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诚如托克维尔和丹纳所言，拿破仑的中央集权是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这场末世论般运动的结局是创造出了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统治阶层，与旧制度的贵族们相比，他们更不关心经济发展。这个权贵统治的财政和司法基础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与大革命之前的主流理念相对照，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失败的。当时，许多开明的法国人希望用体现启蒙思想的宪法来代替国王的专制。由于该方案的一些关键内容遭到部分贵族的反对，人们开始对革命发生了兴趣。1789年的革命完全不是在一致认同的气氛中开始的，它影响的主要是城市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即使在这部分人中间，参与革命运动的也只是一小部分活跃分子。不能忘记的是，要为革命中暴力行为负责的也是他们。
革命在农村得到的支持更少，而且一般来说，没有财产的法国人往往对其非常冷淡。大部分农民、穷人和边缘人对革命持观望或无视的态度，直到后来的宗教危机把其中许多人变成坚定的反革命者。革命引发的抵抗和镇压运动削弱和破坏了国民经济。在此期间，三分之一的省份有了去工业化现象，而城市发展也出现停滞。大革命之后，法国人整体上比过去更穷了，而且被英国越拉越远。在对外战争背景下实行的恐怖统治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把政府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内贼造成了恶性循环，人们拒绝做出必要的牺牲，导致革命敌对势力和颠覆活动愈演愈烈。恐怖主义者的专制没能实现自己全部的计划。为了私利各自为政的他们令人又恨又怕。热月政变后，革命者的分裂以及脱离民众的现象更严重了。在这种局势下，法国政府对许多地区都失去了控制。
代议机制的失败解释了在督政府末期权威统治的回归。对通过革命爬上权力顶峰的统治小团体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公众舆论扮演决定性的政治角色。出于这种考虑，这些人投靠了拿破仑，后者在国外战场上确保了他们希望看到的秩序。新政府唯一的成就是通过和解协议，结束了由宗教问题引起的持续近十年的大面积混乱。从这点来看，把法国推向拿破仑体制的是法国传统农民的力量以及向他们做出的必要让步。1789年确立的许多原则被抛弃和妥协了。大革命的民众运动色彩不浓，而且越来越令大众反感，这是它没能彻底胜利的原因 。
唐纳德•萨瑟兰的上述判断再次突显了大革命开始时所遇到的反对力量的重要性。这些力量并不像1985年雷恩研讨会上所呈现的那么简单，如果说可以写出不止一部大革命史，那么对于反革命的历史同样如此。与这个国家的形象一样，反革命者的特点也是多样性。他们中还有许多昔日的革命支持者，诺曼•汉普森甚至以英国式的幽默提出质疑，用反革命者来称呼所有这些人是否妥当？大革命完全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团体和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大部分农民的观点与代表、政客或是开明城市居民的大相径庭。所谓的资本主义革命和人民革命却很少得到批发商们和民众的认同。而对于生活在这架有时显得荒唐的齿轮机械中的个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常常是根据具体时机和场合随机做出的。革命运动或者反革命活动的统一性不过是个神话。创造、发展或者打破这个神话的是殊死的权力斗争，正是它的参与者们把大革命包装成了善与恶的较量。历史学家们不应受被这种幻觉左右，也不应把当时的复杂形势看得过于简单。对习俗和利益的破坏，以及持续而愈发严重的失望让大革命的进程日益艰难。虽然在发起者的宣传和期待中它被和启示录中的情景相提并论，但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它是痛苦而乏味的存在。
近年来，英美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突出了其对旧制度的延续以及不可消除的多样性。传统的经济制约因素，社会、家庭、地方和个人的矛盾并没有在1789年后魔术似地完全消失。这些矛盾及其引发和影响的心理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从民众视角看来，路易十四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一脉相承，大革命根本没有将其切断。我们未能看清这点是因为被表面的政治游戏所蒙蔽。大革命没有改变妇女、穷人和儿童的命运。它对社会等级和基本平衡的影响十分有限。它的煽动对民众的休闲习惯和信仰完全没有作用。伊夫-玛丽·贝尔塞把革命时期阿基坦农民的起义与17世纪的农民起义相提并论。与当年撤销人头税的王室政令一样，革命时期废除封建捐税的做法也引起了混乱。随后爆发的运动在“动机以及武装和宣传模式”上与当年的情形如出一辙。后来的各种关于粮食问题或反对增税的抗议活动同样带有浓重的旧制度色彩。拿破仑任命的财政高官中有过去卡隆和布里埃纳的合作者，他甚至安排从前莫布的左右手勒布伦（Lebrun）和自己共同治理法国。隔着大革命这道小藩篱，新旧专制制度的手握在了一起。
经过各地特有的社会结构和习俗的反射，大革命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惊人的差异。我们常常因为民族统一神话的蒙蔽而忽略了这个事实，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巴黎和议会身上。比如，对远离本土的法属岛屿来说，奴隶问题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得多。虽然制宪议会发布了人权宣言，却不敢轻易触及这一殖民地贸易的根基。1791年，海地爆发了大起义，并在12年后建立了共和国。但法属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直到很久之后才终于开始从1789年的原则获益。而在留尼汪岛（Réunion），满怀希望的人们最终等来的是失望和被骗。虽然在1794年春天开始的一年时间里，那里的无套裤汉一度掌握了政权，但他们的对手是奴隶主。革命最终在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政治分裂中结束了。最初的热情在“普遍的冷漠”中以痛苦收场。在新近被法国吞并的科西嘉岛，旧制度末期，致力于重建秩序和促进发展的开明专制曾令当地受益。这种官僚务实主义坚决反对特权，代表了为复兴所做的最初努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科西嘉的革命情感与法国本土的大相径庭。从家族观念演变而来的派系精神也在当地更为流行。科西嘉的政治领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家族影响力的网络侵犯公民的权利。他们把自己参加的选举变成了闹剧，轻而易举地利用剥削体制满足家人和朋友的愿望，因为对科西嘉人来说，“与长官的私人关系”比“一般性和公共性的动机”重要得多。这种现象在大革命时期当地的社群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那里的选举常常演变为械斗或肮脏交易，滥用权力则是司空见惯。面对冲突不断的形势，行政当局显得束手无策。宗教或政治对立，以及存在于城市和农村间的矛盾也是冲突的重要原因。
从这点上来看，1789年到1799年的法国有不止一个地区处于和科西嘉相似的情况。对这些地区而言，大革命为此起彼伏的小规模内战打开了大门。正是四处蔓延的分裂趋势最终促使法国回归专制主义和集权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几乎整个西部都陷入了这种混乱。通过对旺代悲剧的精彩论述，让-克莱芒·马尔丹揭示了地区起义的典型特征，它的背后是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矛盾，以及其用镇压解决矛盾的倾向。我们当然不能用毁灭的逻辑来解释恐怖统治结出的所有苦果，但一个少数派的共和国与敌人们的斗争常常会演变成灾难。除了无谓的屠杀，破坏和毁灭活动的范围也显示了创伤的严重。普罗旺斯、里昂以及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的多个地区也遭到破坏，只是程度较轻。在巴黎盆地和西北部地区还出现了粮食危机，重现了路易十四统治下最艰难的时期。总体上，没有哪个地区能够逃过通货膨胀、宗教或政治迫害和清算、拒服兵役引发的混乱以及盗匪的影响。在神话和传奇中，法国大革命被和庆典、荣耀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在现实中，特别是对最底层民众来说，它却有一张长满物质和道德伤疤的不幸面庞。大革命没有像自诩的那样取代“昔日之歌”，它没能减轻“人类痛苦”的重压，最多只是用英雄的梦想或遥远的承诺抚慰了人们而已。
后来，这些梦想或承诺有许多变成了现实。法国大革命中的真理超越了它多少令人失望的剧情。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平等、国民主权、公共自由和世俗国家等原则都要归功于它。除了专制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也分别是1789年和1792年制度的直接继承者。在法国，所有的政治党派（包括右翼）都以今天的宪政共和国拥有大革命血统为荣。
上述成功造就了一种关于革命起源的神话观点，并同对民族国家世俗而统一的新式崇拜交织在一起。从蒂尔到米什莱再到索布尔，也包括马蒂耶、孚雷和里谢，主流历史观关注的首先是巴黎法庭的辩论或者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很少关心缄默者的意见，地区、形势和文化的多样性，或者民众传统的力量。
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特别是在英美学者中间，人们对过去有了新的观点。人们不再拘泥于一般性的政治进化机制，个体、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得到了更多重视。在本书中我已试图对其做了归纳。在我看来，这些观点迎合了我们时代的多项需要。与前人相比，我们对集权化及其好处，或者共和二年的巨人英雄传奇不再那么感冒。这些修正摒弃了旧的解释，而且不像它们那么偏颇。新观点没有否认大革命是一次成果特别丰富的事件，其重要性更多体现在对后世的影响而非当时的成就。我们的公共生活永远离不开由大革命提出并被后人加以发展的原则。从这点上来看，无论我们是否喜爱它或者对它持何种评价，法国大革命都是我们的起源。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法国人要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它，尽管它是有缺陷和不完美的。他们知道，大革命是今天民主生活形式的法律源头。对大革命历史的批判性修正受到了它认同但没能实现的价值启发（对受到屈辱者的关心、人和信仰的权利、尊重差异），这些工作被留给了后继者。我们以大革命的名义为当年它所遭遇的合法反对（宗教、地区和社会的）平反。也许饶勒斯没能看到这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接受丹纳及其追随者们扭曲而偏颇的观点。无论从何种意识形态出发，仅仅把大革命的历史影响局限在恐怖统治和官僚政治都是判断错误。
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忘记了玻利瓦尔所说的真理：“想要理解大革命和它的参与者，要在近处观察，在远处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