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变身成杀手(上) —— 从《暴风骤雨》的老孙头说起
《暴风骤雨》里的老孙头是个风趣、世故的车老板儿，走到哪里哪里热闹，因为他会讲“段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整天笑眯眯的人，竟然也在地主韩老六的老婆面前斗起狠来。
听说韩老六毒打小猪倌后，元茂屯自卫队闯进韩家大院抓人，但韩老六跑了，只有他的两个老婆和女儿在家。面对人多势众的自卫队，韩老六的小老婆昏倒在地板上，女儿韩爱贞也哭起来，让带队的郭全海等人慌了手脚。“这时候，老孙头来了，看了这情形，骂道：‘你装蒜！还不起来？揍你，揍死你，少一个坏蛋，来，大伙都闪开，棒子抡上了。’”
经这么一吓，小老婆慌忙跪着告饶。老孙头继续审问，大老婆和女儿都替小老婆解释是闹病，但老孙头仍然一边大叫“揍死你”，一边真的抡起了棒子。在小老婆“招供”之后，老孙头得意地哈哈大笑。抓到韩老六后，老孙头又提出“把韩老六家的那些卖大炕的臭娘们，也绑起来，叫妇道去斗她们，分两起斗”。在这时，老孙头完全像换了个人，一点都不好笑。
老孙头突然露出“金刚怒目”的一面让人很不适应，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氛围”，以至于连老孙头这样的老好人都无法免受裹挟。
当自卫队发现韩老六不见了时，农工会主任赵玉林告诉郭全海，“叫她们说，韩老六上哪儿去了？不说只管揍，整出事来我承担”。抓到韩老六，赵玉林火上心头，“用枪托朝他胳膊上就是一下”，然后把五花大绑的韩老六横搭在马背上押了回来。看见抓着韩老六，有人抡起棒子来要打，有人举起扎枪来要扎。面对暴怒的人群，赵玉林这样安抚：“韩老六是元茂屯大伙的仇人，得叫全屯子的人来斗他，咱们要解恨，别人要报仇，咱们要剥他的皮，别人要割他的肉，还是回去开大会的好。”群众这才让开路，但常常有人伸出棒子来，偷偷地揍韩老六几下。另一伙搜寻韩老六的人一见到他，一下拥上去，动手要揍他，一面骂“揍死你这老王八操的”，因为他“让人好找”。
在布置斗争韩老六的会议上，白玉山问“兴打不兴打”，赵玉林反问“韩大棒子没打过你吗”，白玉山辩解“咋没有呢”，赵玉林说“那你不能跟他学学吗”，于是白玉山冲着大伙说，“明儿大伙一人带一根大棒子，用大棒子来审韩大棒子，这叫一报还一报”。斗争会前，妇女小孩唱起新编的歌，“韩老六，韩老六，老百姓要割你的肉”。诉苦一开始，有人就问“今天我要给我妈报仇，揍他可以的不的”？人们呐喊着“可以”“揍死他”，举起手里的大枪和大棒子潮水般地往前涌，自卫队横着扎枪挡也挡不住。无数的棒子举起来，像树林子似的，有的棒子竟落在旁边人的头上和身上。有个老太太打了韩老六一棒子就没力气了，于是扑到韩老六身上，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膊，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当韩老六的新罪状公布后，乱棒子纷纷落下来，“打死他”、“不能留呀”、“杀人偿命呀”，“非把他横拉竖割，不能解恨呀”的喊声响成一片。最后，韩老六终于被枪毙了。
显然，周立波浓墨重彩地展现群众的暴力意在讴歌“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在他的心目中这无疑充满力量甚至美感，但《暴风骤雨》的这一同态复仇逻辑和暴力崇拜意识即便在当时也不无争议。
在1948年5月举行的《暴风骤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打人问题，书里也写到了。最近中央发布的几个指示，都提到了反对乱打乱杀，共产党人不应组织打人。我最近想了想，打死人主要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的表示。作为工作经验来介绍，拿到新地区去，这点也是值得考虑的。”还有人指出，打人写的有些不妥，因为“减低了作品的思想性”（《<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
所谓“减低了作品的思想性”，应该指的是与党的精神不符，不利于指导新区的土改工作（唐小兵曾有专文分析《暴风骤雨》之“暴力的辩证法”，指出“暴力使人体成为物件，成为对象物；暴力革命则使人成为工具，不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彻底地转化成对象物（从革命领袖到阶级敌人），而且每一个参入者的主体意识必须完全取消”，“《暴风骤雨》全书的意义可以说是通过暴力表现出来的仇恨而实现的”，但在当时想必没有这个“高度”）。这应该是周立波始料未及的，因为他在写作时原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的”，甚至为此舍弃表现土改中发生的偏向。吊诡的是，他恰恰在无意中暴露了土改中的偏向之一——乱打乱斗。(/游有方)
（本文原题《贫雇农的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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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韩老六毒打小猪倌后，元茂屯自卫队闯进韩家大院抓人，但韩老六跑了，只有他的两个老婆和女儿在家。面对人多势众的自卫队，韩老六的小老婆昏倒在地板上，女儿韩爱贞也哭起来，让带队的郭全海等人慌了手脚。“这时候，老孙头来了，看了这情形，骂道：‘你装蒜！还不起来？揍你，揍死你，少一个坏蛋，来，大伙都闪开，棒子抡上了。’”
经这么一吓，小老婆慌忙跪着告饶。老孙头继续审问，大老婆和女儿都替小老婆解释是闹病，但老孙头仍然一边大叫“揍死你”，一边真的抡起了棒子。在小老婆“招供”之后，老孙头得意地哈哈大笑。抓到韩老六后，老孙头又提出“把韩老六家的那些卖大炕的臭娘们，也绑起来，叫妇道去斗她们，分两起斗”。在这时，老孙头完全像换了个人，一点都不好笑。
老孙头突然露出“金刚怒目”的一面让人很不适应，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氛围”，以至于连老孙头这样的老好人都无法免受裹挟。
当自卫队发现韩老六不见了时，农工会主任赵玉林告诉郭全海，“叫她们说，韩老六上哪儿去了？不说只管揍，整出事来我承担”。抓到韩老六，赵玉林火上心头，“用枪托朝他胳膊上就是一下”，然后把五花大绑的韩老六横搭在马背上押了回来。看见抓着韩老六，有人抡起棒子来要打，有人举起扎枪来要扎。面对暴怒的人群，赵玉林这样安抚：“韩老六是元茂屯大伙的仇人，得叫全屯子的人来斗他，咱们要解恨，别人要报仇，咱们要剥他的皮，别人要割他的肉，还是回去开大会的好。”群众这才让开路，但常常有人伸出棒子来，偷偷地揍韩老六几下。另一伙搜寻韩老六的人一见到他，一下拥上去，动手要揍他，一面骂“揍死你这老王八操的”，因为他“让人好找”。
在布置斗争韩老六的会议上，白玉山问“兴打不兴打”，赵玉林反问“韩大棒子没打过你吗”，白玉山辩解“咋没有呢”，赵玉林说“那你不能跟他学学吗”，于是白玉山冲着大伙说，“明儿大伙一人带一根大棒子，用大棒子来审韩大棒子，这叫一报还一报”。斗争会前，妇女小孩唱起新编的歌，“韩老六，韩老六，老百姓要割你的肉”。诉苦一开始，有人就问“今天我要给我妈报仇，揍他可以的不的”？人们呐喊着“可以”“揍死他”，举起手里的大枪和大棒子潮水般地往前涌，自卫队横着扎枪挡也挡不住。无数的棒子举起来，像树林子似的，有的棒子竟落在旁边人的头上和身上。有个老太太打了韩老六一棒子就没力气了，于是扑到韩老六身上，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膊，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当韩老六的新罪状公布后，乱棒子纷纷落下来，“打死他”、“不能留呀”、“杀人偿命呀”，“非把他横拉竖割，不能解恨呀”的喊声响成一片。最后，韩老六终于被枪毙了。
显然，周立波浓墨重彩地展现群众的暴力意在讴歌“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在他的心目中这无疑充满力量甚至美感，但《暴风骤雨》的这一同态复仇逻辑和暴力崇拜意识即便在当时也不无争议。
在1948年5月举行的《暴风骤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打人问题，书里也写到了。最近中央发布的几个指示，都提到了反对乱打乱杀，共产党人不应组织打人。我最近想了想，打死人主要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的表示。作为工作经验来介绍，拿到新地区去，这点也是值得考虑的。”还有人指出，打人写的有些不妥，因为“减低了作品的思想性”（《<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
所谓“减低了作品的思想性”，应该指的是与党的精神不符，不利于指导新区的土改工作（唐小兵曾有专文分析《暴风骤雨》之“暴力的辩证法”，指出“暴力使人体成为物件，成为对象物；暴力革命则使人成为工具，不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彻底地转化成对象物（从革命领袖到阶级敌人），而且每一个参入者的主体意识必须完全取消”，“《暴风骤雨》全书的意义可以说是通过暴力表现出来的仇恨而实现的”，但在当时想必没有这个“高度”）。这应该是周立波始料未及的，因为他在写作时原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的”，甚至为此舍弃表现土改中发生的偏向。吊诡的是，他恰恰在无意中暴露了土改中的偏向之一——乱打乱斗。(/游有方)
（本文原题《贫雇农的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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