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 拉贝 1882.11.23----1950.1.5
约翰·拉贝的1937年
我无法做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地信任
在201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诞辰130周年之日，拉贝的老东家——西门子公司分别向位于中国南京和德国柏林西门子城的约翰·拉贝故居，捐赠了刻有中、英、德三国文字的纪念铭牌，以此纪念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位于南京大学的一角，迄今已80年。随着政权更迭、时光消磨，这座曾见证战火与暴行、正义与慈悲的西式老洋房，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变得面目模糊，逐渐被人遗忘。
一直到1996年，《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世人才知道，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这座青砖红顶的老洋房，曾是无数中国难民的诺亚方舟。
“无法做出辜负众人的决定”
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拉贝匆匆告别家人，返回南京。平常40小时的路程，花了10天半。
拉贝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德国大使馆发来的信函。在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的通知里，大使馆劝告无特殊原因的德国公民，应尽快离开南京。
此时，富裕阶层的市民几乎都已举家逃往武汉。南京政府发布了进入紧急状态、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法令。南京城中，到处都在紧张地修筑防空洞。
拉贝的工人们也在院子里修筑了简单的防空洞。在秘书韩湘琳的协助下，拉贝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上面画着带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旗图样。此前，德国与日本已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拉贝希望，这样能避免遭到日军的空袭。
9月20日，德国大使馆转来日军司令部语气强硬的通知，称次日起将再次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告诫所有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同时，拉贝获悉，德国大使馆即将迁往上海。
3天后，拉贝收到西门子公司上海总部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对他的安危表示关切，并支持他采取一切对安全有利的措施，当然包括离开南京。德国大使馆向英国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的英国轮船——“库特沃”号，以撤离德国侨民。
但拉贝决意留下来，帮助身处危难的中国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如果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还有可能会被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迄今为止，我还无法做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地信任我，这怎能不让我感动)。”
这一年，拉贝55岁，从1908年来到中国，已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他在这里结婚，生儿育女，外孙女能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他喜欢去古玩市场，爱好铜铸的佛像、瓷器和手工艺品，也热爱中国的古建筑和园林。
更重要的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也在这里。1911年，他进入德国西门子，被派驻北京分公司，任会计和文书，很快升任经理。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后，他与家人于1919年被遣返回国。直到1921年，《中德协约》签订后，他才重返中国，回到西门子北京办事处。令他深感意外的是，留在北京的房屋和财产，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件事使他终身难忘，并对中国人充满了感激。
1930年11月，拉贝被西门子上海总部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开设在南京的德国公司不多，约有五六家，他很快成为德国商人在南京的核心人物。
1932年，拉贝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签订合同，租用了金陵大学的小桃园花园(后地址更名为小粉桥1号)。其中的木质两层小楼，为拉贝居所，旁边的副楼，作为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点。
1934年，为解决公司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拉贝希望在南京创办一所德语学校，并要求德国政府从教育经费中解决。此时，希特勒刚刚出任德国元首兼总理。德国驻华使馆答复拉贝，他作为学校董事长，必须加入纳粹党，才能获得财政支持。于是，拉贝于3月1日加入了纳粹党。德语学校的校舍就设在小桃园花园的一排平房内。
非常市长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空袭之下的南京城，像一座末日死城。
拉贝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了。与他熟识的厄梅上尉回国时，给他留下了一台收音机和一些罐头食品等物。“如果有人离去，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今天晚上我就吃到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拉贝自嘲道。
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提醒拉贝，要看清所冒的巨大风险，拉贝说：“我并非盲目地参与这一件事，我是决心已定。”
11月22日，南京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政府机构相继撤离南京。24日，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决心与日军背水一战。
南京城中无处可去的几十万平民就此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
就在南京政府宣布西迁的这一天，由金陵大学校董杭立武邀集，留守南京的十几位美、英、德人士在金陵大学校董会议厅开会，决定仿效上海市的难民区，设立安全区。
安全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区内非军事化，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
会上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济机构，委员会设在平仓巷3号(后转至宁海路5号的张群旧居)。因拉贝的“中国通”资历和纳粹党员身份，他被一致推举为委员会主席。拉贝没有坚辞，他在日记中说，“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
在此之前，成立安全区的报告，一份已递交南京市政府，另一份则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转交了日本大使。
中国政府很快响应。11月29日晚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的例会上，时任南京市长马超俊(不久后也撤离南京)宣布安全区成立。他将警务、消防、食品、卫生、房屋处置等一应安全区内的市政管理职权，授予了委员会。唐生智随后撤去了安全区内的所有军事设施和部队。
但日方则迟迟未给出明确答复。在国际委员会的一再催促下，12月2日，上海安全区的创建者、法国的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后来饶神父再次来信告知，上海的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并接受了安全区的地图，口头表示：“倘难民区不驻扎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故意加以袭击。”
但后来的研究者们搜集的大量资料表明，在日军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安全区。
在这期间，西门子上海总部通知拉贝，紧急迁往汉口。拉贝当即明确答复，将留在南京，主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事务。
防弹地带
1937年12月12日晚，南京城南面的天空被猛烈的炮火映得通红，中国守军进行着最后的殊死抵抗。
拉贝位于小粉桥的院子里挤满了难民，但外面的敲门声仍然恳切而坚定。拉贝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实在听不下去这种苦苦的哀求，两扇大门被我全部打开了，想进来的人全被放了进来。”
当年13岁的李俊和家人，便在这涌进来的人群中。现年88岁的李俊，住在南京孝陵卫街的一栋老房子里，因是初冬，穿了厚实的牛津布大衣，戴了一顶黑色的旧毡帽。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的姨父家住广州路4号，后门正对着西门子洋行。姨父从自家楼上就能看见洋行院子里超大号的德国国旗。他注意到，日本飞机几次俯冲下来，见到德国国旗就飞走了。所以每次拉警报，姨父全家就躲进拉贝院子的防空洞里或国旗下面。
待日军逼近南京，李俊跟随打鱼为生的父母卷了被褥，从汉西门大街匆匆逃往位于安全区内的姨父家。沾亲带故的八九家差不多全到这里来了，共五六十人。南京城破当天，他们一股脑儿涌进了西门子洋行的院子。
拉贝和他的员工忙前忙后地安置这些难民。办公室住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住了3个，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散在防空洞里，或露天院子里。拉贝准备了一些芦席、稻草、毛竹，让各家搭棚子住下。一些“机灵鬼”就睡在德国国旗下面。“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拉贝写道。
等把所有人安置完，待他们都睡下，拉贝已经48小时没合眼了。他眼看着城北漂亮的交通部大楼在熊熊燃烧，感觉浑身的筋骨都疼痛。“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
事实上，最困难的时刻才刚刚到来。唐生智已于当天下午宣布撤退，兵败如山倒。12月13日凌晨，南京沦陷。
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开着车上街，打着安全区的旗帜，带上一名日语翻译，寻找日军先头部队交涉。街道上躺满了死亡的平民。
他们碰到一个100人的日军先遣队，向他们解释了安全区的概念，并希望他们宽恕那些解除武装的士兵，准予他们过平民生活。日军头目表示同意。拉贝和史迈
士很高兴，他们沿途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 名中国士兵，将他们安置在外交部、最高法院等处。但也有抗拒缴械的士兵。
12月14日，日军潮水一般涌进城内。之后，开始在南京城内肆意烧杀。他们到安全区搜查，检查每个男性难民的手、肩膀、额头、脚，看有没有使用枪支、戴军帽、长途行军留下的痕迹，认为可疑就带走。
下午，日军来到司法部，这里安置了1300 名中国男子。日军将他们包围起来，每100
人捆成一排，如若反抗，当场用刺刀戳死。拉贝冲上去大声质问为首的日本军官，但被气势汹汹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团团围住。
拉贝和史迈士气愤地开车去找之前已有约在先的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福田同意帮忙，但希望渺茫。“我伤心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太残酷了。”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后来，这批士兵在汉中门护城河边被机枪扫射而死。
屠杀、强奸、抢劫、焚烧，日军的暴行每天都在升级。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都被砸开或洗劫。委员会派出运粮或收殓尸体的卡车，如果没有欧美人陪同，在街上就会被扣留。
拉贝几乎每天都会花时间整理出一份日军暴行记录汇编，交给日本大使馆，让其转告日本军方，以示抗议。他一共写了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同时，他也将报告分送英、美等国使馆，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制止暴行。
拉贝自己的房子也并不安全。据秘书韩湘琳统计，最多的时候，这里挤了602 人，还不包括公司的14
名工作人员、杂工及他们的家人。
尽管门口有拉贝好不容易申请来的日文的住宅安全证，但仍然常常有日本兵翻墙进来。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有礼貌。
李俊仍记得这个好心的德国人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光头，戴眼镜，面相和善，常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这个德国人会过来安抚这些饱受惊吓的中国人，让他们不要害怕，他会尽量保护他们。
在李俊的记忆中，他住的一个月里，这里没有一个人受到日军伤害。粮食紧张的时候，每天也能吃到一顿稀饭。所以，只要拉贝一出来，大家都跪在地下，感激涕零，叫他“活菩萨”。
拉贝回忆道，看着这些“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和跪拜他们的中国人，“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避难一个月后，形势略微好转，李俊和父母转移至金陵女子神学院的难民所。从此他再也没见过拉贝，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岁月艰难，他很少再想起这个人。
坎坷战后岁月
1938 年1月底，拉贝接到西门子总部的命令，必须离开南京回国。2月21日，在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为拉贝举行了严肃而隆重的送别会。三天后，拉贝离开南京，取道上海回国。
4月15日，拉贝携妻子、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女等一家人，抵达柏林，在西门子总厂出任人事部部长。他到处作报告，呼吁德国出面制止日本盟友的不人道行为。
6月8日，他还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没几天，他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西门子公司总裁卡尔弗里德里希考虑到拉贝为西门子立下的汗马功劳，将他保释出狱。但他的行为受到一系列限制，甚至不能写信和打电话。他被派往阿富汗的国际红十字会，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
德国战败投降之后，拉贝因其纳粹党员身份，被同盟国逮捕，他不服，提起申诉。
“非纳粹委员会”审查后宣布：“尽管您曾当过南京地方党小组代理组长，尽管您返回德国后未退出国家社会党，本委员会仍然决定：鉴于您在中国卓有成效的人道主义工作，同意您的上诉。”拉贝于1946年6月被释放。
1948 年初，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南京市参议会和市政府立刻组成救助拉贝的劝募委员会，很快募集到1 亿元法币，购买美金2000
元，辗转汇至拉贝手中。由于德国战后实施食品管制，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沈怡以最快的速度，在瑞士购买了4大包食品寄给拉贝，感谢他当初的义举，并邀请他回中国安度晚年。
6月1日，沈怡接到拉贝的复函，信中说：“我们只有收集野果，为孩子们加汤，而我们大人都靠干面包与汤度日，最近连面包也难得到了，至于马铃薯也早已与我们绝缘。作为一家之长，处于此种境地，您一定能想到食物包裹对本人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从1948 年6月起，至1949年4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拉贝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个饱满的食品包裹。拉贝一家因此安然渡过危机。
1950 年1月5日，拉贝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中，突然中风倒下，于午夜去世。
半个世纪之后的1996 年，拉贝外孙女公布了拉贝日记，轰动一时。1997年，拉贝在小粉桥的故居被重新发掘出来。2005年12月，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等方与南京大学签署共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的协议。德方为纪念馆捐赠了225万元的建设资金。修缮后的拉贝故居成为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永久保留。
2007年，西门子公司等六个捐赠方决定共同出资，在“南大基金会”下设立“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发展基金”，以保证其持续发展。
不久后，纪念馆开始寻访当年的幸存者，李俊被找到。直到那时，他才知道，70多年前曾庇护过自己和家人性命的那位德国好人，名叫约翰·拉贝。
我无法做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地信任
在201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诞辰130周年之日，拉贝的老东家——西门子公司分别向位于中国南京和德国柏林西门子城的约翰·拉贝故居，捐赠了刻有中、英、德三国文字的纪念铭牌，以此纪念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位于南京大学的一角，迄今已80年。随着政权更迭、时光消磨，这座曾见证战火与暴行、正义与慈悲的西式老洋房，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变得面目模糊，逐渐被人遗忘。
一直到1996年，《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世人才知道，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这座青砖红顶的老洋房，曾是无数中国难民的诺亚方舟。
“无法做出辜负众人的决定”
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拉贝匆匆告别家人，返回南京。平常40小时的路程，花了10天半。
拉贝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德国大使馆发来的信函。在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的通知里，大使馆劝告无特殊原因的德国公民，应尽快离开南京。
此时，富裕阶层的市民几乎都已举家逃往武汉。南京政府发布了进入紧急状态、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法令。南京城中，到处都在紧张地修筑防空洞。
拉贝的工人们也在院子里修筑了简单的防空洞。在秘书韩湘琳的协助下，拉贝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上面画着带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旗图样。此前，德国与日本已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拉贝希望，这样能避免遭到日军的空袭。
9月20日，德国大使馆转来日军司令部语气强硬的通知，称次日起将再次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告诫所有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同时，拉贝获悉，德国大使馆即将迁往上海。
3天后，拉贝收到西门子公司上海总部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对他的安危表示关切，并支持他采取一切对安全有利的措施，当然包括离开南京。德国大使馆向英国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的英国轮船——“库特沃”号，以撤离德国侨民。
但拉贝决意留下来，帮助身处危难的中国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如果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还有可能会被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迄今为止，我还无法做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地信任我，这怎能不让我感动)。”
这一年，拉贝55岁，从1908年来到中国，已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他在这里结婚，生儿育女，外孙女能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他喜欢去古玩市场，爱好铜铸的佛像、瓷器和手工艺品，也热爱中国的古建筑和园林。
更重要的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也在这里。1911年，他进入德国西门子，被派驻北京分公司，任会计和文书，很快升任经理。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后，他与家人于1919年被遣返回国。直到1921年，《中德协约》签订后，他才重返中国，回到西门子北京办事处。令他深感意外的是，留在北京的房屋和财产，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件事使他终身难忘，并对中国人充满了感激。
1930年11月，拉贝被西门子上海总部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开设在南京的德国公司不多，约有五六家，他很快成为德国商人在南京的核心人物。
1932年，拉贝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签订合同，租用了金陵大学的小桃园花园(后地址更名为小粉桥1号)。其中的木质两层小楼，为拉贝居所，旁边的副楼，作为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点。
1934年，为解决公司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拉贝希望在南京创办一所德语学校，并要求德国政府从教育经费中解决。此时，希特勒刚刚出任德国元首兼总理。德国驻华使馆答复拉贝，他作为学校董事长，必须加入纳粹党，才能获得财政支持。于是，拉贝于3月1日加入了纳粹党。德语学校的校舍就设在小桃园花园的一排平房内。
非常市长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空袭之下的南京城，像一座末日死城。
拉贝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了。与他熟识的厄梅上尉回国时，给他留下了一台收音机和一些罐头食品等物。“如果有人离去，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今天晚上我就吃到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拉贝自嘲道。
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提醒拉贝，要看清所冒的巨大风险，拉贝说：“我并非盲目地参与这一件事，我是决心已定。”
11月22日，南京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政府机构相继撤离南京。24日，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决心与日军背水一战。
南京城中无处可去的几十万平民就此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
就在南京政府宣布西迁的这一天，由金陵大学校董杭立武邀集，留守南京的十几位美、英、德人士在金陵大学校董会议厅开会，决定仿效上海市的难民区，设立安全区。
安全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区内非军事化，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
会上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济机构，委员会设在平仓巷3号(后转至宁海路5号的张群旧居)。因拉贝的“中国通”资历和纳粹党员身份，他被一致推举为委员会主席。拉贝没有坚辞，他在日记中说，“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
在此之前，成立安全区的报告，一份已递交南京市政府，另一份则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转交了日本大使。
中国政府很快响应。11月29日晚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的例会上，时任南京市长马超俊(不久后也撤离南京)宣布安全区成立。他将警务、消防、食品、卫生、房屋处置等一应安全区内的市政管理职权，授予了委员会。唐生智随后撤去了安全区内的所有军事设施和部队。
但日方则迟迟未给出明确答复。在国际委员会的一再催促下，12月2日，上海安全区的创建者、法国的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后来饶神父再次来信告知，上海的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并接受了安全区的地图，口头表示：“倘难民区不驻扎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故意加以袭击。”
但后来的研究者们搜集的大量资料表明，在日军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安全区。
在这期间，西门子上海总部通知拉贝，紧急迁往汉口。拉贝当即明确答复，将留在南京，主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事务。
防弹地带
1937年12月12日晚，南京城南面的天空被猛烈的炮火映得通红，中国守军进行着最后的殊死抵抗。
拉贝位于小粉桥的院子里挤满了难民，但外面的敲门声仍然恳切而坚定。拉贝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实在听不下去这种苦苦的哀求，两扇大门被我全部打开了，想进来的人全被放了进来。”
当年13岁的李俊和家人，便在这涌进来的人群中。现年88岁的李俊，住在南京孝陵卫街的一栋老房子里，因是初冬，穿了厚实的牛津布大衣，戴了一顶黑色的旧毡帽。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的姨父家住广州路4号，后门正对着西门子洋行。姨父从自家楼上就能看见洋行院子里超大号的德国国旗。他注意到，日本飞机几次俯冲下来，见到德国国旗就飞走了。所以每次拉警报，姨父全家就躲进拉贝院子的防空洞里或国旗下面。
待日军逼近南京，李俊跟随打鱼为生的父母卷了被褥，从汉西门大街匆匆逃往位于安全区内的姨父家。沾亲带故的八九家差不多全到这里来了，共五六十人。南京城破当天，他们一股脑儿涌进了西门子洋行的院子。
拉贝和他的员工忙前忙后地安置这些难民。办公室住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住了3个，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散在防空洞里，或露天院子里。拉贝准备了一些芦席、稻草、毛竹，让各家搭棚子住下。一些“机灵鬼”就睡在德国国旗下面。“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拉贝写道。
等把所有人安置完，待他们都睡下，拉贝已经48小时没合眼了。他眼看着城北漂亮的交通部大楼在熊熊燃烧，感觉浑身的筋骨都疼痛。“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
事实上，最困难的时刻才刚刚到来。唐生智已于当天下午宣布撤退，兵败如山倒。12月13日凌晨，南京沦陷。
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开着车上街，打着安全区的旗帜，带上一名日语翻译，寻找日军先头部队交涉。街道上躺满了死亡的平民。
他们碰到一个100人的日军先遣队，向他们解释了安全区的概念，并希望他们宽恕那些解除武装的士兵，准予他们过平民生活。日军头目表示同意。拉贝和史迈
士很高兴，他们沿途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 名中国士兵，将他们安置在外交部、最高法院等处。但也有抗拒缴械的士兵。
12月14日，日军潮水一般涌进城内。之后，开始在南京城内肆意烧杀。他们到安全区搜查，检查每个男性难民的手、肩膀、额头、脚，看有没有使用枪支、戴军帽、长途行军留下的痕迹，认为可疑就带走。
下午，日军来到司法部，这里安置了1300 名中国男子。日军将他们包围起来，每100
人捆成一排，如若反抗，当场用刺刀戳死。拉贝冲上去大声质问为首的日本军官，但被气势汹汹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团团围住。
拉贝和史迈士气愤地开车去找之前已有约在先的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福田同意帮忙，但希望渺茫。“我伤心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太残酷了。”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后来，这批士兵在汉中门护城河边被机枪扫射而死。
屠杀、强奸、抢劫、焚烧，日军的暴行每天都在升级。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都被砸开或洗劫。委员会派出运粮或收殓尸体的卡车，如果没有欧美人陪同，在街上就会被扣留。
拉贝几乎每天都会花时间整理出一份日军暴行记录汇编，交给日本大使馆，让其转告日本军方，以示抗议。他一共写了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同时，他也将报告分送英、美等国使馆，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制止暴行。
拉贝自己的房子也并不安全。据秘书韩湘琳统计，最多的时候，这里挤了602 人，还不包括公司的14
名工作人员、杂工及他们的家人。
尽管门口有拉贝好不容易申请来的日文的住宅安全证，但仍然常常有日本兵翻墙进来。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有礼貌。
李俊仍记得这个好心的德国人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光头，戴眼镜，面相和善，常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这个德国人会过来安抚这些饱受惊吓的中国人，让他们不要害怕，他会尽量保护他们。
在李俊的记忆中，他住的一个月里，这里没有一个人受到日军伤害。粮食紧张的时候，每天也能吃到一顿稀饭。所以，只要拉贝一出来，大家都跪在地下，感激涕零，叫他“活菩萨”。
拉贝回忆道，看着这些“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和跪拜他们的中国人，“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避难一个月后，形势略微好转，李俊和父母转移至金陵女子神学院的难民所。从此他再也没见过拉贝，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岁月艰难，他很少再想起这个人。
坎坷战后岁月
1938 年1月底，拉贝接到西门子总部的命令，必须离开南京回国。2月21日，在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为拉贝举行了严肃而隆重的送别会。三天后，拉贝离开南京，取道上海回国。
4月15日，拉贝携妻子、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女等一家人，抵达柏林，在西门子总厂出任人事部部长。他到处作报告，呼吁德国出面制止日本盟友的不人道行为。
6月8日，他还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没几天，他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西门子公司总裁卡尔弗里德里希考虑到拉贝为西门子立下的汗马功劳，将他保释出狱。但他的行为受到一系列限制，甚至不能写信和打电话。他被派往阿富汗的国际红十字会，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
德国战败投降之后，拉贝因其纳粹党员身份，被同盟国逮捕，他不服，提起申诉。
“非纳粹委员会”审查后宣布：“尽管您曾当过南京地方党小组代理组长，尽管您返回德国后未退出国家社会党，本委员会仍然决定：鉴于您在中国卓有成效的人道主义工作，同意您的上诉。”拉贝于1946年6月被释放。
1948 年初，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南京市参议会和市政府立刻组成救助拉贝的劝募委员会，很快募集到1 亿元法币，购买美金2000
元，辗转汇至拉贝手中。由于德国战后实施食品管制，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沈怡以最快的速度，在瑞士购买了4大包食品寄给拉贝，感谢他当初的义举，并邀请他回中国安度晚年。
6月1日，沈怡接到拉贝的复函，信中说：“我们只有收集野果，为孩子们加汤，而我们大人都靠干面包与汤度日，最近连面包也难得到了，至于马铃薯也早已与我们绝缘。作为一家之长，处于此种境地，您一定能想到食物包裹对本人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从1948 年6月起，至1949年4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拉贝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个饱满的食品包裹。拉贝一家因此安然渡过危机。
1950 年1月5日，拉贝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中，突然中风倒下，于午夜去世。
半个世纪之后的1996 年，拉贝外孙女公布了拉贝日记，轰动一时。1997年，拉贝在小粉桥的故居被重新发掘出来。2005年12月，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等方与南京大学签署共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的协议。德方为纪念馆捐赠了225万元的建设资金。修缮后的拉贝故居成为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永久保留。
2007年，西门子公司等六个捐赠方决定共同出资，在“南大基金会”下设立“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发展基金”，以保证其持续发展。
不久后，纪念馆开始寻访当年的幸存者，李俊被找到。直到那时，他才知道，70多年前曾庇护过自己和家人性命的那位德国好人，名叫约翰·拉贝。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