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太阳与铁》《我经历的时代》摘抄 唐月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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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与铁》(没细看)
语言艺术的本质,如同蚀刻法中的硝酸一样,是取其腐蚀作用的。
我本来以为,表现精神倦怠的便便大腹,和表现精神过度发达的、露出肋骨的单薄胸脯等肉体性特征是最丑陋的。
学习了肉体的语言。它就是我的第二语言,形成了我的教养。
总把夜间的思考当做一回事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是些皮肤无光泽而胃衰弱的人。
当肌肉离开铁时,你就会陷入绝对的孤独。
在日常生活中,男人深深受到社会性监视,绝不与美发生关系,如果只凭男性的肉体美,就会被看成是无媒介的客体化而遭到蔑视。
有男子气概的战士的脸,必须是一张虚伪的脸,因为它必须是丧失了自然的年轻的晴朗之后,由一种政治学制造出来的。
一切静悄悄而又壮大,蓝天的表面上,飞溅了星星点点的白云的精液。
《我经历的时代》
第一次把我的小说推向社会的是清水文雄先生,我现在的笔名也是先生给起的,把我的视线引向日本古典文学的也是先生。
我开始迷恋中世文学,特别是谣曲那种绚烂的文体,内里潜藏着末世的意识,通过极限的言语,表现一种美的抵抗。
我向来所爱的拉迪盖、王尔德、叶芝、日本古典,所有的一切都与时代的好尚背道而驰。
太宰治作品的自我戏剧化是我生来最讨厌的东西。作品里所散布的文坛意识和类似负笈上京的少年的乡巴佬的野心,对我来说是最受不了的。
如今很怀念那个爆炸性的、晦涩的文学昌盛时代。可是,当时丝毫没有预感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庸俗化的时代。
对人来说,只有不知道的事才有用,已知的只是无益。这是歌德的话。
逐渐懂得了少年时代那样使我兴致勃勃、后来又那样使我痛苦的诗,实际上是虚伪的诗,是抒情的恶醉。
想到写戏剧,我这才懂得小说的可贵,描写和叙述使得小说多么容易写啊,可只用对话来表现一切事物,是多么难啊。
加藤道夫《褴褛与宝石》。。他纯之又纯、珠玉般的人品。
1950年,25岁的我依然拼命地往返于幸福感的山顶与忧郁的深谷之间。此后,1951年年底我启程赴外国旅行。我的生活感情处于最激烈的坎坷中,而且我总是遭到孤独的袭击。我妒忌世间平凡的青春,我认为自己是“奇怪啊,一个微笑的二十五岁的老人”。
后来体育运动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人无论如何需要有中间地带,而且需要从这里不断地吸取生活和作品两方面的养分。后来我才明白,作为这个中间地带,理想的东西就是“无目的地运动身体”,也就是运动。
我经常去大岛,去北海道旅行。我感到风景有一种官能性的魅力。至今我在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可以说是同别的作家在小说中的爱情场面具有同等重要分量的。
小说家要不断学习,不断读古典原著。
要说我身上多余的东西,显然就是感受性。我欠缺的东西,似乎应该说是肉体的存在感。
古代希腊没有什么“精神”之类,只有肉体和理性的均衡。“精神”正是基督教的可恶的发明。这是我的思考。
至少是希腊治好了我的自我嫌恶和孤独,唤醒了尼采流的“对健康的意志”。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一个不会动不动就会受伤的人了。我带着一颗开朗的心回到了日本。
肉体老朽之后,艺术的青春就开始。二十多岁的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描写青年的书,三十多岁近四十岁的我,可以说终于到了能够描写青年的年龄了。记得有一回中村光夫曾说过:“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已不年轻了。可是一到四十岁,我却认为我还很年轻。”这是至理名言。
《太阳与铁》(没细看)
语言艺术的本质,如同蚀刻法中的硝酸一样,是取其腐蚀作用的。
我本来以为,表现精神倦怠的便便大腹,和表现精神过度发达的、露出肋骨的单薄胸脯等肉体性特征是最丑陋的。
学习了肉体的语言。它就是我的第二语言,形成了我的教养。
总把夜间的思考当做一回事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是些皮肤无光泽而胃衰弱的人。
当肌肉离开铁时,你就会陷入绝对的孤独。
在日常生活中,男人深深受到社会性监视,绝不与美发生关系,如果只凭男性的肉体美,就会被看成是无媒介的客体化而遭到蔑视。
有男子气概的战士的脸,必须是一张虚伪的脸,因为它必须是丧失了自然的年轻的晴朗之后,由一种政治学制造出来的。
一切静悄悄而又壮大,蓝天的表面上,飞溅了星星点点的白云的精液。
《我经历的时代》
第一次把我的小说推向社会的是清水文雄先生,我现在的笔名也是先生给起的,把我的视线引向日本古典文学的也是先生。
我开始迷恋中世文学,特别是谣曲那种绚烂的文体,内里潜藏着末世的意识,通过极限的言语,表现一种美的抵抗。
我向来所爱的拉迪盖、王尔德、叶芝、日本古典,所有的一切都与时代的好尚背道而驰。
太宰治作品的自我戏剧化是我生来最讨厌的东西。作品里所散布的文坛意识和类似负笈上京的少年的乡巴佬的野心,对我来说是最受不了的。
如今很怀念那个爆炸性的、晦涩的文学昌盛时代。可是,当时丝毫没有预感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庸俗化的时代。
对人来说,只有不知道的事才有用,已知的只是无益。这是歌德的话。
逐渐懂得了少年时代那样使我兴致勃勃、后来又那样使我痛苦的诗,实际上是虚伪的诗,是抒情的恶醉。
想到写戏剧,我这才懂得小说的可贵,描写和叙述使得小说多么容易写啊,可只用对话来表现一切事物,是多么难啊。
加藤道夫《褴褛与宝石》。。他纯之又纯、珠玉般的人品。
1950年,25岁的我依然拼命地往返于幸福感的山顶与忧郁的深谷之间。此后,1951年年底我启程赴外国旅行。我的生活感情处于最激烈的坎坷中,而且我总是遭到孤独的袭击。我妒忌世间平凡的青春,我认为自己是“奇怪啊,一个微笑的二十五岁的老人”。
后来体育运动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人无论如何需要有中间地带,而且需要从这里不断地吸取生活和作品两方面的养分。后来我才明白,作为这个中间地带,理想的东西就是“无目的地运动身体”,也就是运动。
我经常去大岛,去北海道旅行。我感到风景有一种官能性的魅力。至今我在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可以说是同别的作家在小说中的爱情场面具有同等重要分量的。
小说家要不断学习,不断读古典原著。
要说我身上多余的东西,显然就是感受性。我欠缺的东西,似乎应该说是肉体的存在感。
古代希腊没有什么“精神”之类,只有肉体和理性的均衡。“精神”正是基督教的可恶的发明。这是我的思考。
至少是希腊治好了我的自我嫌恶和孤独,唤醒了尼采流的“对健康的意志”。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一个不会动不动就会受伤的人了。我带着一颗开朗的心回到了日本。
肉体老朽之后,艺术的青春就开始。二十多岁的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描写青年的书,三十多岁近四十岁的我,可以说终于到了能够描写青年的年龄了。记得有一回中村光夫曾说过:“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已不年轻了。可是一到四十岁,我却认为我还很年轻。”这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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