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一份访谈

当代诗歌：一份访谈
（周伟驰）
1.问：有人认为这是诗歌最好的年代，有人认为这是最差的年代，你的看法是什么，根据是什么？
在任何年代都会有人需要诗歌，因为诗歌跟哲学一样，是人性的需要，抒发、表达和慰藉，跟反思和想象一样，是一天都不能缺少的，但有人总会更需要，并且做得更精确一些。从这个角度说，诗歌是永恒的。社会过度关注和干涉诗歌，跟社会完全不关心和意识到诗歌，是第二层次的、外在的问题，无所谓好不好。不过，象五十年代那样全民搞诗歌，象八十年代那样出现诗歌狂热，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吧。如果均质地看时间，一种语言要出现一个大诗人，隔三五百年是正常的。如果不均质地看时间，有时会突然在一两代人之间，就涌现一批优秀的诗人，但在他们之前之后，也许全是平庸诗人。当代的问题是信息过多，许多优秀的诗人被海量的文字“淹没”了。这需要我们有“淘宝”的耐心和评论的眼光。
2. 问: 你的诗歌养分主要是从哪里来的，请讲一下比较关键的来源，以及你用了多少，用的怎样。
个人经验和所见所闻。包括存在的遭遇、对自己和他人的体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写作的影响来说，第一手的生活经验是主要的，但光有经验是不行的。如果“诗歌养分”是指滋养诗歌创作乃至个人风格的力量，则平时的阅读内容多少会有影响。在诗歌形式上，我获益于中外诗歌前辈甚多，内容上，因为我关注哲学和宗教中的一些大问题，当然多少也会对诗歌创作有影响。我的阅读比较广泛，从园林到历史都有，有时还会读一些科普作品，发现它们非常有趣，比如现在的天文学业已形成较完整的“科学”“宇宙观”了。这在五十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阅读，尤其现在大家天天上网东看西看，但它们到底有百分之几“渗透”到了我们的诗歌中，每个人都不好衡量吧。关键要看它们跟你所关心的问题有没有共振形成合力，单纯考察它们的来源意义不大。
3．在你的心目中，诗歌的高境界是什么样的，你什么时候能进入这种境界。如果你的诗能变成一种生物，它是什么样子？
我体验过的高境界，是诗行以带着活节奏的、话语的形式在心中自动涌现，自动蹦跳出来，根本不用你苦苦地去思考推敲。但要激活那种状态，需要长期的关注和偶然的机运，后者却是不好强求的，但在长期酝酿中也许能达到。我大概有两三次达到过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从半个月到三个月不等。就诗本身而言，我认为完整、精美、节制、有洞见和深邃是美德，如果能同时达到，那就是绝佳的作品了。如果要以生物为喻，我希望我的诗是水边的一棵芦苇，在阳光下和微风中闪动着湿润的光泽，在夜晚能看到头顶的星星。如果以“味”而论，我希望它能象老火熬出来的骨头，“敲骨剥髓”方能吮到里面的味道。
4．你能想像一种跟你诗风截然相反的一种诗吗，在你的视野里，有人已经这么写吗？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诗，包括许多自称“反诗”的诗，“最不象诗”的诗。我觉得在形式上，现代诗基本上已经穷尽了，没有多少好折腾的了，反而那种传统的精于格律和锤炼的诗需要重新注意。网络写作严重降低了发表的门槛，大家习惯了天马行空而不愿再在地面上行走了，对词语的敏感度实际上是在降低的。汉语的精微、神妙、简省被忽视了，而其实它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5．叶芝通过一层层“面具”的脱落达到“真理”的自我，佩索阿则是通过一些“异名”遮蔽了自我，你在诗里使用面具吗，你的诗里有你的“身外化身”吗？
任何有意识地写的诗都是一种“面具写作”，跟作者的“我”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应该区分不同的“我”：诗人的“本来我”，诗人想象出来的“我”，作为诗中主人公的我，作为诗中不同的说话人的“我”。纯粹文本而言，诗中的我几乎都不是生活中的诗人的“我”。诗是诗人的想象、经验、语态的“扩张”和“延伸”，虽然是诗人产生了它们，但它们并非诗人本人。正如在梦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梦中的我跟现实中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我并不为我梦中的行为负责一样。为了写作的方便，为了对自我进行观察，为了对自我的矛盾身份进行充分的发展，诗人都会用到面具，它们折射出不同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处境，里面有着微妙的分裂和同一，细心的读者一定要进行区分。无论叶芝、艾略特还是佩索阿，无论弗罗斯特、冯至还是戴望舒，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词语作为中介及其所呈现的面具，就是说，我们只拥有众多“化身”，而抓不到所谓的“法身”。言成了肉身，向读者彰显，但是上帝的法身是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
6. 你现在最关注的外国和中国诗人是谁（年代不限），在你没见过的中国当代诗人里，你最想和谁见面，一起吃饭并聊两句，聊什么？
最近在读高兴翻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的诗，里面有一些相当好。同时我在读布莱克和丁尼生的诗以及研究资料，准备写两篇文章。当代诗人中，前一阵子读了雷武铃弟子的一批诗，发现有两三个人已经写了好几首好诗了。接下来我会集中阅读河南女诗人杜涯的诗，她的诗提供了当代诗人较少关注的一些形而上的层面。没见过面的诗人中，福建的吕德安和宁夏的杨森君是我比较关注的。但我对于和诗人见面这种事并不热衷，对于诗人基本上是那句老话：只管吃鸡蛋就行了，何必见下蛋的母鸡呢！当然大部分诗人你见了会有亲切感，比如安徽的老诗人沙马，但也有个别诗人你见了反而想敬而远之。和诗人见面了聊什么？说不定吧。你就不要用这个问题来折磨我们了吧。
7．有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界早已没有民间/知识分子的区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有的就是权力与既得利益的不断再分配，所谓的诗歌声誉经常是诗歌政客们互相妥协的结果。你怎么看当代诗歌的政治？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产生政治，诗歌圈也不例外。相对于其他行业，由于诗歌的“无用”，只具有“名誉资本”而较少“实际利益”，已经算比较清净的领域了。当然在诗歌领域也会发生跟经济领域一样的事情，比如泡沫和滞胀，比如聚光灯效应，高估和低估都有可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等时光让泡沫破裂，还原出其本来位置。比如今天我们看五十年代诗歌和当时人的自许，今天我们看朦胧诗和当时人的自许，都会有很大的落差，好诗坏诗、好诗人坏诗人，也基本能看个分明。因为时间把美学之外的政治社会环境与人情纠葛的因素都消除了，只留下了单纯的文本，谁把功夫留在了词语之中，还是能判断出来的。我觉得活着的诗人没有必要把精力都花在争排名上，争到的不过是个幻影罢了。还是扎扎实实地从事诗建设吧。
8. 谈一下你所处的地理位置，在那里你比较关注的文化或亚文化形式是什么，它们对塑造你的诗歌个性起到了什么作用？
北京。我反而没有所谓“核心文化”的感觉，是一种彻底的多元吧，或者因为身在这个所谓“文化中心”，反而感受不到任何诗歌潮流？现在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潮流”了。自己觉得什么重要就怎么写，很少受同一个城市里别人的影响。当然跟比较亲近的朋友们会有一些交流，比如最近在读谁的诗，有些什么感受，会促使你思考并关注一些问题，但似乎还谈不上塑造诗歌个性吧。
9. 人无癖则不可交，讲一下你的癖好，它跟你的写作有关系吗？
那得看什么“癖”了。有人喜欢随口吐痰街头小便，有人喜欢造谣传谣，有人喜欢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你会喜欢跟这样的人相交吗？至于“雅癖”，比如“书魔”“诗痴”一类，那我是欢迎的。至于我个人，对于词语一度有“文言癖”，以及“节制癖”（在写作《还乡人》时期），但后来更喜欢自然放松的写作方式。其他的较显著的爱好有走路和美食，我常常会徒步行走两三个小时，这可能会提高我对城市和乡村的观察力，（但北京的雾霾可能也会使得诗中的意象能见度降低），而美食则在诗中尚无体现，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它让我有精力阅读写作了。我另一个喜好跟职业合为一体，忍不住地想买书，西单和王府井书店是我的两个“中心”，万圣也是常去的，现在怎么也超过一万册了吧？因为房子没地方放，一部分只好放在效区了。都是来北京后买的，原来在广州的书都失散了，真是可惜。
10．讲一个关于诗歌或当代诗的问题，可以自问自答。
诗歌的写作是不均衡的，对一个时代的诗人、一群诗人和一个诗人都是如此，在时间上和质量上都是不均衡的，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好的诗歌评论是比好，不是比差，是在比较中评，而不是就一首评一首：评鉴出一个诗人最好的作品（比如十首），跟同代人最好的作品比较，跟不同代诗人比较，乃至跟同一种诗歌类型中最好的诗比较，这样才能对他进行一个相对公正的“定位”。我看过“最糟英语诗歌选”之类的选本，排在最前的不是阿蒙斯就是奥登（因为他们的姓名字母排前），那些诗确实写得沉闷无聊，也能提供“反面教材”经验教训给我们，但这无损于阿蒙斯和奥登的地位，因为其地位是由其最好的作品确立的。而好的作品是能够给我们（甚至给他们自己）树立标竿的。尽管现在标尺多元而混乱，但最基本的我们认为好诗之为好诗的“好”，还是可以感知的，它就体现在有经验的读者（最好是有长期写作经验的）平常的阅读和品尝诗歌作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进行诗歌写作和评论的“基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