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师阎步克(重发四年前旧作,祝阎师节日快乐)
最近一段时间,在夜晚卧床读书,或者在小区周边散步时,又时常想起阎步克先生,阎师讲课时清澈的眼神是我医治一切苦闷最好的良药。
把阎先生称为自己的老师,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唐突,因为我并没有做过一天P大历史系的学生。那是7年前的春天,我在跟上海的兄弟奚进长谈之后,决定报考P大传播学的研究生。于是在那个春天里,上午在北航上完专业课之后,我就骑着那辆破单车,沿着那条可爱的成府路前往2公里外的P大。那段游学岁月直接奠定了我现在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我在旁听新闻传播学的课程之余,也实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去P大历史系聆听自己喜欢的课程,而阎师的《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便是我在P大听过的最喜欢的课程。
这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的课我一连听了两个学期,阎师在近两个小时的课程中一般没有休息,而他制作精美的课件以及生动丰富的讲述让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淌,尽情地沉入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他讲课的时候自身也非常投入,彷佛一个世外隐者,跟你将江湖往事娓娓道来,我至今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讲课时专注、清澈的眼神,只有真正献身学术的人才会有那样的目光。
在讲课过程中,偶尔谈及时下的影视作品,阎师毫不掩饰对当中个人崇拜和皇权思想的反感和厌恶;而阎师同时又是一个注重精神世界、热爱生活的人,03年SARS期间,P大处于半封校状态,不少同学非常担心这一恶疾的蔓延,阎师又在课上推荐我们去读一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表示灾难来临之际,真是真情显露之时。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并且已经内化为我信仰的一部分。
除去讲课和历史研究,阎师对于世俗事务是淡漠的,甚至有一点抗拒。记得当时,我跟师兄李楠一起希望邀请阎师到校外做公开演讲,但被他婉然谢绝了,在P大之外,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出现在讲台上。这,或许,也是一种对内心信仰的坚守吧。当然在前几天,我才知道,在二十多年前那个黄金年代,先生也曾经为自由,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正做出过他的努力,这也让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得更为丰富。
在听他课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能把自己的话剧作品《阮籍与嵇康》交给先生,请求作为魏晋史专家的他的指点,然而最终我还是没有向他开口,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作品跟先生的学术著作相比,还太不成熟了吧。
正如汪峰在《春天里》唱的那样,2002年的那个春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没有女朋友,没有钱,土土的我每天在北航和P大之间穿梭,尽情地读书和歌唱,生活虽然清苦但异常充实,那所大学和那条成府路就是我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两年之后,我正式成为了P大的一名学生,然而所学的并不是历史,而是经济学。在理教上学的那三年里,由于还要忙于工作,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聆听先生的课,然而他对于官僚政治的讲述已经内化为我知识的一部分,在那些与政府工作人员的采访和沟通中,我发现那些传统仍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现实政治之中;而每当我对现实感到困惑和苦闷时,我总会去翻翻先生的《品位与职位》、《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既为了我从小的历史梦,也为了从先生的纯学术研究中找回象牙塔里的那份宁静。
时光又过去了四年,如今的我已经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前不久也刚刚在南大报名参加了硕士课程班,所学的还是经济,而不是历史。也许我无法做到抛开一切,献身于故纸堆的学术之中,然而我现在最渴望的,依然是做到P大古老的教学楼,再次聆听老师讲述那些悠远而真实的历史。
怀念阎师,愿老师永远健康、平安!
把阎先生称为自己的老师,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唐突,因为我并没有做过一天P大历史系的学生。那是7年前的春天,我在跟上海的兄弟奚进长谈之后,决定报考P大传播学的研究生。于是在那个春天里,上午在北航上完专业课之后,我就骑着那辆破单车,沿着那条可爱的成府路前往2公里外的P大。那段游学岁月直接奠定了我现在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我在旁听新闻传播学的课程之余,也实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去P大历史系聆听自己喜欢的课程,而阎师的《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便是我在P大听过的最喜欢的课程。
这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的课我一连听了两个学期,阎师在近两个小时的课程中一般没有休息,而他制作精美的课件以及生动丰富的讲述让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淌,尽情地沉入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他讲课的时候自身也非常投入,彷佛一个世外隐者,跟你将江湖往事娓娓道来,我至今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讲课时专注、清澈的眼神,只有真正献身学术的人才会有那样的目光。
在讲课过程中,偶尔谈及时下的影视作品,阎师毫不掩饰对当中个人崇拜和皇权思想的反感和厌恶;而阎师同时又是一个注重精神世界、热爱生活的人,03年SARS期间,P大处于半封校状态,不少同学非常担心这一恶疾的蔓延,阎师又在课上推荐我们去读一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表示灾难来临之际,真是真情显露之时。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并且已经内化为我信仰的一部分。
除去讲课和历史研究,阎师对于世俗事务是淡漠的,甚至有一点抗拒。记得当时,我跟师兄李楠一起希望邀请阎师到校外做公开演讲,但被他婉然谢绝了,在P大之外,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出现在讲台上。这,或许,也是一种对内心信仰的坚守吧。当然在前几天,我才知道,在二十多年前那个黄金年代,先生也曾经为自由,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正做出过他的努力,这也让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得更为丰富。
在听他课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能把自己的话剧作品《阮籍与嵇康》交给先生,请求作为魏晋史专家的他的指点,然而最终我还是没有向他开口,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作品跟先生的学术著作相比,还太不成熟了吧。
正如汪峰在《春天里》唱的那样,2002年的那个春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没有女朋友,没有钱,土土的我每天在北航和P大之间穿梭,尽情地读书和歌唱,生活虽然清苦但异常充实,那所大学和那条成府路就是我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两年之后,我正式成为了P大的一名学生,然而所学的并不是历史,而是经济学。在理教上学的那三年里,由于还要忙于工作,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聆听先生的课,然而他对于官僚政治的讲述已经内化为我知识的一部分,在那些与政府工作人员的采访和沟通中,我发现那些传统仍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现实政治之中;而每当我对现实感到困惑和苦闷时,我总会去翻翻先生的《品位与职位》、《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既为了我从小的历史梦,也为了从先生的纯学术研究中找回象牙塔里的那份宁静。
时光又过去了四年,如今的我已经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前不久也刚刚在南大报名参加了硕士课程班,所学的还是经济,而不是历史。也许我无法做到抛开一切,献身于故纸堆的学术之中,然而我现在最渴望的,依然是做到P大古老的教学楼,再次聆听老师讲述那些悠远而真实的历史。
怀念阎师,愿老师永远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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