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汪定曾先生旧文有感（一） ——向中国老一辈建筑师们致敬
汪定曾先生，生于1913 年，10岁起入读上海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南洋大学）附属小学，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1938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建筑学硕士学位，属于中国第二代建筑师。汪先生于1939年回国后，曾任职于重庆大学、中央银行工程科、上海市工务局营造处、之江大学建筑系（同济大学建筑系前身）。建国后，历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建筑师、副局长，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总建筑师，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总建筑师等。他所主持或参与设计的曹杨新村规划（1951年）、虹口公园鲁迅墓和纪念馆（1956年）、闵行一条街及张庙一条街（1959年）、上海体育馆（1975年）、上海宾馆（1979年）等，是上海这个城市解放后30多年成长历程的见证。
我在近二十年前，曾在导师郑时龄先生指导下，以汪定曾先生的建筑思想和作品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今年，正值汪先生百岁大寿，我重读了汪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四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是新找到的1949年发表在《市政评论 》的一篇演讲《上海市居住问题》。出于由衷的敬意和浓厚的兴趣，我把它们打印整理出来，留给自己作个纪念。
作为在红旗下出生长大的我们这一代，对旧社会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所以，当我捧读这几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天真而欣喜地发现：原来那个时代的政府公务员也是那样的关心民间疾苦啊！汪先生在《民生主义住宅政策泛论》等文章中，强调了战后解决大城市的都市重建和房荒问题的迫切性。他从宏观的角度，结合当时国外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城市重建中的土地征用、资金筹集、住宅发展政策等问题，并大力提倡建筑材料的工业化生产，促进施工技术的改进提高。其中的政策方面，文章分析了城市人口的构成，认为家庭收入较优者可自行购买住所，收入中等者需有政府适当补助后购买，而低收入家庭，即劳动工人、薪水阶层、农村人口，则“全恃政府的援助。政府住宅政策主要部分，当为如何解决此类家庭的需要。” [1] 从文章中，我不仅看到了汪先生严谨细致的工作方法，而且看到了他那一颗关爱民生的拳拳之心。
这也令我联想到同济建筑城规学院的前辈，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金经昌先生（1910-2000）。记得大学时代去上海美术馆看金先生（笔名金石声）的摄影作品展，听老师说起，金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顾问，与程世抚（1907-1988）先生、钟耀华先生等参加《上海都市计划总图》三稿的规划与编制工作，上海临解放时，他们为了不让国民党当局把已近完成的三稿图纸带往台湾，把它们藏在程先生家中，解放后交给了人民政府。
这一辈知识分子啊，总是让我满怀敬意。他们大多出生于大户人家，象汪先生外祖父袁树勋曾任上海道台，后官至山东巡抚、两广总督，舅父袁思亮是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等职；冯纪忠先生（1915-2009）祖父冯汝骙是清代翰林，官至浙江、江西两地巡抚；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陈植先生（1902-2001）祖父陈豪是清末著名画家、诗人，父亲陈汉第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他们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也养成了传统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品格。冯先生94岁高龄时在回答南都记者最初为什么学建筑时说：以前国家太落后了，“看着真的是心酸”。 [2] 这让我想到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们热爱这片土地，不愿看这土地上最底层的人民挣扎在上无片瓦遮阴的贫困生活中。在政权更替的年代，他们选择留下。记得我当年曾经问过汪先生为什么留下，他淡淡地叹息说：“国民党太腐败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救国梦，是和这片土地的未来联结在一起的 。
所幸的是，上海解放后，经陈毅市长批准，在市工务局下设上海市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以继续研究都市计划；编制完成的《三稿》也得以刊印出版。虽然土地价值、商业开发等概念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些经过慎密调查 而得出的思考和理念，这些经过千辛万苦完成和留下的图纸，似乎得到了延续，1951年开始建造的曹杨新村可以说是这种延续的一个体现。幸运的是它的总体规划完成在1953年苏联专家大张旗鼓地提倡“用彻底革命的方法来改造这座城市”之前。
后来局势的发展，已不是这些建筑师、规划师们所能想到的。学苏联成为政治问题，再后来是大跃进。。。到最极端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能广济苍生，甚至独善其身都办不到了。记得汪先生曾说，文革中他和陈植先生被安排到苏州河上的西藏路桥工地劳动，他淡淡地说，他自己倒还好（其实那是他也已经50多岁了），而陈植先生那时都已经6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样推黄沙、浇柏油，真是不容易啊。行文至此，我想到曾在书上看到的陈植先生学生时代与梁思成先生一起的那张合影，那种意气奋发、而又充满诙谐潇洒的笑；又想到90年代我在陈老先生淮海路寓所见到的他那没有丝毫怨尤的明净与坦然，不禁唏嘘。
关于解决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汪先生在《上海市居住问题》一文中总结道：“无论在上海或者在任何大都市，一般人的住屋，是也要和配给米一样需要带点津贴性的，应该在政府整个计划照顾下。政府必需准备大量资金投资建筑房屋，廉价出租，同时奖励协助私人或公司建筑房屋，保障他们的合法利润，但是要限制超额的利润，这样才能解决居住的问题。”[3] 对于现在的住宅政策，我自己因已去国多年而无法妄作评判，我只能轻轻地问一声当年的小伙伴们：老一辈建筑师60年前就提醒过的问题，倡导过的理念，我们现在做到了吗，或是我们是不是做得更好了？
汪先生的《民生主义住宅政策泛论》一文中，还提到了制定居住标准，和基地设计的重要性，介绍了“邻里单位”等概念。从中我的感受是，在49年之前， 上海的优秀建筑师们，既熟悉欧美国家的各种思潮，又时刻不忘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与文化传统，探索自己的实践道路。联想到我们建筑系的前辈先生们，甚至我觉得，他们这一辈的建筑师，即使在国门关上之后，他们的建筑思想也从来没有与世界脱节。因为，一旦现代主义建筑观念深入他们的内心之后，他们自然会在内心深处去思考之、发展之，即使外部环境不允许他们有充分实践的机会，甚至也不允许他们充分地传授给学生。
当我20年前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正是外国各种思潮涌入的高峰期。我们就如同失了祖上传下的宝贝的贫儿小三毛，一下子踏入精彩纷呈的洋人殿堂，对着一桌大餐忍不住狼吞虎咽起来。那些艺术天分高的同学，可以做到让加在自己设计的房子上的KPF式帽子看起来浑然天成，毫无生搬硬套的痕迹。其实，老一辈建筑师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外的建筑发展轨迹，他们没有模仿，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了解。在汪先生1995年发表在《时代建筑》上的《论方与圆》一文中，他从KPF设计的高层平面入手，分析、介绍了其中蕴含的方形与圆形相交、切割而成的构成法则。[4] 2008年，汪先生接受了上海市建筑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在年会上通过视频短片寄语青年建筑师，希望他们“对建筑各方面的情况兼收并蓄，发展自己将来可以长期来看都非常好的建筑，而不是追求表面的时髦，是实实在在的，实用、经济、美观”。
注释：
1. 汪定曾，民生主义住宅政策泛论，《新建筑 》1946年年第2期。
2. 南方都市报、中国建筑传媒奖组委会，《走向公民建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汪定曾，上海市居住问题，《市政评论 》1949年第11卷第1-2期。
4. 汪定曾，谈圆与方，《时代建筑》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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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伊利诺大学1937年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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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同济建筑城规学院网站>院史回眸>历史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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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统一战线网站>人物风采>党外。 |
我在近二十年前，曾在导师郑时龄先生指导下，以汪定曾先生的建筑思想和作品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今年，正值汪先生百岁大寿，我重读了汪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四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是新找到的1949年发表在《市政评论 》的一篇演讲《上海市居住问题》。出于由衷的敬意和浓厚的兴趣，我把它们打印整理出来，留给自己作个纪念。
作为在红旗下出生长大的我们这一代，对旧社会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所以，当我捧读这几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天真而欣喜地发现：原来那个时代的政府公务员也是那样的关心民间疾苦啊！汪先生在《民生主义住宅政策泛论》等文章中，强调了战后解决大城市的都市重建和房荒问题的迫切性。他从宏观的角度，结合当时国外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城市重建中的土地征用、资金筹集、住宅发展政策等问题，并大力提倡建筑材料的工业化生产，促进施工技术的改进提高。其中的政策方面，文章分析了城市人口的构成，认为家庭收入较优者可自行购买住所，收入中等者需有政府适当补助后购买，而低收入家庭，即劳动工人、薪水阶层、农村人口，则“全恃政府的援助。政府住宅政策主要部分，当为如何解决此类家庭的需要。” [1] 从文章中，我不仅看到了汪先生严谨细致的工作方法，而且看到了他那一颗关爱民生的拳拳之心。
这也令我联想到同济建筑城规学院的前辈，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金经昌先生（1910-2000）。记得大学时代去上海美术馆看金先生（笔名金石声）的摄影作品展，听老师说起，金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顾问，与程世抚（1907-1988）先生、钟耀华先生等参加《上海都市计划总图》三稿的规划与编制工作，上海临解放时，他们为了不让国民党当局把已近完成的三稿图纸带往台湾，把它们藏在程先生家中，解放后交给了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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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昌、程世抚、钟耀华三位先生制作《上海都市计划总图》 |
这一辈知识分子啊，总是让我满怀敬意。他们大多出生于大户人家，象汪先生外祖父袁树勋曾任上海道台，后官至山东巡抚、两广总督，舅父袁思亮是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等职；冯纪忠先生（1915-2009）祖父冯汝骙是清代翰林，官至浙江、江西两地巡抚；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陈植先生（1902-2001）祖父陈豪是清末著名画家、诗人，父亲陈汉第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他们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也养成了传统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品格。冯先生94岁高龄时在回答南都记者最初为什么学建筑时说：以前国家太落后了，“看着真的是心酸”。 [2] 这让我想到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们热爱这片土地，不愿看这土地上最底层的人民挣扎在上无片瓦遮阴的贫困生活中。在政权更替的年代，他们选择留下。记得我当年曾经问过汪先生为什么留下，他淡淡地叹息说：“国民党太腐败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救国梦，是和这片土地的未来联结在一起的 。
所幸的是，上海解放后，经陈毅市长批准，在市工务局下设上海市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以继续研究都市计划；编制完成的《三稿》也得以刊印出版。虽然土地价值、商业开发等概念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些经过慎密调查 而得出的思考和理念，这些经过千辛万苦完成和留下的图纸，似乎得到了延续，1951年开始建造的曹杨新村可以说是这种延续的一个体现。幸运的是它的总体规划完成在1953年苏联专家大张旗鼓地提倡“用彻底革命的方法来改造这座城市”之前。
后来局势的发展，已不是这些建筑师、规划师们所能想到的。学苏联成为政治问题，再后来是大跃进。。。到最极端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能广济苍生，甚至独善其身都办不到了。记得汪先生曾说，文革中他和陈植先生被安排到苏州河上的西藏路桥工地劳动，他淡淡地说，他自己倒还好（其实那是他也已经50多岁了），而陈植先生那时都已经6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样推黄沙、浇柏油，真是不容易啊。行文至此，我想到曾在书上看到的陈植先生学生时代与梁思成先生一起的那张合影，那种意气奋发、而又充满诙谐潇洒的笑；又想到90年代我在陈老先生淮海路寓所见到的他那没有丝毫怨尤的明净与坦然，不禁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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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植先生和梁思成先生 |
关于解决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汪先生在《上海市居住问题》一文中总结道：“无论在上海或者在任何大都市，一般人的住屋，是也要和配给米一样需要带点津贴性的，应该在政府整个计划照顾下。政府必需准备大量资金投资建筑房屋，廉价出租，同时奖励协助私人或公司建筑房屋，保障他们的合法利润，但是要限制超额的利润，这样才能解决居住的问题。”[3] 对于现在的住宅政策，我自己因已去国多年而无法妄作评判，我只能轻轻地问一声当年的小伙伴们：老一辈建筑师60年前就提醒过的问题，倡导过的理念，我们现在做到了吗，或是我们是不是做得更好了？
汪先生的《民生主义住宅政策泛论》一文中，还提到了制定居住标准，和基地设计的重要性，介绍了“邻里单位”等概念。从中我的感受是，在49年之前， 上海的优秀建筑师们，既熟悉欧美国家的各种思潮，又时刻不忘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与文化传统，探索自己的实践道路。联想到我们建筑系的前辈先生们，甚至我觉得，他们这一辈的建筑师，即使在国门关上之后，他们的建筑思想也从来没有与世界脱节。因为，一旦现代主义建筑观念深入他们的内心之后，他们自然会在内心深处去思考之、发展之，即使外部环境不允许他们有充分实践的机会，甚至也不允许他们充分地传授给学生。
当我20年前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正是外国各种思潮涌入的高峰期。我们就如同失了祖上传下的宝贝的贫儿小三毛，一下子踏入精彩纷呈的洋人殿堂，对着一桌大餐忍不住狼吞虎咽起来。那些艺术天分高的同学，可以做到让加在自己设计的房子上的KPF式帽子看起来浑然天成，毫无生搬硬套的痕迹。其实，老一辈建筑师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外的建筑发展轨迹，他们没有模仿，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了解。在汪先生1995年发表在《时代建筑》上的《论方与圆》一文中，他从KPF设计的高层平面入手，分析、介绍了其中蕴含的方形与圆形相交、切割而成的构成法则。[4] 2008年，汪先生接受了上海市建筑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在年会上通过视频短片寄语青年建筑师，希望他们“对建筑各方面的情况兼收并蓄，发展自己将来可以长期来看都非常好的建筑，而不是追求表面的时髦，是实实在在的，实用、经济、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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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纪念馆（樊明体先生水彩画） |
注释：
1. 汪定曾，民生主义住宅政策泛论，《新建筑 》1946年年第2期。
2. 南方都市报、中国建筑传媒奖组委会，《走向公民建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汪定曾，上海市居住问题，《市政评论 》1949年第11卷第1-2期。
4. 汪定曾，谈圆与方，《时代建筑》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