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术与科学检验
作者：朱彤（《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 ）
引言：占星术与主流科学的冲突
二十世纪，没有一门学科像占星术（astrology）〔1〕那样在沉寂了二个世纪后，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并被占星家们要求把它纳入到科学之中。300年前，占星术同炼金术都因科学的兴起而衰落，但炼金术继续沉寂着，而占星术却在20世纪末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并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哲学家和科学家对占星术的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社会里相信占星术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对知识有着开放心态的青年人；而在近年，占星术又重新回到了一些大学的课堂中。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和证据相信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态度，因为像发生在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谁将成为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冠军得主、每年全世界发生的众多飞机失事这类事件，虽然每天都有相当的占星家来进行这类的预言，但全世界的占星家们不仅没有事先发出统一的预言，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占星学家能够做出这种预言。即便有个别占星家真做出了准确的预言，比如9.11，但占星家们自己也不看重这些预言，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准确的预言与占星家们在相关媒体上每天做出的大量错误的预言相比完全可以由统计学加以解释。
但是我们也有理由置疑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观点，在这个科学鼎盛、教育空前普及的时代里，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相信这个早已被科学理性判定为迷信、非科学的东西呢？难道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娱乐？相信占星术的人愿意引用爱因斯坦的话以表明这样的大科学家都对占星术留有了敬仰的空间，〔2〕另外相当的占星学家们认为占星术是科学、或者至少是超常的科学，他们不仅试图从科学原理上去解释占星术，比如量子力学，也从哲学思辩和历史上的科学案例来论证占星术的科学性，比如他们把用来检验占星术的科学方法，比喻成这些科学家试图用鲨鱼网来捕捉水中的浮游生物；〔3〕另外从科学史看，魏格纳（Alfred Wegener，1880-1930）的大陆漂移理论、罗巴切夫斯基(Nikolai Ivanovich Lobachevsky,1792-1856)的非欧几何体系都曾被主流科学排除在科学之外。
支持占星学家们这种信念的是：他们坚信占星术在实际操作上是有效的（works），占星术从人类各个文明一开始就存在，〔4〕并能盛行于今天是占星术有效性的明证。与此截然相反，支持科学家和哲学家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信念是：他们坚信占星术在实际操作中是无效的，心理暗示和随机事件的概率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星术会受到欢迎。但哲学家们在把占星术定为伪科学却与科学家们的视角不同，事实上，在占星术这个问题上真正发生直接冲突的是在科学家和占星家之间。当科学家和占星家用科学方法共同对占星术进行实验（test）时，双方的这一行为表明哲学家说了什么对他们并不重要。对哲学家观点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在占星术问题上彼此观点不和，而是科学所具有的一种实证的理性。这种理性可以让任何科学的东西在保持其连贯性和坚韧性的同时，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一个促成进步和变动的力量。尽管从哲学上看，这种开放心态是受到科学共同体限制的。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对占星术的科学检验和科学统计调查有近500项，〔5〕但科学家和占星家对这些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反应很不相同，科学家们认为实验的结果明显反驳了占星术的假设，而一部分占星家们却认为科学研究证明了占星术是有效的，那些对占星术假说的负面实验，是实验设计有问题，或者是因为现有的科学实验方法还达不到能检验占星术的程度。今天，占星家继续着他们的信念和研究，相信占星术的人数仍然在继续增加，媒体上的占星术专栏比比皆是。而同时科学家们却在抱怨这些检验占星术的科学论文被公众媒体所忽视，它们只能在像《心理学报告》（Psychological Reports）这种很学术性的杂志上刊登。
这一事实表明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检验的复杂性，社会被科学影响的复杂性。探讨并给出这种复杂情境下的一个结论，无疑是需要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给予澄清，事实上发生在科学家和占星家之间最为本质的那些争论，都已是属于哲学意义上的争论了。
目前，占星术借着港、澳、台的媒体开始对大陆产生了影响，尤其是青年人对占星术的时尚正在步港、澳、台的后尘，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可能成为一种新迷信的开始，或者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占星术与科学之间在20世纪发生的关系给予一个关注和梳理。但至今为止，国内仍没有对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里这场科学与占星术之间争论的学术研究，很多人并不知道科学对占星术的检验是怎样得出对占星术负面的结论，更谈不上近距离地观察这些由科学家和占星家们共同设计和完成的盲试实验。本篇论文所关注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占星术会在20世纪里复兴？哲学家们是怎样看待占星术和科学之间关系的？那些对占星术假说负面的科学实验是怎样进行的，以及由此引发出占星家和科学研究者之间关于科学方法的争论。
1 占星术在二十世纪的复兴及其科学背景分析
1.1 一种奇特的现象：占星术在二十世纪的复兴
即使是今天笃信西方星座的人，也不大知道在古代，普通百姓是被禁止占星术知识的，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占星术知晓像帝王们未来命数这类属于国事的机密，这一点东方和西方的国家都一样。〔6〕当时极少有人怀疑天上星体的位置会对地上的事物和人产生性格、命运的影响，正像今天很少有人相信这种影响的存在一样。
一般人对西方占星术的理解仅限于十二个太阳星座，即根据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太阳在天空黄道带〔7〕中十二个宫的位置来推说这个人的个性特征，这十二个宫对应十二个星座〔8〕的名字，所以整个人类被划为了十二个星座群体。但作为一个占星学家，他还同时要把月亮、金星、水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这九个星体在黄道带中所处宫的位置考虑进来，然后再进行综合推算，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命盘或出生天宫图natal chart）。在占星学家们看来，这个命盘孕含了一个人终生的性格和大致的命数。由于这十个天体相对地球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在黄道带里总是发生变化，这又构成一个人每天、甚至是每时刻命运的变数，对这些变数的推算和由出生天宫图推算出一个人终生的性格和大的命运，正是占星学家们日常工作的商业内容。
尽管占星术被现在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所排斥，尽管二十世纪各门科学突飞猛进，以及像精神分析学这类心理学的学科已经深入到人的精神和性格的领域里，但占星术依然在这个科技的世纪里首先在欧洲复兴了起来。它上一次在欧洲的复兴开始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前夜，并在十七世纪随着科学理性的崛起又一次走向衰落，这与公元5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而使占星术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在西方几近消失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当时作为唯一知识阶层的僧侣们也只能是偷偷地研究占星术、〔9〕1327年罗马人阿斯科利(Cecco D`Ascoli)因讲授基督故事就是占星术，而被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木桩上。〔10〕1400年后，占星术开始被允许在很多的大学里讲授，生于1503年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1503-1566）是那次占星术复兴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占星预言家。我们知道开普勒是因为他发现了行星运行的规律，但在当时他却是因为进行了准确的占星预言而出名，比如他准确地预言了捷克贵族华伦斯坦（A.E.W.von Wallenstein）的性格和命运。〔11〕伽利略和牛顿也都曾醉心于占星术的研究，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位学者型的占星大师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公元二世纪)。他的《至大论》是西方天文学长达1500年的《圣经》，而他的《四书》不仅长期是西方占星学的《圣经》，甚至在今天仍有占星学家在阅读此书。〔12〕
基督教排斥占星术是因为教权们认为占星术会向人们提供不同于上帝和教堂的另一个真理来源，他们说如果没有撒旦的助力，实在无法想象人类可预知未来，于是占星术被定为异端学说。〔13〕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占星术中的决定论能够破坏基督教灌输给人的对自己命运所拥有的自由意志-坚信上帝和道德的自由意志，否则就不存在人的责任问题了。〔14〕
发端于十七世纪，并在十八、十九世纪达到空前繁荣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促发了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于是从理性上开始排斥占星术。1666年之后，在法国的大学里占星术被禁止讲授;〔15〕由于牛顿机械力学体系可以给予天体一个全新物理学上的解释，以及研究精神现象的心理学的出现，这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占星术，并使占星术在十九世纪接近衰亡了。
然而在二十世纪里，占星术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的复兴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们感到奇怪的事情。近七十年来，占星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美国，1931年出现了第一个占星术专栏，到1975年全美国1500种报纸中的1250种每天都有占星术的专栏；〔16〕1984年6月的一次盖勒普调查中显示，有55%的美国青少年相信占星术是有效的；〔17〕在80年代里，媒体多次披露美国前总统里根常常参考占星家的意见来决定他的出行，也许占星因素已经影响了美国和世界的某些重大的决策。在法国，1993年做的一次调查表明，有58%的法国人认为占星术是一门科学，这些人中尤其是以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为多；〔18〕2001年法国女占星学家伊丽莎白·泰西埃（Elizabeth Teissier）获得了索邦大学授予的社会学博士学位，虽然事先这一授予遭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反对〔19〕。近年来，也许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占星术又重新回到了一些欧美大学的课堂里，〔20〕这与1666年占星术被驱除出法国大学的课堂形成一有趣的对照现象。在东方，占星术热也如此盛行，以至于印度政府在2001年拨专款43万美元用于在大学里的占星术研究；〔21〕占星术虽然没有进入到中国大学的课堂中，但一定是进入到了大学的课间里了，香港、台湾电视节目中大量出现的男女星座配对，被大陆年青人接受、喜爱并流传开来，青年人可以不知道心理学的性格术语，却熟知自己的星座与哪个星座的人最为和谐。今天很多的大陆网站开设了星座专栏，而且占星术这个影响势头仍在继续之中。
在占星术复兴的这种奇特现象的后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占星学家们不仅生活在被很多人既蔑视、又颇感困惑的占星术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与我们同样的科学观念的世界里，因为在占星学家们看来占星术理应是科学的一部分。而在一般人眼中看来，这一现象至少反映了社会对占星术的心理需求和一些人对心理学、天文学在给予人们精神领域里启示的失望，因为他们发现心理学、天文学等研究纲领并没能成功地代替占星术。
1.2 占星术被冠以科学之名及其研究纲领的独特性
学术界里，相信占星术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精神分析学家卡尔·容格（Carl Jung,1875-1961），容格认为一连串事件的巧合发生，不是因果联系的，而是因为同时受控于某种也许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东西，所以一个将要出生的人的精神结构与他出生那一时刻天体中行星的位置是同时出现的，占星术正是揭示了在这种共现性中的对应关系，所以能从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和地点，通过天体中行星的位置预知到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22〕容格上述的共现性（Synchronicity）学说常常被占星家们用作支持占星术是科学的一个理论根据，因为在因果性(Causality)的科学体系里面，找不到在天上星体的位置、运行与地上人的事件、命运、性格之间的那种像天文学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在天文学中，通过观察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可以计算出对地球磁场干扰的大小。量子力学则向我们揭示了在微观世界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非因果性，由此表明我们的世界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机制所控制，当这种机制互为因果时，也就没有因果了，宏观里的生态学正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他们认定的新科学理论对占星术的支持外，占星学家们认为占星术是科学的另二个根据是：占星家的顾客们对占星术感到满意和科学检验的证据支持了占星术。〔23〕前者表明占星术在实践中是有效的，正如中药中的青蒿素因其有效性才在西方广受欢迎并得到主流医学的接受。高奎林对大量人群的天宫图进行的统计分析和心理学家克拉克（Vernon Clark）在占星家与受试者之间进行的盲试实验都是科学证实了占星术学说的有力证据，另外像对月亮和牡蛎这类的科学研究也证实了天体对地上生物活动规律的影响。〔24〕
20世纪对占星术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纪，它不仅得以复活，而且与社会那么迅速地融合了起来，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和科学联系起来。从一个占星术在20世纪的历史年鉴中，〔25〕可以看出占星术与科学之间被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联系着，同时占星家们还把天文学里新发现的行星，比如1931年发现的冥王星以及近些年发现的太阳系外行星引入到对占星术理论的补充和改造上。在占星家们来看，占星术不仅是一门建立在天文学，即数学和精确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它也是一门直觉性很高的艺术，因为在这些计算的基础上，还要根据传统的概念及其它有关知识进行严密的推理，并要加入适量的直觉判断，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他们喜欢这样的比喻：占星学注意的是唱片上录制的音乐，而天文学只是在分析这个唱片的重量、材料和大小而已。〔26〕与此同时媒体和公众对占星术的热烈反应又更加推动了占星术在当今的社会建构。
在这个过程中，占星术在历史上遭到非议的一些难题被占星家们试图解决，比如一对孪生子他们之间的命运、性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的出生时间前后相差大都会在4分钟以上，而相差4分钟，就可能会造成他们出生天宫图非常的不同。〔27〕另外他们推得在一次集体性事故的受害者们，永远不会都是同一星座出生的人。〔28〕
我们看到20世纪的占星术的确向科学发起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把拉卡托斯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套用在占星术和科学的关系上，很容易得出占星术之所以成为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是由于在17到19世纪里现代天文学、心理学的迅速崛起和替代它所致。而占星术在20世纪的复兴则可以看作占星术这一研究纲领独特于曾经替代它的那些科学研究纲领：心理学、天文学和概率统计。因为只有当一个竞争的研究纲领说明了其对手先前的成功时，这才构成拒斥另一个研究纲领的客观理由。〔29〕然而到20世纪人们发现心理学、天文学和概率统计并没能很好地替代占星术，比如，占星术所揭示出的人性格之间和谐与不和谐，心理学没能给予更好的解答；对比占星术中的那些生动的性格描述术语，心理学中的术语则显得过于死板和枯乏；另外，心理学、精神分析学都不能给出对一个人未来事业和命运的预测；天文学虽然能发现新的天体，甚至做出了彗星撞击木星这种准确的预测，但是就人与人、个人与未来之间的微妙关系，它毫无启示。所以占星术与炼金术面对的问题很不一样，后者在结果上看是一门仅涉及到物质上改变的学科，而占星术涉及的更主要是一个精神的领域。由于化学尤其是核物理学的巨大进展，它们不仅能够与炼金术竞争，而且已经成为替代炼金术的真正研究纲领。然而在涉及精神领域里的心理学则没能那么成功，这主要是因为精神现象的复杂性和更强的社会性。另外，适合物质领域里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探索精神领域时，起步较晚并遇到了不同于常规的新问题，比如传统的实证方法能否很好地适合精神现象的研究和分析这类问题。如果占星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与之竞争的研究纲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这个科学教育空前的世纪，占星术会复兴起来，并因为试图成为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而和科学发生了冲突。尤其是现在这个消费为主导的时代，由于人们对自己命运的难以把握和对命运的强烈好奇心，使得占星术这个涉足精神领域的学科有着强烈的诱惑性，即使它没有科学的支持也能够传播开来。
然而仅仅用研究纲领相互之间的竞争、替代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18、19世纪占星术能够被天文学、心理学替代，反而到了20世纪却不能被这些学科所替代，难道18、19世纪里的人们就不会发现这些学科在替代占星术时的那些困难和尴尬吗？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把占星术同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一起来考虑，由17世纪牛顿力学建立起的近代科学体系到了18、19世纪达到了它完美的颠峰状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革命，同时由它建立起的信仰动摇了人们传统的信仰，其结果是造成人们从对科学的日益信赖发展到绝对信赖，以至于科学无所不能。然而这种信赖在20世纪初被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深深地刺痛，这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如此毁灭性的战争被称为现代文明的科学破产，引发了西方国家对科学的悲观浪潮和对传统精神的回归渴望。〔30〕而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占星术突然在西方的国家复兴了起来，显然这种复兴只是人们对以物质为中心的科学的失望和物质科学不能替代精神需求这一社会问题的一种表现而已。
但我们在这里更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占星家们为占星术所做的这一切、以及社会对占星术的接纳是否会意味着占星术是科学家族中的一员呢？事实上，这远不是一个像答案那样简单的问题，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问题在哲学界造成的混乱。
2 占星术与科学划界
2.1 科学家的科学划界标准
二十世纪，占星术渐渐地与科学溶为一体并在社会中广为影响流传。科学界从50、60年代由开始对占星术做出谨慎反应，到后来70年代之后大规模的反对，这期间，发生在占星术和科学界之间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975年186名世界一流科学家（其中有1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一些哲学家在《人文主义者》杂志上发表的一份反对占星术的联合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们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占星术表示了强烈地担心，同时认为科学理论证据没有支持占星术。〔31〕
为什么占星术会和这些科学家们发生如此的冲突呢？首先是科学家们不能接受占星术的理论，认为它与当今的任何正统科学理论不能相容，而与历史上的一些巫术理论更为接近。后来占星学家兼科普作者杰弗里·迪安（Geoffrey Dean）把占星术比喻成历史上颅相学的思想，很能反映出当时这些科学家的这种科学观念。"在19世纪早期，颅相学比今天的占星术还要受到欢迎，象爱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1847一1931）、华莱士（Alred Wallace,1823-1913）都曾是颅相学坚定的信仰者，颅相学也是一种信仰体系，它认为可以根据一个人头颅的形状推算出这个人的智力和道德特征。颅相学之所以能盛行过一些时间，是因为颅相学家和他们的顾客相信它是有效的，然而今天我们都知道颅相学的学说是伪的，很少有人再为它辩护。"〔32〕
占星学界一致反感这份声明，他们指责这些科学家根本不懂占星术，〔33〕尤其是科学家对占星术的这种先验论会把一门潜在的科学扼杀在摇篮中，历史已屡次证明，当实践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真理之路时，人们随后又感到遗憾。〔34〕虽然占星学现在尚未完全系统化、精确化和有明确的学科范围，但至少可以认为它正在形成之中。〔35〕一些占星学家向这些科学家发起挑战，要求进行占星术实验，在他们看来占星术存在的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便是占星术在实践中有效，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对占星术的这种检验。〔36〕占星家的预测是会出现错误，但任何实践科学都会出现预测错误，比如政治经济学、气象学、未来学、医学，甚至在天文物理学这类精确的科学。〔37〕
这份声明在哲学界、甚至科学界也有反对的声音。心理学家艾森克（H.J.Eysenck）指责这186个签名者忽视了实验证据的存在，因为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曾在这个领域里做过研究，他们的这份声明明显带有一种偏见，即使他们的观点可能正确，但他们使用的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常规程序。〔38〕
哲学家萨迦德(Paul R.Thagard)说这些反对并不能成为谴责占星术是伪科学的根据，〔39〕他对支持声明的二篇论文进行了反驳，这二篇论文只是从科学理论和占星术的巫术起源上，论述占星术的伪科学性，这实在是二个很容易被驳倒的论点，因为没有被现有科学理论支持的理论仍然可以成为科学，而当代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是起源于这种类似巫术的知识。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更是谴责这186名科学家的行为是典型不过的科学沙文主义，是又一次科学机构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其他机构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反驳占星术所使用的知识，即便是从科学上看也是落伍的科学知识。〔40〕显然从哲学上看科学家对占星术的划界标准过于常识和朴素了，他们缺乏学理探讨的深度，他们反对占星术的行为更像是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
那么占星术究竟应该归为科学还是非科学之中呢？这在哲学上就涉及到著名的科学划界问题。上个世纪20年代创始的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提出的任务是：把经验事实以严格的逻辑形式排列组合，用分析的方法赋予其意义；而只有可用经验检验的命题才是真命题，有意义的，即"任何一种语句，惟有可被证实者，才有意义"。〔41〕这是把科学的逻辑推崇到人类的一切知识领域之上，同时也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事实表明这个划界问题后来成为了哲学家们一个重要而又颇感困惑的研究方向，并引出了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划界的问题。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库恩(Thomas S.Kuhn,1922-1996)、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萨迦德和费耶阿本德、劳丹(Larry Laudan)这些有着时代代表性的科学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足了这个划界问题。
2.2 波普尔和库恩在占星术问题上为什么是错的？
按照各自的划界标准，波普尔和库恩在讲授科学划界的典型实例时，都一致地把占星术排除在了科学之外，尽管他们的科学划界的判定标准不同。波普尔所代表的科学是理性的证伪主义观点认为，占星家们把他们的解释和预言说的很含糊，以至于任何不利的证据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他们破坏了占星术理论的可检验性，所以导致了占星术不能被证伪。〔42〕而一个理论一旦不能被证伪，它也就不能算作为科学。显然在科学划界这个问题上，波普尔用可证伪性的判定标准代替了逻辑实证主义有无意义的判定标准。
库恩和萨迦德都反对波普尔把可证伪性作为占星术不是科学的这个判定标准。库恩认为占星术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智识上可以被驳倒的状态，而且历史上记录了很多占星术明显失败的预言，所以按照波普尔的这种证伪主义的判定标准，无法把占星术同科学分隔开。〔43〕在一篇题为《占星术为什么是伪科学》的论文里，萨迦德认为波普尔对占星术的分析是错的，因为占星术可以做出很明确的预言，从而可以被证伪，比如米歇尔·高奎林用统计学评估的方法考察了25000个法国人的职业和他们的出生时间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了杰出运动员和他们出生时刻火星位置之间的关系大大超出了随机概率。〔44〕心理学家艾森克（H.J.Eysenck）说，波普尔的证伪判定标准是一个糟糕的科学划界标准，因为占星术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都给出了可证伪的预言。〔45〕
代表科学是非理性的历史主义学派人物库恩认为，之所以天文学是科学而占星术不是科学，是因为占星术没有天文学那样的解疑难的传统，而如果没有疑难来挑战继而又会证明占星家的天才的话，即便星相真的可以控制人的命运，占星术也不能成为科学，它只是一门技艺、一门实用艺术，是同古老医学、现代精神分析学相类似的领域。〔46〕
萨迦德认为库恩的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划界标准也没能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因为占星术面临大量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比如高奎林揭示的职业和星宫之间的关系、岁差问题、〔47〕集体死亡事件，以及推算一些难解的个人天宫图等。
在反驳了波普和库恩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的标准后，萨迦德提出了自己的判定标准，即占星术之所以是伪科学是因为占星术同时满足这样二个划界原则：
当且仅当如下情况，某个声称自己是科学的理论或学科，却是伪科学的：
1.较长时间内，它与其它可供选择理论相比，进步比较慢，并且面临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
2.其追随者们却几乎不努力发展该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意在与其它理论的联系中来评价该理论，在考虑确证和证伪之时，也是有选择性的。〔48〕
根据这个划界原则，萨迦德认为一个理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是科学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伪科学。占星术仅是在19世纪现代物理学产生之时，才变成了伪科学，而在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应被视为科学。〔49〕
然而按照这个原则，一门相比其他的理论进步缓慢的学科，即使它在实践上很有效，也会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中医和占星术都被它们各自的共同体认为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势必会影响到科学的权威性，并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危害。从占星学界对186名科学家和哲学家声明的反应，可以看到科学的威望在占星界受到了伤害；科学对中医的反对，一方面使得西医大面积地取代了中医，但同时也让一些人开始对唯一合理性的科学产生了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医是有效的。
后来，萨迦德放弃了他早先的这一科学-伪科学划界的充要条件，但他重新提出的那几个科学划界特征，像是完全按照占星术的特征做出的，尤其是他自己也承认真科学也具有这些特征，只是它们的程度不同而已。〔50〕
2.3 哲学家在科学划界上的困惑和有益的启发
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历代的哲学家们都试图说清科学划界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但他们都没能完全成功。虽然他们大都把占星术排除在哲学意义上的科学之外，但他们彼此的观点往往相互矛盾。
例如费耶阿本德明确反对这种对科学的划界，并认为划界问题对科学或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因为"如果我们想理解自然，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就必须利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是对它们作狭义的挑选"。〔51〕尤其是从科学史来看，科学到处都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丰富自己，而那些常常被看作科学之必要部分的程序却被打入冷宫。〔52〕
科学划界问题到了另一位哲学家劳丹那里，则成了一个伪问题。在一篇题为《划界问题的消亡》的文章里，劳丹说："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科学信念的内容都具有认识异质性(Heterogeneity)，〔53〕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寻求划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经过详细分析，看来不存在一个认识常量。……划界问题-这个被波普称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问题是虚假的，因为它预设了这常量的存在"。〔54〕至此，渊于逻辑实证主义，被波普尔明确提出，又历经几代哲学家的诠释后，划界问题似乎完成了它的一次生命循环。
虽然这些试图从哲学上解决科学划界问题的努力最终难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但是哲学家们参与对占星术的这些争论还是很有启发的。首先，这些观点让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审视占星术和科学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让我们联想到科学与其他古老学科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比如炼金术、颅相学及一些巫术。也许更为有意义的是，这些观点让我们对科学的本质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实际的科学要比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曾经理解的复杂，它与社会有着互动而复杂的关联。
显然，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和某些哲学家认为它应该怎样发生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事实上对占星术这些哲学上的分析，其影响很少能超出哲学界的圈子。我们看到在占星学家和科学家这二个共同体争论占星术是否为科学的时候，他们很快都把焦点放在了占星术是否"有效"这个问题上。如果有效性在双方看来是占星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一门科学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无论是以科学的理论为依据还是从哲学上的分析，都不能很有说服力地把占星术定为伪科学或非科学。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占星术在20世纪兴起与一些人认定占星术有效不无关系，当一些科学家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对占星术流行的一个核心命题进行检验时，正说明真正的科学可以无视科学理论和哲学分析而只关注和接纳有效性。
3.统计分析和盲试方法
3.1 科学家介入对占星术的一个核心命题的科学检验
尽管对这份186名学者的声明存有许多的疑问，但它却使主流科学界开始关注对占星术进行科学检验这一问题，因为历史上对占星术所进行的500项科学检验中至少有330项是发生在1975年之后的。〔55〕从发表这些检验研究的刊物上来看，占星术主要是与科学中的心理学发生着冲突，因为这些检验论文除了主要是在占星术的刊物上发表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发表在心理学的刊物上。检验的发起者主要为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物理学家，参与实验的对象则为普通人和占星学家，实验的核心问题就是占星术是否有效（work）。一些学者解释他们之所以深入到这些研究里的原因是基于一种科学的理性：即如果让我们接受占星术能提供可靠的知识和准确的诊断，它就必须向我们保证这里没有错误的推理，比如说一个天宫图适合某个人，但有没有其他天宫图更适合他呢？也许顾客会很认同他的天宫图诠释文，但他能从几个文本中挑出自己的那个诠释文吗？也许占星术有预测准确的，但是又有多少是预测错误的，预测的准确率会比随机猜测的高吗？〔56〕
迪安认为，科学家和占星学家之所以会在占星术是否有效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科学家关心的是准确性，而占星学家关心的是他的顾客满意的程度，因为占星术是准的，所以顾客才会感到满意。〔57〕尽管科学家和占星学家看到的可能为不同的东西，但占星学家们认为占星术的有效性可以经受科学方法的检验。那么占星术的有效性在历经50年的科学检验后是否已得到了科学上的验证呢？这是本篇论文如下部分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说法，如果存在二个理论之间的竞争，在这里是占星术和心理学、统计学、天文学之间，战争的结局与某一个所谓的"判决性实验"联系在一起，波普尔认为只有从一个理论导出另一个理论所不能获得的新预言，才表明新理论具有真理内容，而旧理论只有假结论。〔58〕比如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被意外地由1919年的一次日食观测所确证，这次观测可以看作一次判决性实验，因为此后人们开始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牛顿的理论则由此转为了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那么在占星术和与之竞争的物理学、心理学、统计学之间是否会有、或者已经有了这种判决性实验呢？为什么人们近几十年来不断地在做这种相关性的实验呢？研究者们从这些实验中是怎样拒绝占星术为科学的，这种拒绝在哲学上是严谨的吗？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主要为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与占星学家对占星术所进行的500项研究中主要分为二类：一类是对大量人群进行的统计调查分析，一类是找一些受试者和占星家，对他们进行盲试（blind trial）。这二类研究都是对占星术的如下核心论点进行检验：
一个人出生时刻'行星'（所有的行星、太阳、月亮以及被占星家定义的其它星体）在天体黄道带中的位置，可以决定他的基本个性特征、气质和行为上的倾向，以及他一生中可能遭遇到的主要事件和他最可能从事的职业。〔59〕
概率统计分析和有对照组参与的盲试之所以被当作对占星术的检验方法，是因为科学家认为它们可以排除不确定性和心理上的干扰，因为占星术受到主流科学指责的地方正是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占星家可能施于的心理暗示。从历史上看，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进行这种科学性质的研究，有这样几个阶段：〔60〕
在1950年以前，主要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由一些占星学家做的十几个统计汇集，但这些研究不大为人所知，主要是认为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可靠，比如没有对照组。
在50、60年代，这类研究主要以高奎林的为代表，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对占星术第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但总体来说，研究数量不多，也不太受到重视。
对占星术真正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是在进入70年代后出现的，这时就像一条指数曲线在度过了相对平缓期后，进入到了它的最为增长的时期，当时科学界掀起了对各种神秘术的批评，而其中主要是针对占星术的。
3.2 对占星术的统计检验其结论的不明确
在这些检验研究里，支持和反对占星术是有效的二派，都把法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米歇尔·高奎林（Michel Gauquelin,1928-1991）的研究看作是严肃而重要的。高奎林从40年代末就开始他的长达40年的人群统计调查分析，他是对占星术进行统计调查那一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50年代，高奎林考察了2088名体育冠军的出生天宫图（natal chart），发现有435人是在火星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或到达中天这二个区域出生的，这大大高于火星在其他十个区域位置的平均值，这即是著名的"高奎林火星效应"。〔61〕占星学家把一些高奎林的统计检验结果看作是科学证明了占星术的假说：即人在出生时，行星的位置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性格、职业和命运。然而科学家却认为高奎林更多的统计研究是反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另外他所支持的占星术理论也与传统的占星术理论不符，"火星效应"对普通人并不成立。〔62〕高奎林自己则认为他的统计研究虽然不能看作是对正统占星术的一个确证，但仍可以作为对占星术行星理论的一部分支持，因为行星确具有占星术所说的意义。〔63〕
为了检验高奎林火星效应是否可重复，1976年比利时的一个研究协会对另一些冠军运动员做了同样的一个统计分析，虽然结果重复了高奎林的发现，但他们拒绝高奎林的结论，理由是高奎林的出生时间是均匀分布的这一预设是不准确的。〔64〕另一些研究者在美国做了同样的实验后，发现"火星效应"在美国不能重复。但至今高奎林的"火星效应"仍是摆在那些对占星术持怀疑的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障碍，杰弗里·迪安在试图去解释为什么高奎林会得出这个结果时猜测，是那个时代里的父母们为了迎合某种流行的行星说法,而特意修改了他们孩子的出生时间，所以高奎林火星效应是因源于受调查者的父母们，而不是行星们。〔65〕
不过这只能算是迪安的推测而已。实际上高奎林的行星会对人格和职业产生影响这一类发现，不仅在社会上，在学界里的影响和争议也是很大的，至今仍没能对它有公认的解释，这也成了占星家们为占星术进行科学辩护的一个常用实例，继而成为占星术对科学的一个挑战。然而除了高奎林统计中的某些调查以及梅奥（Myyo）等人做的几次支持占星术的统计分析外，〔66〕其他绝大多数对占星术的检验却是负面的结论，这不仅包括对占星术所进行的其他大量统计研究，同时还指那些对占星术所进行的盲试检验。有趣的是这些盲试实验的设计几乎都是在占星家们的参与和认同后完成的。
3.3 卡尔松的双盲实验和该实验的缺陷
心理学家弗农·克拉克（Vernon Clark）是最早对占星术进行盲试的人，他在60年代进行了几次对占星术的盲试，其结论虽支持了占星术的假说，但因他的受试者人数过少，而不被后来的研究者们重视。近二十年，由于计算机可以很快做出一个人的出生天宫图，这使得对占星术的大量盲试实验成为可能。70年代以后，占星家和科学家曾一度都很积极地合作这类盲试实验，双方都希望能通过实验对占星术的有效性有一个定论。在这些近50个盲试中，一个很有影响的实验是由肖恩·卡尔松（Shawn Carlson）在1985年的《自然》杂志上以一篇题为"占星术的一个双盲实验"的论文发表的。在这次实验里，卡尔松使用了概率统计分析和最大程度地运用了双盲技巧，这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或者完全克服掉来自心理或精神上的干扰，比如可能存在于占星学家和受试者之间的心理暗示，从而能为有效性提供最为客观的实验结果，并判定占星术是否有效。
卡尔松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对占星术有效性的判决性实验，其设计的实验结果应该或者支持占星术的假说、或者支持科学的概率统计学假说。但我们能否从卡尔松的实验结果得出和他一样的结论："这项试验清晰地反驳了占星术的假说"呢？这显然是一个对占星术和科学都很关键的问题。下面就是从卡尔松的这篇论文中得出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分析。
为了能够同时满足科学和占星术这二个共同体的严格要求，卡尔松在科学家、统计学家、尤其是在占星学家的帮助和指导下，设计了这个由二部分组成的实验。
第一部分。志愿者们提供信息，由占星家们从这些信息中建立起他们的出生天宫图和诠释文。每一个受试者被要求从一组包括他自己和另外二个从整个组中随意找来的诠释文中，选出他自己的那个出生天宫图的诠释文。如果他们的选择是随机的（科学的假说），那么他们选择自己那一份诠释文的几率就是三分之一；但占星家们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们能够找出他们自己那个诠释文的几率至少是一半。
第二部分。分别给每个参与试验的占星家一个受试者的出生天宫图和一个对他个性特征客观和公认的测定，该测定被称为加利福尼亚人格测试-California Personality Inventory(CPI)。同时又从所有受试者的CPI随机找出另二个其他人的CPI给这些占星家，要求占星学家们从中选出最接近由这个出生天宫图得出的个性的CPI来，并给每个CPI从1-10个等级（10为最高）评估打分，以表示它与这个出生天宫图所描述的个性符合程度。科学的假说认为这些占星学家选出正确CPI的几率是三分之一（随机水准），而占星学家们则相信他们至少能够做出一半的正确选择。〔67〕
双盲实验在这里是指，在第一部分里，占星学家不知道他做出的诠释文是谁的，受试者们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三个诠释文，哪个是自己的，从而做出选择。同时引入了与实验组相比较的对照组，在对照组中每个对应的受试者也被给予三个同样的诠释文，虽然都不是他的，但事先没有受试者知道他被分在了哪个组里。如果占星术的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个诠释文的比率，应高于对照组中对应的那个受试者选出同一个诠释文的比率。但实验结果却相反：
83个实验组中的受试者把正确的诠释文作为第一选择的几率是0.337±0.052，而94个对照组中的受试者选择同一诠释文的几率却是0.447 ±0.049。〔68〕
但这里卡尔松看到了问题，即如果受试者不能对他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准确识别的话，那么无论占星学家对他的天宫图分析得多么准确，他都不能选出这个准确的诠释文来，所以即便上述的实验结论不支持占星术的假说，但也不能构成对占星术假说的一个科学上的威胁。"除非能证实有这种自我识别能力，否则我们就认为受试者对这些从占星术中推出的信息进行选择，是对占星术的一个糟糕的测验。"〔69〕
于是卡尔松又用相应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来检测这些受试者在被心理学认可的CPI测试中，能否对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如果测试结果表明受试者可以对自己的性格有准确识别的能力，那么实验的第一部分结果可以作为不支持占星术假说的科学证据，或者说是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的一次证伪。对CPI的实验结果是：
实验组（56个受试者）把正确的CPI作为自己第一选择的几率是0.446±0.063，而对照组（50个受试者）为0.420±0.066，这二个组没有很多的不同。〔70〕
这里虽然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出正确CPI的几率是0.446，被认为有意义地高于随机率0.333，但是对于在对照组中的受试者来说，他们选出对于他们是一个错误的CPI的几率0.420却也大大高于应该的随机率0.333（按科学假说），这与他们对占星学家的诠释文选择的现象类似：他们选出对于他们是一个错误的诠释文的几率为0.447，大大高于应该的随机率0.333（按科学假说）。
仅从这些数据里，至少不能强有力地得出受试者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识别，所以卡尔松实验的第一部分不能作为反对占星术的一个严谨科学理由。卡尔松自己也承认不能用上述的结果去否认占星术的假说，但他认为受试者们以44.6%几率选出正确的CPI要比他们选出正确天宫图的诠释文33.7%表现得好的多，同时他为受试者为什么不能以更高的几率选出正确的CPI找到四个原因，但这四个原因也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受试者不能很好地选出正确的天宫图诠释文。
在这里，我们看到卡尔松对占星术和CPI使用了二种不同的标准，他只为CPI的表现进行科学上的辩护，当对照组中的受试者选出对于他们是一个错误的天宫图诠释文为44.7%时，卡尔松认为这可解释为统计学上的一个波动；〔71〕而当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出正确的CPI为44.6%时，则被归因为CPI的良好表现。〔72〕如果在这里，卡尔松不能提出对照组中的错误率与实验组中的正确率之间的可能心理学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的话，则卡尔松在对待占星术和CPI的标准上显然不同，从这篇论文中看，卡尔松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卡尔松实验的第二部分也非常依赖CPI，他设计第二部分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对实验的第一部分构成一个互补，即如果受试者不能准确地识别自己的话，那么卡尔松知道他的实验第一部分的结果无论怎样，都对要进行检验的占星术假说没有了意义。于是卡尔松在这里把对受试者的双盲实验转为对占星学家占星能力上的双盲实验。为了做到盲试，事先每个占星学家都不知道他手中那个受试者的出生天宫图对应他手中三个受试者的三个CPI中的哪一个。实验结果是：
28个占星学家们把正确的CPI作为第一选择的几率为0.34±0.044，这与科学0.33的假说相一致。把正确的CPI作为第二选择的几率为0.40±0.044，这也与科学的假说相一致（占星学家们没有给出第二选择的预测结果）。把正确的CPI作第三选择的几率为0.25±0.044，也是与科学的假说一致。〔73〕
如果CPI能够准确做到性格描述的话，并且占星学家们能够很好地识别出这些CPI剖面图的话，这时即使受试者不能准确地识别自己从而使实验的第一部分失去判决性，从上述结果仍可以判定占星学家们不能从一个出生天宫图里看到有意义的信息。从而可以像卡尔松在他的实验结论里所说的那样：
使用双盲方法进行的实验，证明占学家们的预测是错误的。他们预言中的那个受试者出生时刻，行星和其他天体的位置会与这个受试者性格之间的联系是不存在的。这项试验清晰地反驳了占星术的假说，反对由这些有名望的占星学家们所实践的那个出生占星术（natal astrology）。〔74〕
但是从CPI在卡尔松这次实验中的表现来看，按照卡尔松自己的话说，至少正确的CPI没能被受试者们以"比偶然几率更好地选出"，而且错误的CPI被受试者选出的几率42%比应有的随机率33.3%高出许多。心理学家艾森克说，如果对照组中的人都不能很好地识别出对他自己的性格描述（CPI）的话，又怎能指望占星学家们做到这一点呢（即使他们自称能识别出受试者的CPI）？〔75〕所以从对CPI测试来看，卡尔松这二个实验严格说来都没能成为对占星术那个假说的判决性实验。
卡尔松已感到CPI可能会动摇他整个实验结论的严谨性，所以他在前面有一个说明：
CPI是一项自1958年以来被广泛运用的标准人格测试。之所以选择它而不是其他的人格测试，是因为占星学家们认为CPI最接近于可被占星术识别出的那些特征。因此在运用这个测试时，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占星学家的能力，让他们把出生天宫图与CPI进行配对，同时又避免对占星术有利的偏见，以往使用CPI完成的试验带有明显支持占星术的结果。〔76〕
这个说明是卡尔松试图从该双盲实验之外获得对这项实验的逻辑支持，并一同构成对占星术这个假说的一个判决性实验。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卡尔松的实验将依赖于他本人和他此项实验都无法证实的一个心理学的假设前提，即对CPI可靠性和它与占星家沟通的适合性，但正是在这里成为对这项实验的反对。迪安认为CPI 作为性格测试是有疑问的，它的18种人格特质中的一些效用很差，并且不容易被理解，对它们的解读需要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就是说，CPI不是一个很好能和占星术沟通的性格测试。但卡尔松有信服的理由反驳这些，当初正是占星学家们在众多的心理学人格测试里，选择了CPI，而且在实验设计好后，占星学家们对实验的二个部分都表示非常满意，并且自信地预言了50%的最低选中率（实际结果都为随机水准，一个33%，一个34%）。
所以卡尔松的这次双盲实验虽然是对占星术这个假说的一次有条件的证伪，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这个假说不利的、是负面的，让人们坚定了一次占星术无效的信念。然而它依然留给占星学家们一个在科学上生存的空间，尽管这是一个比以前更小的一个空间，即建立在CPI不能用于与占星家沟通的前提下。总之，在占星学界甚至是在研究者中，对卡尔松这项实验的置疑和反对，主要是认为在这次实验中始终没有解决受试者能否识别自己个性和CPI是否可靠这二个至关重要的问题。〔77〕
那么仅从卡尔松这项实验已有的数据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比卡尔松的结论更具有判决性的一个结论呢？
在卡尔松实验的第一部分结果中，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中正确天宫图诠释文的几率为33.7%,这与随机猜测的几率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结果很容易被理解成：由占星学家为受试者所做的诠释文不能描述出受试者的个性，占星术的那个假说是伪的，但这一结论是在受试者能够准确地识别出自己个性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显然有这种可能性，在所有的受试者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准确地识别出自己的个性，而这一部分受试者能够被CPI的44.6%检测到，即包含在正确选出CPI的那些44.6%的受试者中。这时如果我们找出曾正确地选出自己天宫图诠释文那些33.7%的受试者，比较这二个受试者群体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不是属于同一个群体，如果属于，则表明那些识别出自己个性的受试者，也识别出了由占星学家们为他们建立的天宫图诠释文，所以占星术的这个假说应该与CPI在个性描述上同样有效，这将是对占星术假说的一次确证。如果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群体，则说明能够识别出自己个性的那些受试者们，不能识别出由占星学家们为他们建立的天宫图诠释文，这将是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的一次证伪，但却是比卡尔松的证伪结论要逻辑严谨的多的一个证伪。卡尔松可以在开始就把实验设计到能够得出这种深度的结果来，显然从实验组的样本安排看，卡尔松没有这样去设计他的这项实验。
3.4 对占星术不利的另一些盲试实验
为了祢补卡尔松实验的缺欠，泰森（Tyson）在随后的一项同样实验里，使用熟悉受试者的人来选出受试者天宫图的诠释文，这样就避开了在卡尔松实验第一部分里受试者可能不能识别出自己个性这一问题，但实验结果依然没有高于随机的水准。〔78〕
1987年，迪安使用另一个心理学个性测试EPI（Eysenck Personality Inventory）而不是CPI做了一项实验，以比较运用天宫图的占星家是不是比那些不用天宫图的占星家更能选出准确的个性描述文。他选择了240名个性相对极端的受试者，运用EPI来找出个性内向、外向、稳定和不稳定的受试者。然后把他们的出生天宫图给了45个占星学家，让这些占星学家标明出受试者具有哪个极端个性。同时他又让另外45个占星学家不使用天宫图来评估这些受试者，实验结果显示用天宫图来分析的占星家没能比那些仅仅是根据猜测来判定的占星家表现得更好。〔79〕
占星学家反驳这类实验的一个理由是，他们之所以没能在实验中表现的好，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受试者信息太少，他们需要关于受试者更多的个人信息才能更好地做出这些配对，仅仅根据EPI、CPI中的信息量是不够的，同时许多占星家开始怀疑由这些心理学个性测试作为评判的可信度。占星家的这些怀疑不无道理，因为如果像CPI、EPI等这类测试不能向占星学家们传达他们需要和习惯中的个性信息的话，那么用心理学的标准来评判、检验占星术的有效性在逻辑上理应受到疑问。
1990年印第安娜大学的二位心理学家约翰·麦格鲁（John McGrew） 和理查德·麦克福尔（ Richard McFall）试图克服这一障碍，他们提出让占星家们自己来设计针对每个受试者的不同问卷，以代替心理学个性测试的统一问卷，从而最大程度上满足占星家们所需要的受试者个人信息，这样就比较真实地做到了与占星家们在实践操作中同样的情境，但这里一个必须的前提是盲试。罗布·南宁加（Rob Nanninga）在1994年根据这一思想设计并完成了如下的实验：
所有参与实验的占星学家都收到7个匿名受试者的出生数据（时间、地点），同时要求他们根据受试者出生时间分别设计出针对这7个受试者的不同问卷。罗布然后对占星家们在问卷中提出的众多问题，重新整理成一份涵盖所有这些问题的新的问卷，在占星家对这份问卷没有表示异议后，让受试者来填写这份问卷，最后要求占星家们从这7个受试者反馈回来的问卷与这7个受试者的出生天宫图进行配对。为鼓励占星家们参与，罗布向7对都配对正确的占星家奖励2500美元，最后共有44个占星家参与完成了这项带有奖金的实验。结果是，有22个占星家竟没有一对配成正确，其余占星家的最好成绩也仅有3对正确。虽然这些占星家得到完全一样的信息，但他们选出的配对却杂乱无章，看不出他们是在遵循着同一个分析原理。比如说共有49种可能的配对结果，但是没有一种配对是被这44名占星学家超过12次选择的。〔80〕
占星家们对这次随机性结果的解释是，受试者缺乏对他们自身的认识或者提供了一个可能是虚假的问卷回答。但这却不能解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信息，占星家们没能做出大概一致的回答？如果说在这种问卷下，受试者仍不能对自己有一个准确识别的话，那么占星学家们又是怎样知道占星术在实际操作中是有效的呢？仅仅依据他们的顾客对他们的描述感到满意这一点是难以说服人的。所以可以认为罗布的这次盲试实验克服了卡尔松实验中第二部分不严谨的问题，它是一次对占星术进行判定的较好实验。至于为什么在实际中会有很多人对占星家的描述感到满意，迪安在1987年设计的一项实验，试图表示心理暗示在受试者心理的作用。
22个受试者被分别给了一个天宫图的诠释文，并诱使他们相信，这就是他出生天宫图的诠释文。实际上，只有其中11人的诠释文是根据他们的真实出生天宫图做出的，另外11人手中的诠释文是根据与他相反的天宫图做出的。然后让他们每人对手中的诠释文做出三种评价：正确、不肯定、错误。实验结果双方对手中诠释文的评价是一样的；〔81〕这个结果似乎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是基于对占星术的信任而不是占星术一定有效。
3.5 占星家对科学检验方法的反驳
至今为止，由研究者和占星家共同完成的这些对占星术的盲试实验，其绝大多数的结论否认了占星术的有效性，或者可以说是对占星术的那个核心假说的一次次地证伪，而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没能支持占星术。所以当这些科学检验对占星术的大量负面结果出现时，一些曾是占星家的人开始转而对占星术的有效性发生怀疑甚至反对，象迪安、斯密特（Smit）、马瑟（Mather），他们三人一开始都是带有怀疑和想证实占星术有效性从而进入到对占星术的这些盲试实验的，"我们很无奈地发现占星术是用人造的事实和错误来解释一切的，当我们知道这一点时，我们原先的那个美丽的占星术世界便被瓦解了。" 〔82〕但是大多数占星家对这些科学检验结果漠不关心，他们仍坚信占星术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并只强调那些对占星术是正面的科学检验，如高奎林和其他极少数的盲试试验。然而他们对占星术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占星术是一门科学了。
另一些占星家对这些科学检验中所使用的方法提出了指责，这确是一个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因为从科学史看，不能说被目前科学方法拒绝的东西就永远不是科学了，比如光的微粒说曾被19世纪的科学实验判定为错的，但又为20世纪的科学实验所接受。所以当目前的占星术被现有的科学方法拒斥在主流科学之外时，从理论上还不能排除当某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出现时，新的科学方法会接纳占星术。
泰西埃认为这种盲试方法不足以能揭示出占星术的秘密。"为了对出生天宫图中的诸因素进行评价，对话是极为重要的，哪个医生会同意闭着眼睛或以通信的方式进行诊断呢？" 〔83〕英国占星家丹尼斯·埃尔韦尔（Denis Elwell）在2001年以文章的形式与那些对占星术持怀疑的研究者进行辩论 ，他谴责迪安用欺骗的手法去诱导受试者选出本不属于他们天宫图的诠释文，因为一些反对使用人格测试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行为者往往会在不同的暗示下有不同的心理反应。〔84〕对占星家来说他们是靠直觉来做出对一张天宫图的诠释，这种直觉只可用在与受试者相互信任的气氛中，研究者的干扰会让它消失掉。〔85〕所以盲试不应被用于对占星术有效性的检验，在像占星术这样主客体之间有着微妙联系的领域里，心理学现有的方法不再适用。
然而当这些占星家指责这些用于检验占星术的科学方法时，他们实际上就把占星术拒绝在现代科学之外了，因为占星术则可以完全以经验而不是现有的科学证据为基础，占星家的推理和其他人造的所谓事实可能会使一个虚假的占星术显得有效，也就是说占星术不具有了可检验性。而在占星术经受科学方法检验时，科学家们确把占星术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看待，但在这些检验之后，占星术只是作为一门错误的科学没能被主流科学接受而已。
在科学史上，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科学理论是科学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的二个互补性的动力，当科学展开一个新的疆域时，往往是科学检验方法表现出对它的支持，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并不是科学理论上对它的支持，而是那些科学检验的实验。显然占星术这一可能开辟科学新疆域的学科没能通过今天的科学方法的检验。迪安认为今天的这些科学方法要远比占星术中的方法优越，因为它们能发现推理中错误的地方，而占星术就没有这种自我纠错的能力。
但也正是科学的这种自我纠错能力，使得科学具有开放性并保持科学的进步性，不应把现有的科学当作不变的权威对待。所以大陆漂移理论虽然最初遭到反对，但其最终被其他的科学家和研究给予了纠正，科学史就是一部错误和正确的历史，对未来的科学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科学方法本质上的局限性，当用某种科学方法进行实验时，所收集到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预设理论的污染，从而使依据这些证据的实验会出现结论上的问题。比如17世纪的化学家在做物体燃烧实验看到重量变轻时，理所当然会认为是其内的一种叫燃素的东西逃逸掉了；在19世纪，物理学界的许多观察实验都依赖于以太理论和绝对的时空观。而现在卡尔松的实验结论也是依赖心理学的性格测试标准CPI是准确的这一预设。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占星术有一天就会成为科学，也许它永远都会被科学方法拒斥在主流科学之外，至少目前它是这样的。
4 结论：科学与占星术冲突的启示
1999年32名俄罗斯科学家和哲学家又一次以发表声明的形式向社会紧急呼吁反对占星术，〔86〕虽然其内容并没有比1975年186名学者的那份声明更有说服力，但这种现象至少反映了目前在占星术问题上，社会对科学家和哲学家观点的一种淡然态度以及社会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今天当我们审视这场科学与占星术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时，我们可以深刻而清晰地看到，当一门学科或研究纲领试图成为科学中的一个成员时，它所遭遇到的科学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既有来自波普尔的科学理性，又有来自库恩的科学共同体。占星家们试图使占星术成为一门科学，但他们最初所认可的那些可检验条件，却被研究者一步步地推向了哲学上的那个特设性假说，即在科学意义上没有了可检验性；哲学家们试图从科学划界这一哲学角度来澄清占星术是怎样不符合一门科学的，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因为一些科学家把占星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检验而没能得到支持，甚至在哲学界自身里也造成了观点迥异的局面；主流科学家们试图以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信念-已有的科学理论来反对占星术，但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哲学家深刻的批评、以及一些科学家对占星术进行科学检验这一行为的嘲讽；而当这些研究者得出对占星术的一个核心假说为负面的结论时，哲学家又在提醒我们一个理论是不能被实验定论性地证伪的，因为造成错误预见的是复合检验境况的某一部分，而可能不是受检验的理论。〔87〕其实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这种瓦解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由汉森（N.R.Hanson,1924-1967）、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引导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纲领触发了，〔88〕他们认为在逻辑上看实验中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会受到一些预设理论的污染，从而使事实命题是可错的，理论同事实命题之间的冲突不是证伪而是不符。因为理论和事实命题都是可错的，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一个理论，也不能证伪一个理论。〔89〕
目前占星术被坚决地排除在主流科学以外，尽管与传播中的占星术相比是一个微弱的声音，但在涉及占星术是否为科学时，从大众媒体到严肃的学术刊物都援引这些科学检验的结果以告诫人们占星术不是一门科学，现在多数占星家把占星术归为一门艺术而不再是一门科学。我们看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占星术与科学之争中的确产生了作用，虽然按照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科学-伪科学划界标准最初没能将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但通过对理论陈述所引出的可检验性蕴涵的检验，对占星术的这些实验结果却反驳了占星术的那个核心假说，这反映了科学遵循其理性发展的特征。所以在20世纪是科学检验方法让人们相信占星术不是一门科学，这不同于18、19世纪占星术是被持有某些科学理论的科学共同体排除在科学之外。最后我们可以说占星术在18、19世纪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是科学中非理性的一面起了作用，而在20世纪它被阻止在科学之外，则主要是科学中的理性起了作用。
注释
〔1〕广义地说astrology包括天文学和占星术，狭义地说astrology仅是指后者占星术。参见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 :54.
〔2〕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252。
〔3〕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12.htm
〔4〕Rudhyar, Dane.1987."Whence,Why and whither", 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5.
〔5〕Dean and Kelly，2001：197.
〔6〕江晓原，1995：120 ；江晓原，1991：62。
〔7〕黄道带为从地球上看太阳和月亮、金星、水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在天空中，沿着一个宽为17°做圆周运动的环状带天区，太阳绕其运转一周的时间为一年。
〔8〕二千年前，黄道带被按照每30°的宽度均匀地划分为十二个区域，以每个区域里的一个星座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区域，这就产生了黄道十二宫。又以北半球春分点（白天、夜晚一样长）时，太阳在黄道带中的位置，即白羊座为起算点，历经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平、天蝎、人马、魔羯、水瓶、双鱼，又回到白羊座；每个星座的名称是根据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神的名字而来。参见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Z,536。
〔9〕http://w1.1564.telia.com/~u156400111/asmusdoc/history/timeline5.htm
〔10〕江晓原，1995：149。
〔11〕同上：223。
〔12〕同上：99。
〔13〕Jean-Michel Sallmaun,马振骋译，1999：107。
〔14〕戴维·林德伯格著，王珺译，2001：283。
〔15〕http://w1.1564.telia.com/~u156400111/asmusdoc/history/timeline3.htm
〔16〕Paul Kurtz，1975 ：20.
〔17〕Crowe,1990：163.
〔18〕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246。
〔19〕www.oursci.org/magazine/200109/010903.htm
〔20〕伊丽莎白·泰西埃著，1996年，《大预测》，白巨译，北京：作家出版社，368。
〔21〕http://astro.tom.com/Archive/1034/1040/2002/7/25-9969.html
〔22〕参见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Z,61-62.
〔23〕www.noetic.org/Ions/publications/review_archives/43/issue43_30.html
〔24〕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105。
〔25〕 1901年法国占星学家Paul Choisnard 开始寻找占星术科学的一面。
1907年圣经占星术出现。
1922年由O.A.Schmidt 出版了《占星术的精神》（ The Spirit of Astrology），此书
使得占星术在德国爆炸式地发展了起来。
1923年Paul G. Clancy 创刊了著名的杂志《美国占星术》（American Astrology），
同年第一届占星术大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1924年Charles E.O. Carter撰写的心理学占星术百科全书出版。
1928年美国占星术联盟成立，其宗旨是要把占星术从巫术中分离出来。
1936年Dane Rudhyar提出人格占星术（Astrology of Personality）
1938年W.J Tucker的《科学占星术原理》出版。
1947年Nicholas de Vore写了《占星术百科全书》
1948年Donald Bradley 撰写的《股市的预测》由 Llewellyn 出版。
1950年高奎林夫妇（Michel and Francoise Gauquelin） 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分析了
25000个著名人士的天宫图，他们的结果虽然反驳了传统的星座占星术，却支持了个性与行星以及4个角度有着关联。
1951年 Charles E.O.Carter 撰写的《政治占星术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Astrology）出版。
1952年Louis de Wohl's 在他的《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星体》（The Stars of Wars and
Peace）一书中披露了二战期间，希特勒和英国政府都使用了占星术。
1959年 David Williams 的《占星经济学》由 Llewellyn出版。
1966年，由于青年人对当代文化的世界性的反叛，带来了占星术的一个繁荣高潮，
占星术在音乐和人们的交谈中变成了时髦的东西，这复活了对严肃占星术的研究，并由此导致了70年代里占星术从出版物、商店、俱乐部到社交界和团体的一个极为迅猛的发展。
1975年对计算机建立的天宫图的诠释在全美国盛行，占星术的现代化开始了。在心理
学发展的影响下，占星术发生着转变，占星家们开始用"人文占星术"这个新的术语来代替他们传统使用的术语，如"煞星"、"邪恶的"影响、"不吉利的"因素。
1980年代,占星术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计算机化的占星术，出现计算机占星家。
1986年Beta Bishop把占星术运用到心理学的治疗上。
1989年Stephen Arroyo 撰写了《命图诠释手册》。
在90年代，计算机占星术继续加速发展，几乎所有职业的和严肃的占星家都用计
算机来辅助他们的工作。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了5家垄断性的计算机占星术的大公司；很快，占星家在互联网上开始了对个人天宫图进行有偿或免费的分析和描述。到90年代中期，世界上已有数百个占星术组织团体，并且继续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着。
参见http://w1.1564.telia.com/~u156400111/asmusdoc/history/timeline5.htm
〔26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52。
〔27〕同上：142。
〔28〕同上：111。
〔29〕伊·拉卡托斯著，兰征译，1986：95。
〔30〕郭颖颐，1989：113。
〔31〕Bok,Bart J.&Lawrence E.Jerome,Paul Kurtz,1975：4.
〔32〕Crowe，1990：187.
〔33〕The Astrologers Reply， the Humanist 1975：24.
〔34〕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99。
〔35〕同上：30。
〔36〕The Astrologers Reply， the Humanist ，1975：25.
〔37〕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66。
〔38〕 Eysenck ，1984：219.
〔39〕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29.
〔40〕保罗·费耶阿本德著，兰征译，1990：101。
〔41〕转引自赵万里，2002：59。
〔42〕Popper,Karl.1998."Scienc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8.
〔43〕Kuhn,Thomas S.1998."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5.
〔44〕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30.
〔45〕 Eysenck，1984：219.
〔46〕 Kuhn,Thomas S.1998."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7.
〔47〕由于地球自转轴每26000年会绕自身转动一圈，所以从地球上看到天球上的星群每年都会向西移动，历经2000年后的今天，春分时的太阳已不在当初白羊座的位置，而是移到了双鱼座。所以当占星学家把实际上已是在双鱼座的太阳位置仍当作白羊座的位置，而进行推算时，遭到天文学家对占星术机理的置疑。参见Crowe,1990:165.
〔48〕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31.
〔49〕同上：32。
〔50〕同上：73。
〔51〕保罗.费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译，1992：266。
〔52〕同上：265.
〔53〕质和种的多样性；质和种的变化性；无关联的质或种的杂合并存。参见陈健，1997：69。
〔54〕转引自陈健，1997：63。
〔55〕Dean and Kelly，2001：196-197.
〔56〕 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8.htm
〔57〕http://www.free-market.net/forums/main9909b/messages/108421432.html
〔58〕波普尔著，纪树立译，1987：216。
〔59〕Carlson ,Shawn. 1985,"A double-blind test of astrology"，Nature Vol.318： 419.
〔60〕Kelly ,I.W. 1997, "Modern Astrology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1: 1036.
〔61〕Gauquelin, 1987：58.
〔62〕Crowe,Richard.A. 1990, "Astr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Psychological Reports, 67: 180.
〔63〕Gauquelin,Michel. 1987."Neo-astrology:Forty Years of Research",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64.
〔64〕Crowe,Richard.A. 1990, "Astr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Psychological
Reports, 67: 180.
〔65〕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9.htm
〔66〕Kelly,1979：1235.
〔67〕Carlson,1985：419.
〔68〕同上：423。
〔69〕同上：425。
〔70〕同上：424。
〔71〕同上：423。
〔72〕同上：424。
〔73〕同上：424。
〔74〕同上：425。
〔75〕Crowe，1990：178.
〔76〕Carlson,1985：422.
〔77〕www.noetic.org/Ions/publications/review_archives/43/issue43_30.html
〔78〕Crowe，1990:178.
〔79〕Crowe，1990:179.
〔80〕http://home.planet.nl/~skepsis/astrot.html
〔81〕Crowe,1990:179.
〔82〕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2.htm
〔83〕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249。
〔84〕www.astrozero.btinternet.co.uk/Elwell.htm
〔85〕http://home.planet.nl/~skepsis/astrot.html
〔86〕www.quackwatch.com/index.html
〔87〕艾伦·查尔默斯著，邱仁宗译，2002：139。
〔88〕赵万里，2002：88。
〔89伊·拉卡托斯著，兰征译，1986：117。
参考文献
Bok, Bart J.,Lawrence E.Jerome,Paul Kurtz. 1975."Objections to Astrology", the Humanist Vol.35 No.5:4-16.
Carlson,Shawn. 1985."A double-blind test of astrology"，Nature Vol.318：419-425.
Crowe，Richard A. 1990."Astr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Psychological Reports 67:163-191.
Dean, G. and I.W.Kelly. 2001."Does Astrology Work? Astrology and Skepticism
1975-2000." in P.Kurtz Amherst(ed),Skeptical Odyssey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1-207.
Eysenck, H.J. 1984."Stars and Sceptics"，Nature Vol.312:219-220.
Gauquelin,Michel. 1987."Neo-astrology:Forty Years of Research",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55-67.
Kelly, I.W. 1979. "Astrology and Science:A Critical Examina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4：1231-1240.
Kelly, I.W. 1997. "Modern Astrology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1: 1035 -1066.
Kuhn,Thomas S.1998."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1-19.
Kurtz，Paul. 1975 ."Astrology and Gullibility "， the Humanist 11/12:20.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
Martin Curd ,J.A.Cover(eds),1998.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opper,Karl.1998."Scienc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3-10.
Rudhyar, Dane.1987."Whence,Why and whither", 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3-9.
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27-37.
The Astrologers Reply，1975.the Humanist 11/12：Vol.35 No.6:24-26.
艾伦·查尔默斯著，2002年，《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保罗·费耶阿本德著，1990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波普尔著，1987年，《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陈健，1997年，《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北京：东方出版
社。
戴维·林德伯格著， 2001年，《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郭颖颐，1989年，《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Jean-Michel Sallmaun ，1999年，《女巫》，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江晓原，1995年，《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江晓原，1991年，《天学真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伊·拉卡托斯 著， 1986年，《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丽莎白·泰西埃著， 1996年，《大预测》，白巨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赵万里，2002年，《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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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占星术与主流科学的冲突
二十世纪，没有一门学科像占星术（astrology）〔1〕那样在沉寂了二个世纪后，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并被占星家们要求把它纳入到科学之中。300年前，占星术同炼金术都因科学的兴起而衰落，但炼金术继续沉寂着，而占星术却在20世纪末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并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哲学家和科学家对占星术的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社会里相信占星术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对知识有着开放心态的青年人；而在近年，占星术又重新回到了一些大学的课堂中。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和证据相信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态度，因为像发生在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谁将成为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冠军得主、每年全世界发生的众多飞机失事这类事件，虽然每天都有相当的占星家来进行这类的预言，但全世界的占星家们不仅没有事先发出统一的预言，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占星学家能够做出这种预言。即便有个别占星家真做出了准确的预言，比如9.11，但占星家们自己也不看重这些预言，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准确的预言与占星家们在相关媒体上每天做出的大量错误的预言相比完全可以由统计学加以解释。
但是我们也有理由置疑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观点，在这个科学鼎盛、教育空前普及的时代里，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相信这个早已被科学理性判定为迷信、非科学的东西呢？难道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娱乐？相信占星术的人愿意引用爱因斯坦的话以表明这样的大科学家都对占星术留有了敬仰的空间，〔2〕另外相当的占星学家们认为占星术是科学、或者至少是超常的科学，他们不仅试图从科学原理上去解释占星术，比如量子力学，也从哲学思辩和历史上的科学案例来论证占星术的科学性，比如他们把用来检验占星术的科学方法，比喻成这些科学家试图用鲨鱼网来捕捉水中的浮游生物；〔3〕另外从科学史看，魏格纳（Alfred Wegener，1880-1930）的大陆漂移理论、罗巴切夫斯基(Nikolai Ivanovich Lobachevsky,1792-1856)的非欧几何体系都曾被主流科学排除在科学之外。
支持占星学家们这种信念的是：他们坚信占星术在实际操作上是有效的（works），占星术从人类各个文明一开始就存在，〔4〕并能盛行于今天是占星术有效性的明证。与此截然相反，支持科学家和哲学家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信念是：他们坚信占星术在实际操作中是无效的，心理暗示和随机事件的概率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星术会受到欢迎。但哲学家们在把占星术定为伪科学却与科学家们的视角不同，事实上，在占星术这个问题上真正发生直接冲突的是在科学家和占星家之间。当科学家和占星家用科学方法共同对占星术进行实验（test）时，双方的这一行为表明哲学家说了什么对他们并不重要。对哲学家观点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在占星术问题上彼此观点不和，而是科学所具有的一种实证的理性。这种理性可以让任何科学的东西在保持其连贯性和坚韧性的同时，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一个促成进步和变动的力量。尽管从哲学上看，这种开放心态是受到科学共同体限制的。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对占星术的科学检验和科学统计调查有近500项，〔5〕但科学家和占星家对这些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反应很不相同，科学家们认为实验的结果明显反驳了占星术的假设，而一部分占星家们却认为科学研究证明了占星术是有效的，那些对占星术假说的负面实验，是实验设计有问题，或者是因为现有的科学实验方法还达不到能检验占星术的程度。今天，占星家继续着他们的信念和研究，相信占星术的人数仍然在继续增加，媒体上的占星术专栏比比皆是。而同时科学家们却在抱怨这些检验占星术的科学论文被公众媒体所忽视，它们只能在像《心理学报告》（Psychological Reports）这种很学术性的杂志上刊登。
这一事实表明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检验的复杂性，社会被科学影响的复杂性。探讨并给出这种复杂情境下的一个结论，无疑是需要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给予澄清，事实上发生在科学家和占星家之间最为本质的那些争论，都已是属于哲学意义上的争论了。
目前，占星术借着港、澳、台的媒体开始对大陆产生了影响，尤其是青年人对占星术的时尚正在步港、澳、台的后尘，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可能成为一种新迷信的开始，或者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占星术与科学之间在20世纪发生的关系给予一个关注和梳理。但至今为止，国内仍没有对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里这场科学与占星术之间争论的学术研究，很多人并不知道科学对占星术的检验是怎样得出对占星术负面的结论，更谈不上近距离地观察这些由科学家和占星家们共同设计和完成的盲试实验。本篇论文所关注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占星术会在20世纪里复兴？哲学家们是怎样看待占星术和科学之间关系的？那些对占星术假说负面的科学实验是怎样进行的，以及由此引发出占星家和科学研究者之间关于科学方法的争论。
1 占星术在二十世纪的复兴及其科学背景分析
1.1 一种奇特的现象：占星术在二十世纪的复兴
即使是今天笃信西方星座的人，也不大知道在古代，普通百姓是被禁止占星术知识的，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占星术知晓像帝王们未来命数这类属于国事的机密，这一点东方和西方的国家都一样。〔6〕当时极少有人怀疑天上星体的位置会对地上的事物和人产生性格、命运的影响，正像今天很少有人相信这种影响的存在一样。
一般人对西方占星术的理解仅限于十二个太阳星座，即根据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太阳在天空黄道带〔7〕中十二个宫的位置来推说这个人的个性特征，这十二个宫对应十二个星座〔8〕的名字，所以整个人类被划为了十二个星座群体。但作为一个占星学家，他还同时要把月亮、金星、水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这九个星体在黄道带中所处宫的位置考虑进来，然后再进行综合推算，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命盘或出生天宫图natal chart）。在占星学家们看来，这个命盘孕含了一个人终生的性格和大致的命数。由于这十个天体相对地球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在黄道带里总是发生变化，这又构成一个人每天、甚至是每时刻命运的变数，对这些变数的推算和由出生天宫图推算出一个人终生的性格和大的命运，正是占星学家们日常工作的商业内容。
尽管占星术被现在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所排斥，尽管二十世纪各门科学突飞猛进，以及像精神分析学这类心理学的学科已经深入到人的精神和性格的领域里，但占星术依然在这个科技的世纪里首先在欧洲复兴了起来。它上一次在欧洲的复兴开始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前夜，并在十七世纪随着科学理性的崛起又一次走向衰落，这与公元5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而使占星术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在西方几近消失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当时作为唯一知识阶层的僧侣们也只能是偷偷地研究占星术、〔9〕1327年罗马人阿斯科利(Cecco D`Ascoli)因讲授基督故事就是占星术，而被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木桩上。〔10〕1400年后，占星术开始被允许在很多的大学里讲授，生于1503年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1503-1566）是那次占星术复兴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占星预言家。我们知道开普勒是因为他发现了行星运行的规律，但在当时他却是因为进行了准确的占星预言而出名，比如他准确地预言了捷克贵族华伦斯坦（A.E.W.von Wallenstein）的性格和命运。〔11〕伽利略和牛顿也都曾醉心于占星术的研究，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位学者型的占星大师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公元二世纪)。他的《至大论》是西方天文学长达1500年的《圣经》，而他的《四书》不仅长期是西方占星学的《圣经》，甚至在今天仍有占星学家在阅读此书。〔12〕
基督教排斥占星术是因为教权们认为占星术会向人们提供不同于上帝和教堂的另一个真理来源，他们说如果没有撒旦的助力，实在无法想象人类可预知未来，于是占星术被定为异端学说。〔13〕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占星术中的决定论能够破坏基督教灌输给人的对自己命运所拥有的自由意志-坚信上帝和道德的自由意志，否则就不存在人的责任问题了。〔14〕
发端于十七世纪，并在十八、十九世纪达到空前繁荣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促发了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于是从理性上开始排斥占星术。1666年之后，在法国的大学里占星术被禁止讲授;〔15〕由于牛顿机械力学体系可以给予天体一个全新物理学上的解释，以及研究精神现象的心理学的出现，这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占星术，并使占星术在十九世纪接近衰亡了。
然而在二十世纪里，占星术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的复兴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们感到奇怪的事情。近七十年来，占星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美国，1931年出现了第一个占星术专栏，到1975年全美国1500种报纸中的1250种每天都有占星术的专栏；〔16〕1984年6月的一次盖勒普调查中显示，有55%的美国青少年相信占星术是有效的；〔17〕在80年代里，媒体多次披露美国前总统里根常常参考占星家的意见来决定他的出行，也许占星因素已经影响了美国和世界的某些重大的决策。在法国，1993年做的一次调查表明，有58%的法国人认为占星术是一门科学，这些人中尤其是以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为多；〔18〕2001年法国女占星学家伊丽莎白·泰西埃（Elizabeth Teissier）获得了索邦大学授予的社会学博士学位，虽然事先这一授予遭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反对〔19〕。近年来，也许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占星术又重新回到了一些欧美大学的课堂里，〔20〕这与1666年占星术被驱除出法国大学的课堂形成一有趣的对照现象。在东方，占星术热也如此盛行，以至于印度政府在2001年拨专款43万美元用于在大学里的占星术研究；〔21〕占星术虽然没有进入到中国大学的课堂中，但一定是进入到了大学的课间里了，香港、台湾电视节目中大量出现的男女星座配对，被大陆年青人接受、喜爱并流传开来，青年人可以不知道心理学的性格术语，却熟知自己的星座与哪个星座的人最为和谐。今天很多的大陆网站开设了星座专栏，而且占星术这个影响势头仍在继续之中。
在占星术复兴的这种奇特现象的后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占星学家们不仅生活在被很多人既蔑视、又颇感困惑的占星术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与我们同样的科学观念的世界里，因为在占星学家们看来占星术理应是科学的一部分。而在一般人眼中看来，这一现象至少反映了社会对占星术的心理需求和一些人对心理学、天文学在给予人们精神领域里启示的失望，因为他们发现心理学、天文学等研究纲领并没能成功地代替占星术。
1.2 占星术被冠以科学之名及其研究纲领的独特性
学术界里，相信占星术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精神分析学家卡尔·容格（Carl Jung,1875-1961），容格认为一连串事件的巧合发生，不是因果联系的，而是因为同时受控于某种也许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东西，所以一个将要出生的人的精神结构与他出生那一时刻天体中行星的位置是同时出现的，占星术正是揭示了在这种共现性中的对应关系，所以能从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和地点，通过天体中行星的位置预知到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22〕容格上述的共现性（Synchronicity）学说常常被占星家们用作支持占星术是科学的一个理论根据，因为在因果性(Causality)的科学体系里面，找不到在天上星体的位置、运行与地上人的事件、命运、性格之间的那种像天文学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在天文学中，通过观察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可以计算出对地球磁场干扰的大小。量子力学则向我们揭示了在微观世界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非因果性，由此表明我们的世界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机制所控制，当这种机制互为因果时，也就没有因果了，宏观里的生态学正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他们认定的新科学理论对占星术的支持外，占星学家们认为占星术是科学的另二个根据是：占星家的顾客们对占星术感到满意和科学检验的证据支持了占星术。〔23〕前者表明占星术在实践中是有效的，正如中药中的青蒿素因其有效性才在西方广受欢迎并得到主流医学的接受。高奎林对大量人群的天宫图进行的统计分析和心理学家克拉克（Vernon Clark）在占星家与受试者之间进行的盲试实验都是科学证实了占星术学说的有力证据，另外像对月亮和牡蛎这类的科学研究也证实了天体对地上生物活动规律的影响。〔24〕
20世纪对占星术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纪，它不仅得以复活，而且与社会那么迅速地融合了起来，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和科学联系起来。从一个占星术在20世纪的历史年鉴中，〔25〕可以看出占星术与科学之间被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联系着，同时占星家们还把天文学里新发现的行星，比如1931年发现的冥王星以及近些年发现的太阳系外行星引入到对占星术理论的补充和改造上。在占星家们来看，占星术不仅是一门建立在天文学，即数学和精确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它也是一门直觉性很高的艺术，因为在这些计算的基础上，还要根据传统的概念及其它有关知识进行严密的推理，并要加入适量的直觉判断，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他们喜欢这样的比喻：占星学注意的是唱片上录制的音乐，而天文学只是在分析这个唱片的重量、材料和大小而已。〔26〕与此同时媒体和公众对占星术的热烈反应又更加推动了占星术在当今的社会建构。
在这个过程中，占星术在历史上遭到非议的一些难题被占星家们试图解决，比如一对孪生子他们之间的命运、性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的出生时间前后相差大都会在4分钟以上，而相差4分钟，就可能会造成他们出生天宫图非常的不同。〔27〕另外他们推得在一次集体性事故的受害者们，永远不会都是同一星座出生的人。〔28〕
我们看到20世纪的占星术的确向科学发起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把拉卡托斯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套用在占星术和科学的关系上，很容易得出占星术之所以成为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是由于在17到19世纪里现代天文学、心理学的迅速崛起和替代它所致。而占星术在20世纪的复兴则可以看作占星术这一研究纲领独特于曾经替代它的那些科学研究纲领：心理学、天文学和概率统计。因为只有当一个竞争的研究纲领说明了其对手先前的成功时，这才构成拒斥另一个研究纲领的客观理由。〔29〕然而到20世纪人们发现心理学、天文学和概率统计并没能很好地替代占星术，比如，占星术所揭示出的人性格之间和谐与不和谐，心理学没能给予更好的解答；对比占星术中的那些生动的性格描述术语，心理学中的术语则显得过于死板和枯乏；另外，心理学、精神分析学都不能给出对一个人未来事业和命运的预测；天文学虽然能发现新的天体，甚至做出了彗星撞击木星这种准确的预测，但是就人与人、个人与未来之间的微妙关系，它毫无启示。所以占星术与炼金术面对的问题很不一样，后者在结果上看是一门仅涉及到物质上改变的学科，而占星术涉及的更主要是一个精神的领域。由于化学尤其是核物理学的巨大进展，它们不仅能够与炼金术竞争，而且已经成为替代炼金术的真正研究纲领。然而在涉及精神领域里的心理学则没能那么成功，这主要是因为精神现象的复杂性和更强的社会性。另外，适合物质领域里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探索精神领域时，起步较晚并遇到了不同于常规的新问题，比如传统的实证方法能否很好地适合精神现象的研究和分析这类问题。如果占星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与之竞争的研究纲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这个科学教育空前的世纪，占星术会复兴起来，并因为试图成为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而和科学发生了冲突。尤其是现在这个消费为主导的时代，由于人们对自己命运的难以把握和对命运的强烈好奇心，使得占星术这个涉足精神领域的学科有着强烈的诱惑性，即使它没有科学的支持也能够传播开来。
然而仅仅用研究纲领相互之间的竞争、替代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18、19世纪占星术能够被天文学、心理学替代，反而到了20世纪却不能被这些学科所替代，难道18、19世纪里的人们就不会发现这些学科在替代占星术时的那些困难和尴尬吗？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把占星术同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一起来考虑，由17世纪牛顿力学建立起的近代科学体系到了18、19世纪达到了它完美的颠峰状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革命，同时由它建立起的信仰动摇了人们传统的信仰，其结果是造成人们从对科学的日益信赖发展到绝对信赖，以至于科学无所不能。然而这种信赖在20世纪初被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深深地刺痛，这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如此毁灭性的战争被称为现代文明的科学破产，引发了西方国家对科学的悲观浪潮和对传统精神的回归渴望。〔30〕而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占星术突然在西方的国家复兴了起来，显然这种复兴只是人们对以物质为中心的科学的失望和物质科学不能替代精神需求这一社会问题的一种表现而已。
但我们在这里更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占星家们为占星术所做的这一切、以及社会对占星术的接纳是否会意味着占星术是科学家族中的一员呢？事实上，这远不是一个像答案那样简单的问题，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问题在哲学界造成的混乱。
2 占星术与科学划界
2.1 科学家的科学划界标准
二十世纪，占星术渐渐地与科学溶为一体并在社会中广为影响流传。科学界从50、60年代由开始对占星术做出谨慎反应，到后来70年代之后大规模的反对，这期间，发生在占星术和科学界之间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975年186名世界一流科学家（其中有1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一些哲学家在《人文主义者》杂志上发表的一份反对占星术的联合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们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占星术表示了强烈地担心，同时认为科学理论证据没有支持占星术。〔31〕
为什么占星术会和这些科学家们发生如此的冲突呢？首先是科学家们不能接受占星术的理论，认为它与当今的任何正统科学理论不能相容，而与历史上的一些巫术理论更为接近。后来占星学家兼科普作者杰弗里·迪安（Geoffrey Dean）把占星术比喻成历史上颅相学的思想，很能反映出当时这些科学家的这种科学观念。"在19世纪早期，颅相学比今天的占星术还要受到欢迎，象爱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1847一1931）、华莱士（Alred Wallace,1823-1913）都曾是颅相学坚定的信仰者，颅相学也是一种信仰体系，它认为可以根据一个人头颅的形状推算出这个人的智力和道德特征。颅相学之所以能盛行过一些时间，是因为颅相学家和他们的顾客相信它是有效的，然而今天我们都知道颅相学的学说是伪的，很少有人再为它辩护。"〔32〕
占星学界一致反感这份声明，他们指责这些科学家根本不懂占星术，〔33〕尤其是科学家对占星术的这种先验论会把一门潜在的科学扼杀在摇篮中，历史已屡次证明，当实践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真理之路时，人们随后又感到遗憾。〔34〕虽然占星学现在尚未完全系统化、精确化和有明确的学科范围，但至少可以认为它正在形成之中。〔35〕一些占星学家向这些科学家发起挑战，要求进行占星术实验，在他们看来占星术存在的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便是占星术在实践中有效，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对占星术的这种检验。〔36〕占星家的预测是会出现错误，但任何实践科学都会出现预测错误，比如政治经济学、气象学、未来学、医学，甚至在天文物理学这类精确的科学。〔37〕
这份声明在哲学界、甚至科学界也有反对的声音。心理学家艾森克（H.J.Eysenck）指责这186个签名者忽视了实验证据的存在，因为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曾在这个领域里做过研究，他们的这份声明明显带有一种偏见，即使他们的观点可能正确，但他们使用的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常规程序。〔38〕
哲学家萨迦德(Paul R.Thagard)说这些反对并不能成为谴责占星术是伪科学的根据，〔39〕他对支持声明的二篇论文进行了反驳，这二篇论文只是从科学理论和占星术的巫术起源上，论述占星术的伪科学性，这实在是二个很容易被驳倒的论点，因为没有被现有科学理论支持的理论仍然可以成为科学，而当代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是起源于这种类似巫术的知识。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更是谴责这186名科学家的行为是典型不过的科学沙文主义，是又一次科学机构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其他机构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反驳占星术所使用的知识，即便是从科学上看也是落伍的科学知识。〔40〕显然从哲学上看科学家对占星术的划界标准过于常识和朴素了，他们缺乏学理探讨的深度，他们反对占星术的行为更像是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
那么占星术究竟应该归为科学还是非科学之中呢？这在哲学上就涉及到著名的科学划界问题。上个世纪20年代创始的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提出的任务是：把经验事实以严格的逻辑形式排列组合，用分析的方法赋予其意义；而只有可用经验检验的命题才是真命题，有意义的，即"任何一种语句，惟有可被证实者，才有意义"。〔41〕这是把科学的逻辑推崇到人类的一切知识领域之上，同时也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事实表明这个划界问题后来成为了哲学家们一个重要而又颇感困惑的研究方向，并引出了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划界的问题。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库恩(Thomas S.Kuhn,1922-1996)、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萨迦德和费耶阿本德、劳丹(Larry Laudan)这些有着时代代表性的科学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足了这个划界问题。
2.2 波普尔和库恩在占星术问题上为什么是错的？
按照各自的划界标准，波普尔和库恩在讲授科学划界的典型实例时，都一致地把占星术排除在了科学之外，尽管他们的科学划界的判定标准不同。波普尔所代表的科学是理性的证伪主义观点认为，占星家们把他们的解释和预言说的很含糊，以至于任何不利的证据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他们破坏了占星术理论的可检验性，所以导致了占星术不能被证伪。〔42〕而一个理论一旦不能被证伪，它也就不能算作为科学。显然在科学划界这个问题上，波普尔用可证伪性的判定标准代替了逻辑实证主义有无意义的判定标准。
库恩和萨迦德都反对波普尔把可证伪性作为占星术不是科学的这个判定标准。库恩认为占星术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智识上可以被驳倒的状态，而且历史上记录了很多占星术明显失败的预言，所以按照波普尔的这种证伪主义的判定标准，无法把占星术同科学分隔开。〔43〕在一篇题为《占星术为什么是伪科学》的论文里，萨迦德认为波普尔对占星术的分析是错的，因为占星术可以做出很明确的预言，从而可以被证伪，比如米歇尔·高奎林用统计学评估的方法考察了25000个法国人的职业和他们的出生时间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了杰出运动员和他们出生时刻火星位置之间的关系大大超出了随机概率。〔44〕心理学家艾森克（H.J.Eysenck）说，波普尔的证伪判定标准是一个糟糕的科学划界标准，因为占星术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都给出了可证伪的预言。〔45〕
代表科学是非理性的历史主义学派人物库恩认为，之所以天文学是科学而占星术不是科学，是因为占星术没有天文学那样的解疑难的传统，而如果没有疑难来挑战继而又会证明占星家的天才的话，即便星相真的可以控制人的命运，占星术也不能成为科学，它只是一门技艺、一门实用艺术，是同古老医学、现代精神分析学相类似的领域。〔46〕
萨迦德认为库恩的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划界标准也没能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因为占星术面临大量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比如高奎林揭示的职业和星宫之间的关系、岁差问题、〔47〕集体死亡事件，以及推算一些难解的个人天宫图等。
在反驳了波普和库恩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的标准后，萨迦德提出了自己的判定标准，即占星术之所以是伪科学是因为占星术同时满足这样二个划界原则：
当且仅当如下情况，某个声称自己是科学的理论或学科，却是伪科学的：
1.较长时间内，它与其它可供选择理论相比，进步比较慢，并且面临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
2.其追随者们却几乎不努力发展该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意在与其它理论的联系中来评价该理论，在考虑确证和证伪之时，也是有选择性的。〔48〕
根据这个划界原则，萨迦德认为一个理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是科学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伪科学。占星术仅是在19世纪现代物理学产生之时，才变成了伪科学，而在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应被视为科学。〔49〕
然而按照这个原则，一门相比其他的理论进步缓慢的学科，即使它在实践上很有效，也会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中医和占星术都被它们各自的共同体认为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势必会影响到科学的权威性，并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危害。从占星学界对186名科学家和哲学家声明的反应，可以看到科学的威望在占星界受到了伤害；科学对中医的反对，一方面使得西医大面积地取代了中医，但同时也让一些人开始对唯一合理性的科学产生了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医是有效的。
后来，萨迦德放弃了他早先的这一科学-伪科学划界的充要条件，但他重新提出的那几个科学划界特征，像是完全按照占星术的特征做出的，尤其是他自己也承认真科学也具有这些特征，只是它们的程度不同而已。〔50〕
2.3 哲学家在科学划界上的困惑和有益的启发
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历代的哲学家们都试图说清科学划界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但他们都没能完全成功。虽然他们大都把占星术排除在哲学意义上的科学之外，但他们彼此的观点往往相互矛盾。
例如费耶阿本德明确反对这种对科学的划界，并认为划界问题对科学或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因为"如果我们想理解自然，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就必须利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是对它们作狭义的挑选"。〔51〕尤其是从科学史来看，科学到处都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丰富自己，而那些常常被看作科学之必要部分的程序却被打入冷宫。〔52〕
科学划界问题到了另一位哲学家劳丹那里，则成了一个伪问题。在一篇题为《划界问题的消亡》的文章里，劳丹说："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科学信念的内容都具有认识异质性(Heterogeneity)，〔53〕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寻求划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经过详细分析，看来不存在一个认识常量。……划界问题-这个被波普称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问题是虚假的，因为它预设了这常量的存在"。〔54〕至此，渊于逻辑实证主义，被波普尔明确提出，又历经几代哲学家的诠释后，划界问题似乎完成了它的一次生命循环。
虽然这些试图从哲学上解决科学划界问题的努力最终难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但是哲学家们参与对占星术的这些争论还是很有启发的。首先，这些观点让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审视占星术和科学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让我们联想到科学与其他古老学科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比如炼金术、颅相学及一些巫术。也许更为有意义的是，这些观点让我们对科学的本质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实际的科学要比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曾经理解的复杂，它与社会有着互动而复杂的关联。
显然，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和某些哲学家认为它应该怎样发生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事实上对占星术这些哲学上的分析，其影响很少能超出哲学界的圈子。我们看到在占星学家和科学家这二个共同体争论占星术是否为科学的时候，他们很快都把焦点放在了占星术是否"有效"这个问题上。如果有效性在双方看来是占星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一门科学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无论是以科学的理论为依据还是从哲学上的分析，都不能很有说服力地把占星术定为伪科学或非科学。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占星术在20世纪兴起与一些人认定占星术有效不无关系，当一些科学家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对占星术流行的一个核心命题进行检验时，正说明真正的科学可以无视科学理论和哲学分析而只关注和接纳有效性。
3.统计分析和盲试方法
3.1 科学家介入对占星术的一个核心命题的科学检验
尽管对这份186名学者的声明存有许多的疑问，但它却使主流科学界开始关注对占星术进行科学检验这一问题，因为历史上对占星术所进行的500项科学检验中至少有330项是发生在1975年之后的。〔55〕从发表这些检验研究的刊物上来看，占星术主要是与科学中的心理学发生着冲突，因为这些检验论文除了主要是在占星术的刊物上发表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发表在心理学的刊物上。检验的发起者主要为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物理学家，参与实验的对象则为普通人和占星学家，实验的核心问题就是占星术是否有效（work）。一些学者解释他们之所以深入到这些研究里的原因是基于一种科学的理性：即如果让我们接受占星术能提供可靠的知识和准确的诊断，它就必须向我们保证这里没有错误的推理，比如说一个天宫图适合某个人，但有没有其他天宫图更适合他呢？也许顾客会很认同他的天宫图诠释文，但他能从几个文本中挑出自己的那个诠释文吗？也许占星术有预测准确的，但是又有多少是预测错误的，预测的准确率会比随机猜测的高吗？〔56〕
迪安认为，科学家和占星学家之所以会在占星术是否有效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科学家关心的是准确性，而占星学家关心的是他的顾客满意的程度，因为占星术是准的，所以顾客才会感到满意。〔57〕尽管科学家和占星学家看到的可能为不同的东西，但占星学家们认为占星术的有效性可以经受科学方法的检验。那么占星术的有效性在历经50年的科学检验后是否已得到了科学上的验证呢？这是本篇论文如下部分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说法，如果存在二个理论之间的竞争，在这里是占星术和心理学、统计学、天文学之间，战争的结局与某一个所谓的"判决性实验"联系在一起，波普尔认为只有从一个理论导出另一个理论所不能获得的新预言，才表明新理论具有真理内容，而旧理论只有假结论。〔58〕比如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被意外地由1919年的一次日食观测所确证，这次观测可以看作一次判决性实验，因为此后人们开始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牛顿的理论则由此转为了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那么在占星术和与之竞争的物理学、心理学、统计学之间是否会有、或者已经有了这种判决性实验呢？为什么人们近几十年来不断地在做这种相关性的实验呢？研究者们从这些实验中是怎样拒绝占星术为科学的，这种拒绝在哲学上是严谨的吗？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主要为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与占星学家对占星术所进行的500项研究中主要分为二类：一类是对大量人群进行的统计调查分析，一类是找一些受试者和占星家，对他们进行盲试（blind trial）。这二类研究都是对占星术的如下核心论点进行检验：
一个人出生时刻'行星'（所有的行星、太阳、月亮以及被占星家定义的其它星体）在天体黄道带中的位置，可以决定他的基本个性特征、气质和行为上的倾向，以及他一生中可能遭遇到的主要事件和他最可能从事的职业。〔59〕
概率统计分析和有对照组参与的盲试之所以被当作对占星术的检验方法，是因为科学家认为它们可以排除不确定性和心理上的干扰，因为占星术受到主流科学指责的地方正是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占星家可能施于的心理暗示。从历史上看，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进行这种科学性质的研究，有这样几个阶段：〔60〕
在1950年以前，主要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由一些占星学家做的十几个统计汇集，但这些研究不大为人所知，主要是认为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可靠，比如没有对照组。
在50、60年代，这类研究主要以高奎林的为代表，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对占星术第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但总体来说，研究数量不多，也不太受到重视。
对占星术真正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是在进入70年代后出现的，这时就像一条指数曲线在度过了相对平缓期后，进入到了它的最为增长的时期，当时科学界掀起了对各种神秘术的批评，而其中主要是针对占星术的。
3.2 对占星术的统计检验其结论的不明确
在这些检验研究里，支持和反对占星术是有效的二派，都把法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米歇尔·高奎林（Michel Gauquelin,1928-1991）的研究看作是严肃而重要的。高奎林从40年代末就开始他的长达40年的人群统计调查分析，他是对占星术进行统计调查那一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50年代，高奎林考察了2088名体育冠军的出生天宫图（natal chart），发现有435人是在火星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或到达中天这二个区域出生的，这大大高于火星在其他十个区域位置的平均值，这即是著名的"高奎林火星效应"。〔61〕占星学家把一些高奎林的统计检验结果看作是科学证明了占星术的假说：即人在出生时，行星的位置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性格、职业和命运。然而科学家却认为高奎林更多的统计研究是反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另外他所支持的占星术理论也与传统的占星术理论不符，"火星效应"对普通人并不成立。〔62〕高奎林自己则认为他的统计研究虽然不能看作是对正统占星术的一个确证，但仍可以作为对占星术行星理论的一部分支持，因为行星确具有占星术所说的意义。〔63〕
为了检验高奎林火星效应是否可重复，1976年比利时的一个研究协会对另一些冠军运动员做了同样的一个统计分析，虽然结果重复了高奎林的发现，但他们拒绝高奎林的结论，理由是高奎林的出生时间是均匀分布的这一预设是不准确的。〔64〕另一些研究者在美国做了同样的实验后，发现"火星效应"在美国不能重复。但至今高奎林的"火星效应"仍是摆在那些对占星术持怀疑的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障碍，杰弗里·迪安在试图去解释为什么高奎林会得出这个结果时猜测，是那个时代里的父母们为了迎合某种流行的行星说法,而特意修改了他们孩子的出生时间，所以高奎林火星效应是因源于受调查者的父母们，而不是行星们。〔65〕
不过这只能算是迪安的推测而已。实际上高奎林的行星会对人格和职业产生影响这一类发现，不仅在社会上，在学界里的影响和争议也是很大的，至今仍没能对它有公认的解释，这也成了占星家们为占星术进行科学辩护的一个常用实例，继而成为占星术对科学的一个挑战。然而除了高奎林统计中的某些调查以及梅奥（Myyo）等人做的几次支持占星术的统计分析外，〔66〕其他绝大多数对占星术的检验却是负面的结论，这不仅包括对占星术所进行的其他大量统计研究，同时还指那些对占星术所进行的盲试检验。有趣的是这些盲试实验的设计几乎都是在占星家们的参与和认同后完成的。
3.3 卡尔松的双盲实验和该实验的缺陷
心理学家弗农·克拉克（Vernon Clark）是最早对占星术进行盲试的人，他在60年代进行了几次对占星术的盲试，其结论虽支持了占星术的假说，但因他的受试者人数过少，而不被后来的研究者们重视。近二十年，由于计算机可以很快做出一个人的出生天宫图，这使得对占星术的大量盲试实验成为可能。70年代以后，占星家和科学家曾一度都很积极地合作这类盲试实验，双方都希望能通过实验对占星术的有效性有一个定论。在这些近50个盲试中，一个很有影响的实验是由肖恩·卡尔松（Shawn Carlson）在1985年的《自然》杂志上以一篇题为"占星术的一个双盲实验"的论文发表的。在这次实验里，卡尔松使用了概率统计分析和最大程度地运用了双盲技巧，这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或者完全克服掉来自心理或精神上的干扰，比如可能存在于占星学家和受试者之间的心理暗示，从而能为有效性提供最为客观的实验结果，并判定占星术是否有效。
卡尔松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对占星术有效性的判决性实验，其设计的实验结果应该或者支持占星术的假说、或者支持科学的概率统计学假说。但我们能否从卡尔松的实验结果得出和他一样的结论："这项试验清晰地反驳了占星术的假说"呢？这显然是一个对占星术和科学都很关键的问题。下面就是从卡尔松的这篇论文中得出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分析。
为了能够同时满足科学和占星术这二个共同体的严格要求，卡尔松在科学家、统计学家、尤其是在占星学家的帮助和指导下，设计了这个由二部分组成的实验。
第一部分。志愿者们提供信息，由占星家们从这些信息中建立起他们的出生天宫图和诠释文。每一个受试者被要求从一组包括他自己和另外二个从整个组中随意找来的诠释文中，选出他自己的那个出生天宫图的诠释文。如果他们的选择是随机的（科学的假说），那么他们选择自己那一份诠释文的几率就是三分之一；但占星家们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们能够找出他们自己那个诠释文的几率至少是一半。
第二部分。分别给每个参与试验的占星家一个受试者的出生天宫图和一个对他个性特征客观和公认的测定，该测定被称为加利福尼亚人格测试-California Personality Inventory(CPI)。同时又从所有受试者的CPI随机找出另二个其他人的CPI给这些占星家，要求占星学家们从中选出最接近由这个出生天宫图得出的个性的CPI来，并给每个CPI从1-10个等级（10为最高）评估打分，以表示它与这个出生天宫图所描述的个性符合程度。科学的假说认为这些占星学家选出正确CPI的几率是三分之一（随机水准），而占星学家们则相信他们至少能够做出一半的正确选择。〔67〕
双盲实验在这里是指，在第一部分里，占星学家不知道他做出的诠释文是谁的，受试者们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三个诠释文，哪个是自己的，从而做出选择。同时引入了与实验组相比较的对照组，在对照组中每个对应的受试者也被给予三个同样的诠释文，虽然都不是他的，但事先没有受试者知道他被分在了哪个组里。如果占星术的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个诠释文的比率，应高于对照组中对应的那个受试者选出同一个诠释文的比率。但实验结果却相反：
83个实验组中的受试者把正确的诠释文作为第一选择的几率是0.337±0.052，而94个对照组中的受试者选择同一诠释文的几率却是0.447 ±0.049。〔68〕
但这里卡尔松看到了问题，即如果受试者不能对他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准确识别的话，那么无论占星学家对他的天宫图分析得多么准确，他都不能选出这个准确的诠释文来，所以即便上述的实验结论不支持占星术的假说，但也不能构成对占星术假说的一个科学上的威胁。"除非能证实有这种自我识别能力，否则我们就认为受试者对这些从占星术中推出的信息进行选择，是对占星术的一个糟糕的测验。"〔69〕
于是卡尔松又用相应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来检测这些受试者在被心理学认可的CPI测试中，能否对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如果测试结果表明受试者可以对自己的性格有准确识别的能力，那么实验的第一部分结果可以作为不支持占星术假说的科学证据，或者说是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的一次证伪。对CPI的实验结果是：
实验组（56个受试者）把正确的CPI作为自己第一选择的几率是0.446±0.063，而对照组（50个受试者）为0.420±0.066，这二个组没有很多的不同。〔70〕
这里虽然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出正确CPI的几率是0.446，被认为有意义地高于随机率0.333，但是对于在对照组中的受试者来说，他们选出对于他们是一个错误的CPI的几率0.420却也大大高于应该的随机率0.333（按科学假说），这与他们对占星学家的诠释文选择的现象类似：他们选出对于他们是一个错误的诠释文的几率为0.447，大大高于应该的随机率0.333（按科学假说）。
仅从这些数据里，至少不能强有力地得出受试者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识别，所以卡尔松实验的第一部分不能作为反对占星术的一个严谨科学理由。卡尔松自己也承认不能用上述的结果去否认占星术的假说，但他认为受试者们以44.6%几率选出正确的CPI要比他们选出正确天宫图的诠释文33.7%表现得好的多，同时他为受试者为什么不能以更高的几率选出正确的CPI找到四个原因，但这四个原因也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受试者不能很好地选出正确的天宫图诠释文。
在这里，我们看到卡尔松对占星术和CPI使用了二种不同的标准，他只为CPI的表现进行科学上的辩护，当对照组中的受试者选出对于他们是一个错误的天宫图诠释文为44.7%时，卡尔松认为这可解释为统计学上的一个波动；〔71〕而当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出正确的CPI为44.6%时，则被归因为CPI的良好表现。〔72〕如果在这里，卡尔松不能提出对照组中的错误率与实验组中的正确率之间的可能心理学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的话，则卡尔松在对待占星术和CPI的标准上显然不同，从这篇论文中看，卡尔松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卡尔松实验的第二部分也非常依赖CPI，他设计第二部分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对实验的第一部分构成一个互补，即如果受试者不能准确地识别自己的话，那么卡尔松知道他的实验第一部分的结果无论怎样，都对要进行检验的占星术假说没有了意义。于是卡尔松在这里把对受试者的双盲实验转为对占星学家占星能力上的双盲实验。为了做到盲试，事先每个占星学家都不知道他手中那个受试者的出生天宫图对应他手中三个受试者的三个CPI中的哪一个。实验结果是：
28个占星学家们把正确的CPI作为第一选择的几率为0.34±0.044，这与科学0.33的假说相一致。把正确的CPI作为第二选择的几率为0.40±0.044，这也与科学的假说相一致（占星学家们没有给出第二选择的预测结果）。把正确的CPI作第三选择的几率为0.25±0.044，也是与科学的假说一致。〔73〕
如果CPI能够准确做到性格描述的话，并且占星学家们能够很好地识别出这些CPI剖面图的话，这时即使受试者不能准确地识别自己从而使实验的第一部分失去判决性，从上述结果仍可以判定占星学家们不能从一个出生天宫图里看到有意义的信息。从而可以像卡尔松在他的实验结论里所说的那样：
使用双盲方法进行的实验，证明占学家们的预测是错误的。他们预言中的那个受试者出生时刻，行星和其他天体的位置会与这个受试者性格之间的联系是不存在的。这项试验清晰地反驳了占星术的假说，反对由这些有名望的占星学家们所实践的那个出生占星术（natal astrology）。〔74〕
但是从CPI在卡尔松这次实验中的表现来看，按照卡尔松自己的话说，至少正确的CPI没能被受试者们以"比偶然几率更好地选出"，而且错误的CPI被受试者选出的几率42%比应有的随机率33.3%高出许多。心理学家艾森克说，如果对照组中的人都不能很好地识别出对他自己的性格描述（CPI）的话，又怎能指望占星学家们做到这一点呢（即使他们自称能识别出受试者的CPI）？〔75〕所以从对CPI测试来看，卡尔松这二个实验严格说来都没能成为对占星术那个假说的判决性实验。
卡尔松已感到CPI可能会动摇他整个实验结论的严谨性，所以他在前面有一个说明：
CPI是一项自1958年以来被广泛运用的标准人格测试。之所以选择它而不是其他的人格测试，是因为占星学家们认为CPI最接近于可被占星术识别出的那些特征。因此在运用这个测试时，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占星学家的能力，让他们把出生天宫图与CPI进行配对，同时又避免对占星术有利的偏见，以往使用CPI完成的试验带有明显支持占星术的结果。〔76〕
这个说明是卡尔松试图从该双盲实验之外获得对这项实验的逻辑支持，并一同构成对占星术这个假说的一个判决性实验。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卡尔松的实验将依赖于他本人和他此项实验都无法证实的一个心理学的假设前提，即对CPI可靠性和它与占星家沟通的适合性，但正是在这里成为对这项实验的反对。迪安认为CPI 作为性格测试是有疑问的，它的18种人格特质中的一些效用很差，并且不容易被理解，对它们的解读需要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就是说，CPI不是一个很好能和占星术沟通的性格测试。但卡尔松有信服的理由反驳这些，当初正是占星学家们在众多的心理学人格测试里，选择了CPI，而且在实验设计好后，占星学家们对实验的二个部分都表示非常满意，并且自信地预言了50%的最低选中率（实际结果都为随机水准，一个33%，一个34%）。
所以卡尔松的这次双盲实验虽然是对占星术这个假说的一次有条件的证伪，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这个假说不利的、是负面的，让人们坚定了一次占星术无效的信念。然而它依然留给占星学家们一个在科学上生存的空间，尽管这是一个比以前更小的一个空间，即建立在CPI不能用于与占星家沟通的前提下。总之，在占星学界甚至是在研究者中，对卡尔松这项实验的置疑和反对，主要是认为在这次实验中始终没有解决受试者能否识别自己个性和CPI是否可靠这二个至关重要的问题。〔77〕
那么仅从卡尔松这项实验已有的数据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比卡尔松的结论更具有判决性的一个结论呢？
在卡尔松实验的第一部分结果中，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选中正确天宫图诠释文的几率为33.7%,这与随机猜测的几率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结果很容易被理解成：由占星学家为受试者所做的诠释文不能描述出受试者的个性，占星术的那个假说是伪的，但这一结论是在受试者能够准确地识别出自己个性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显然有这种可能性，在所有的受试者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准确地识别出自己的个性，而这一部分受试者能够被CPI的44.6%检测到，即包含在正确选出CPI的那些44.6%的受试者中。这时如果我们找出曾正确地选出自己天宫图诠释文那些33.7%的受试者，比较这二个受试者群体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不是属于同一个群体，如果属于，则表明那些识别出自己个性的受试者，也识别出了由占星学家们为他们建立的天宫图诠释文，所以占星术的这个假说应该与CPI在个性描述上同样有效，这将是对占星术假说的一次确证。如果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群体，则说明能够识别出自己个性的那些受试者们，不能识别出由占星学家们为他们建立的天宫图诠释文，这将是对占星术的这个假说的一次证伪，但却是比卡尔松的证伪结论要逻辑严谨的多的一个证伪。卡尔松可以在开始就把实验设计到能够得出这种深度的结果来，显然从实验组的样本安排看，卡尔松没有这样去设计他的这项实验。
3.4 对占星术不利的另一些盲试实验
为了祢补卡尔松实验的缺欠，泰森（Tyson）在随后的一项同样实验里，使用熟悉受试者的人来选出受试者天宫图的诠释文，这样就避开了在卡尔松实验第一部分里受试者可能不能识别出自己个性这一问题，但实验结果依然没有高于随机的水准。〔78〕
1987年，迪安使用另一个心理学个性测试EPI（Eysenck Personality Inventory）而不是CPI做了一项实验，以比较运用天宫图的占星家是不是比那些不用天宫图的占星家更能选出准确的个性描述文。他选择了240名个性相对极端的受试者，运用EPI来找出个性内向、外向、稳定和不稳定的受试者。然后把他们的出生天宫图给了45个占星学家，让这些占星学家标明出受试者具有哪个极端个性。同时他又让另外45个占星学家不使用天宫图来评估这些受试者，实验结果显示用天宫图来分析的占星家没能比那些仅仅是根据猜测来判定的占星家表现得更好。〔79〕
占星学家反驳这类实验的一个理由是，他们之所以没能在实验中表现的好，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受试者信息太少，他们需要关于受试者更多的个人信息才能更好地做出这些配对，仅仅根据EPI、CPI中的信息量是不够的，同时许多占星家开始怀疑由这些心理学个性测试作为评判的可信度。占星家的这些怀疑不无道理，因为如果像CPI、EPI等这类测试不能向占星学家们传达他们需要和习惯中的个性信息的话，那么用心理学的标准来评判、检验占星术的有效性在逻辑上理应受到疑问。
1990年印第安娜大学的二位心理学家约翰·麦格鲁（John McGrew） 和理查德·麦克福尔（ Richard McFall）试图克服这一障碍，他们提出让占星家们自己来设计针对每个受试者的不同问卷，以代替心理学个性测试的统一问卷，从而最大程度上满足占星家们所需要的受试者个人信息，这样就比较真实地做到了与占星家们在实践操作中同样的情境，但这里一个必须的前提是盲试。罗布·南宁加（Rob Nanninga）在1994年根据这一思想设计并完成了如下的实验：
所有参与实验的占星学家都收到7个匿名受试者的出生数据（时间、地点），同时要求他们根据受试者出生时间分别设计出针对这7个受试者的不同问卷。罗布然后对占星家们在问卷中提出的众多问题，重新整理成一份涵盖所有这些问题的新的问卷，在占星家对这份问卷没有表示异议后，让受试者来填写这份问卷，最后要求占星家们从这7个受试者反馈回来的问卷与这7个受试者的出生天宫图进行配对。为鼓励占星家们参与，罗布向7对都配对正确的占星家奖励2500美元，最后共有44个占星家参与完成了这项带有奖金的实验。结果是，有22个占星家竟没有一对配成正确，其余占星家的最好成绩也仅有3对正确。虽然这些占星家得到完全一样的信息，但他们选出的配对却杂乱无章，看不出他们是在遵循着同一个分析原理。比如说共有49种可能的配对结果，但是没有一种配对是被这44名占星学家超过12次选择的。〔80〕
占星家们对这次随机性结果的解释是，受试者缺乏对他们自身的认识或者提供了一个可能是虚假的问卷回答。但这却不能解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信息，占星家们没能做出大概一致的回答？如果说在这种问卷下，受试者仍不能对自己有一个准确识别的话，那么占星学家们又是怎样知道占星术在实际操作中是有效的呢？仅仅依据他们的顾客对他们的描述感到满意这一点是难以说服人的。所以可以认为罗布的这次盲试实验克服了卡尔松实验中第二部分不严谨的问题，它是一次对占星术进行判定的较好实验。至于为什么在实际中会有很多人对占星家的描述感到满意，迪安在1987年设计的一项实验，试图表示心理暗示在受试者心理的作用。
22个受试者被分别给了一个天宫图的诠释文，并诱使他们相信，这就是他出生天宫图的诠释文。实际上，只有其中11人的诠释文是根据他们的真实出生天宫图做出的，另外11人手中的诠释文是根据与他相反的天宫图做出的。然后让他们每人对手中的诠释文做出三种评价：正确、不肯定、错误。实验结果双方对手中诠释文的评价是一样的；〔81〕这个结果似乎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是基于对占星术的信任而不是占星术一定有效。
3.5 占星家对科学检验方法的反驳
至今为止，由研究者和占星家共同完成的这些对占星术的盲试实验，其绝大多数的结论否认了占星术的有效性，或者可以说是对占星术的那个核心假说的一次次地证伪，而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没能支持占星术。所以当这些科学检验对占星术的大量负面结果出现时，一些曾是占星家的人开始转而对占星术的有效性发生怀疑甚至反对，象迪安、斯密特（Smit）、马瑟（Mather），他们三人一开始都是带有怀疑和想证实占星术有效性从而进入到对占星术的这些盲试实验的，"我们很无奈地发现占星术是用人造的事实和错误来解释一切的，当我们知道这一点时，我们原先的那个美丽的占星术世界便被瓦解了。" 〔82〕但是大多数占星家对这些科学检验结果漠不关心，他们仍坚信占星术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并只强调那些对占星术是正面的科学检验，如高奎林和其他极少数的盲试试验。然而他们对占星术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占星术是一门科学了。
另一些占星家对这些科学检验中所使用的方法提出了指责，这确是一个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因为从科学史看，不能说被目前科学方法拒绝的东西就永远不是科学了，比如光的微粒说曾被19世纪的科学实验判定为错的，但又为20世纪的科学实验所接受。所以当目前的占星术被现有的科学方法拒斥在主流科学之外时，从理论上还不能排除当某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出现时，新的科学方法会接纳占星术。
泰西埃认为这种盲试方法不足以能揭示出占星术的秘密。"为了对出生天宫图中的诸因素进行评价，对话是极为重要的，哪个医生会同意闭着眼睛或以通信的方式进行诊断呢？" 〔83〕英国占星家丹尼斯·埃尔韦尔（Denis Elwell）在2001年以文章的形式与那些对占星术持怀疑的研究者进行辩论 ，他谴责迪安用欺骗的手法去诱导受试者选出本不属于他们天宫图的诠释文，因为一些反对使用人格测试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行为者往往会在不同的暗示下有不同的心理反应。〔84〕对占星家来说他们是靠直觉来做出对一张天宫图的诠释，这种直觉只可用在与受试者相互信任的气氛中，研究者的干扰会让它消失掉。〔85〕所以盲试不应被用于对占星术有效性的检验，在像占星术这样主客体之间有着微妙联系的领域里，心理学现有的方法不再适用。
然而当这些占星家指责这些用于检验占星术的科学方法时，他们实际上就把占星术拒绝在现代科学之外了，因为占星术则可以完全以经验而不是现有的科学证据为基础，占星家的推理和其他人造的所谓事实可能会使一个虚假的占星术显得有效，也就是说占星术不具有了可检验性。而在占星术经受科学方法检验时，科学家们确把占星术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看待，但在这些检验之后，占星术只是作为一门错误的科学没能被主流科学接受而已。
在科学史上，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科学理论是科学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的二个互补性的动力，当科学展开一个新的疆域时，往往是科学检验方法表现出对它的支持，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并不是科学理论上对它的支持，而是那些科学检验的实验。显然占星术这一可能开辟科学新疆域的学科没能通过今天的科学方法的检验。迪安认为今天的这些科学方法要远比占星术中的方法优越，因为它们能发现推理中错误的地方，而占星术就没有这种自我纠错的能力。
但也正是科学的这种自我纠错能力，使得科学具有开放性并保持科学的进步性，不应把现有的科学当作不变的权威对待。所以大陆漂移理论虽然最初遭到反对，但其最终被其他的科学家和研究给予了纠正，科学史就是一部错误和正确的历史，对未来的科学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科学方法本质上的局限性，当用某种科学方法进行实验时，所收集到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预设理论的污染，从而使依据这些证据的实验会出现结论上的问题。比如17世纪的化学家在做物体燃烧实验看到重量变轻时，理所当然会认为是其内的一种叫燃素的东西逃逸掉了；在19世纪，物理学界的许多观察实验都依赖于以太理论和绝对的时空观。而现在卡尔松的实验结论也是依赖心理学的性格测试标准CPI是准确的这一预设。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占星术有一天就会成为科学，也许它永远都会被科学方法拒斥在主流科学之外，至少目前它是这样的。
4 结论：科学与占星术冲突的启示
1999年32名俄罗斯科学家和哲学家又一次以发表声明的形式向社会紧急呼吁反对占星术，〔86〕虽然其内容并没有比1975年186名学者的那份声明更有说服力，但这种现象至少反映了目前在占星术问题上，社会对科学家和哲学家观点的一种淡然态度以及社会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今天当我们审视这场科学与占星术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时，我们可以深刻而清晰地看到，当一门学科或研究纲领试图成为科学中的一个成员时，它所遭遇到的科学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既有来自波普尔的科学理性，又有来自库恩的科学共同体。占星家们试图使占星术成为一门科学，但他们最初所认可的那些可检验条件，却被研究者一步步地推向了哲学上的那个特设性假说，即在科学意义上没有了可检验性；哲学家们试图从科学划界这一哲学角度来澄清占星术是怎样不符合一门科学的，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因为一些科学家把占星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检验而没能得到支持，甚至在哲学界自身里也造成了观点迥异的局面；主流科学家们试图以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信念-已有的科学理论来反对占星术，但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哲学家深刻的批评、以及一些科学家对占星术进行科学检验这一行为的嘲讽；而当这些研究者得出对占星术的一个核心假说为负面的结论时，哲学家又在提醒我们一个理论是不能被实验定论性地证伪的，因为造成错误预见的是复合检验境况的某一部分，而可能不是受检验的理论。〔87〕其实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这种瓦解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由汉森（N.R.Hanson,1924-1967）、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引导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纲领触发了，〔88〕他们认为在逻辑上看实验中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会受到一些预设理论的污染，从而使事实命题是可错的，理论同事实命题之间的冲突不是证伪而是不符。因为理论和事实命题都是可错的，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一个理论，也不能证伪一个理论。〔89〕
目前占星术被坚决地排除在主流科学以外，尽管与传播中的占星术相比是一个微弱的声音，但在涉及占星术是否为科学时，从大众媒体到严肃的学术刊物都援引这些科学检验的结果以告诫人们占星术不是一门科学，现在多数占星家把占星术归为一门艺术而不再是一门科学。我们看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占星术与科学之争中的确产生了作用，虽然按照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科学-伪科学划界标准最初没能将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但通过对理论陈述所引出的可检验性蕴涵的检验，对占星术的这些实验结果却反驳了占星术的那个核心假说，这反映了科学遵循其理性发展的特征。所以在20世纪是科学检验方法让人们相信占星术不是一门科学，这不同于18、19世纪占星术是被持有某些科学理论的科学共同体排除在科学之外。最后我们可以说占星术在18、19世纪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是科学中非理性的一面起了作用，而在20世纪它被阻止在科学之外，则主要是科学中的理性起了作用。
注释
〔1〕广义地说astrology包括天文学和占星术，狭义地说astrology仅是指后者占星术。参见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 :54.
〔2〕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252。
〔3〕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12.htm
〔4〕Rudhyar, Dane.1987."Whence,Why and whither", 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5.
〔5〕Dean and Kelly，2001：197.
〔6〕江晓原，1995：120 ；江晓原，1991：62。
〔7〕黄道带为从地球上看太阳和月亮、金星、水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在天空中，沿着一个宽为17°做圆周运动的环状带天区，太阳绕其运转一周的时间为一年。
〔8〕二千年前，黄道带被按照每30°的宽度均匀地划分为十二个区域，以每个区域里的一个星座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区域，这就产生了黄道十二宫。又以北半球春分点（白天、夜晚一样长）时，太阳在黄道带中的位置，即白羊座为起算点，历经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平、天蝎、人马、魔羯、水瓶、双鱼，又回到白羊座；每个星座的名称是根据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神的名字而来。参见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Z,536。
〔9〕http://w1.1564.telia.com/~u156400111/asmusdoc/history/timeline5.htm
〔10〕江晓原，1995：149。
〔11〕同上：223。
〔12〕同上：99。
〔13〕Jean-Michel Sallmaun,马振骋译，1999：107。
〔14〕戴维·林德伯格著，王珺译，2001：283。
〔15〕http://w1.1564.telia.com/~u156400111/asmusdoc/history/timeline3.htm
〔16〕Paul Kurtz，1975 ：20.
〔17〕Crowe,1990：163.
〔18〕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246。
〔19〕www.oursci.org/magazine/200109/010903.htm
〔20〕伊丽莎白·泰西埃著，1996年，《大预测》，白巨译，北京：作家出版社，368。
〔21〕http://astro.tom.com/Archive/1034/1040/2002/7/25-9969.html
〔22〕参见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Z,61-62.
〔23〕www.noetic.org/Ions/publications/review_archives/43/issue43_30.html
〔24〕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105。
〔25〕 1901年法国占星学家Paul Choisnard 开始寻找占星术科学的一面。
1907年圣经占星术出现。
1922年由O.A.Schmidt 出版了《占星术的精神》（ The Spirit of Astrology），此书
使得占星术在德国爆炸式地发展了起来。
1923年Paul G. Clancy 创刊了著名的杂志《美国占星术》（American Astrology），
同年第一届占星术大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1924年Charles E.O. Carter撰写的心理学占星术百科全书出版。
1928年美国占星术联盟成立，其宗旨是要把占星术从巫术中分离出来。
1936年Dane Rudhyar提出人格占星术（Astrology of Personality）
1938年W.J Tucker的《科学占星术原理》出版。
1947年Nicholas de Vore写了《占星术百科全书》
1948年Donald Bradley 撰写的《股市的预测》由 Llewellyn 出版。
1950年高奎林夫妇（Michel and Francoise Gauquelin） 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分析了
25000个著名人士的天宫图，他们的结果虽然反驳了传统的星座占星术，却支持了个性与行星以及4个角度有着关联。
1951年 Charles E.O.Carter 撰写的《政治占星术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Astrology）出版。
1952年Louis de Wohl's 在他的《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星体》（The Stars of Wars and
Peace）一书中披露了二战期间，希特勒和英国政府都使用了占星术。
1959年 David Williams 的《占星经济学》由 Llewellyn出版。
1966年，由于青年人对当代文化的世界性的反叛，带来了占星术的一个繁荣高潮，
占星术在音乐和人们的交谈中变成了时髦的东西，这复活了对严肃占星术的研究，并由此导致了70年代里占星术从出版物、商店、俱乐部到社交界和团体的一个极为迅猛的发展。
1975年对计算机建立的天宫图的诠释在全美国盛行，占星术的现代化开始了。在心理
学发展的影响下，占星术发生着转变，占星家们开始用"人文占星术"这个新的术语来代替他们传统使用的术语，如"煞星"、"邪恶的"影响、"不吉利的"因素。
1980年代,占星术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计算机化的占星术，出现计算机占星家。
1986年Beta Bishop把占星术运用到心理学的治疗上。
1989年Stephen Arroyo 撰写了《命图诠释手册》。
在90年代，计算机占星术继续加速发展，几乎所有职业的和严肃的占星家都用计
算机来辅助他们的工作。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了5家垄断性的计算机占星术的大公司；很快，占星家在互联网上开始了对个人天宫图进行有偿或免费的分析和描述。到90年代中期，世界上已有数百个占星术组织团体，并且继续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着。
参见http://w1.1564.telia.com/~u156400111/asmusdoc/history/timeline5.htm
〔26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52。
〔27〕同上：142。
〔28〕同上：111。
〔29〕伊·拉卡托斯著，兰征译，1986：95。
〔30〕郭颖颐，1989：113。
〔31〕Bok,Bart J.&Lawrence E.Jerome,Paul Kurtz,1975：4.
〔32〕Crowe，1990：187.
〔33〕The Astrologers Reply， the Humanist 1975：24.
〔34〕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99。
〔35〕同上：30。
〔36〕The Astrologers Reply， the Humanist ，1975：25.
〔37〕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66。
〔38〕 Eysenck ，1984：219.
〔39〕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29.
〔40〕保罗·费耶阿本德著，兰征译，1990：101。
〔41〕转引自赵万里，2002：59。
〔42〕Popper,Karl.1998."Scienc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8.
〔43〕Kuhn,Thomas S.1998."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5.
〔44〕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30.
〔45〕 Eysenck，1984：219.
〔46〕 Kuhn,Thomas S.1998."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7.
〔47〕由于地球自转轴每26000年会绕自身转动一圈，所以从地球上看到天球上的星群每年都会向西移动，历经2000年后的今天，春分时的太阳已不在当初白羊座的位置，而是移到了双鱼座。所以当占星学家把实际上已是在双鱼座的太阳位置仍当作白羊座的位置，而进行推算时，遭到天文学家对占星术机理的置疑。参见Crowe,1990:165.
〔48〕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31.
〔49〕同上：32。
〔50〕同上：73。
〔51〕保罗.费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译，1992：266。
〔52〕同上：265.
〔53〕质和种的多样性；质和种的变化性；无关联的质或种的杂合并存。参见陈健，1997：69。
〔54〕转引自陈健，1997：63。
〔55〕Dean and Kelly，2001：196-197.
〔56〕 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8.htm
〔57〕http://www.free-market.net/forums/main9909b/messages/108421432.html
〔58〕波普尔著，纪树立译，1987：216。
〔59〕Carlson ,Shawn. 1985,"A double-blind test of astrology"，Nature Vol.318： 419.
〔60〕Kelly ,I.W. 1997, "Modern Astrology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1: 1036.
〔61〕Gauquelin, 1987：58.
〔62〕Crowe,Richard.A. 1990, "Astr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Psychological Reports, 67: 180.
〔63〕Gauquelin,Michel. 1987."Neo-astrology:Forty Years of Research",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64.
〔64〕Crowe,Richard.A. 1990, "Astr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Psychological
Reports, 67: 180.
〔65〕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9.htm
〔66〕Kelly,1979：1235.
〔67〕Carlson,1985：419.
〔68〕同上：423。
〔69〕同上：425。
〔70〕同上：424。
〔71〕同上：423。
〔72〕同上：424。
〔73〕同上：424。
〔74〕同上：425。
〔75〕Crowe，1990：178.
〔76〕Carlson,1985：422.
〔77〕www.noetic.org/Ions/publications/review_archives/43/issue43_30.html
〔78〕Crowe，1990:178.
〔79〕Crowe，1990:179.
〔80〕http://home.planet.nl/~skepsis/astrot.html
〔81〕Crowe,1990:179.
〔82〕www.astrology-and-science.com/intv1p2.htm
〔83〕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1996：249。
〔84〕www.astrozero.btinternet.co.uk/Elwell.htm
〔85〕http://home.planet.nl/~skepsis/astrot.html
〔86〕www.quackwatch.com/index.html
〔87〕艾伦·查尔默斯著，邱仁宗译，2002：139。
〔88〕赵万里，2002：88。
〔89伊·拉卡托斯著，兰征译，1986：117。
参考文献
Bok, Bart J.,Lawrence E.Jerome,Paul Kurtz. 1975."Objections to Astrology", the Humanist Vol.35 No.5:4-16.
Carlson,Shawn. 1985."A double-blind test of astrology"，Nature Vol.318：419-425.
Crowe，Richard A. 1990."Astr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Psychological Reports 67:163-191.
Dean, G. and I.W.Kelly. 2001."Does Astrology Work? Astrology and Skepticism
1975-2000." in P.Kurtz Amherst(ed),Skeptical Odyssey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1-207.
Eysenck, H.J. 1984."Stars and Sceptics"，Nature Vol.312:219-220.
Gauquelin,Michel. 1987."Neo-astrology:Forty Years of Research",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55-67.
Kelly, I.W. 1979. "Astrology and Science:A Critical Examina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4：1231-1240.
Kelly, I.W. 1997. "Modern Astrology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1: 1035 -1066.
Kuhn,Thomas S.1998."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1-19.
Kurtz，Paul. 1975 ."Astrology and Gullibility "， the Humanist 11/12:20.
Lewis,James R.1994.The astrology encyclopedia.Detroit MI: Visible Ink Press, a division of Gale Research Inc.
Martin Curd ,J.A.Cover(eds),1998.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opper,Karl.1998."Scienc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3-10.
Rudhyar, Dane.1987."Whence,Why and whither", in A.T. Mann(ed.)，The Future of Astrology. London: Unwin Hyman,3-9.
Thagard,Paul R.1998."Why Astrology Is a Pseudoscience", in Martin Curd ,J.A.Cover(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27-37.
The Astrologers Reply，1975.the Humanist 11/12：Vol.35 No.6:24-26.
艾伦·查尔默斯著，2002年，《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保罗·费耶阿本德著，1990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波普尔著，1987年，《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陈健，1997年，《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北京：东方出版
社。
戴维·林德伯格著， 2001年，《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郭颖颐，1989年，《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Jean-Michel Sallmaun ，1999年，《女巫》，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江晓原，1995年，《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江晓原，1991年，《天学真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伊·拉卡托斯 著， 1986年，《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丽莎白·泰西埃著， 1996年，《大预测》，白巨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赵万里，2002年，《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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