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京师文化一瞥 —— 科举、妓女、坊里与传奇小说生成之关系
唐代京师文化一瞥
—— 科举、妓女、坊里与传奇小说生成之关系
湖北师范学院 石麟
《长安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
唐代科举大行，娼妓大盛，兼之以“坊里”为主的城市格局，这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营造了当时长安的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而唐人传奇小说，则是这种都市文化极富代表性的载体。
一
隋唐时科举制的实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较之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而言，科举制显得更为合理、进步。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官员选拔权的垄断，扩大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同时，又使得中小地主阶层乃至一般读书人都有入仕的机会。对于封建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寒族知识分子而言，科举制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机遇。
隋代创行开科取士，可以称之为科举制的雏形。隋文帝开皇十八年 (598 年 ) ，“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册府元龟》卷 645 ）隋炀帝大业三年（ 607 年），以“孝悌有闻”等十科举人。大业五年（ 609 年），又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等四科举人。这些，虽都是偶一为之，并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却与“科举”在名称上有了干系。然有关史料中记载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 刘肃《大唐新语》），以“试策”取士（《旧唐书》卷 119 ），却标志着分科举人的科举制的诞生。
唐代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就文化考试而言，其科目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大类。
所谓“常科”，即“常贡之科”，即每年分科举行的考试。其考生来源有二：一是“生徒”，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馆中的学生。一是“乡贡”，亦即那些不在学馆中读书而学业有成者。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明法（法律科）、明字（文字科）、明算（算学科）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一史（考《史记》）、三史（考《史记》《汉书》《后汉书》）、开元礼（开元时代的礼仪）、道举（玄学科）、童子（十岁以下通一经者）等科并不经常举行，秀才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并曾一度停止。故而，唐代常科中受到重视并经常举行的是明经、进士两科。
最初，“明经”“进士”两科都只是试策，考试内容是经义或时务。后几经变化，至天宝年间规定：明经科先试帖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土科先试帖经，次试诗赋，最后试策。所谓“帖经”，就是掩住所习经书某一页的两端，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贴住行中的三个字，要考生读出被帖的字，其实就是一种考背诵的口头“填空题”。所谓“经义”，就是要考生将经书中的某段经文和注疏全都读出来，后因为口试不便事后复查，改为笔试，故又称“墨义”，大致相当于“默写题”。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内容后来虽然还有些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则是进士科重诗赋，明经科重帖经、墨义。相比较而言，进士科比明经科考试难度更大。因为帖经、墨义主要考背诵，读死书就行了，而诗赋则需要相当的文学才华，不是靠死记硬背能解决问题的。又由于每年录取的名额，明经科是进士科的几倍乃至上十倍。因此，唐代士子最重进士科。当时流行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话，意谓 30 岁中明经已算年老， 50 岁中进士却年轻得很。
所谓“制科”，是指由皇帝特别下诏考试的科目。考试的日期、内容均临时决定，得第得官之人、已登常料之人乃至庶民百姓均可参加考试。这是朝廷专门网罗非常人才的一种手段，故而考试名目繁多，视需要而定，并由皇帝亲自主持。考取者，可得到较高的官职。尽管如此，制科在人们心目中仍被视作“非正途”，其地位不如常科中的进士科。例如当时有张瓌兄弟 8 人， 7 人出身进士，一人由制科出身，集会时，大家不要制科出身者坐在一起，称之为“杂色”。
常科登科后，还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并不马上授予官职，还须参加被称之为“省试”或“释褐试”的吏部考试，合格者才能授官。如“省试”不合格，便只好先到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军政长官那儿去充当幕僚，经过推引以后，才由中央政府授予正式官职。但常科中的进士及第者虽未正式为官，却已非常荣耀。当时人称之为“登龙门”，发榜之后，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因而，进士科也就逐渐发展成为科举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目。而使京城人士、尤其是女性刮目相看者，也正是那些新科进士。
科举制与察举制有着千差万别，对此，前人多有议论。但二者之间有一点对京师文化和文学影响至大的区别，却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企图或即将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是否要在同一时间聚集京师？一般说来，察举制是不需要的，因为被举荐的“准官员”是可以陆续进京甚至不进京的。科举制则不然，所有参加考试的举子必须在同一时间段齐聚京师，参加常科的考试。即便考上“常科”以后，还要参加“省试”或“释褐试”以决定能否尽快做官。这还只是就考试合格的登科者而言，至于那些数量更大的未能考上的生徒（或称举子）们因路途遥远而无力回家或无脸回家，又势必滞留京师以求来年新的一搏。这样，成千上万的文人就势必长时间聚集京师了。不难想象，这样一支京师外来人口的寄生军团该具有何等的声势，那一定是浩浩荡荡的一群。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都是血肉之躯，他们不光要读书，他们还需要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况且，他们也不大可能将妻子带入京师“陪读”，或者根本就未曾娶妻。那么，他们的男女之情欲向何处宣泄呢？最有可能的方式只有两个——猎艳和嫖妓。换个角度看问题，那些考上的举子，尤其是通过“进士科”而“登龙门”者，他们那荣耀的“出身”，那徜徉于曲江池畔、雁塔之下的身影，又会勾起多少红粉佳人的青睐呀 ! 艳遇从这里生成，爱欲从这里萌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有力地推动了京城的娼妓业和半娼妓业的高度发达。同时，文人的云集京师也不断地提高了妓女的文化档次和某些妇女的开放程度，因为那首先是满足文人自身需要的。这些文人与妓女的交往，除了纯粹的“人”的肉欲需求之外，还要讲一点趣味、境界，而构成这些趣味或境界的无非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射覆藏钩一类的“切磋”。而将上述这些文人与“尤物”（包括妓女和非妓女）的高层次文化素养的交往记载下来，并进行艺术加工，唐人传奇中那许许多多爱情题材的作品不就应运而生了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科举制的盛行只是决定了那些爱情故事的男主角云集京师，而要使这爱情之歌曲唱得更为动听，我们还必须来观照“二重唱”的另一半——那些美丽的女人，尤其是其中高素质的妓女。
二
中国的妓女有三大来源。其一，为宫廷娱乐服务的“倡优”；其二，达官贵人家乐中的“声妓”；其三，供一般人消遣的“女闾”。
“倡优”与“女乐”基本是一回事，出现最早，据《管子》《盐铁论》《列女传》等文献资料记载，在夏桀的时候就有“倡优”或“女乐”了。“倡优”是“优”的一种，先秦时的“倡优”是指以歌唱为主的“优”，而奏乐的则叫“伶优”，他们与那种靠诙谐语言和动作表演为主的“俳优”是有区别的。“倡优”或“女乐”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宫妓”。
“声妓”其实也就是达官贵人家中的“侍姬”，她们的出现应该与“倡优”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就是低一档次的“宫妓”——“家妓”。家妓自汉代以后非常发达，《汉书》和某些私家撰述中对此多有记载。
“女闾”，本是指官营卖淫业的场所，亦可代指在这种场所卖淫的妓女。这种形式至迟产生于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时代，《战国策》《韩非子》等书中对此均有记载。到汉代，又出现了专门为军人服务的“营妓”——军营中的妓女。同样是汉代，私营的卖淫业也开始形成，其中的妓女被称为“私妓”。
唐代的妓女从最大层面上可分为“宫妓”和“官妓”两大类，若再细分，则有直接为地方官府控制并为之服务的地方官妓和虽然也入籍但却主要为市井各色人物服务的“市妓”。其中，与一般文人交往最多的则是“市妓”。
唐代长安城中那些科举制的“成品”（进士之类）或“原料”（举子之属），总之是那些得意或不得意的文人，他们与妓女之间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态势。
一方面是文人对妓女的选择。在这一方面，这些“文化人”自有其标准，他们并非只注重妓女的容貌，而是更看好妓女的“趣味”，即今之所谓文化品位。且看当时记录妓女生活的专著孙棨《北里志》中的一些描述：“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郑举举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执掌酒令者），而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杨妙儿者，居前曲。……长妓曰莱儿，字蓬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王苏苏，在南曲中，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张住住者，……少而敏慧，能解音律。”
由上可见，唐代京师士人所喜爱的妓女首要条件是“谈吐”务必风雅、诙谐，其次是解音律善歌曲，再次是有诗词之作可观，至少也要精于饮馔烹饪，至于容貌、年龄，则摆到了次之又次的地位。
那么，妓女们又看重文人们哪些方面呢？先看有关资料：“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京中诸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资，则倍于常数。”（《北里志序》）“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小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蒋防《霍小玉传》）
由上又可知，妓女之所以看重文人者，一是地位——为官者，尤其是新进之士；二是钱财——比平常多一倍的“赠资”；三是才华，尤其是能令妓女“终日吟想”之诗才；四是相貌，“才子岂能无貌？”
既然双方都有所求或有所取，热烈的结合便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一种燎原之势。翻开《北里志》，这种记载可谓比比皆是：“郑举举者，居曲中。……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进士天水光远，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俞洛真，有风貌。……进士李文远，……一见，不胜爱慕。”“王苏苏，在南曲中。……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刘覃登第，年十六七，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时同年郑宾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颇喜绛真。”
这样一群进士，其间还有状元，就是如此地热衷于嫖妓。有的甚至未成年（年仅十六七），就在年长的“同年”（同科进士）的诱导下走向北里平康。这样一些风流倜傥的文人，这样一些蕴藉诙谐的妓女，他们的结合，该导致多少风流蕴藉的故事，而将这些故事以极富文采之笔记录下来，甚或进行刻意的描摹，便是那精美无比的唐人传奇中的爱情之作。
三
现存唐人传奇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有许多是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亦即登第或未曾登第的读书人。仅就名篇而论，如：“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柳毅传》）“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霍小玉传》）“（荥阳生）应乡赋秀才举。”（《李娃传》）“近代有士人应京之举，途次关西。”（《广异记·华岳神女》）“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宣室志·谢翱》）“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异闻集·樱桃青衣》）“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异闻集·韦安道》）“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原化记·崔慎思》）“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笃游都城南，得居人庄。”（《本事诗·崔护》）“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北梦琐言·李茵》）就在他们进京赶考的前前后后，一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便在他们身边悄然发生了。
唐人传奇中女主人公身为妓女者也不少。如：“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霍小玉传》）“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李娃传》）“杨娼者，长安里中之殊色也。”（《杨娼传》）“时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酉阳杂俎·周皓》）“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釭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依。”（《传奇·昆仑奴》）以上这些女子，除了《昆仑奴》中的红绡女乃达官贵人之“家妓”而外，其他都是所谓“市妓”。
即便男主人公不是举子或进士，也多半是由进士而为官者；即便女主人公不是妓女，也多半是颇为多情乃至妖冶放荡的市井女人，或者是仙女或妖精幻化的市井女子。那么，这些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多半发生在哪里呢？曰：京城之坊里也。请看：“（郑六）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任氏传》）“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柳氏传》）“故霍王小女，字小玉。……住在胜业坊古寺曲。”（《霍小玉传》）“（荥阳生）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李娃传》）“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华岳神女）宅在怀远里。”（《广异记·华岳神女》）“唐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傥能从居乎？”（《集异记·贾人妻》）“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干 子·华州参军》）“谢翱……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倾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宣室志·谢翱》）“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异闻集·樱桃青衣》）正是在这些“ 坊”“里”“曲”中，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被演绎得如火如荼。
那么，何以谓之“坊”“里”“曲”呢？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粗粗了解一下唐代都城长安的城市结构。
唐代长安城的建筑群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皇族居住的宫城，二是百官办公的皇城，三是百官和市民居住的外郭城。外郭城呈围棋棋盘状，由纵横交错的线条将全城划分成若干长方形的块块。这些“线条”就是大街，全城南北向者十一条，东西向者十四条。那些“块块”就是坊里，全城共有一百零八个。所有的坊里并非一样大，小的长宽均五百多米，大的宽度五六百米而长达一千多米。坊的周边均有三米高的夯土墙，将坊与大街隔开。大坊有东西南北四个坊门，并由此造成纵横的十字街，将坊内分成四块。小坊则只有东西两个坊门，并由此造成一条横街，将坊内分成两半。在由坊内街道划分的每一小块中间又有一些纵横交错的巷子，谓之“曲”，“曲”的两边才是住户人家的大小院子。外郭城中还有“东市”“西市”，各占约两个坊大小的面积。唐代实行“坊市分离制”，坊是居住区，市是商业区。
唐代长安城对坊里实行“宵禁”，除了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三天为人们观灯提供方便而全天候打开坊门以外，其他时间每天夜里必须关闭坊门。天黑时，街鼓八百声响过之后，各坊里的大门全部关闭，负责坊里安全的“铺卒”便开始巡逻警卫。这时，坊里处于封闭状态，不能随意出入，坊里与坊里之间的大街上除了持有公事或婚嫁大事的相关证明者以外，一律禁止闲人行走，如有违反，便是“犯夜”，要处以“笞二十”的惩罚。宵禁持续到黎明时的五更二点，街鼓三千声响过之后，坊里之门才得以洞开，人们走向大街，从事各种活动。
由此可见，唐代的京城长安乃是一种封闭型的建构格局。这样一种格局及其相关的宵禁制度，不利于百姓的夜间娱乐活动。为什么唐代的市民文艺以及由之而导致的市民文学不如宋代，这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唐代京城的这种城市格局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首先，如以上材料所引，唐代的妓女多半居住在坊曲之中。如“三曲”、“曲中”、“南曲”、“前曲”、“靖恭坊”“胜业坊”“鸣珂曲”等等，都是当时妓女的居所。而“平康”“北里”云云，则更是妓女的聚居地，以至于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妓院的代名词。这样，当时的举子、进士乃至官员们要想和妓女接近，势必到住有妓女的坊曲之中“猎艳”。
其次，亦如上所言，唐人传奇中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坊曲之中。如“道政里”、“胜业坊”、“怀远里”、“大宁里”、“崇仁里”、“永崇里”“升道里”、“水南一坊”云云，都是那些故事的发源地或欢乐谷。更有甚者，不少传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还向我们昭示了坊曲间的规格和规矩。如《李娃传》中写道：“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这里所描写的便是那八百声的宵禁之鼓，鼓声停后，坊里之门就关闭了。再如《任氏传》中写道：“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这里所描写的就是拂晓坊里之门未开的时候，里面的人等待解除宵禁之鼓而出坊门的情景。再如《霍小玉传》中写道：“（霍小玉）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这便是对“坊市分离制”的真实描写。同样是《霍小玉传》中还有这样的描写：“（李益）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豪士）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 这里的“胜业”，即是胜业坊，这里的“郑曲”，即是霍小玉所居之“曲”（霍小玉母亲易姓为郑氏）。由此亦可见先入“坊”后至“曲”的顺序，因为“曲”在“坊”中。同样，《李娃传》中写荥阳生“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也是先由妓女聚居的平康里之东门进去，再到西南方向的鸣珂曲，最后才看到李娃居住的宅院。
再次，这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最早也是流传于坊里之中。唐代的都城既然实行宵禁，人们便只能在“坊”“里”之中渡过漫长的夜晚。其间，主要的娱乐生活就是小范围的聚会，听听“说话”，看看小型“堂会”式的表演。这一点，在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的诗句“光阴听话移”的自注中说得很清楚：“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新昌宅”即白居易在长安“新昌里”中的居所，“一枝花”即京城名妓的李娃的外号。当时说“一枝花话”的究竟是谁，这并不重要，但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既然是在家里说书，规模肯定不大。更有意思的是，传奇小说《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恰恰就是白居易的弟弟，由此亦可见得唐人传奇小说的生成环境主要是在那封闭型格局的大都市的文人小圈子之中，或者说，正是在“坊”“里”“曲”之中，滋生和造就了若许唐人传奇中的爱情故事。
四
唐代实行的科举制为唐人传奇小说准备了充足的男主人公和创作者（亦有二者兼而有之的现象，如元稹之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之来源，同时也提高了长安城中“市妓”的文化素质。而长安城娼妓制度的高度发达又刺激了举子、进士、官员们的猎艳之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许多妓女或非妓女又成为唐人传奇小说中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与此同时，这些科举文人与城市妇女的恋爱故事又主要发生和流传于唐代都城那封闭性的建筑格局——坊曲之中。进而言之，唐人传奇这样一种生成和传播方式又与其他任何时代的小说不同而具有其独特性。所有这些，就是科举、妓女、坊里、传奇四者之间十分有趣的关系，而这种种关系又都标志着唐人小说生成的文化背景。
—— 科举、妓女、坊里与传奇小说生成之关系
湖北师范学院 石麟
《长安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
唐代科举大行，娼妓大盛，兼之以“坊里”为主的城市格局，这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营造了当时长安的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而唐人传奇小说，则是这种都市文化极富代表性的载体。
一
隋唐时科举制的实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较之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而言，科举制显得更为合理、进步。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官员选拔权的垄断，扩大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同时，又使得中小地主阶层乃至一般读书人都有入仕的机会。对于封建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寒族知识分子而言，科举制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机遇。
隋代创行开科取士，可以称之为科举制的雏形。隋文帝开皇十八年 (598 年 ) ，“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册府元龟》卷 645 ）隋炀帝大业三年（ 607 年），以“孝悌有闻”等十科举人。大业五年（ 609 年），又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等四科举人。这些，虽都是偶一为之，并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却与“科举”在名称上有了干系。然有关史料中记载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 刘肃《大唐新语》），以“试策”取士（《旧唐书》卷 119 ），却标志着分科举人的科举制的诞生。
唐代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就文化考试而言，其科目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大类。
所谓“常科”，即“常贡之科”，即每年分科举行的考试。其考生来源有二：一是“生徒”，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馆中的学生。一是“乡贡”，亦即那些不在学馆中读书而学业有成者。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明法（法律科）、明字（文字科）、明算（算学科）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一史（考《史记》）、三史（考《史记》《汉书》《后汉书》）、开元礼（开元时代的礼仪）、道举（玄学科）、童子（十岁以下通一经者）等科并不经常举行，秀才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并曾一度停止。故而，唐代常科中受到重视并经常举行的是明经、进士两科。
最初，“明经”“进士”两科都只是试策，考试内容是经义或时务。后几经变化，至天宝年间规定：明经科先试帖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土科先试帖经，次试诗赋，最后试策。所谓“帖经”，就是掩住所习经书某一页的两端，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贴住行中的三个字，要考生读出被帖的字，其实就是一种考背诵的口头“填空题”。所谓“经义”，就是要考生将经书中的某段经文和注疏全都读出来，后因为口试不便事后复查，改为笔试，故又称“墨义”，大致相当于“默写题”。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内容后来虽然还有些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则是进士科重诗赋，明经科重帖经、墨义。相比较而言，进士科比明经科考试难度更大。因为帖经、墨义主要考背诵，读死书就行了，而诗赋则需要相当的文学才华，不是靠死记硬背能解决问题的。又由于每年录取的名额，明经科是进士科的几倍乃至上十倍。因此，唐代士子最重进士科。当时流行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话，意谓 30 岁中明经已算年老， 50 岁中进士却年轻得很。
所谓“制科”，是指由皇帝特别下诏考试的科目。考试的日期、内容均临时决定，得第得官之人、已登常料之人乃至庶民百姓均可参加考试。这是朝廷专门网罗非常人才的一种手段，故而考试名目繁多，视需要而定，并由皇帝亲自主持。考取者，可得到较高的官职。尽管如此，制科在人们心目中仍被视作“非正途”，其地位不如常科中的进士科。例如当时有张瓌兄弟 8 人， 7 人出身进士，一人由制科出身，集会时，大家不要制科出身者坐在一起，称之为“杂色”。
常科登科后，还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并不马上授予官职，还须参加被称之为“省试”或“释褐试”的吏部考试，合格者才能授官。如“省试”不合格，便只好先到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军政长官那儿去充当幕僚，经过推引以后，才由中央政府授予正式官职。但常科中的进士及第者虽未正式为官，却已非常荣耀。当时人称之为“登龙门”，发榜之后，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因而，进士科也就逐渐发展成为科举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目。而使京城人士、尤其是女性刮目相看者，也正是那些新科进士。
科举制与察举制有着千差万别，对此，前人多有议论。但二者之间有一点对京师文化和文学影响至大的区别，却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企图或即将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是否要在同一时间聚集京师？一般说来，察举制是不需要的，因为被举荐的“准官员”是可以陆续进京甚至不进京的。科举制则不然，所有参加考试的举子必须在同一时间段齐聚京师，参加常科的考试。即便考上“常科”以后，还要参加“省试”或“释褐试”以决定能否尽快做官。这还只是就考试合格的登科者而言，至于那些数量更大的未能考上的生徒（或称举子）们因路途遥远而无力回家或无脸回家，又势必滞留京师以求来年新的一搏。这样，成千上万的文人就势必长时间聚集京师了。不难想象，这样一支京师外来人口的寄生军团该具有何等的声势，那一定是浩浩荡荡的一群。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都是血肉之躯，他们不光要读书，他们还需要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况且，他们也不大可能将妻子带入京师“陪读”，或者根本就未曾娶妻。那么，他们的男女之情欲向何处宣泄呢？最有可能的方式只有两个——猎艳和嫖妓。换个角度看问题，那些考上的举子，尤其是通过“进士科”而“登龙门”者，他们那荣耀的“出身”，那徜徉于曲江池畔、雁塔之下的身影，又会勾起多少红粉佳人的青睐呀 ! 艳遇从这里生成，爱欲从这里萌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有力地推动了京城的娼妓业和半娼妓业的高度发达。同时，文人的云集京师也不断地提高了妓女的文化档次和某些妇女的开放程度，因为那首先是满足文人自身需要的。这些文人与妓女的交往，除了纯粹的“人”的肉欲需求之外，还要讲一点趣味、境界，而构成这些趣味或境界的无非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射覆藏钩一类的“切磋”。而将上述这些文人与“尤物”（包括妓女和非妓女）的高层次文化素养的交往记载下来，并进行艺术加工，唐人传奇中那许许多多爱情题材的作品不就应运而生了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科举制的盛行只是决定了那些爱情故事的男主角云集京师，而要使这爱情之歌曲唱得更为动听，我们还必须来观照“二重唱”的另一半——那些美丽的女人，尤其是其中高素质的妓女。
二
中国的妓女有三大来源。其一，为宫廷娱乐服务的“倡优”；其二，达官贵人家乐中的“声妓”；其三，供一般人消遣的“女闾”。
“倡优”与“女乐”基本是一回事，出现最早，据《管子》《盐铁论》《列女传》等文献资料记载，在夏桀的时候就有“倡优”或“女乐”了。“倡优”是“优”的一种，先秦时的“倡优”是指以歌唱为主的“优”，而奏乐的则叫“伶优”，他们与那种靠诙谐语言和动作表演为主的“俳优”是有区别的。“倡优”或“女乐”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宫妓”。
“声妓”其实也就是达官贵人家中的“侍姬”，她们的出现应该与“倡优”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就是低一档次的“宫妓”——“家妓”。家妓自汉代以后非常发达，《汉书》和某些私家撰述中对此多有记载。
“女闾”，本是指官营卖淫业的场所，亦可代指在这种场所卖淫的妓女。这种形式至迟产生于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时代，《战国策》《韩非子》等书中对此均有记载。到汉代，又出现了专门为军人服务的“营妓”——军营中的妓女。同样是汉代，私营的卖淫业也开始形成，其中的妓女被称为“私妓”。
唐代的妓女从最大层面上可分为“宫妓”和“官妓”两大类，若再细分，则有直接为地方官府控制并为之服务的地方官妓和虽然也入籍但却主要为市井各色人物服务的“市妓”。其中，与一般文人交往最多的则是“市妓”。
唐代长安城中那些科举制的“成品”（进士之类）或“原料”（举子之属），总之是那些得意或不得意的文人，他们与妓女之间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态势。
一方面是文人对妓女的选择。在这一方面，这些“文化人”自有其标准，他们并非只注重妓女的容貌，而是更看好妓女的“趣味”，即今之所谓文化品位。且看当时记录妓女生活的专著孙棨《北里志》中的一些描述：“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郑举举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执掌酒令者），而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杨妙儿者，居前曲。……长妓曰莱儿，字蓬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王苏苏，在南曲中，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张住住者，……少而敏慧，能解音律。”
由上可见，唐代京师士人所喜爱的妓女首要条件是“谈吐”务必风雅、诙谐，其次是解音律善歌曲，再次是有诗词之作可观，至少也要精于饮馔烹饪，至于容貌、年龄，则摆到了次之又次的地位。
那么，妓女们又看重文人们哪些方面呢？先看有关资料：“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京中诸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资，则倍于常数。”（《北里志序》）“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小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蒋防《霍小玉传》）
由上又可知，妓女之所以看重文人者，一是地位——为官者，尤其是新进之士；二是钱财——比平常多一倍的“赠资”；三是才华，尤其是能令妓女“终日吟想”之诗才；四是相貌，“才子岂能无貌？”
既然双方都有所求或有所取，热烈的结合便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一种燎原之势。翻开《北里志》，这种记载可谓比比皆是：“郑举举者，居曲中。……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进士天水光远，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俞洛真，有风貌。……进士李文远，……一见，不胜爱慕。”“王苏苏，在南曲中。……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刘覃登第，年十六七，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时同年郑宾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颇喜绛真。”
这样一群进士，其间还有状元，就是如此地热衷于嫖妓。有的甚至未成年（年仅十六七），就在年长的“同年”（同科进士）的诱导下走向北里平康。这样一些风流倜傥的文人，这样一些蕴藉诙谐的妓女，他们的结合，该导致多少风流蕴藉的故事，而将这些故事以极富文采之笔记录下来，甚或进行刻意的描摹，便是那精美无比的唐人传奇中的爱情之作。
三
现存唐人传奇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有许多是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亦即登第或未曾登第的读书人。仅就名篇而论，如：“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柳毅传》）“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霍小玉传》）“（荥阳生）应乡赋秀才举。”（《李娃传》）“近代有士人应京之举，途次关西。”（《广异记·华岳神女》）“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宣室志·谢翱》）“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异闻集·樱桃青衣》）“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异闻集·韦安道》）“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原化记·崔慎思》）“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笃游都城南，得居人庄。”（《本事诗·崔护》）“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北梦琐言·李茵》）就在他们进京赶考的前前后后，一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便在他们身边悄然发生了。
唐人传奇中女主人公身为妓女者也不少。如：“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霍小玉传》）“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李娃传》）“杨娼者，长安里中之殊色也。”（《杨娼传》）“时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酉阳杂俎·周皓》）“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釭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依。”（《传奇·昆仑奴》）以上这些女子，除了《昆仑奴》中的红绡女乃达官贵人之“家妓”而外，其他都是所谓“市妓”。
即便男主人公不是举子或进士，也多半是由进士而为官者；即便女主人公不是妓女，也多半是颇为多情乃至妖冶放荡的市井女人，或者是仙女或妖精幻化的市井女子。那么，这些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多半发生在哪里呢？曰：京城之坊里也。请看：“（郑六）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任氏传》）“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柳氏传》）“故霍王小女，字小玉。……住在胜业坊古寺曲。”（《霍小玉传》）“（荥阳生）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李娃传》）“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华岳神女）宅在怀远里。”（《广异记·华岳神女》）“唐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傥能从居乎？”（《集异记·贾人妻》）“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干 子·华州参军》）“谢翱……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倾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宣室志·谢翱》）“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异闻集·樱桃青衣》）正是在这些“ 坊”“里”“曲”中，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被演绎得如火如荼。
那么，何以谓之“坊”“里”“曲”呢？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粗粗了解一下唐代都城长安的城市结构。
唐代长安城的建筑群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皇族居住的宫城，二是百官办公的皇城，三是百官和市民居住的外郭城。外郭城呈围棋棋盘状，由纵横交错的线条将全城划分成若干长方形的块块。这些“线条”就是大街，全城南北向者十一条，东西向者十四条。那些“块块”就是坊里，全城共有一百零八个。所有的坊里并非一样大，小的长宽均五百多米，大的宽度五六百米而长达一千多米。坊的周边均有三米高的夯土墙，将坊与大街隔开。大坊有东西南北四个坊门，并由此造成纵横的十字街，将坊内分成四块。小坊则只有东西两个坊门，并由此造成一条横街，将坊内分成两半。在由坊内街道划分的每一小块中间又有一些纵横交错的巷子，谓之“曲”，“曲”的两边才是住户人家的大小院子。外郭城中还有“东市”“西市”，各占约两个坊大小的面积。唐代实行“坊市分离制”，坊是居住区，市是商业区。
唐代长安城对坊里实行“宵禁”，除了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三天为人们观灯提供方便而全天候打开坊门以外，其他时间每天夜里必须关闭坊门。天黑时，街鼓八百声响过之后，各坊里的大门全部关闭，负责坊里安全的“铺卒”便开始巡逻警卫。这时，坊里处于封闭状态，不能随意出入，坊里与坊里之间的大街上除了持有公事或婚嫁大事的相关证明者以外，一律禁止闲人行走，如有违反，便是“犯夜”，要处以“笞二十”的惩罚。宵禁持续到黎明时的五更二点，街鼓三千声响过之后，坊里之门才得以洞开，人们走向大街，从事各种活动。
由此可见，唐代的京城长安乃是一种封闭型的建构格局。这样一种格局及其相关的宵禁制度，不利于百姓的夜间娱乐活动。为什么唐代的市民文艺以及由之而导致的市民文学不如宋代，这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唐代京城的这种城市格局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首先，如以上材料所引，唐代的妓女多半居住在坊曲之中。如“三曲”、“曲中”、“南曲”、“前曲”、“靖恭坊”“胜业坊”“鸣珂曲”等等，都是当时妓女的居所。而“平康”“北里”云云，则更是妓女的聚居地，以至于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妓院的代名词。这样，当时的举子、进士乃至官员们要想和妓女接近，势必到住有妓女的坊曲之中“猎艳”。
其次，亦如上所言，唐人传奇中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坊曲之中。如“道政里”、“胜业坊”、“怀远里”、“大宁里”、“崇仁里”、“永崇里”“升道里”、“水南一坊”云云，都是那些故事的发源地或欢乐谷。更有甚者，不少传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还向我们昭示了坊曲间的规格和规矩。如《李娃传》中写道：“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这里所描写的便是那八百声的宵禁之鼓，鼓声停后，坊里之门就关闭了。再如《任氏传》中写道：“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这里所描写的就是拂晓坊里之门未开的时候，里面的人等待解除宵禁之鼓而出坊门的情景。再如《霍小玉传》中写道：“（霍小玉）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这便是对“坊市分离制”的真实描写。同样是《霍小玉传》中还有这样的描写：“（李益）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豪士）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 这里的“胜业”，即是胜业坊，这里的“郑曲”，即是霍小玉所居之“曲”（霍小玉母亲易姓为郑氏）。由此亦可见先入“坊”后至“曲”的顺序，因为“曲”在“坊”中。同样，《李娃传》中写荥阳生“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也是先由妓女聚居的平康里之东门进去，再到西南方向的鸣珂曲，最后才看到李娃居住的宅院。
再次，这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最早也是流传于坊里之中。唐代的都城既然实行宵禁，人们便只能在“坊”“里”之中渡过漫长的夜晚。其间，主要的娱乐生活就是小范围的聚会，听听“说话”，看看小型“堂会”式的表演。这一点，在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的诗句“光阴听话移”的自注中说得很清楚：“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新昌宅”即白居易在长安“新昌里”中的居所，“一枝花”即京城名妓的李娃的外号。当时说“一枝花话”的究竟是谁，这并不重要，但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既然是在家里说书，规模肯定不大。更有意思的是，传奇小说《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恰恰就是白居易的弟弟，由此亦可见得唐人传奇小说的生成环境主要是在那封闭型格局的大都市的文人小圈子之中，或者说，正是在“坊”“里”“曲”之中，滋生和造就了若许唐人传奇中的爱情故事。
四
唐代实行的科举制为唐人传奇小说准备了充足的男主人公和创作者（亦有二者兼而有之的现象，如元稹之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之来源，同时也提高了长安城中“市妓”的文化素质。而长安城娼妓制度的高度发达又刺激了举子、进士、官员们的猎艳之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许多妓女或非妓女又成为唐人传奇小说中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与此同时，这些科举文人与城市妇女的恋爱故事又主要发生和流传于唐代都城那封闭性的建筑格局——坊曲之中。进而言之，唐人传奇这样一种生成和传播方式又与其他任何时代的小说不同而具有其独特性。所有这些，就是科举、妓女、坊里、传奇四者之间十分有趣的关系，而这种种关系又都标志着唐人小说生成的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