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究竟是不是“蠢猪式的仁义”？
转载自知呼，作者伍鹏翾
想要搞明白宋襄公其人，必须要缕清楚以下这几个问题
1.要对宋国有一个宏观全面的认识，包括历史渊源，内政外交，乃至地理环境
2.宋襄公所处春秋初期时的国际形势
3.弄明白‘霸主’这个名词的含义，职责
关于第一个问题，《史记》中记载宋国历史的一卷名为《宋微子世家》，微子即宋姓，以微子启为祖，微子启，殷帝乙之庶子，帝纣之兄。纣王时期，微子启直言进谏而惹怒帝纣，后惧纣王迫害而出逃，及周武王伐纣之时“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平定殷商建国初期，殷商一族依旧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周武王封纣子武庚治殷，武王死后，武庚在管蔡的怂恿下起兵叛周，淮夷徐戎之殷族闻风而起，一时星火燎原，周公三年始扑灭叛乱，武庚一族自此而绝。
然殷商六百年根基，其族自然不可能完全灭绝之，于是周公封带路党微子启于宋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使奉殷祭祀，借以统治殷遗民，所以在整个周代，宋始终以宾国自居，不臣属于周，而宋国爵位之尊崇，位列诸侯之首
名位这东西，毕竟是虚头，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靠别人捧出来的，更不能是对头捧出来的，宋作为亡国遗族，受周室分封之时，便被周族加以无数枷锁以限制实力
首先看军事上的枷锁
周之初，诸侯国的军队编制都有明确的规定，《周书·夏官司马篇》有如下记述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
而作为诸侯爵位最尊之宋国，又有多少军队呢？史无明文记载，宋封爵为公，当为大国编制三军，但如太宰子鱼（襄公庶兄）一再自称宋为小国，这自然是被周王室压制缘故，其军事实力应该为一军或二军
宋之经济条件，史载“太宰主政教文德，司马主军旅。国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按说应该是君明臣贤，长治久安之国家，但终春秋之世，宋国却是大部分主要战役的主战场，其国民常年苦受战争之苦，这就不得不归咎于宋国的地理位置
通过这张简略的春秋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宋的位置，处于中原之东部，鲁之西南，卫郑之东，陈蔡之北，为中原要冲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四战之地，东西北三个方向全是周室姬姓贵族，这没什么好说的，自然是周公分封微子启时用来钳制殷族的手段，基本上宋和周边北方诸姬姓国处的还不错，虽然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没至于大规模战争，宋国地虽小不过三百里，但皆是平原之地，更是中原交通中枢，这便成全了宋人殷族之天性，开辟河流，使舟车发达，商业繁华，不愧所谓“商贾”这一称呼，正是取自殷商族名，所以宋自古便是富庶国家
然正因为宋国土地势平坦，所以整个宋国，无险可守，面对强敌入侵时，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宋人只能不断地修筑他们的首都城市，砌盖城墙，宋之后迁都于睢阳，正是因为睢冉物产富饶，四面环水，他国侵略时，宋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物资集中于睢阳城内龟守，真是凄惨窝囊至极，周公旦之政策，真乃高瞻远瞩
只有这些也就罢了，最最要命的是宋南方荆楚的崛起，这就带人到下一个问题，宋襄公之世的国际环境，以及第一任春秋霸主·齐桓公的登场
处于中原南方的荆楚，乃是黎苗祝融八族中的一支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前面高阳，黄帝，昌意这些名字可以无视，基本上楚乃是正宗的蛮夷之族，跟中原周王室不沾血亲。至春秋之时其语言风俗文字服饰与风尚，尚未与中原民族同化，而楚之君主更以南方诸蛮夷共主的身份自豪，楚之祖先鬻熊，在殷纣之世甚得蛮夷之心，文王为结好蛮夷，封其于丰邑，九传至熊渠，称王。
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此时乃是西周鼎盛时期，等级制度森严，北方只有周天子一人可以称王，不像战国时随便哪个诸侯，有了兵有了地就能自称王，而楚国君主自熊渠便已王爵自居，可知楚国对于周朝而言，很久以来就是双方对峙的不同政权
到了周厉王时期，周楚两国矛盾更加尖锐，厉王好大喜功，没事就带兵侵扰荆楚蛮夷之族，自此周楚两国势不两立，而之后周厉王打开潘多拉魔盒（有误），盒中流出龙涎，由此引出亡国妖女褒姒
再之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为犬戎所灭，于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原诸侯篡弑相仍，兼并日烈，纪纲荡然，这也就给了楚国北进中原观中国之政的机会
率先发难的是楚武王熊通，以周不承认其位号为借口，率兵兼并姬姓随国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其后楚数世君王，文王，庄敖，成王皆以入主中原为己任，灭申，邓，侵陈，蔡，至成王，楚师已兵临宋国城下，成王就是后来击败宋襄公的君王，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反派角色男二号
此时中原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除了荆楚，北方戎狄也在虎视中原，春秋初期，正乃是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也是第一次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但是即便是在如此情势已经火烧眉毛的时候，中原几个主要诸侯国的贵族们，照样过着钟鸣鼎食的腐败生活，盖宫殿的盖宫殿，搞小三的搞小三，篡位的篡位，乱伦的乱伦，这些王室的姬姓贵族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而拯救他们的救世主，却是姜姓齐国齐桓公，姜太公作为助武王君临天下的股肱之臣，其后代再次解救武王后代于水火之中
齐桓公在旷世贤臣管仲的辅佐下，国家迅速富强，称霸于诸侯，率诸侯北灭戎狄以卫周室，南据召陵以扛楚师，真乃救世之英雄也，无怪一百六十年后孔子盛赞桓公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第十七章）被发左衽既是荆楚之风尚服饰，可以知道，直到孔子所处的春秋中期，楚国对于中原周人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威胁
不知道在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有没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到奇怪，要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地方诸侯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我是你们的老大，以后你们得叫我霸主，然后这个人还是个异姓贵族，这是什么个行为？这明显是谋反，其他诸侯肯定要群起而攻之，就跟袁术称帝一样，正所谓枪打出头鸟，但为什么作为最尊重礼节尊卑的周朝，所有的姬姓贵族在当时都能心甘情愿的尊齐桓公为霸主呢？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霸主这个名词的意义及职责
霸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孟子·离娄·丁音》
霸主这个词刚刚出现的时候，貌似没有后世那种雄浑壮阔之气概，只不过意为诸侯之盟主也，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便有了华夏民族太平则宫斗争权，外族入侵则团结抗战的优良传统，直到楚国兴兵伐郑，掳走郑大夫聃伯，撼动中原之后，周中元诸侯才团结在周室最强诸侯齐桓公手下，尊桓公为霸主，共同抵御外侮
桓公称霸，其实力雄厚固然关键，更重要的是，桓公乃是以”尊王攘夷“为政治号召，九合诸侯，当时周王室虽弱，人心尚在，且中原诸侯皆姬姓贵族，桓公提出这一政治号召，效果事半功倍也，昔召康公主持周政时。封姜太公为方伯，令其征讨四方诸侯以辅佐王室，齐国遂有征讨诸侯之权，所以桓公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名正言顺，大义凛然是也
桓公霸业，自召陵之盟步入巅峰，召陵之盟在整个春秋时代乃是第一等的大事，起因缘于当初齐桓公娶蔡女，后来这个蔡姬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得罪了桓公，桓公把她赶回了娘家，再后来蔡国降于楚，便献蔡姬于楚成王，桓公一来因为蒙羞私仇，二来蔡降于楚，中原门户已开，深忧楚人威胁，乃率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联军击破蔡国，进而伐楚，楚亦北上，双方会于召陵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
从管仲这一席话中可以得知，齐国九合诸侯称霸的意义，便是率兵讨伐不臣，所以春秋霸主的定义与职责，便是匡扶周室，北挡戎狄，南拒荆蛮，内合诸侯，并不是谁实力最强谁就是霸主，要不然楚国的君主几乎可以称霸整个春秋前半段。真正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春秋时期只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晋景公，晋悼公五人，但也不能说这就是春秋五霸的正确答案，之后‘霸主’这个词的定义逐渐变得高大上以后，西秦荆楚吴越这些未服王化的国家，强盛以后都派使节前往中原威逼利诱让诸侯尊他为霸主吹牛逼，称为霸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召陵之会无战而终，因双方势均力敌皆不敢冒进，打了一通嘴炮以后联军楚师便各自打道回府了，然而自此楚人彻底被中原联军军容壮盛所震撼，终齐桓公之世，楚人不敢北望，改变战略方向，向南边欺负吴越等小国了。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楚国的强大，此次中原诸侯会于召陵，包托了周室最精锐兵力·齐国的全部主力部队，以及南方边境国家的全部军力，尚不能耐楚军何，可以知道楚国到底有多么强大
再之后，终于轮到我们的主角宋襄公登上历史舞台中央了。召陵之盟13年后，桓公管仲相继去世，后世子孙不肖，齐所建立的中原联盟，随之溃散
桓公英明神武一世，却在后继者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栽了跟头，桓公死后，齐六子争位，朝内又无贤臣匡扶，世子昭被公子无亏党羽易牙流放国外，世子昭奔宋求援，宋襄公受管仲遗命所托，率曹，卫等诸侯伐齐，杀无亏立世子昭为齐孝公。宋师退，齐四公子复为乱，宋襄公再平定之。想以齐之强盛，管仲竟然要遗命将世子昭托付给他国君主，可知桓公末年，齐室宫廷内斗之剧烈，身后又无强力人才可中流砥柱，齐国霸业自此而绝，诚令人叹息
下面就来说说宋襄公这个人
从管仲桓公将世子昭托付于襄公，且襄公助世子昭平齐乱这点可以看出，宋襄公的名望实力，还是比较不俗的，当时周室诸侯，王室庸懦暗弱；秦晋之地在闹饥荒，两国因争夺粮食打的头破血流，无暇他顾；齐内忧重重；郑，卫，鲁皆是小国寡民，唯有宋襄公，既有相对强势之国力，辅业之贤臣，复有安定中原，南抗荆楚之志，更有让贤之仁义名声（宋桓公时曾举荐自己庶兄子鱼为君，子鱼不受，退而相国），所以霸主之位，此时除了宋国，还真就没有更适合的人选
当然，你要说这是时无英雄，矮子里面拔大个，也没有错，但南方荆楚闻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早已蠢蠢欲动，宋襄公借此机会自荐上位，成为霸主争取本国利益，也不失为一有点战略眼光的投机行为
现在我们来总结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如上文，襄公乃是前朝王室遗贵，封爵之尊乃是诸侯之首，且因宋仗义平齐乱，宋襄公之名望更是无以复加，此时过去征服殷人的周王朝已衰微，自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没有能继承者，外敌入侵，天下大乱，这是什么个条件？这绝逼是造反复国的绝佳条件！天赐良机！想慕容复不过是一个胡族小国后裔，仗着长得帅点，拳头硬点，没钱没粮没地没兵，带几个家仆都整天琢摩着谋反复国，更不用说宋襄公了，这可不是我猜的，宋襄公在伐郑时曾与子鱼论战，子鱼谏襄公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劝襄公不要伐郑，这句话便道出了宋襄公伐郑的目的，乃是“君将兴商”，红口白牙地道出了宋襄公之勃勃野心
既然要谋反，宋襄公自然不能以”尊王攘夷“来号召诸侯，因为反的就是王。在一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以后，宋襄公竟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仁义“二字为政治号召，别人又不傻，这点小把戏还是骗不过中原诸侯的，就像受宋襄公大恩的齐孝公（世子昭），听襄公改政治口号以后，马上和宋国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之后宋虽征东夷，伐曹国，所收获效果只不过是周边小国的依附，最强大的齐楚二国皆不承认宋襄公霸主地位，宋这个霸主当的，实在颇有水分
于是在周襄王十三年，宋约齐楚于鹿上，齐候不至，后与楚约盟于盂，子鱼谏曰”宋小国也，小国正盟，祸也。”但宋襄公一意孤行，于是子鱼又谏襄公多带些兵马护卫，宋襄公又说，咱们的口号是“仁义”啊，怎么可以不信任诸侯呢？于是刚到盂就被楚王抓起来了，所幸随襄公一起赴会的子鱼逃回国，之后楚国携襄公为质攻宋，子鱼奋力坚守国度，楚师五月不克。楚兵退后，子鱼又废了不少力气，在各个国家周转外交，把襄公赎了回来。子鱼对他这个弟弟，真心是把头发都愁白了
襄公回国以后，耻楚成王之侮辱，更愤恨诸侯不救宋抗楚，奋而伐楚属国郑，想借此扬威定霸。伐郑前，宋襄公誓师曰：“如天不弃我，商可兴矣！”彻底暴露其政治野心，且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气概，而反对战事的子鱼，也只能无奈叹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再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楚师出兵救郑，宋急回师迎战，双方会于泓，爆发宋楚泓之战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次年襄公伤重而死，宋经此战一蹶不振，遂降服于楚，终春秋战国，宋地沦为诸强征伐之战场，生灵涂炭，正是宋襄公遗祸也
纵观宋襄公一生，年少时襄公便有让贤之名，之后更有仗义助齐之功享誉于诸侯，本是大有一番作为的良机，却因自身野心膨胀，贪功冒进，改中原诸侯“尊王攘夷’之政治旗号为兴复殷室，当真一招棋错，满盘皆输。春秋时代距殷商亡国已有近五百年，人民对于殷商的遗爱早已淡薄，宋襄公乃是自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之下场，否则泓之战时，出于襄公扶世子昭之恩，齐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有强齐援助，宋也就绝不会一败涂地至动摇国本，数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也许在年少时，让贤子鱼，仗义助齐都可以说是宋襄公高风亮节的仁义之举，然则待齐桓公逝后，襄公野心膨胀，已不是当初的仁义少年矣。所谓的”仁义“，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天下人皆一眼看破，唯独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四处作秀给他国看，盂之会泓之战都是襄公作秀玩脱的滑稽行为，殊不值得同情
宋襄公之战略眼光，军事手段也十分浅薄。齐桓公当年费了二十年的努力，成就一个强大的反楚联盟，于召陵之会，率整个中原的兵力，尚忌惮楚国兵力，不敢轻率从事。而襄公凭小国一军的力量就敢和楚做正面冲突，简直躁进鲁莽至极。泓之战时，襄公以一国君主的身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行莽夫之事，妄图以仁义之名破数倍于己军之敌，更是作秀作到自己都陶醉了的程度，堪比后世之义和团
春秋初年的战争，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襄公军事之无能，也有一定这方面历史原因，但仅仅五年后，晋文公与楚城濮之战便首开伪装，佯退，诱敌，侧击等诡谲复杂之战法以弱敌强，大获全胜，襄公自然不能以当时军事理论不发达为借口。更不用说，泓之战即便宋国胜利，对历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宋当然没有南平荆楚的实力，徒然出一口恶气而已。中原诸侯更不会因为宋侥幸获胜而支持宋国复辟殷商之业，反而很可能与楚南北夹击宋国以伐不臣，以宋国的微妙政治身份，其覆亡，或早或晚也
对于当时宋国，最现实的战略方向应该如子鱼所言，小国不与争霸，广积粮缓称王，利用宋国交通商业之发达游走于各国之间，当时北方晋国已经兴起，宋国完全可以将晋国推上台面，出卖郑国利益，让晋楚在郑地打个你死我活，而宋可以利用与齐之渊源结成坚固之联盟，此亦是小国生存之良法。
但是以宋的地理位置，楚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原咽喉出现强国阻其北进，齐也不会任宋无限强大，而宋国国境又无险可守，像盂之会襄公被掳以后，楚国马上就能打到宋国首都便可证明宋军之劣势，此亦周公之先见。
如果宋地处齐晋之地，以宋国子鱼，公孙固之贤才，未必不可成一番气候。可以历史给宋襄公的选择，只有要不然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守成之君，要不然就只能背负失败之恶名，而襄公显然选择了后者
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仁义“表象，被其作秀所迷惑，盖因为，宋襄公在浩瀚的中华历史中所扮演的，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他没有能像齐桓晋文那样的伟大武功，仅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浮夸志向，正乃是滑稽之人，受后世滑稽之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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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搞明白宋襄公其人，必须要缕清楚以下这几个问题
1.要对宋国有一个宏观全面的认识，包括历史渊源，内政外交，乃至地理环境
2.宋襄公所处春秋初期时的国际形势
3.弄明白‘霸主’这个名词的含义，职责
关于第一个问题，《史记》中记载宋国历史的一卷名为《宋微子世家》，微子即宋姓，以微子启为祖，微子启，殷帝乙之庶子，帝纣之兄。纣王时期，微子启直言进谏而惹怒帝纣，后惧纣王迫害而出逃，及周武王伐纣之时“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平定殷商建国初期，殷商一族依旧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周武王封纣子武庚治殷，武王死后，武庚在管蔡的怂恿下起兵叛周，淮夷徐戎之殷族闻风而起，一时星火燎原，周公三年始扑灭叛乱，武庚一族自此而绝。
然殷商六百年根基，其族自然不可能完全灭绝之，于是周公封带路党微子启于宋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使奉殷祭祀，借以统治殷遗民，所以在整个周代，宋始终以宾国自居，不臣属于周，而宋国爵位之尊崇，位列诸侯之首
名位这东西，毕竟是虚头，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靠别人捧出来的，更不能是对头捧出来的，宋作为亡国遗族，受周室分封之时，便被周族加以无数枷锁以限制实力
首先看军事上的枷锁
周之初，诸侯国的军队编制都有明确的规定，《周书·夏官司马篇》有如下记述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
而作为诸侯爵位最尊之宋国，又有多少军队呢？史无明文记载，宋封爵为公，当为大国编制三军，但如太宰子鱼（襄公庶兄）一再自称宋为小国，这自然是被周王室压制缘故，其军事实力应该为一军或二军
宋之经济条件，史载“太宰主政教文德，司马主军旅。国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按说应该是君明臣贤，长治久安之国家，但终春秋之世，宋国却是大部分主要战役的主战场，其国民常年苦受战争之苦，这就不得不归咎于宋国的地理位置
通过这张简略的春秋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宋的位置，处于中原之东部，鲁之西南，卫郑之东，陈蔡之北，为中原要冲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四战之地，东西北三个方向全是周室姬姓贵族，这没什么好说的，自然是周公分封微子启时用来钳制殷族的手段，基本上宋和周边北方诸姬姓国处的还不错，虽然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没至于大规模战争，宋国地虽小不过三百里，但皆是平原之地，更是中原交通中枢，这便成全了宋人殷族之天性，开辟河流，使舟车发达，商业繁华，不愧所谓“商贾”这一称呼，正是取自殷商族名，所以宋自古便是富庶国家
然正因为宋国土地势平坦，所以整个宋国，无险可守，面对强敌入侵时，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宋人只能不断地修筑他们的首都城市，砌盖城墙，宋之后迁都于睢阳，正是因为睢冉物产富饶，四面环水，他国侵略时，宋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物资集中于睢阳城内龟守，真是凄惨窝囊至极，周公旦之政策，真乃高瞻远瞩
只有这些也就罢了，最最要命的是宋南方荆楚的崛起，这就带人到下一个问题，宋襄公之世的国际环境，以及第一任春秋霸主·齐桓公的登场
处于中原南方的荆楚，乃是黎苗祝融八族中的一支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前面高阳，黄帝，昌意这些名字可以无视，基本上楚乃是正宗的蛮夷之族，跟中原周王室不沾血亲。至春秋之时其语言风俗文字服饰与风尚，尚未与中原民族同化，而楚之君主更以南方诸蛮夷共主的身份自豪，楚之祖先鬻熊，在殷纣之世甚得蛮夷之心，文王为结好蛮夷，封其于丰邑，九传至熊渠，称王。
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此时乃是西周鼎盛时期，等级制度森严，北方只有周天子一人可以称王，不像战国时随便哪个诸侯，有了兵有了地就能自称王，而楚国君主自熊渠便已王爵自居，可知楚国对于周朝而言，很久以来就是双方对峙的不同政权
到了周厉王时期，周楚两国矛盾更加尖锐，厉王好大喜功，没事就带兵侵扰荆楚蛮夷之族，自此周楚两国势不两立，而之后周厉王打开潘多拉魔盒（有误），盒中流出龙涎，由此引出亡国妖女褒姒
再之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为犬戎所灭，于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原诸侯篡弑相仍，兼并日烈，纪纲荡然，这也就给了楚国北进中原观中国之政的机会
率先发难的是楚武王熊通，以周不承认其位号为借口，率兵兼并姬姓随国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其后楚数世君王，文王，庄敖，成王皆以入主中原为己任，灭申，邓，侵陈，蔡，至成王，楚师已兵临宋国城下，成王就是后来击败宋襄公的君王，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反派角色男二号
此时中原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除了荆楚，北方戎狄也在虎视中原，春秋初期，正乃是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也是第一次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但是即便是在如此情势已经火烧眉毛的时候，中原几个主要诸侯国的贵族们，照样过着钟鸣鼎食的腐败生活，盖宫殿的盖宫殿，搞小三的搞小三，篡位的篡位，乱伦的乱伦，这些王室的姬姓贵族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而拯救他们的救世主，却是姜姓齐国齐桓公，姜太公作为助武王君临天下的股肱之臣，其后代再次解救武王后代于水火之中
齐桓公在旷世贤臣管仲的辅佐下，国家迅速富强，称霸于诸侯，率诸侯北灭戎狄以卫周室，南据召陵以扛楚师，真乃救世之英雄也，无怪一百六十年后孔子盛赞桓公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第十七章）被发左衽既是荆楚之风尚服饰，可以知道，直到孔子所处的春秋中期，楚国对于中原周人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威胁
不知道在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有没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到奇怪，要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地方诸侯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我是你们的老大，以后你们得叫我霸主，然后这个人还是个异姓贵族，这是什么个行为？这明显是谋反，其他诸侯肯定要群起而攻之，就跟袁术称帝一样，正所谓枪打出头鸟，但为什么作为最尊重礼节尊卑的周朝，所有的姬姓贵族在当时都能心甘情愿的尊齐桓公为霸主呢？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霸主这个名词的意义及职责
霸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孟子·离娄·丁音》
霸主这个词刚刚出现的时候，貌似没有后世那种雄浑壮阔之气概，只不过意为诸侯之盟主也，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便有了华夏民族太平则宫斗争权，外族入侵则团结抗战的优良传统，直到楚国兴兵伐郑，掳走郑大夫聃伯，撼动中原之后，周中元诸侯才团结在周室最强诸侯齐桓公手下，尊桓公为霸主，共同抵御外侮
桓公称霸，其实力雄厚固然关键，更重要的是，桓公乃是以”尊王攘夷“为政治号召，九合诸侯，当时周王室虽弱，人心尚在，且中原诸侯皆姬姓贵族，桓公提出这一政治号召，效果事半功倍也，昔召康公主持周政时。封姜太公为方伯，令其征讨四方诸侯以辅佐王室，齐国遂有征讨诸侯之权，所以桓公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名正言顺，大义凛然是也
桓公霸业，自召陵之盟步入巅峰，召陵之盟在整个春秋时代乃是第一等的大事，起因缘于当初齐桓公娶蔡女，后来这个蔡姬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得罪了桓公，桓公把她赶回了娘家，再后来蔡国降于楚，便献蔡姬于楚成王，桓公一来因为蒙羞私仇，二来蔡降于楚，中原门户已开，深忧楚人威胁，乃率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联军击破蔡国，进而伐楚，楚亦北上，双方会于召陵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
从管仲这一席话中可以得知，齐国九合诸侯称霸的意义，便是率兵讨伐不臣，所以春秋霸主的定义与职责，便是匡扶周室，北挡戎狄，南拒荆蛮，内合诸侯，并不是谁实力最强谁就是霸主，要不然楚国的君主几乎可以称霸整个春秋前半段。真正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春秋时期只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晋景公，晋悼公五人，但也不能说这就是春秋五霸的正确答案，之后‘霸主’这个词的定义逐渐变得高大上以后，西秦荆楚吴越这些未服王化的国家，强盛以后都派使节前往中原威逼利诱让诸侯尊他为霸主吹牛逼，称为霸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召陵之会无战而终，因双方势均力敌皆不敢冒进，打了一通嘴炮以后联军楚师便各自打道回府了，然而自此楚人彻底被中原联军军容壮盛所震撼，终齐桓公之世，楚人不敢北望，改变战略方向，向南边欺负吴越等小国了。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楚国的强大，此次中原诸侯会于召陵，包托了周室最精锐兵力·齐国的全部主力部队，以及南方边境国家的全部军力，尚不能耐楚军何，可以知道楚国到底有多么强大
再之后，终于轮到我们的主角宋襄公登上历史舞台中央了。召陵之盟13年后，桓公管仲相继去世，后世子孙不肖，齐所建立的中原联盟，随之溃散
桓公英明神武一世，却在后继者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栽了跟头，桓公死后，齐六子争位，朝内又无贤臣匡扶，世子昭被公子无亏党羽易牙流放国外，世子昭奔宋求援，宋襄公受管仲遗命所托，率曹，卫等诸侯伐齐，杀无亏立世子昭为齐孝公。宋师退，齐四公子复为乱，宋襄公再平定之。想以齐之强盛，管仲竟然要遗命将世子昭托付给他国君主，可知桓公末年，齐室宫廷内斗之剧烈，身后又无强力人才可中流砥柱，齐国霸业自此而绝，诚令人叹息
下面就来说说宋襄公这个人
从管仲桓公将世子昭托付于襄公，且襄公助世子昭平齐乱这点可以看出，宋襄公的名望实力，还是比较不俗的，当时周室诸侯，王室庸懦暗弱；秦晋之地在闹饥荒，两国因争夺粮食打的头破血流，无暇他顾；齐内忧重重；郑，卫，鲁皆是小国寡民，唯有宋襄公，既有相对强势之国力，辅业之贤臣，复有安定中原，南抗荆楚之志，更有让贤之仁义名声（宋桓公时曾举荐自己庶兄子鱼为君，子鱼不受，退而相国），所以霸主之位，此时除了宋国，还真就没有更适合的人选
当然，你要说这是时无英雄，矮子里面拔大个，也没有错，但南方荆楚闻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早已蠢蠢欲动，宋襄公借此机会自荐上位，成为霸主争取本国利益，也不失为一有点战略眼光的投机行为
现在我们来总结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如上文，襄公乃是前朝王室遗贵，封爵之尊乃是诸侯之首，且因宋仗义平齐乱，宋襄公之名望更是无以复加，此时过去征服殷人的周王朝已衰微，自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没有能继承者，外敌入侵，天下大乱，这是什么个条件？这绝逼是造反复国的绝佳条件！天赐良机！想慕容复不过是一个胡族小国后裔，仗着长得帅点，拳头硬点，没钱没粮没地没兵，带几个家仆都整天琢摩着谋反复国，更不用说宋襄公了，这可不是我猜的，宋襄公在伐郑时曾与子鱼论战，子鱼谏襄公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劝襄公不要伐郑，这句话便道出了宋襄公伐郑的目的，乃是“君将兴商”，红口白牙地道出了宋襄公之勃勃野心
既然要谋反，宋襄公自然不能以”尊王攘夷“来号召诸侯，因为反的就是王。在一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以后，宋襄公竟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仁义“二字为政治号召，别人又不傻，这点小把戏还是骗不过中原诸侯的，就像受宋襄公大恩的齐孝公（世子昭），听襄公改政治口号以后，马上和宋国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之后宋虽征东夷，伐曹国，所收获效果只不过是周边小国的依附，最强大的齐楚二国皆不承认宋襄公霸主地位，宋这个霸主当的，实在颇有水分
于是在周襄王十三年，宋约齐楚于鹿上，齐候不至，后与楚约盟于盂，子鱼谏曰”宋小国也，小国正盟，祸也。”但宋襄公一意孤行，于是子鱼又谏襄公多带些兵马护卫，宋襄公又说，咱们的口号是“仁义”啊，怎么可以不信任诸侯呢？于是刚到盂就被楚王抓起来了，所幸随襄公一起赴会的子鱼逃回国，之后楚国携襄公为质攻宋，子鱼奋力坚守国度，楚师五月不克。楚兵退后，子鱼又废了不少力气，在各个国家周转外交，把襄公赎了回来。子鱼对他这个弟弟，真心是把头发都愁白了
襄公回国以后，耻楚成王之侮辱，更愤恨诸侯不救宋抗楚，奋而伐楚属国郑，想借此扬威定霸。伐郑前，宋襄公誓师曰：“如天不弃我，商可兴矣！”彻底暴露其政治野心，且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气概，而反对战事的子鱼，也只能无奈叹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再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楚师出兵救郑，宋急回师迎战，双方会于泓，爆发宋楚泓之战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次年襄公伤重而死，宋经此战一蹶不振，遂降服于楚，终春秋战国，宋地沦为诸强征伐之战场，生灵涂炭，正是宋襄公遗祸也
纵观宋襄公一生，年少时襄公便有让贤之名，之后更有仗义助齐之功享誉于诸侯，本是大有一番作为的良机，却因自身野心膨胀，贪功冒进，改中原诸侯“尊王攘夷’之政治旗号为兴复殷室，当真一招棋错，满盘皆输。春秋时代距殷商亡国已有近五百年，人民对于殷商的遗爱早已淡薄，宋襄公乃是自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之下场，否则泓之战时，出于襄公扶世子昭之恩，齐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有强齐援助，宋也就绝不会一败涂地至动摇国本，数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也许在年少时，让贤子鱼，仗义助齐都可以说是宋襄公高风亮节的仁义之举，然则待齐桓公逝后，襄公野心膨胀，已不是当初的仁义少年矣。所谓的”仁义“，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天下人皆一眼看破，唯独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四处作秀给他国看，盂之会泓之战都是襄公作秀玩脱的滑稽行为，殊不值得同情
宋襄公之战略眼光，军事手段也十分浅薄。齐桓公当年费了二十年的努力，成就一个强大的反楚联盟，于召陵之会，率整个中原的兵力，尚忌惮楚国兵力，不敢轻率从事。而襄公凭小国一军的力量就敢和楚做正面冲突，简直躁进鲁莽至极。泓之战时，襄公以一国君主的身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行莽夫之事，妄图以仁义之名破数倍于己军之敌，更是作秀作到自己都陶醉了的程度，堪比后世之义和团
春秋初年的战争，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襄公军事之无能，也有一定这方面历史原因，但仅仅五年后，晋文公与楚城濮之战便首开伪装，佯退，诱敌，侧击等诡谲复杂之战法以弱敌强，大获全胜，襄公自然不能以当时军事理论不发达为借口。更不用说，泓之战即便宋国胜利，对历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宋当然没有南平荆楚的实力，徒然出一口恶气而已。中原诸侯更不会因为宋侥幸获胜而支持宋国复辟殷商之业，反而很可能与楚南北夹击宋国以伐不臣，以宋国的微妙政治身份，其覆亡，或早或晚也
对于当时宋国，最现实的战略方向应该如子鱼所言，小国不与争霸，广积粮缓称王，利用宋国交通商业之发达游走于各国之间，当时北方晋国已经兴起，宋国完全可以将晋国推上台面，出卖郑国利益，让晋楚在郑地打个你死我活，而宋可以利用与齐之渊源结成坚固之联盟，此亦是小国生存之良法。
但是以宋的地理位置，楚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原咽喉出现强国阻其北进，齐也不会任宋无限强大，而宋国国境又无险可守，像盂之会襄公被掳以后，楚国马上就能打到宋国首都便可证明宋军之劣势，此亦周公之先见。
如果宋地处齐晋之地，以宋国子鱼，公孙固之贤才，未必不可成一番气候。可以历史给宋襄公的选择，只有要不然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守成之君，要不然就只能背负失败之恶名，而襄公显然选择了后者
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仁义“表象，被其作秀所迷惑，盖因为，宋襄公在浩瀚的中华历史中所扮演的，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他没有能像齐桓晋文那样的伟大武功，仅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浮夸志向，正乃是滑稽之人，受后世滑稽之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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