力和商业资本的运作都对维持传统识字方式的连续性起到了作用。
现代的识字方式
民国识字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如何识字和识什么样的字这两个问题所做的语言学上的处理。民国时期，人们注意到汉字的拼读方式对识字活动的阻碍，并开始不断改变汉字的拼读方式。我在这里把它称为现代的识字方式，是因为它开始系统性第注意到语言认知的形式。
1913年的图表
这里是1913年制定的国音字母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单元由两部分组成组成，一部分是汉字和拉丁字母被放在括号里面，另一部分汉字式的拼音，被放在括号外面。括号里面和括号外面可以说是两种拼音方式的融合：拉丁字母式和汉字式。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拼法在十九世纪末就都已经出现。不管是拉丁式还是汉字式，都是古代“反切法“的变种。但二者都有着自己的异国血统。拉丁字母式由卢戆章首创于1892年，体现在其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在书的序言中，卢戆章提到，他因为合作翻译《华英字典》而开始思考汉字的改革，而后萌生了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而汉字式则由王照在1900年出版的《官话合声字母》最先阐发。汉字式模仿日本的片假名，选择极其简单的汉字部首组成最基本的词素。并通过拼写词素的方式将字的读音拼出来。
民国二年，也即是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将卢戆章和王照带到一起，形成两种拼音方式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会上大家争吵不断，始终不能确定最终的拼音标准。后来舒之鎏，周明珂发表了《论于本会读音统一意见书》一文，祭起爱国主义大旗，才把拼音字母的最终方式定到偏向于日本传统的汉字部首。但从最终的图表可以看出，会后制定的国音字母表既是融合了二人拼音方式，实际上也是融合了英日这两个传统，只不过以日本传统为主。五四运动的前夕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此套注音方式的时候，给它多加了一个音，于是共有39个音。这套汉字片假名式的字母被成为“国音字母”。有了这套字母，民众就可以用拼字母的方式拼出一个字的读音，进而认识这个字。1920年还出了本《国音字典》，将每个字的读音固定下来，记在字典里。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这两种拼音方式编写的教科书不多，现在还能看到的就更少了。王照曾经编过《官话字母读物八种》，卢戆章也编写了普通话版和厦漳泉话版的《中国新字》和《中华新字》，但始终都没有形成大的规模。
带着爱国主义情感生产出来的”国音字母“诞生之后，并没有让所有的致力于语言改革的爱国人士满意。1922年，《国语月刊》第七期刊出《汉字改革号》，讨论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是国语罗马字。既然已经有了国语注音字母，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新的方式呢？蔡元培说：“1. 注音字母就是画数最少的楷书，还是适于下行的；若改为旁行，与楷书的旁行相似，不好看。
2.现今的文词免不了引用或附注外国词句；若用注音字母，与西文相间，也不好看。
3. 现今的学生，至少要学一种西文；若国文拼音的字母与西文相同，学西文就容易得多。
4. 注音字母虽然可以造打字机，但用拉丁字母，就可利用英法的打字机，不必另造。”
蔡的几个理由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很可笑的。比如他对美观的考虑占了四条意见中的两条。因为注音字母和西文不同，所以就要废除。又因为注音字母不能用英法的打印机，所以还是得废除。但或许换个角度来看蔡的回答，可能就会看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蔡元培以及赵元任所提倡的国语罗马字看作是1913年国语统一会上失利的卢戆章拉丁式拼法的改革和复兴。二者都用拉丁字母构成基本音素，而且也都是用拉丁字母组成传统“反切”的声韵二部。如果我们可以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国语罗马字所承袭的就是英语传统。这所表现出的不是所谓的崇洋媚外，而是拉丁语系国家的文化和科技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它已经到了改变后者的语言的地步了。
赵元任除了在《汉字改革号》上发表自己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还积极投身对国语罗马字的创制之中。同年，赵元任出版了自己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后来又出版了《国语留声片课本》甲乙两种），将国语罗马字的正确发音方式刻录到留声机光盘上，供人学习。这是语言学习上发音主体和声音的第一次分离。以往的课本都要求人与人面对面传授，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将语言刻录在留声机光盘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消失了。而且，语言的标准化，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真正的实现。
科技对语言标准化和语言普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坏处也是。留声机并不是所有家庭会有。在它的帮助下，富贵的家庭开始说上标准和规范的语言，而贫穷的，农村的家庭则只能说不标准的地方语言。在科技的作用下，语言的好坏会成为区分人群和社会阶层的标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二三十年的中国，科技的作用有没有达到那么强，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1928年由教育部公布。它和早先的注音国语字母一起，组成国家标准语言的二种拼音方式。虽说是拼音方式，但也有专门用国语罗马字书写成文的刊物和书籍出版。
也是在这一时期，农村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说起来，这还是托战争之福。军阀混战（1916-1928）促进了官方和大众对识字主体和识字方式的思考。1925年，孙中山去世，留下著名的总理先生遗嘱。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至死才明白“民众”的重要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民众不是指学生和军人。因为这两者属于已经被唤醒的人，而且在全中国人口数量上是少数。孙中山这里的“民众”更多地像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围在刑场周围看自己的同伴被砍头的那一群人，他们麻木、愚昧，并且人口数量庞大。30年代，晏阳初倡导全国农村建设试验活动，其起因也是因为在欧战中看到了中国劳工的威力和愚昧（《农村建设文集2》）。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全球视野”才被报纸和其他媒体上接连不断地关于战争的报道的轰炸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国视野”，一个从中国思考，更具体的是从农村思考中国的视野。
三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制定扫除文盲大纲并令各省市县制定自己的计划，根据自身的情况具体操作。于是，全国有了一场大搞识字教育的运动。识字大会，识字学校和识字班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些活动不但在城市进行，也在农村进行。晏阳初的农村建设实验中就设计了供平民学习用的《平民千字课》，同时发行的还有《市民千字课》和《士兵千字课》等。识字教育，到了三十年代才开始显现出一些革命性变化的痕迹。
到了1936年，形势发生了一个逆转。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并且通过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要求“促成国语统一，确定汉文正楷为正规字体，订定简要正确的文字教育法，取缔不正规的花纹立体字和横行左书” （吴怡萍 《文化统制与国家塑造：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研究（1936-1937）》）。自此，也由于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民国政府开始收缩其语言政策。先前的各种识字努力基本上都被暂时搁置。唯一没有被扑灭的火苗应该算是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识字运动。
传统的识字方式
虽然1911年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但国人对“让每一个人都识字”的方法的尝试却一点都没有间断，文字改革事业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商务印书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版的第6版《最新国文初等小学教科书》到了民国二三年（1913-14年）依然十分流行，内容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连续性由此可见一斑。
1905年教科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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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商务版《国文教科书教授法 初等小学用书》第一册 |
1913年教科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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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商务版《订正国文教科书教授法 初等小学用书》第一册 |
或许会有人质疑：商务印书馆当时处在上海的租界区，相比于清民的换代，租界区因为属英美管辖，所以并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教材的出版事业。所以，这种连续性是由治外法权所导致的，还是由社会群体的努力的延续所导致，尚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很好的质疑，识字尝试的连续性可能和二者都有关系，而租界的存在为这种连续性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避难处。
社会群体的努力在这一事业上的深刻印迹可以在下面这个例子上表现的很清楚。在民国二、三年的课本扉页上，有着这样的出版说明“本课本根据教育部通令第七条修改，符合民国教育宗旨”。(大意如此，复查的时候没有找着，只好凭记忆写下)右边又附上第七条具体内容“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重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台头字样，应有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与本部及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修改，亦可指出呈请民政司或教育会，通知该书局改正。” 可以看出，出版商很在意也很遵照新政府的意愿来修改课本内容。
同样重要的是商业资本在这一连续性的表达中所起到的作用。很明显，出版新式教材，开启民智以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对出版商来说，是名利双收的绝佳广告词。）
租界的存在，社会群体的努力和商业资本的运作都对维持传统识字方式的连续性起到了作用。
现代的识字方式
民国识字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如何识字和识什么样的字这两个问题所做的语言学上的处理。民国时期，人们注意到汉字的拼读方式对识字活动的阻碍，并开始不断改变汉字的拼读方式。我在这里把它称为现代的识字方式，是因为它开始系统性第注意到语言认知的形式。
1913年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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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读音统一会最后出台的字母表 |
这里是1913年制定的国音字母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单元由两部分组成组成，一部分是汉字和拉丁字母被放在括号里面，另一部分汉字式的拼音，被放在括号外面。括号里面和括号外面可以说是两种拼音方式的融合：拉丁字母式和汉字式。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拼法在十九世纪末就都已经出现。不管是拉丁式还是汉字式，都是古代“反切法“的变种。但二者都有着自己的异国血统。拉丁字母式由卢戆章首创于1892年，体现在其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在书的序言中，卢戆章提到，他因为合作翻译《华英字典》而开始思考汉字的改革，而后萌生了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而汉字式则由王照在1900年出版的《官话合声字母》最先阐发。汉字式模仿日本的片假名，选择极其简单的汉字部首组成最基本的词素。并通过拼写词素的方式将字的读音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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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里面的拉丁字母儿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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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官话合声字母》里的五十音图 |
民国二年，也即是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将卢戆章和王照带到一起，形成两种拼音方式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会上大家争吵不断，始终不能确定最终的拼音标准。后来舒之鎏，周明珂发表了《论于本会读音统一意见书》一文，祭起爱国主义大旗，才把拼音字母的最终方式定到偏向于日本传统的汉字部首。但从最终的图表可以看出，会后制定的国音字母表既是融合了二人拼音方式，实际上也是融合了英日这两个传统，只不过以日本传统为主。五四运动的前夕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此套注音方式的时候，给它多加了一个音，于是共有39个音。这套汉字片假名式的字母被成为“国音字母”。有了这套字母，民众就可以用拼字母的方式拼出一个字的读音，进而认识这个字。1920年还出了本《国音字典》，将每个字的读音固定下来，记在字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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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国音字典》 |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这两种拼音方式编写的教科书不多，现在还能看到的就更少了。王照曾经编过《官话字母读物八种》，卢戆章也编写了普通话版和厦漳泉话版的《中国新字》和《中华新字》，但始终都没有形成大的规模。
带着爱国主义情感生产出来的”国音字母“诞生之后，并没有让所有的致力于语言改革的爱国人士满意。1922年，《国语月刊》第七期刊出《汉字改革号》，讨论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是国语罗马字。既然已经有了国语注音字母，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新的方式呢？蔡元培说：“1. 注音字母就是画数最少的楷书，还是适于下行的；若改为旁行，与楷书的旁行相似，不好看。
2.现今的文词免不了引用或附注外国词句；若用注音字母，与西文相间，也不好看。
3. 现今的学生，至少要学一种西文；若国文拼音的字母与西文相同，学西文就容易得多。
4. 注音字母虽然可以造打字机，但用拉丁字母，就可利用英法的打字机，不必另造。”
蔡的几个理由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很可笑的。比如他对美观的考虑占了四条意见中的两条。因为注音字母和西文不同，所以就要废除。又因为注音字母不能用英法的打印机，所以还是得废除。但或许换个角度来看蔡的回答，可能就会看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蔡元培以及赵元任所提倡的国语罗马字看作是1913年国语统一会上失利的卢戆章拉丁式拼法的改革和复兴。二者都用拉丁字母构成基本音素，而且也都是用拉丁字母组成传统“反切”的声韵二部。如果我们可以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国语罗马字所承袭的就是英语传统。这所表现出的不是所谓的崇洋媚外，而是拉丁语系国家的文化和科技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它已经到了改变后者的语言的地步了。
赵元任除了在《汉字改革号》上发表自己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还积极投身对国语罗马字的创制之中。同年，赵元任出版了自己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后来又出版了《国语留声片课本》甲乙两种），将国语罗马字的正确发音方式刻录到留声机光盘上，供人学习。这是语言学习上发音主体和声音的第一次分离。以往的课本都要求人与人面对面传授，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将语言刻录在留声机光盘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消失了。而且，语言的标准化，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真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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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1922年《国语留声片课本》封面 |
科技对语言标准化和语言普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坏处也是。留声机并不是所有家庭会有。在它的帮助下，富贵的家庭开始说上标准和规范的语言，而贫穷的，农村的家庭则只能说不标准的地方语言。在科技的作用下，语言的好坏会成为区分人群和社会阶层的标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二三十年的中国，科技的作用有没有达到那么强，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1928年由教育部公布。它和早先的注音国语字母一起，组成国家标准语言的二种拼音方式。虽说是拼音方式，但也有专门用国语罗马字书写成文的刊物和书籍出版。
也是在这一时期，农村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说起来，这还是托战争之福。军阀混战（1916-1928）促进了官方和大众对识字主体和识字方式的思考。1925年，孙中山去世，留下著名的总理先生遗嘱。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至死才明白“民众”的重要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民众不是指学生和军人。因为这两者属于已经被唤醒的人，而且在全中国人口数量上是少数。孙中山这里的“民众”更多地像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围在刑场周围看自己的同伴被砍头的那一群人，他们麻木、愚昧，并且人口数量庞大。30年代，晏阳初倡导全国农村建设试验活动，其起因也是因为在欧战中看到了中国劳工的威力和愚昧（《农村建设文集2》）。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全球视野”才被报纸和其他媒体上接连不断地关于战争的报道的轰炸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国视野”，一个从中国思考，更具体的是从农村思考中国的视野。
三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制定扫除文盲大纲并令各省市县制定自己的计划，根据自身的情况具体操作。于是，全国有了一场大搞识字教育的运动。识字大会，识字学校和识字班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些活动不但在城市进行，也在农村进行。晏阳初的农村建设实验中就设计了供平民学习用的《平民千字课》，同时发行的还有《市民千字课》和《士兵千字课》等。识字教育，到了三十年代才开始显现出一些革命性变化的痕迹。
到了1936年，形势发生了一个逆转。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并且通过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要求“促成国语统一，确定汉文正楷为正规字体，订定简要正确的文字教育法，取缔不正规的花纹立体字和横行左书” （吴怡萍 《文化统制与国家塑造：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研究（1936-1937）》）。自此，也由于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民国政府开始收缩其语言政策。先前的各种识字努力基本上都被暂时搁置。唯一没有被扑灭的火苗应该算是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识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