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人生
曹庭礼爷爷和曹奶奶（黄孝恂）是我家几十年的邻居，刘家住八单元十六号，曹家住十四号。从小就知道每年正月初一，第一位来我家给爷爷拜年的准是曹爷爷。文革不堪回首，曹刘两家皆受冲击，同病相怜，患难之中，彼此安慰扶持、同情友爱，两家才不至于家破人亡。借用杨绛的话，“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读到晚报上曹姑姑怀念妈妈的文章，一时思绪万千。。。
微笑人生
曹培
去年12月6日，我的妈妈黄孝恂在北医三院安详地合上了眼睛。几个月来，妈妈那亲切的笑脸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心中。如今仰望妈妈的遗像，仍可以感到有一股暖流投射到我身上。
妈妈的特征是微笑。她的微笑体现出她内心的纯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周围人的善意和对于人生的积极乐观态度。如今，这微笑在妈妈的遗像上成为永恒，也正是这美丽的笑容伴随了妈妈的一生。
妈妈的老家在四川永川县（现已是重庆市一部分）。姥爷原是银行会计，姥姥是位小脚的家庭妇女。姥爷在四十多岁患脑中风去世，13岁的妈妈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边上学一边要为家里担水、推磨、下河洗衣服。即便生活如此艰辛，妈妈仍是学习、文体活动样样出众。教会学校圣诞节演剧，妈妈还扮演过圣母玛丽亚。后来，报考自贡市曙光中学高中部拿了第二名，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尽管如此，高中三年仍很清贫，她连上体育课需要的白色运动服都买不起。姥姥就把家里的白床单改成了运动衣裤，妈妈就穿着这样的运动服，在校运会上获得了女子跳高第一名。
1942年，妈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没有钱上学，她找到当时曙光中学的老校长请求资助。老校长看妈妈品学兼优，有意培养她做本校的教师，就给了妈妈上大学的奖学金，条件是大学毕业后必须回曙光中学教书。妈妈欣然同意了。
1945年，妈妈以优异成绩从中大毕业，如约回到母校曙光中学教书。学校分了她一套房子，妈妈立即把姥姥和小姨接到自贡生活，并安排小姨在曙光中学读书。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妈妈也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在妈妈青年时代的照片中，我看到一个微笑的清纯少女，双眸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妈妈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曾得到过别人的慷慨资助。这使妈妈一生都保持了善良、乐观和感恩的心情。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理工大学到车道沟的理工附中之间只有一条田间土路。路上每天都可见到一位女士骑着一辆26型永久自行车上下班，在车后的货架上常捆着一摞学生作业本。妈妈就在这条小路上整整奔波了39年。遇到下雨，她就用自己的雨衣包着作业本走；遇到泥泞时，她要扛着车走。有一次大风把夹在车后的一捆考卷吹得漫天飞舞，她正焦急万分时，恰好有一队理工附小的小学生放学回家。领队的老师一声呼唤，小学生们立即四下跑开，冒着狂风从马路上、树干上、水沟边，把考卷一一拾回来送给她。她数了一下，五十份一份也不少。于是，她笑了，向老师和小朋友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除了教书，妈妈还喜欢唱歌、旅游。半个世纪前，年轻端庄的妈妈一边哼着“半个月亮爬上来”，一边做饭或收拾房屋的忙碌身影，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妈妈还热情好客，一到节假日，家里总会来许多亲戚朋友吃饭，年三十还会打地铺住在家里。那时，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但生活是快乐充实的。一家人常去紫竹院公园玩，只带一饭盒西红柿拌白糖就足以让小孩子们开心了。
“文革”中，在理工大学教书的爸爸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住进了“牛棚”。当时，我们三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才11岁。妈妈平静地告诉我们：“你爸爸绝不是反革命。我跟他结婚几十年，没听他说过一句反革命的话，没见他做过一件反革命的事。一定是搞错了。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将来一定会搞清楚的。”我们一家就是靠着这个信念渡过了那个黑暗的年代。有一次，爸爸遭受了造反派的暴打，背着满身尘土地走回家，背后还印有一个被人踩踏过的大脚印。妈妈一面柔声细语地好言劝慰，一面用手轻轻为爸爸抚去着身上的尘土和背后的脚印。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妈妈具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这使她成为一个好的物理老师，但在社会生活方面她一生都没有改变她的单纯。“斗心眼”三个字完全与她无缘，她总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简单纯洁得像个孩子。只要没有什么倒霉事，她一天到晚总是微笑着。即便碰到了什么倒霉事，吃了点小亏，她也会很快就想开化解，用她带四川音的普通话说“没事儿”，然后依然像大孩子一样微笑着，双目炯炯有光。面对困难她不仅不会退缩，还表现出一种“反正总有办法”的轻松态度。而只要有一点点好消息，她又总是第一个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所以，她带给周围人的总是轻松愉快。她人缘很好，同事、亲戚和朋友都很喜欢她。
2008年春，妈妈患了晚期肝硬化腹水，我们伴随着她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尽管我们尽心尽力，尽管我们对于骨肉别离充满恐惧，但也无力改变这残酷的自然规律。我们终于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地来到了人生的边缘。住院期间适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妈妈在病床上看得十分投入。我打电话问她病情，她还兴致勃勃地提醒我，一定要看晚上中国女排对波兰的比赛。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亲戚朋友同事纷纷来到她的病榻前与她诀别。妈妈心里明白，对大家说：“我们今天见最后一面，谢谢你们来看我。”她是笑着说的，双目依然发着光，仿佛她只是要去做个长途旅行。
黄孝恂同志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兢兢业业，辛勤从教39年，把青春和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1960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1979年荣获海淀区模范教师称号；1987年参加《初三实验课本的编写和研究》及1981年参加“教学丛书《中学物理专题讲座汇编》均受好评”；1987年评为“中学中青年教师教学评优活动物理学科优秀评委”……这是理工附中教导主任在妈妈遗体告别仪式上对她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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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人生
曹培
去年12月6日，我的妈妈黄孝恂在北医三院安详地合上了眼睛。几个月来，妈妈那亲切的笑脸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心中。如今仰望妈妈的遗像，仍可以感到有一股暖流投射到我身上。
妈妈的特征是微笑。她的微笑体现出她内心的纯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周围人的善意和对于人生的积极乐观态度。如今，这微笑在妈妈的遗像上成为永恒，也正是这美丽的笑容伴随了妈妈的一生。
妈妈的老家在四川永川县（现已是重庆市一部分）。姥爷原是银行会计，姥姥是位小脚的家庭妇女。姥爷在四十多岁患脑中风去世，13岁的妈妈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边上学一边要为家里担水、推磨、下河洗衣服。即便生活如此艰辛，妈妈仍是学习、文体活动样样出众。教会学校圣诞节演剧，妈妈还扮演过圣母玛丽亚。后来，报考自贡市曙光中学高中部拿了第二名，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尽管如此，高中三年仍很清贫，她连上体育课需要的白色运动服都买不起。姥姥就把家里的白床单改成了运动衣裤，妈妈就穿着这样的运动服，在校运会上获得了女子跳高第一名。
1942年，妈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没有钱上学，她找到当时曙光中学的老校长请求资助。老校长看妈妈品学兼优，有意培养她做本校的教师，就给了妈妈上大学的奖学金，条件是大学毕业后必须回曙光中学教书。妈妈欣然同意了。
1945年，妈妈以优异成绩从中大毕业，如约回到母校曙光中学教书。学校分了她一套房子，妈妈立即把姥姥和小姨接到自贡生活，并安排小姨在曙光中学读书。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妈妈也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在妈妈青年时代的照片中，我看到一个微笑的清纯少女，双眸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妈妈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曾得到过别人的慷慨资助。这使妈妈一生都保持了善良、乐观和感恩的心情。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理工大学到车道沟的理工附中之间只有一条田间土路。路上每天都可见到一位女士骑着一辆26型永久自行车上下班，在车后的货架上常捆着一摞学生作业本。妈妈就在这条小路上整整奔波了39年。遇到下雨，她就用自己的雨衣包着作业本走；遇到泥泞时，她要扛着车走。有一次大风把夹在车后的一捆考卷吹得漫天飞舞，她正焦急万分时，恰好有一队理工附小的小学生放学回家。领队的老师一声呼唤，小学生们立即四下跑开，冒着狂风从马路上、树干上、水沟边，把考卷一一拾回来送给她。她数了一下，五十份一份也不少。于是，她笑了，向老师和小朋友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除了教书，妈妈还喜欢唱歌、旅游。半个世纪前，年轻端庄的妈妈一边哼着“半个月亮爬上来”，一边做饭或收拾房屋的忙碌身影，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妈妈还热情好客，一到节假日，家里总会来许多亲戚朋友吃饭，年三十还会打地铺住在家里。那时，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但生活是快乐充实的。一家人常去紫竹院公园玩，只带一饭盒西红柿拌白糖就足以让小孩子们开心了。
“文革”中，在理工大学教书的爸爸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住进了“牛棚”。当时，我们三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才11岁。妈妈平静地告诉我们：“你爸爸绝不是反革命。我跟他结婚几十年，没听他说过一句反革命的话，没见他做过一件反革命的事。一定是搞错了。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将来一定会搞清楚的。”我们一家就是靠着这个信念渡过了那个黑暗的年代。有一次，爸爸遭受了造反派的暴打，背着满身尘土地走回家，背后还印有一个被人踩踏过的大脚印。妈妈一面柔声细语地好言劝慰，一面用手轻轻为爸爸抚去着身上的尘土和背后的脚印。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妈妈具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这使她成为一个好的物理老师，但在社会生活方面她一生都没有改变她的单纯。“斗心眼”三个字完全与她无缘，她总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简单纯洁得像个孩子。只要没有什么倒霉事，她一天到晚总是微笑着。即便碰到了什么倒霉事，吃了点小亏，她也会很快就想开化解，用她带四川音的普通话说“没事儿”，然后依然像大孩子一样微笑着，双目炯炯有光。面对困难她不仅不会退缩，还表现出一种“反正总有办法”的轻松态度。而只要有一点点好消息，她又总是第一个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所以，她带给周围人的总是轻松愉快。她人缘很好，同事、亲戚和朋友都很喜欢她。
2008年春，妈妈患了晚期肝硬化腹水，我们伴随着她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尽管我们尽心尽力，尽管我们对于骨肉别离充满恐惧，但也无力改变这残酷的自然规律。我们终于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地来到了人生的边缘。住院期间适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妈妈在病床上看得十分投入。我打电话问她病情，她还兴致勃勃地提醒我，一定要看晚上中国女排对波兰的比赛。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亲戚朋友同事纷纷来到她的病榻前与她诀别。妈妈心里明白，对大家说：“我们今天见最后一面，谢谢你们来看我。”她是笑着说的，双目依然发着光，仿佛她只是要去做个长途旅行。
黄孝恂同志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兢兢业业，辛勤从教39年，把青春和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1960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1979年荣获海淀区模范教师称号；1987年参加《初三实验课本的编写和研究》及1981年参加“教学丛书《中学物理专题讲座汇编》均受好评”；1987年评为“中学中青年教师教学评优活动物理学科优秀评委”……这是理工附中教导主任在妈妈遗体告别仪式上对她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