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若干（一）
唐崔护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抒忆恋人之愁情，感人去楼空之伤怀，终究到底是一己之苦闷。言人面如桃花，既有夸大对不得之物的觊觎，又有留有巨大的反思和感受空间。所以当格非的小说以此为题时，暗中滋长情绪背景使得作品逐渐成为读者掌控的内容。小说没有让我失望，在读罢数次之后，我毅然决定将文本按照自身的体验去解读。
中文小说的叙事传统里带有一种极为克制的口吻，同样也与诗文表达一脉相承，冷色彩词汇占据大部分描述。此般风格造就了大量缓慢但有力的情绪释放，线性化的渐进过程也使得叙事合理通情。作为在西方文学下成名的先锋作家，格非是位数不多的依然保有传统叙事自觉的小说作者，纵观《人面桃花》全书，故事线索明晰、情节转化自然，在同时代作品中达到了相当的高水准。除基本格调方面的显著外，《人面桃花》应该说在一下三个方面成就非凡——1.采用史实描写方式，创新出基于传统叙事方式之上的变化与发展；2.文本的多元视角转化，在自然得体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完整展现了故事；3.格非在面对整体社会对话和探讨方面做出来尝试，证明一种个体的可能性。
在阅读小说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格非在每个杜撰出来的事件后面总会附加上一个准确的时间信息，以至于笔者初读之时误以为该小说是在真实史实上的演绎。这种强烈的带入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小说构建了有依可循的背景环境，背景环境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群的心理态势和行为方式是趋同的，即革命环境下，黎民百姓会接收到进步的信息。当代小说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有过这样的探索，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亦是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生存状态。但格非以明确的具体日期来作背景是有其思考的，众所周知的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迭是迅猛的，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事件接连发生，思潮变化之快使得时间的限制要更加准确具体。这种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叙事基调必然带有史书的特征，同样也是积极有益的探索，因为选择了这条叙事的路线，也就选择了对历史的考究和对文本的克制。优质的情绪表达不是靠苍白的激昂可以明晰的，真知和灼见也不是靠多加几个感叹号就是实现的，只有坚实的故事情节、合理的质疑思考、理智的判断抉择方能透露出稳定有力的情感。格非的尝试是基于传统叙事方式上的创新，使得小说创作重新回到文本自身的构建上去，这绝非哗众取宠的手段所能达到的。
正如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确定从何种观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极其行为的反应，无论这反应是情感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人面桃花》整个故事有四章，四章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各不相同：第一、二章是以女主人公陆秀米为视角人物的，第三章以少年老虎为视角人物，第四章则以喜鹊为视角人物。之所以采用多元的视角变化，是因为这几种视角人物均为对世事认识不深，没有受到意识通话，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待。格非在视角选择上主观的造成了一种距离感——接近历史但又不在历史当中。距离感增加了真实感，也营造了一种隐蔽的感受，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英雄形象被消解，还原了革命的真实面貌。那些投身革命的志士，不再是战无不胜、意志鉴定的神话，而是同凡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怀疑有苦闷的人。在整体上对革命产生了质疑的情绪，也将质疑深植于头脑当中。
小说之所以打动我，最重要的是格非在个人面对社会和整体面对社会之外，找到了第三条路，即个人面对整体。前两者的代表作当属余华的《或者》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而格非在个人面对整体的发问与思考显得那么独特。《人面桃花》是一种追寻，也是一种成长，尽管文中表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它依然自私的构建了主人公陆秀米的成长史。她的成长，是在经历众多乌托邦似的梦幻后的决裂，是一条观望到投身再到绝望最后释然的道路。陆秀米面对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时代，因为在我的理解来看，对张济元的爱欲和对革命的不理解才是她参与革命的唯二原因，我想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是同秀米一样，是被革命选择而不是选择革命呢？其实我们往往将整体和社会等同，机械地认为整体就决定了社会的走向，这是偏颇的，在我看来，整体同个人一样，是主观的意识的，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变动性，而社会却是客观的物质的，个人面对整体，是一种以及观点对整体的关照，两者可以相互影响甚至改变。格非的关照，是透过陆秀米来打量革命群体的整体态势，对他们的选择和做法的质疑和评价，虽然在有些地方这份关照还是显得有些空洞，陆秀米的心理转化也因带有作者自身已有观点的影响而表现的衔接跨度略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与贡献。
这同样也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作品。在文本中，格非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试验，无论是陆侃的“桃花源”、张济元的大同社会、王观澄的“花家舍”还是陆秀米的普济学堂，最终都是失败的尝试。在这么多失败的尝试后，格非借着陆秀米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疑问，但是在这疑问背后，陆秀米仍然眷恋着过世的张济元，不愿意放弃乌托邦的梦，亦如格非不愿对乌托邦绝望一般。虽说是反乌托邦，但格非所要反的并非乌托邦这个核心含义本身，他要反对的是长久以来实践乌托邦的种种做法。
《人面桃花》中最为画龙点睛的地方要数饥荒中那一袋意外得到的米以及陆秀米施粥让全村的人度过灾难。那时的秀米，已经在普济学堂的失败中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打算放弃一切，但那一袋米不仅给了秀米活下去的希望，而且在秀米本能的施粥中给了她信念的希望。不论哪种美好生活的设想，只有将真实的幸福感落实到每个人头上才能真正的实现。多少次乌托邦的失败都呈现了一个明显但是又不被重视的原因，忽略个体差异的幸福和将普遍观念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做法在本质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败是必然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所以格非才会旗帜鲜明的反对过往的种种，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
中文小说的叙事传统里带有一种极为克制的口吻，同样也与诗文表达一脉相承，冷色彩词汇占据大部分描述。此般风格造就了大量缓慢但有力的情绪释放，线性化的渐进过程也使得叙事合理通情。作为在西方文学下成名的先锋作家，格非是位数不多的依然保有传统叙事自觉的小说作者，纵观《人面桃花》全书，故事线索明晰、情节转化自然，在同时代作品中达到了相当的高水准。除基本格调方面的显著外，《人面桃花》应该说在一下三个方面成就非凡——1.采用史实描写方式，创新出基于传统叙事方式之上的变化与发展；2.文本的多元视角转化，在自然得体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完整展现了故事；3.格非在面对整体社会对话和探讨方面做出来尝试，证明一种个体的可能性。
在阅读小说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格非在每个杜撰出来的事件后面总会附加上一个准确的时间信息，以至于笔者初读之时误以为该小说是在真实史实上的演绎。这种强烈的带入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小说构建了有依可循的背景环境，背景环境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群的心理态势和行为方式是趋同的，即革命环境下，黎民百姓会接收到进步的信息。当代小说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有过这样的探索，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亦是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生存状态。但格非以明确的具体日期来作背景是有其思考的，众所周知的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迭是迅猛的，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事件接连发生，思潮变化之快使得时间的限制要更加准确具体。这种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叙事基调必然带有史书的特征，同样也是积极有益的探索，因为选择了这条叙事的路线，也就选择了对历史的考究和对文本的克制。优质的情绪表达不是靠苍白的激昂可以明晰的，真知和灼见也不是靠多加几个感叹号就是实现的，只有坚实的故事情节、合理的质疑思考、理智的判断抉择方能透露出稳定有力的情感。格非的尝试是基于传统叙事方式上的创新，使得小说创作重新回到文本自身的构建上去，这绝非哗众取宠的手段所能达到的。
正如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确定从何种观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极其行为的反应，无论这反应是情感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人面桃花》整个故事有四章，四章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各不相同：第一、二章是以女主人公陆秀米为视角人物的，第三章以少年老虎为视角人物，第四章则以喜鹊为视角人物。之所以采用多元的视角变化，是因为这几种视角人物均为对世事认识不深，没有受到意识通话，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待。格非在视角选择上主观的造成了一种距离感——接近历史但又不在历史当中。距离感增加了真实感，也营造了一种隐蔽的感受，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英雄形象被消解，还原了革命的真实面貌。那些投身革命的志士，不再是战无不胜、意志鉴定的神话，而是同凡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怀疑有苦闷的人。在整体上对革命产生了质疑的情绪，也将质疑深植于头脑当中。
小说之所以打动我，最重要的是格非在个人面对社会和整体面对社会之外，找到了第三条路，即个人面对整体。前两者的代表作当属余华的《或者》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而格非在个人面对整体的发问与思考显得那么独特。《人面桃花》是一种追寻，也是一种成长，尽管文中表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它依然自私的构建了主人公陆秀米的成长史。她的成长，是在经历众多乌托邦似的梦幻后的决裂，是一条观望到投身再到绝望最后释然的道路。陆秀米面对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时代，因为在我的理解来看，对张济元的爱欲和对革命的不理解才是她参与革命的唯二原因，我想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是同秀米一样，是被革命选择而不是选择革命呢？其实我们往往将整体和社会等同，机械地认为整体就决定了社会的走向，这是偏颇的，在我看来，整体同个人一样，是主观的意识的，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变动性，而社会却是客观的物质的，个人面对整体，是一种以及观点对整体的关照，两者可以相互影响甚至改变。格非的关照，是透过陆秀米来打量革命群体的整体态势，对他们的选择和做法的质疑和评价，虽然在有些地方这份关照还是显得有些空洞，陆秀米的心理转化也因带有作者自身已有观点的影响而表现的衔接跨度略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与贡献。
这同样也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作品。在文本中，格非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试验，无论是陆侃的“桃花源”、张济元的大同社会、王观澄的“花家舍”还是陆秀米的普济学堂，最终都是失败的尝试。在这么多失败的尝试后，格非借着陆秀米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疑问，但是在这疑问背后，陆秀米仍然眷恋着过世的张济元，不愿意放弃乌托邦的梦，亦如格非不愿对乌托邦绝望一般。虽说是反乌托邦，但格非所要反的并非乌托邦这个核心含义本身，他要反对的是长久以来实践乌托邦的种种做法。
《人面桃花》中最为画龙点睛的地方要数饥荒中那一袋意外得到的米以及陆秀米施粥让全村的人度过灾难。那时的秀米，已经在普济学堂的失败中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打算放弃一切，但那一袋米不仅给了秀米活下去的希望，而且在秀米本能的施粥中给了她信念的希望。不论哪种美好生活的设想，只有将真实的幸福感落实到每个人头上才能真正的实现。多少次乌托邦的失败都呈现了一个明显但是又不被重视的原因，忽略个体差异的幸福和将普遍观念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做法在本质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败是必然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所以格非才会旗帜鲜明的反对过往的种种，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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