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之一：《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作者：陈怀宇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作者：陈怀宇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关于陈寅恪，我们不是说得太少，而是说得太多。从十八年前，陆键东充满人文气息的传记风行海内，到思想界、知识界将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一种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再到各类充斥着八卦和琐事的传记文学，错漏百出、刻意拔高的微博段子，以至于“劝君莫谈陈寅恪”（易中天）的故作惊人语，诞生于十八年前的“陈寅恪”，已经跟钱钟书、季羡林一样，成为了一个文化坐标、国学昆仑。 在汗牛充栋的学界严肃论著和民间人士的“集体狂欢”之后，陈怀宇教授的新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另辟蹊径，从陈早年的留学生涯入手，考究源流、辨章学术，对陈的师承、同窗、学术训练和早期思想的形成，系统地进行了梳理，借助海外的文献、档案、资料，从西方学术（尤其是东方学）的视角，对陈的早年学术思想背后的民族身份、意识焦虑、西学史观，深挖剖析，并以他为线索，试图由小见大来阐发，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学术方法在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脉络。 当陈寅恪成为一种符号，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借陈逸闻趣谈的他人酒杯，浇其暗有所指的自家块垒，让人不自觉地陷于陈寅恪神话的光芒中，看不到陈寅恪彼时的努力与其切实的文化努力。陈怀宇的此种梳理和探究，是一种温厚的祛魅。 陈寅恪的学术“前世”与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 再见陈寅恪祛魅 汗牛充栋的学界严肃论著和民间人士的“集体狂欢”之后，貌似陈寅恪一切可说的都已说尽。陈怀宇教授的新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另辟蹊径。 此书以陈寅恪为线索，以二十世纪之初的欧美学术史为背景，力图向我们展示中国近现代的留洋人文学者们，如何在西洋与中土之间寻找民族心理的平衡、学术方法的突破和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内省，同时又努力、却不自觉地试图摆脱东方主义的藩篱。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也许并不是一本关于史学家陈寅恪的研究专著，相反，它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重返民国现场，回到那些留洋归来的学人之中，试着从西方学术和思想的角度，重新审视这群天之骄子对他们故土和本民族思想、文化、学术的卓绝贡献。 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的轶闻，渐渐已从“传说”演变为了“神话”。陈怀宇在学术训练和西学背景的向度上，对近二十年来陈寅恪身上的种种神化进行“祛魅”。 □书评人 伯樵 在学术界，囿于大部分本土学者的学术背景，大量关于陈寅恪的研究，被限定在了史学、学术史和文化研究的中国框架之中，大抵勤于从陈回国以后的隋唐两稿、元白诗笺和《柳如是别传》，以及一些重要的文章篇什中，或考订细节、阐发幽微，或反思其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而海外学者，如余英时、汪荣祖、施耐德、陈弱水，则更加从思想史、史学方法的角度，对陈“隋唐史转向”后的学术流变和史识史观予以关注。 汗牛充栋的学界严肃论著和民间人士的“集体狂欢”之后，貌似陈寅恪一切可说的都已说尽。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的新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以下简称“陈著”）另辟蹊径，从陈早年的留学生涯入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对陈的师承、同窗、学术训练和早期思想的形成，系统地进行了梳理，借重海外的文献、档案、资料，从西方学术（尤其是东方学）的视角，对陈的早年学术思想背后的民族身份、意识焦虑、西学史观，深挖剖析，并以他为线索，试图由小见大来阐发，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学术方法在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脉络。 十八载“今生”谈遍，而今来追索“前世” 相比而今已蔚为大观的陈学论著，多数着眼于陈寅恪的“中国史研究”和回国后的生平，陈著则对陈寅恪早年的边疆史地研究和留洋生涯更为关注。如果说现在大部分的陈学研究，关心的是陈寅恪一生最为主要的隋唐史、文化史和个人经历这些“今生”问题的话，那么陈怀宇的论著，则把重心放在了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德国柏林大学时代的学术训练，思想、方法的源流，师承前辈的影响，这些所谓学术“前世”的议题之上。 陈著的一大特色就是翻检了陈在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就读时大量的档案资料，力图真实还原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留美的方方面面。从居住环境，到选课念书，通过作者不厌其烦地细细检索，我们可以清晰地构建出，民国初年一代天之骄子——不仅有陈寅恪，还包括赵元任、俞大维、汤用彤、吴宓——在欧美读书学习的境况。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甚至还利用谷歌地图，将陈寅恪留学时期的历次搬家、去老师家拜谒做客、平日里读书生活的路线图一一标出，生动鲜活地再现了陈寅恪和他的朋友们在波士顿的交游行止，让人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陈著不厌其烦地厘清了陈早年的师友、同窗的学术背景，对可能对陈的学问思想产生影响的人物，一一点明，无论是如白璧德一样的学界巨擘，还是似乎已被学界渐渐遗忘的白乐日。这种勾连虽然伴随着极大的猜测性，但却有效地勾画出了陈寅恪所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和治学研究的大环境。 陈寅恪的家学渊源深厚，旧学功底扎实，著述行文典奥，又以考据见长，看似是非常传统、中式的治学路数；可实际上，陈无论在学术视野、关怀和方法上，都带有着强烈的西学训练的痕迹。从早年利用历史语言学来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后来提出“关陇集团”、民族融合等大问题，以及其明晰的提出假说、严密论证、批判反思的论述取向，无不具有鲜明的西学色彩。而陈著对陈寅恪早年师友，如兰曼、吕德斯和钢和泰等人的列举、考索，极具启发性地加深了我们对陈寅恪早期的治史思路（历史语言学的手法）、学术视野（边疆史）和学问关怀（民族问题和扎根文献）的理解。 陈著通过对陈寅恪早年的留学生活和学术环境的考察，为我们描摹出了寅恪留学欧美的“前世”。我们约略可以从二十世纪之初西方汉学/东方学的学术版图中，看见陈寅恪的很多学术思路和价值关怀形成、嬗变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本书虽有许多猜测性判断，但在分析角度和手法上，却仍然极具启发性和创建性的原因。 关于“大师”的祛魅与新说 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的轶闻，渐渐已由“传说”演变为了“神话”。从多少有些根据“精通十几门语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与所有新近册封的“国学大师”一样，陈寅恪的声名、生平和学术，无一不被现代传播的种种手段所消费和重新书写。而陈怀宇则以学者的亲身经历和认知，在学术训练和西学背景的向度上，对近二十年来陈寅恪身上的种种神化进行“祛魅”。 最为典型的祛魅，就是对“精通十几门语言”这一传闻的考察。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陈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且当时许多西方人从中小学就开始学习古典语言（主要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大学入学时也难自称精通，遑论在美只有短短数年学习经历的陈寅恪了。论述至此，陈著并未止步不前，相反进一步借寅恪亲友的论述，点出陈的语言能力止在中国学界的独步地位，也反向衬托出当时国际学者对西域语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极富创见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仅仅对一些江湖八卦进行祛魅，而是最后点出陈寅恪早年关于西域和边疆问题的研究中，只是利用多种域外语言进行旁证、比对，其问题的核心，仍然有着面向中国本土、汉文化圈的学术关怀。陈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从某种意义上，陈与“殊族之文”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也预示了陈四十岁之后的治学转型。 正是借此，陈著阐发了陈寅恪的佛学和史学研究背后存在的某种民族主义心态。不同于欧洲东方主义语境下，东方学研究的那种“他者”心态，也不同于从佛法、教义等学理内部对宗教进行阐释分析的弘法学者，陈寅恪更为注重在中外关系中的文化本位、中国的民族性、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等等。这些学术兴趣转向，一方面反映了陈寅恪后来学术转型背后，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关切；另一方面，也很难说没有与观点犀利的日本汉学家，如白鸟库吉等，一争高下的文化焦虑、民族动机。正是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从早年以中亚、西域文献为佐证，来看待中外交流等课题，最终转向在中国内部来研究中国。也正是因此，陈寅恪经过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却因其民族心态，并未沾染过多东方主义的偏见，相反取西学方法先进之所长，补民族主义的某些偏狭之所短，炼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本领。 民国时代的“西学东渐” 陈著并没有简单满足于梳理陈寅恪的早年生平和学术，而是更为深层地去发掘民国一代学人对欧美学术思想的借用和揄扬。最有趣的就是以赫尔德和白璧德为例，展现了陈寅恪、王国维、吴宓、周作人、朱光潜等人，如何借他山之玉，攻中学之石。 其中陈寅恪对赫尔德“了解之同情”的巧妙借用，几乎贯穿在前者一生的主要研究之中。陈对历史芜杂斑驳一面的追寻，对将历史条分缕析、规划分明的学者式总结的质疑，对历史人物心态和当时情景的倾力还原和神游冥思，还有对自身民族地位认同的某种矛盾和焦虑，无一不暗含了先哲的智慧和身影。而对于朱光潜、周作人等其他民国学人来说，赫尔德在美学、民俗学，乃至于学科建设上，对中国都产生了不为人知却不可小觑的影响。 不同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单纯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学习，也不同于清末民初之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之风，赫尔德、白璧德等学者哲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从思想、关怀、方法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展开了一场精神上的“西学东渐”，其潜移默化的功用，至今仍在慢慢发酵，泽被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