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周入门语言学”第八周 核心理论语言学之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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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初次见面的请多关照，好久不见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月7号晚上八点，这里是“十二周入门语言学”，我是小蝶。上周也是因为再一次的突发事件所以没有顺利进行广播，没想到一下子就轮到12月了，这是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很快这个节目也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了，我在整个流程结束之后，也就要从目前的对科普还抱有信心的“玩家”状态变成有自己专门课题的“研究者”了，这么说起来，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呢，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有始有终地做完这一切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所有的内容——包括第十周的自由吐槽时间。不过现在谈论这个还是有点早，我们先继续来看今天的内容吧。
今天的题目是“核心理论语言学之外的世界”。先要说一下，今天广播的流程模式和之前的内容应该会有所两样，可能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偷懒了——是的，今天的内容会分为三部分，而我也安排了两个休息时段，可以说是真•偷懒。为什么会安排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今天我们不再只讨论单纯一个分支，而是要一起来围观语言学的三个极为有趣的成员——对，一口气面对三个，它们都是一般流行的语言学教材里会包括进去的成员，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里也一直保持着自己强大的活力，虽然没有那么“核心”，没有那么“理论”，但也非常重要；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并且与人类的生活、日常经历等事物息息相关。按照我介绍的顺序来看，这三者就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是的，它们都是语言学和周边相关学科互相交互、融合之后形成的交叉学科，和我上次介绍的语用学有点相似。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能看到语言学是如何与社会学、心理学和脑科学进行碰撞、擦出火花的了。
那么，按照刚才所说的，我们先进入第一扇大门：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socio-是社会学的前缀；社会语言学再怎么说也是一门研究语言的学科，但和之前我们见过的音系学、句法学不一样，它并不研究人类个体的能力，而是研究人类群体在一种语言中的共同表现，比如说一个地区的人的用词倾向，一个阶层的人的发音特点，某一种特定语言的诞生过程等等。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不断改变的，随着人的代际更替、地区迁移都会发生自然的变化，当然也会有突如其来的不自然的改变，在有些语言占据优势的时候，另外一些语言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又如何针对这种现象制定相应的对策呢？这都是社会语言学需要面对的问题。之前在ask.fm上被有意报考社会语言学方向的朋友问起社会语言学的概况，我大概解释了一下：社会语言学内部也可以被分为几个大型分支，比如专门针对地区性、代际性、社会阶层性的语言和方言调查的，比如研究濒危语言记录保护的，比如研究双语或者多语现象的，再比如研究国家地区语言政策的；它们的内部差异很大，有些分支之间可能很难产生交集，也有些分支之间会有牵扯和影响，但不管如何，它们都无法脱离开“语言在社会里”这一基础现象。在第一周里，我曾经说过，所有的语言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近似的，表意能力是平等的，但那是理论语言学的美好空想。在社会语言学里，我们又要被打入现实：承认吧，所有的语言都是“平等”的，但有些语言就是比其他的更“平等”；在当前这个世界里，有些语言活得就是比其他语言要好一些，它们的前途一片光明；而对于一些群体来说，有些语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学会这种语言就意味着身份不凡高人一等。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今天基本不会涉及来自汉语内部的例子——因为汉语的情况太复杂了。所以大家姑且先离开我们的母语范围，一起看看大千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稀奇古怪的现象吧。
社会语言学的一大重点，就是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动物，往往以某些共同或者近似的因素作为依据划分自己的小群体，而语言使用正是这样的依据之一。来自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会有差别，有些差别可能非常明显，比如说汉语的人群和说英语的人群就完全两样，因为说的完全就是不同的语言；有些差别可能就比较细微了，比如针对某一个字音的特定处理、某一类语言结构的使用等等。这些差异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的周边环境；而我们在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往往也会根据这些差别给人贴上不同“社会群组”的标签。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我们存在的社会背景是互相强化的；社会语言学所针对的，就是这样互相强化的现象。
提到社会环境和语言之间的影响，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可能就是不同地区语言的差异了吧。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如果一个地区相对比较封闭，与周边地区的语言交流比较少，那么它就有可能产生自己的一套方言系统。两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即使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也会在语音特征、用词习惯甚至是句子结构上出现不同；而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不同之处来判断对方成长在哪个地区，处于什么样的生活背景。所谓的“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就是以地区为基础进行的一个草率的划分。经常看日本动画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关东腔” 与“关西腔”，这两种方言在地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关东腔”顾名思义，是流行于东日本关东地区的日语方言，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提到的“关东腔”指的其实是所谓的“标准日本语”，它主要以东京及首都圈地区的方言为语音基础，和首都圈以外的关东地区所流行的方言有些差异。关东腔，或者更确切地说，标准日本语，是动画配音里最常见的日语类型，除非人物有特别的背景、口音设定，否则绝大多数对白都是以日语的这一类方言完成的。与之相对的“关西腔”指的则是日语的近畿方言，它主要包括了日本关西近畿一带的方言，特别是京都、大阪和神户一带的方言，由于历史原因，它的影响力仅次于首都圈地区的标准日本语。由于关西腔在语音和词汇方面有着特殊的表现力，像大阪腔会给人一种“风趣”的感觉，而京都腔会带来“古雅”的气氛，因此它也频繁出现在影视动画作品里。有些声优格外擅长关西腔的配音，比如在《魔法少女奈叶》里出演八神疾风的植田佳奈，以及在《伪物语》里为影缝余弦配音的白石凉子。在这里我选择了白石凉子的两段配音：《我的妹妹是大阪大妈》里的石原京介说的是标准语，而《伪物语》里的影缝余弦说的则是京都方言，二者在语调和用词上都有着微妙的区别。
除了地区以外，另一个与语言互相交互、互相影响的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我们似乎是很少提到“阶级不同”这个概念了，即使大家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富二代和土豪，我们也很难从他们的说话语音用词里感受到什么不同，反正大家说的大多都是普通话。如果要举一个阶层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影响，那么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应该回到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这还要说回到冯小刚的电影《大腕》里，李成儒有段台词：“门口再站一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儿没事儿都得跟人家说：May I help you, sir？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这段话有名归有名，但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语言学问题：“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是不是真的就“倍儿有面子”？实际上，真正“倍儿有面子”、被认为是“上流社会口音”、由王室成员及BBC的新闻播音员使用的英语语音，并不是伦敦音，而是一种名为“公认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语音，这种语音并不来自于伦敦，而是以英格兰南部的通行发音为基础构建而成的。它是十九世纪中期起在英国的公学里所使用的语音，而英国教育体系里所说的公学，则是面向贵族子弟开办的私立学校。如果一个人在说话时使用的是公认发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他接受过极为优越的教育——而这又意味着他一定来自上流社会。到现在，公认发音的使用者只占英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而这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上层阶级成员，比如英国的王室成员、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以及毕业于伊顿、哈罗等公学的学生们，他们给一般的英国民众留下的也大多是“摆上等架子、不食人间烟火”之类的印象。
那么，在《大腕》里提到的“英国伦敦腔”到底又是什么呢？一般社会语言学家热衷于研究的伦敦方言，主要指的是流行于伦敦东区的考克尼方言（Cockney），这种方言看似反映了语言的地区性特征，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在十九世纪，伦敦东区的居民大多数是外来移民和贫民劳工，而考克尼方言的主要使用人群正是这些穷苦的劳动群众。二十世纪初期，当公认发音在英国上流社会受到追捧的时候，考克尼方言则受到了严重的打压，被当成“低级的、穷人的语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有所改善。在第二周的时候，我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根据萧伯纳的剧本《皮格马利翁》改编的音乐电影《窈窕淑女》，里面奥黛丽•赫本饰演的那位贫穷却美丽的卖花姑娘Eliza Doolittle就说着一口浓重的考克尼方言，和希金斯教授使用的公认发音有着明显的对比。我这里也是截取了一段录音来反映他们两个人说话时语音的不同。实际上，《皮格马利翁》原著里透出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正是阶层和语言相互作用的问题。Eliza从小生活在伦敦东区的贫困环境里，这样的环境塑造了她的考克尼口音；而变身之后，她使用着上流社会通行的公认发音，被当成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却无法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她使用的语言转变了，周围人对她的看法也转变了，但她的生活背景与经济水平却无法跟着一起转变，结果导致她被两个阶层同时抛弃，无处容身，只能对着希金斯教授哭喊：“我以后该怎么办？”语言和地区、语言和阶层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一手造出来的社会鸿沟，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上经常会根据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来推测他的出身背景，所以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在成名之后想方设法改掉了自己的考克尼腔，转而使用公认发音，以创造自己的良好形象，而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里的女主角唐泽雪穗也为了掩藏自己在大阪贫民区的过去而苦练关东口音，最后说得一口流利体面的标准语，成功挤进了上流社会。
说完了这么苦大仇深的影响，我们再换几个轻松又日常的因素来讨论一下吧。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段中二时期，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会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拿铅笔盒敲暖气管子、偷偷写有点玛丽苏的小说，或者在QQ空间里使用火星文，感觉这样简直是“屌爆了”；等到中二结束以后，一切突然又回归正轨，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感叹：我了个天哪，我当年脑子到底怎么搞的，居然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又眼睁睁地看着在自己之后出生的小孩们也迈入这个阶段，不断进行这个轮回。在语言使用里，也有这样的现象：在一个长期追溯的时期里，特定年龄段的人群会倾向于使用特定的语言种类或形态，比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青春期的孩子更倾向于使用土语俗话，或者模仿黑人说唱的语调，而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种用法就逐渐少了起来。在一些双语通行的地区，使用者所侧重的语言会跟着他的年龄发生变化，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一例，随着住民年龄增长、接受教育、开始工作，他们对英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而一旦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们突然又回到以法语为主的环境里。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年龄层可以有着不同的语言现象，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不断从一个层跳到下一个层里，跟着整个社会往前流动。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因素，就是性别。估计当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可能就会想：哼，又来了一个宣传女权主义的。事先说好，我今天可没这个打算，有关性别这方面，我只是单纯地来陈述一些事实。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从小开始，女孩子就被教导“说话要细声细气的，不要大喊大叫”、“不要骂人，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和人家好好讲道理”、“说话要委婉客气，不要太直接”，但是相比之下，男孩子接受的这一类管教就要少一些；进入青春期后，这样的分化甚至更明显，同样是骂街，男生可能就会有人陪着他一起骂，而女生则可能会被朋友们取笑说“你怎么这么粗俗”。在说话的内容、交谈的模式和用词发音上，男性和女性有着统计上的差别：与男性相比，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注意语法是否准确，更关注听者的反应，更不愿激怒对方。在相关研究者看来，这些差异并不能依靠生物学进行解释，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男人和女人完全就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语言应用的性别差异正是源自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定位：女性被设定为下一代的教养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因此要在“守序”这方面进行表率，所以才更加关注自己的言谈话语是否符合语法和礼貌规范。还有一些更激进的学者认为，现在社会的语言规范是由男性制定的，以男性的标准去衡量女性的行为，自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男性会误认为女性“废话太多”、“总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等等。有趣的是，之前及当前活跃在性别与语言影响的研究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难免带上一些女权主义的色彩了。
最后，关于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因素，还有一个我一直没有提的成员，那就是地方性的政策：政府直接干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语言发展，以政策形式确定某一种语言的地位。在这方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在小学课本里读过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普鲁士，主人公所在的学校也要根据政府命令，停止教授法语，改教德语，主人公的法语老师对此非常伤心，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发表了好一通演讲，其中就包括那句著名的“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估计这篇小说让不少人狠狠地感动了一把，立志学法语吧。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一系列问题：小弗朗士身为一个法国小孩，到了小学五年级，为什么连最基本的法语动词变位都不会呢？为什么那个郝叟老头，还要跟小学生们坐在一起从初级读本开始学法语呢？
是的，问题来了——法语和德语对于这个镇子上的居民来说，都算是外语。在普法战争的时代，阿尔萨斯大区的通行语言既不是法语，也不是德语，而是从属于日耳曼语系的阿尔萨斯语，也可被称为“阿尔萨斯德语”。由于宗教原因，在普法战争之前，阿尔萨斯归属于法国，但当地的居民说的则是一种与高地德语有着亲缘关系的语言。所以，在镇子上教大家法语的韩麦尔老师，与其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乡村教师，倒更可能是被中央派来推广普通话的，在这个镇子里，法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而更像一种普及起来有点困难的官方语言。普法战争之后，由于被普鲁士占领，阿尔萨斯大区也进入了以德语为官方语言的时代，不过对于当地人民来说，生活可能还会简单一点。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地区终于平定下来，重新被划入法国领土，而法国政府又一次在这个地区开始了推广普通话的进程——到今天，阿尔萨斯大区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都已经变成了法语，阿尔萨斯语只是一种限定于部分地区的方言，根据我偶像大人从阿尔萨斯当地发回的考察，曾经以德法双语出版的地方报纸，已经变为纯法语出版了。阿尔萨斯地区三种不同语言及方言的起起落落，正是政治博弈对语言影响的绝佳体现。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说起社会环境和语言的影响的时候，我同时提到了两个概念：有时候说的是“方言”（dialect），有时则会说“口音”（accent），比如说，考克尼是英语的一种方言，而公认发音则是一种特别的口音。那么，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一样的吗？一般来说，口音指的是对于某一种语言的词汇的特定发音，它只从发音层面来研究语言，不包括任何词汇和特殊的句法结构，像公认发音和标准美式发音（General American），它们都只是特定的语音系统，不管念的是什么词，只要符合一定的发音规则，就可以被认定在这个范围内；而方言所包括的内容就广泛多了，一个特定群体使用的包含语音、词汇及句法结构的完整系统即可被称为方言，比如双重否定“I ain’t do nothing”就是非裔美式英语里的特别结构，而非裔美式英语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口音”，而是英语的方言之一。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有时很难分辨一种现象到底属于纯粹的口音还是方言，特别是出现所谓的“方言词”的时候：一般认为，英格兰内部存在的是几种不同的英语口音，而并非方言，但实际调查发现，对于同一样事物，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的称呼，看起来是有不同的，那么到底应该说这是不同的口音呢，还是不同的方言呢？如果我们用一种方言的口音来说另外一种方言的词汇，这又该怎么界定呢？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不过大家依旧是约定俗成地先使用着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可能因为受到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掌握了不止一种语言或方言，并且会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频繁使用它们，我们称这样的现象为“双语现象”（bilingualism）或者“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我本科四年是在香港度过的，由于这个城市的特殊历史背景，双语或者多语现象在香港非常常见，我的同学们母语基本是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平时与家里人说话用的都是自己的母语，但在大专院校的教学里，英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百分之九十五的授课是以英语完成的，无论是书面作业还是口头作业也都以英语为主。政府甚至主动推行“两文三语”的政策：书面文件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口述文件使用英语、广东话和普通话。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同学在聊天的时候、特别是谈论到学校生活和课程任务的时候，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我们使用的语言并不局限在普通话里，而是会同时夹杂各种我们已经熟练应用的语言，比如“你check咗微博未呀”（你看了微博了吗？），或者是“lingua franca的那篇paper下周就要deadline了，我到现在连个draft都没有，你有什么好的reference能推荐一下吗”。是的，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说话方式很烦，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中英夹杂很装逼”的抱怨了，但是每当和同学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会继续使用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样的现象，在社会语言学里被称为“语码转换”（code-mixing/code-switching），是指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同时放置在一个对话环境里，说者根据需要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中进行切换，在面对不同的听者、涉及不同话题、意图刻意强调某种状态的时候，根据对方的理解能力与自己的便利，把一句话、部分短语或者个别单词转换成不同的语言。从说者角度来看，这可以是一种非常便利的甚至是偷懒的行为：说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脑中产生对应概念的时候，直接用“就近”语言的单词把它表达出来，可以最大化地表达自己的心理状态；但是对听者来说，这就是一种比较麻烦的挑战了：听者必须跟上说者不停切换的语言，否则有可能不理解说者想要表达的含义，继而对说者“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听不懂的内容”这一态度产生厌烦。在交流中是否切换语言，切换成什么样的语言，其实是说者和听者之间关于语境和理解能力的一场博弈，说者有自己的考量，听者也有自己的态度，但是这场博弈的目的还是交流效果，如果无法有效地完成交流的任务，切换语言或者刻意维持一种语言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在香港看病的时候，医生和我之间说的是英语，在我表达实在有困难的时候也会说普通话，但一旦需要做什么化验，叫护士来的时候，她就立刻切成了广东话；这样的切换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检查的任务，如果医生非要对我说广东话，或者对护士像对我一样一直说英语，那么交流起来可能就会有点困难了。
在多种语言普遍并存的环境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些比较正式的社会场合里，人们倾向于选用某一种特定语言，甚至政府会对此做出规定，在特定场合里必须选用某种语言，否则视为无效；不同的语言有了层次上的分化，有些语言更“正式”，有些语言则比较“家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确立中文为法定语言之前，香港的法律条文、政府公告基本全用英语写成，法庭上也只能使用英语进行控诉、辩护和审判。直到今天，香港还保留着中英文不平衡的倾向：填写政府表格时，以英语内容为主；学校和企业公布的文件条例，大多以英语版本为准；大专院校的录取条件里最具决定性的是英语考试的成绩；家长更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入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中学里；英语报纸比中文报纸显得更为“高端、可靠”；英语说得好的人会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人。在多语环境里，语言地位不平等，出现分化，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双言现象”或者“双言制”（diglossia）。不仅仅是现在的香港，在瑞士德语区和新加坡也都还存在着双言现象：前者是标准德语和瑞士德语之间的对立，而后者则是标准英语和新加坡英语的对立。双言现象里，层次较高的语言往往用在大型正式的公众场合里，而层次较低的语言则频繁出现在普通的日常对话中。
今天的第一大部分社会语言学的内容，到这里就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虽然有些遗憾有一部分内容没有提到，例如语言的生和死、濒危语言形成的原因和保护策略、混杂语言Pidgin和混成语言Creole的现象，但受到时间的限制，很可惜不能细说。还有一部分很重要但我没有提及的内容就是汉语的大系统，之前也是在第一周的弹幕里，有人留言说“粤语是一种已经被联合国承认的语言”，对此我只能暂时回答一句：这件事是假的，别信。有关中国的方言或语言划分，汉语、官话、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的定位，这些内容我已经列入了第十期的大纲里，而“这都是你的幻觉”这个标题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写的。这事情说起来我就是一肚子血泪，待到第十周咱们再见分晓。
刚才我们从社会性的角度，看到了语言在人类大群体里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身上，看看语言在人身上的作用以及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心理语言学，英文称为psycholinguistics，作为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交互学科，它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在处理语言时的心理活动，以及特定心理因素对于人类语言理解的影响。有些相关的内容，我曾经在前面几次广播里把它们拆散了和大家简单提过，比如说动物到底有没有能力学会人类的语言，以及空耳、误听现象的产生，还有歧义句和花园小径句的不同理解问题。不过心理语言学更重要的一部分研究则是针对人类的语言学习，如何从周围的语料里吸取学习的因素，完成正常的听说读写，无论是母语学习还是外语学习，都包括在内。我对心理语言学总有点敬而远之，一大原因就是我有点怕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不能理解我语用意图的小孩子，而他们偏偏还是心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不过，既然要说到语言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他们，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来努力面对吧。
说起心理语言学，我们最常见的话题就是小孩子学母语的问题——新生儿只会用哭来引起大人的注意，而平均下来三岁左右的小孩子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使用母语组出符合语法的句子，表达比较复杂的含义，而生长在双语环境里的孩子，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父母的需求流利地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在短短的三十六个月里，小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就能获得如此神奇的进步呢？这就是心理语言学家们不断观察、实验、试图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无法记得自己学会母语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场景了，不过幸好，到目前的研究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大概的语言学习过程的流程，在这里我们也就来一起复习一下自己十几二十年前经历过的那一切。
如果稍微了解过一点心理学，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位有名的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没错，就是那个把小白鼠关进箱子里给它们电击的那个家伙，他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认为人类和动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复杂的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的。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早期的发展心理学家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基于条件反射的模仿行为，小孩子学习母语的过程其实就是模仿大人说话的过程，而大人在一旁监督着小孩子的行为，如果说错了，就要予以纠正，这样才能让小孩学会合乎语法的语言。但是，从乔姆斯基开始，语言学习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他认为，语言学习依靠的并不是单纯的条件反射般的流程，而更像是从挖地基开始新造一栋房子，从外界吸取一系列材料，自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某个特定的阶段里，小孩子就是会省略句子里的虚词，而不是单纯地重复大人所有的话；有时候，当小孩子说错了，比如说把“two feet”说成“two foots”，就算大人纠正的次数再多，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如果语言学习只是依靠模仿和刺激的话，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也正是因为这些无法以模仿行为解释的问题，乔姆斯基开发出了他的一套理论：我们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但是需要依靠外界的语言材料进行逐步的激活，而这个激活的过程，就是小孩子学习母语的过程。
小孩子的语言发展，有着一个大致的时间表流程，虽然说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语言发展的速度不太一样，有的早有的晚，但基本还是遵循着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段，如果有着太大的偏差，就可能会被诊断为语言发展障碍了。普遍认为，在出生之后，新生婴儿的声道发育还不够完全，同时神经也无法精确地控制发声所需的肌肉，所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和发育，之后才有足够的能力发出类似于说话的声音。在这个阶段里，新生儿是“沉默”的，他们无法发出哭喊以外的声音，不过却能够分辨外界的不同声音，并且对语音做出特别的回应，比如转头面向“对他们说话的人”等等；他们无法说话，却可以意识到自己在听别人说话，也可以分辨他人所说的不同音节。在将近六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神经系统终于发育到可以自如控制相关肌肉的程度，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要为自己以后的语言表达做准备了——这一期婴儿发出的声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完全的哭喊，而会出现元音和辅音的组合，特别是唇辅音类的组合，也就是一些类似于“ba”和“ma”的声音，到了八个月左右，还会出现更复杂的音节，同时婴儿将开始只对自己的母语有反应。在英语里，这个阶段被称为“babbling”，可能就是因为小孩子在这个时候经常会发出“ba、ba”的声音；中文有时叫它“学语阶段”，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够形象。在这一时期，婴儿发出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在锻炼自己的声道和肌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些父母可能认为小孩子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说话了——“ba”说的不就是“爸”么，而“ma”说的也就是“妈”，但是小孩子自己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觉得发出这些声音会很好玩，同时通过聆听自己发出的声音来调整自己口腔的动作，为接下来复杂的发音做准备。先天耳聋的儿童在同一时间段内也会出现babbling的现象，不过由于他们无法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后，这样的情形就会自动停止，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口语的babbling停止之后，聋儿可能会转而用手来“比划”出类似的“音节”，如果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看见”自己的手势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很多学习哑语的小孩子就是从这一个手势阶段发展起来的。
在babbling阶段之后，大概在一岁左右，小孩子就进入了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单字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小孩可以理解别人对他说的简单的单词，也可以说出有明确意义的、可能包含多个音节的单词。这些词往往指的都是身边常见的事物，比如小孩爱玩的玩具、想吃的食物，或者希望做的事情；我记得我导师在晒他儿子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儿子会说的第一个词“和别人都不一样，是penguin”，对，就是“企鹅”的那个penguin，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给自己儿子买了一本讲企鹅的故事书，封面上有个大大的企鹅，每天晚上都要给儿子念一段，小孩子久而久之就跟这个词“感觉特别亲”。单字阶段可以被看成是真正的“会说话”的开始，不过，它也是一个会让家长非常头疼的阶段——小孩子并不完全清楚每个词所对应的界限是什么，很有可能笼统地把一类长得像的东西叫成一个名字，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英国妈妈教自己的小孩说月亮是“moon”，结果她发现没过多久，孩子把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叫成“moon”，包括太阳、电灯泡、窗户上亮晶晶的影子，全都是“moon”；同时，由于孩子在这个阶段里只会说一个词，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用简单的词表达复杂的意思，我妈就说我曾经有段时间用“那个”表示一切含义：“想要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拿走”、“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结果当我一说“那个”，她也不知道我具体是想问什么。
幸好，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持续很久；再过大概半年左右，当孩子将近十八个到二十个月时，他们会进入双字阶段或者多字阶段，用两个或者多个词来表达一个更为复杂的综合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小孩说出来的话有着像电报一样的结构，非常简短，基本省略了所有的虚词和屈折结构，不表示时态，也不会表达复数，不过它们依然是句子，因为这些单词的组合已经有了他们母语结构的雏形，在语序等方面和母语是基本一致的。接下来，从双字阶段到完整的语法习得之间，小孩子需要过的一道难关就是如何使用那些“没什么特别意义但是在语法上有用”的单词和语素，学会如何完整地表达否定意义、正确地提问。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小孩子来说，有些语素比其他语素更容易理解，也更早习得，比如表达复数的语素就比过去式和单数第三人称的语素相比来说简单一些。
到了三十六个月左右，比较基础的语法已经基本习得了，小孩子可以连续地用自己的母语说话了，虽然有可能出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过度普遍化”的问题，但在表达含义方面基本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不过，儿童的语言发育在这里还没有终止，在基本的音系、句法和语义部分的习得之后，三岁左右的孩子还无法进行语用层面的判断，也就是所谓的“缺乏读心能力”。在发展心理学和语用学里，读心能力的检测常常依靠“虚误信念测试”（false-belief test），也就是说看看小孩子能不能站在别人的错误角度思考问题，一个经典的实验就是Sally-Anne Test，被试的孩子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有两个小姑娘，Sally和Anne，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箱子，Sally的箱子里有一颗玻璃珠子，但是Anne没有；有一天，Sally出门了，Anne偷偷打开了Sally的箱子，偷走了玻璃珠子放进了自己的箱子里，那么，等到Sally回到家里要找自己的珠子，她应该去谁的箱子里找？如果一个人有健全的读心能力，那么他应该能想到，Sally是不知道Anne偷了自己的珠子的，所以肯定会先去自己的箱子里找，四岁以上的正常儿童基本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三岁左右的孩子和自闭症光谱患者由于在这方面发育得不够完全，他们以为Sally会像自己一样以上帝视角行动，所以会认为Sally要去Anne的箱子里找。这个实验一经推出广泛应用，奠定了现在“三岁左右的孩子还欠缺语用能力”的论调，不过这几年，学界开始争论Sally-Anne Test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儿童的读心能力，在一些实验变体里，即使是三岁左右的孩子也可以正常地通过这一测试，所以，孩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掌握语用能力依然还是个问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三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能完全地领会内涵义和修辞的意思，大概要等到六岁到七岁的时候，儿童才能理解最高层次的反讽修辞所需要表达的意思，到这个时候，语用的习得才算告一段落。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刻意后延小孩子学习母语的时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吗？这其实就是语言习得这一部分里始终有人争论的问题：语言学习有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在心理语言学里，有这样一个学说，叫做“临界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它假设小孩子的母语学习存在一个特别的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之内没有接触到足够的语言材料，那么就无法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母语”；而如果在这个时期之后再学习第二门语言的话，这门外语往往会带有比较明显的母语口音。有关临界期的假设最早来自于对 “野孩子”和先天性聋儿群体的研究：在幼年时期，野孩子往往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缺少必要的语言刺激，直到接近青春期时才获得救助，这时他们的语言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即使花费数年学习母语，也无法达到正常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父母听力健全的先天性聋儿也有着类似的境遇，他们听不到父母给出的语言刺激，父母也很难使用对他们有效的手语，大多数聋儿只有到了上学的年纪才能系统地接触到手语语料，而实验证明，越晚接触到手语的聋儿，习得起来越困难，越容易出现语法错误。尽管一系列问题还都没有得到解答，比如“临界期”是否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到底是几岁到几岁，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临界期”，但当前的心理语言学界却依然广泛接受着这一假说，并且还试图把它应用到外语的习得和教学里。
今天的第二大部分心理语言学的内容，也可以算是一段落结束了，我最头疼的小孩子的话题终于完了，可喜可贺。实际上，心理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就是第二语言的学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学外语，不过由于它和应用语言学里外语教学的内容结合得比较多，所以考虑到内容的连贯性，我就把它放到第九期和外语学习一起讲了，在这里呢也就先告一段落了。
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在我们回顾了从小开始学习语言的整个过程之后，终于有机会可以讨论一下语言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生理器官之间的关系了。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就像一场手术一样，我们要深入人体的内部，从身体里寻找语言的痕迹，而神经语言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主要研究人类的神经系统和语言机能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神经，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深井冰”的那个神经，而是确确实实的医学上的神经系统——不过和医学的侧重点不太一样的是，神经语言学基本只关注我们的神经中枢大脑，毕竟末梢神经疼痛基本不会影响我们的语言能力，外伤造成的高位截瘫的病人照样可以说话，他的语言机能并没有受到影响，真正会影响到我们语言能力的器官，就是大脑，甚至只是大脑的一部分。从创始开始，神经语言学就试图“定位”语言到底位于大脑的什么地方，大脑损伤会对语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这里假设大家对人类的脑结构都有着最基本的了解，比如说，都知道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这的确是最基础的。除此之外呢，人类的大脑的左右半球之间以胼胝体作为间隔，而从前到后还可以分为额叶、顶叶、枕叶和颞叶四个部分，在大脑的表面覆盖着大脑皮层，我们平时说的“脑沟回”就是大脑皮层的解剖特征。
当我们提到语言和大脑的时候，往往会先问出这样的问题：语言到底位于大脑的哪一部分？我们是用整个大脑来学习、组织语言的吗？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早期，由德国解剖学家加尔提出的颅相学开始流行起来，他认为大脑的不同区域分管不同的机能，每一区域所占的百分比决定了我们不同种类能力的高低，而人的能力和特质可以从颅骨的结构里体现出来。颅相学发展到了后期，大脑每一部分具体分管什么样的机能都被列了出来，而据说，分管语言的那部分就在眼睛的下面。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彻彻底底的伪科学，但在当时这一学说风行一时，也对后世的脑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第一次提出来，原来大脑里不是混沌一片的，而是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区域、分管不同的内容的。在后来的实验验证中，科学家们也逐渐发现，原来大脑不同的区域对语言会有不同的作用——但并不是在眼睛下面的那一部分。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左脑控制语言、逻辑思维和理性，右脑则掌管着创造性和直觉。负责语言功能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脑的左半球，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激活了，刚出生一周的新生儿在接触到语言时，左脑的某些区域就会产生明显的反应，而与之相对的，接触到音乐时，右脑的部分区域则会被激活，而当婴儿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左脑的活动远比右脑活跃，我们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大脑侧化”（brain lateralisation），也就是说有关语言的活动更集中于左半球。但是，这样的侧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如果幼儿在小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接受了大脑切除术，特别是切除了左脑主要负责语言控制的那一部分，他们的语言机能还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小孩子在切除那部分大脑时已经习得了自己的母语，那么他们首先会经历一段失语时期，然后慢慢恢复自己的全部语言机能，和正常儿童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在失去左脑之后，他们的右脑依然有能力完全重建出来处理语言的部分。但是，这样的情况仅限于儿童。在上一节里，我们知道，一旦脱离了关键时期，人类的母语习得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对于语言机能的重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成年人接受了左脑切除术，他们的右脑无法分化出一部分来重建语言机能，可能就永久丧失了自己的语言能力了。即使切除胼胝体，让成年病人的左右脑分开，也会对他们的语言使用造成影响：如果把病人的眼睛蒙住，在他的左手里塞一个物品，病人可以感知到物品的存在，也可以正确使用它，却无法叫出它的名字；而如果这个物品换到了右手，病人则既可以感知、使用它，也可以叫出它的名字。在大脑分离手术之后出现的这种状况也说明了语言的主要处理位置在人类的左脑；左手的感觉信号传递到右脑之后却无法传递到左脑，所以病人才无法为物品命名。
研究人类的大脑和语言的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毕竟大脑内部的结构并不分明，而且整个器官那么脆弱，我们没办法随时把人的颅骨切开来看说话的时候具体哪部分大脑会活动，所以早期的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资源基本上都来自于不正常的语言使用者，也就是脑损伤导致语言机能出现问题的案例。在大多数案例里，语言机能并不至于凭空全部消失：有些患者可能可以流利地说话，却无法认读文字；有些患者能够明白地理解别人的话，但轮到自己说的时候，就怎么也组织不好语言；还有些患者可能既没有理解问题，也没有表达问题，却发现自己说话的腔调完全变了。能影响语言机能的脑损伤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溢血或者脑缺血造成的脑功能损失，也就是中风；除此之外，神经性的头痛、脑内感染、脑部神经元退化——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俗称的老年痴呆、颅内肿瘤以及突发的严重外伤也都可能会引起后天的脑损伤。有些损伤则是先天性的，由于基因问题或者外部环境影响，胎儿脑部发育出现了问题，出生之后也会出现语言发展障碍。一旦脑部损伤影响了患者的语言能力，医生们就会介入检查，在科技手段还不够发达的时候，必须要等患者死去进行解剖之后才能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而现在，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手段来探测大脑的秘密。
首个通过科学手段确认大脑某一部分负责某种特定语言能力的人是一名法国外科医生保罗•布洛卡。他手下的几位病人在语言表达上有着共同而明显的困难：病人无法连续地说话，一句话总是断断续续的，每一部分都非常短，而且带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比如无法使用正常的人称、时态和单复数形态，一句话里缺少介词和代词等等。不过他们可以听懂对方发问，并且一直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这几位患者去世之后，布洛卡对他们的遗体进行了解剖，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大脑，发现他们大脑左半球额叶额下回的一部分由于中风而引起了坏死，于是他就认为这一部分对人类的语言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区因此以发现者为名被命名为布洛卡区（Broca’s area），而这一部分大脑损伤所引起的语言障碍则被命名为布洛卡失语症（Broca’s Aphasia）。布洛卡区是人类的运动性语言中枢，主要掌管语言的制造，同时也负责复杂语法结构的理解，如果这一区域受到损伤，病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无法说出符合语法的话，同时也很难理解结构比较复杂而内容也相对比较抽象的句子，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出现发音困难，搞混不同的元音或者辅音。
在布洛卡发现布洛卡区的作用的十三年后，1874年，德国神经学家卡尔•韦尼克发现了大脑里另一个重要的负责语言的区域，那就是后来以他为名的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这一个区域位于左脑颞叶部分，包括了听觉性语言中枢和视觉性语言中枢；如果这个区域受到损伤，出现的语言障碍则是韦尼克失语症（Wernicke’s Aphasia）。韦尼克失语症的患者可以流利清楚地说出大量符合语法的句子，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说得好，但这毫无意义”，句子内词和词之间的含义并不连贯。一些患者可能会不由自主地使用生僻词来表达通常的含义，或者干脆生造出一些词来代替原有的词。一些曾经患过韦尼克失语症、后来康复了的病人曾经描述过他们在病中的体验：他们能听到别人对他们说话，却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知道自己在说话，却也不知道究竟在说些什么，这一类情况甚至延伸到了非语音的范围里，他们的听力毫无问题，可以听到声音，却无法分辨到底是机器的响声还是动物在叫。有些韦尼克失语症患者同时也伴生了阅读困难，能看见纸上有字，却不知道字到底写的是什么；换而言之，他们只能制造出语音，却无法理解各种形式的语句。
布洛卡失语症和韦尼克失语症是失语症中最常见的两个大类。除此之外，失语症里还包括了很多有趣但悲惨的现象，不同位置的脑损伤可能就会引发不同种类的失语现象，如果左脑损伤非常严重的话，患者可能会同时在理解语言和制造语言上出现问题。在失语症的研究里，经常会出现命名性失语症（Anomic aphasia）的案例，这一类患者可以听懂对方的言语，也可以流利地说出符合语法的句子，但是如果让他为某一样特定的物品命名，那就要难倒他了。在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患者的案例里，实验人员出示了一张厨房的照片，问患者这是什么，患者无法说出来这个地方的名字，只能说这是“做饭的地方……有大橱柜和小橱柜”，绕了半天就是不会提到“厨房”。在一些命名性失语症病例里，患者如果摸到一样物品就能说出它的名字，但看到的时候就说不出来。还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失语现象，患者很难理解别人对他说的话，也很难自己独立说出完整的句子，但如果给他读一段长诗或者唱一首歌，他可以完美地重复下来，即使不明白诗歌的意思。不过，出现语言问题并不意味着失语症患者就无法思考，大脑其他部位没有严重的损伤的话，患者的智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并不会出现明显下降，他们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和理解方面有了障碍。
除了失语症以外，语言机能问题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常见的典型问题包括失读症（dyslexia）和先天性的特殊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简称为SLI），而除了典型状况以外，还有一些不影响语言表达但影响别的因素的怪病出现。失读症其实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阅读困难，有时也和失写症（dysgraphia）一起被称为读写困难，但二者的病理机能其实不一样。失读症可以被细分为两类：之前我们提到的和失语症一起出现的失读症，是由后天的脑损伤引起的，称为获得性失读症；而一些从来没有过脑损伤的人也可能患有先天性的发展性失读症，他们拥有完好的听说机能，可以理解口语，却难以阅读书面文字，出现“看到了，但是看不懂，或者很难看懂”的情况。与失语症比起来，失读症对患者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主要体现在学业方面，并且可以通过特殊的训练手段进行缓解；相传达芬奇、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演员姬拉•奈特莉和台湾歌手“雨神”萧敬腾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失读症，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公众形象。
特殊语言障碍则是一种发展性的语言障碍；所谓发展性的语言障碍，是和获得性的语言障碍对立的，患者的障碍并不来自于外界因素，而是来自于自己身体机能内部的问题，并且通常在幼儿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患有特殊语言障碍的儿童，即使听力、发音器官全部正常，生活在正常的环境里，没有受过任何外伤，也会从小时候起就体现出一系列语言问题，比如说话太晚、词汇量持续低于同龄儿童的标准水平、很难习得常规的语法、说话语义含糊、发音困难等等；与此同时，他们的智力却和正常儿童是平齐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也都正常，也就是说，这种障碍是专门针对语言出现的障碍，而不是全方面的智力发育迟缓。特殊语言障碍的原因不详，现在普遍认为来自于基因问题，但与正常儿童相比，患儿的大脑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目前，针对学龄前儿童出现的特殊语言障碍，有了一系列矫正的方案，如果矫正开始时间比较早，可以争取把患者的语言水平调整到正常状态，让他们能与同龄儿童一起就学。
我记得在我还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看到BBC的一条新闻，说的是一个母语为英语的英国老人，在一次中风苏醒之后，突然就开始说起流利的威尔士语来，而自己的母语却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了；新闻里当时介绍，这是一种病态的现象，叫做“外国口音综合征”（foreign accent syndrome），全世界只有六十多例。在患者受到脑损伤之后，他们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照样可以听懂别人的话，也可以说出合乎语法、具有意义的话，但说话的口音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让周围的人大为惊诧。我听不懂威尔士语，所以当时听的一头雾水；但后来和偶像大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在国内也出现过几例这样的情况，原本说方言的患者在受到脑外伤之后，醒来却改说普通话了。在今年九月，BBC拍摄了一部有关外国口音综合征的纪录片，里面的受访者Sarah Colwill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从小就接受英式英语，却在严重的偏头痛之后突然冒出了中国口音——在我听来倒更像是几种东亚口音的折中——从此她的生活变得一团混乱。我这里也是节选了她的一段自述，看看外国口音综合征到底会对一个普通英国妇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在神经语言学系统发展之前，有一种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智力和其他的认知能力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如果一个人出现智力上的缺陷，那么他在语言方面也会出现问题，反之亦然，语言机能的缺陷也暗示着智力上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见到的例子，不管是失语症、失读症还是特殊语言障碍，对患者的智力水平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即使出现了语言问题，患者还是可以照常发挥其他的认知能力，甚至成为公众人物。同时，还有一些例子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语言和智力的分离，有一些智力明显低于正常水平的人却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困难并不影响他们说和理解符合语法的句子，甚至可以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这样的现象也促成了后来乔姆斯基的一个观点：语言机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能力，不受其他任何认知能力的干涉，自成一套体系。当然，对于这样的观点，学界目前还有着极大的争议，语言到底是自成一派，还是和其他认知机能藕断丝连，在这接下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个问题大概会旷日持久地争论下去的。
之前我们曾经提到，在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刚刚发现的那个时代，神经学家们都是依靠解剖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的大脑的。要搞清楚一个患者的病因，必须得等他先死了再说，这样的方法听起来就让人感到一股淡淡的悲伤。好在现在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我们终于可以不用等到人死了再进行研究了，在患者活着的时候，通过一系列脑部造影、生物电流记录技术，就可以探查出患者的病灶在哪里，也可以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语言机能完好的人群身上，研究正常人类在理解语言时到底哪一部分大脑在活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当前广泛应用的脑部检测技术，也就是神经语言学的主要实验方法。作为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在硕士时期作为被试前去参与了心理学和脑科学的一些实验，亲身感受到了他们的实验手段，这里也就稍微提一下。
说起常见的脑部检查，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医院里的CT（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I（核磁共振成像），这两种是现在典型的医学检查手段，但是在脑科学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里，它们并不是非常常用，因为它们通常只能提供静态情况下的数据，难以表述大脑不同活动时的区别。当前的研究里，使用比较多的是PE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与fMRI（功能核磁共振成像），这两种方式可以反映出进行特定行为时大脑的血流和代谢变化，从而判断哪一区的神经元被激活，也就是粗略地看出来“我们在用哪一个区域处理语言”。我记得我在进行功能核磁实验的时候，是被关在核磁共振的仪器中，面前有一个显示屏，而我需要根据显示屏上的提示回答一些选择题。由于核磁共振仪器的噪声非常大，所以不太适合用来做一些需要听辨的实验。
核磁共振是一种很有效的实验手段，但是它仪器昂贵，开动起来非常麻烦，研究成本非常高，对于依靠有限经费进行研究的人来说非常不合算，所以，如果不需要精确定位脑内神经元位置的话，一般的实验设计者会选择一些精度略低但成本更低的实验方式，不以代谢变化成像作为数据，而是以大脑表面的生物电信号改变方式为基础，这种实验方式就是基于脑电图开发出来的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中文称为“事件相关电位”，也就是说受到特定物理事件或心理事件影响而产生的电位。当我们接收到某些特定的语句，比如含义上出乎意料的内容或者是语法结构上有问题的句子，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明显感觉，大脑也会在听到或读到这句话之后的某个时间里产生生物电反应，被脑电图记录下来，作为我们理解或者判断这些特定成分的依据。当前情况下，ERP被广泛应用在句法辨析、语义理解和语用理解这三方面的实验性研究里，在语言学之外，它也应用于心理学的判断、决策实验里。
那么时间也不早了，今天的两个小时里，我们零零碎碎地走过了三个大展览厅，参观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发展史，从更多的角度看到了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我们自身、群体之间存在的联系。十二周入门语言学之第八周核心理论语言学之外的世界，很抱歉迟到了一周，感谢大家的收听，相关资料分享方式保持不变，欢迎继续留言来敲。下周六因为之前安排好的日程需要离开北京，所以依然会空一次广播，下一次见面是下下周六12月21日，本编的最后一部分终于到来了，我们也要从理论出发，迈向实际了。第九周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下下周六晚上八点，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晚上好，初次见面的请多关照，好久不见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月7号晚上八点，这里是“十二周入门语言学”，我是小蝶。上周也是因为再一次的突发事件所以没有顺利进行广播，没想到一下子就轮到12月了，这是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很快这个节目也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了，我在整个流程结束之后，也就要从目前的对科普还抱有信心的“玩家”状态变成有自己专门课题的“研究者”了，这么说起来，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呢，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有始有终地做完这一切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所有的内容——包括第十周的自由吐槽时间。不过现在谈论这个还是有点早，我们先继续来看今天的内容吧。
今天的题目是“核心理论语言学之外的世界”。先要说一下，今天广播的流程模式和之前的内容应该会有所两样，可能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偷懒了——是的，今天的内容会分为三部分，而我也安排了两个休息时段，可以说是真•偷懒。为什么会安排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今天我们不再只讨论单纯一个分支，而是要一起来围观语言学的三个极为有趣的成员——对，一口气面对三个，它们都是一般流行的语言学教材里会包括进去的成员，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里也一直保持着自己强大的活力，虽然没有那么“核心”，没有那么“理论”，但也非常重要；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并且与人类的生活、日常经历等事物息息相关。按照我介绍的顺序来看，这三者就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是的，它们都是语言学和周边相关学科互相交互、融合之后形成的交叉学科，和我上次介绍的语用学有点相似。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能看到语言学是如何与社会学、心理学和脑科学进行碰撞、擦出火花的了。
那么，按照刚才所说的，我们先进入第一扇大门：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socio-是社会学的前缀；社会语言学再怎么说也是一门研究语言的学科，但和之前我们见过的音系学、句法学不一样，它并不研究人类个体的能力，而是研究人类群体在一种语言中的共同表现，比如说一个地区的人的用词倾向，一个阶层的人的发音特点，某一种特定语言的诞生过程等等。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不断改变的，随着人的代际更替、地区迁移都会发生自然的变化，当然也会有突如其来的不自然的改变，在有些语言占据优势的时候，另外一些语言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又如何针对这种现象制定相应的对策呢？这都是社会语言学需要面对的问题。之前在ask.fm上被有意报考社会语言学方向的朋友问起社会语言学的概况，我大概解释了一下：社会语言学内部也可以被分为几个大型分支，比如专门针对地区性、代际性、社会阶层性的语言和方言调查的，比如研究濒危语言记录保护的，比如研究双语或者多语现象的，再比如研究国家地区语言政策的；它们的内部差异很大，有些分支之间可能很难产生交集，也有些分支之间会有牵扯和影响，但不管如何，它们都无法脱离开“语言在社会里”这一基础现象。在第一周里，我曾经说过，所有的语言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近似的，表意能力是平等的，但那是理论语言学的美好空想。在社会语言学里，我们又要被打入现实：承认吧，所有的语言都是“平等”的，但有些语言就是比其他的更“平等”；在当前这个世界里，有些语言活得就是比其他语言要好一些，它们的前途一片光明；而对于一些群体来说，有些语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学会这种语言就意味着身份不凡高人一等。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今天基本不会涉及来自汉语内部的例子——因为汉语的情况太复杂了。所以大家姑且先离开我们的母语范围，一起看看大千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稀奇古怪的现象吧。
社会语言学的一大重点，就是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动物，往往以某些共同或者近似的因素作为依据划分自己的小群体，而语言使用正是这样的依据之一。来自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会有差别，有些差别可能非常明显，比如说汉语的人群和说英语的人群就完全两样，因为说的完全就是不同的语言；有些差别可能就比较细微了，比如针对某一个字音的特定处理、某一类语言结构的使用等等。这些差异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的周边环境；而我们在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往往也会根据这些差别给人贴上不同“社会群组”的标签。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我们存在的社会背景是互相强化的；社会语言学所针对的，就是这样互相强化的现象。
提到社会环境和语言之间的影响，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可能就是不同地区语言的差异了吧。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如果一个地区相对比较封闭，与周边地区的语言交流比较少，那么它就有可能产生自己的一套方言系统。两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即使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也会在语音特征、用词习惯甚至是句子结构上出现不同；而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不同之处来判断对方成长在哪个地区，处于什么样的生活背景。所谓的“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就是以地区为基础进行的一个草率的划分。经常看日本动画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关东腔” 与“关西腔”，这两种方言在地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关东腔”顾名思义，是流行于东日本关东地区的日语方言，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提到的“关东腔”指的其实是所谓的“标准日本语”，它主要以东京及首都圈地区的方言为语音基础，和首都圈以外的关东地区所流行的方言有些差异。关东腔，或者更确切地说，标准日本语，是动画配音里最常见的日语类型，除非人物有特别的背景、口音设定，否则绝大多数对白都是以日语的这一类方言完成的。与之相对的“关西腔”指的则是日语的近畿方言，它主要包括了日本关西近畿一带的方言，特别是京都、大阪和神户一带的方言，由于历史原因，它的影响力仅次于首都圈地区的标准日本语。由于关西腔在语音和词汇方面有着特殊的表现力，像大阪腔会给人一种“风趣”的感觉，而京都腔会带来“古雅”的气氛，因此它也频繁出现在影视动画作品里。有些声优格外擅长关西腔的配音，比如在《魔法少女奈叶》里出演八神疾风的植田佳奈，以及在《伪物语》里为影缝余弦配音的白石凉子。在这里我选择了白石凉子的两段配音：《我的妹妹是大阪大妈》里的石原京介说的是标准语，而《伪物语》里的影缝余弦说的则是京都方言，二者在语调和用词上都有着微妙的区别。
除了地区以外，另一个与语言互相交互、互相影响的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我们似乎是很少提到“阶级不同”这个概念了，即使大家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富二代和土豪，我们也很难从他们的说话语音用词里感受到什么不同，反正大家说的大多都是普通话。如果要举一个阶层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影响，那么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应该回到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这还要说回到冯小刚的电影《大腕》里，李成儒有段台词：“门口再站一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儿没事儿都得跟人家说：May I help you, sir？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这段话有名归有名，但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语言学问题：“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是不是真的就“倍儿有面子”？实际上，真正“倍儿有面子”、被认为是“上流社会口音”、由王室成员及BBC的新闻播音员使用的英语语音，并不是伦敦音，而是一种名为“公认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语音，这种语音并不来自于伦敦，而是以英格兰南部的通行发音为基础构建而成的。它是十九世纪中期起在英国的公学里所使用的语音，而英国教育体系里所说的公学，则是面向贵族子弟开办的私立学校。如果一个人在说话时使用的是公认发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他接受过极为优越的教育——而这又意味着他一定来自上流社会。到现在，公认发音的使用者只占英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而这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上层阶级成员，比如英国的王室成员、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以及毕业于伊顿、哈罗等公学的学生们，他们给一般的英国民众留下的也大多是“摆上等架子、不食人间烟火”之类的印象。
那么，在《大腕》里提到的“英国伦敦腔”到底又是什么呢？一般社会语言学家热衷于研究的伦敦方言，主要指的是流行于伦敦东区的考克尼方言（Cockney），这种方言看似反映了语言的地区性特征，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在十九世纪，伦敦东区的居民大多数是外来移民和贫民劳工，而考克尼方言的主要使用人群正是这些穷苦的劳动群众。二十世纪初期，当公认发音在英国上流社会受到追捧的时候，考克尼方言则受到了严重的打压，被当成“低级的、穷人的语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有所改善。在第二周的时候，我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根据萧伯纳的剧本《皮格马利翁》改编的音乐电影《窈窕淑女》，里面奥黛丽•赫本饰演的那位贫穷却美丽的卖花姑娘Eliza Doolittle就说着一口浓重的考克尼方言，和希金斯教授使用的公认发音有着明显的对比。我这里也是截取了一段录音来反映他们两个人说话时语音的不同。实际上，《皮格马利翁》原著里透出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正是阶层和语言相互作用的问题。Eliza从小生活在伦敦东区的贫困环境里，这样的环境塑造了她的考克尼口音；而变身之后，她使用着上流社会通行的公认发音，被当成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却无法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她使用的语言转变了，周围人对她的看法也转变了，但她的生活背景与经济水平却无法跟着一起转变，结果导致她被两个阶层同时抛弃，无处容身，只能对着希金斯教授哭喊：“我以后该怎么办？”语言和地区、语言和阶层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一手造出来的社会鸿沟，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上经常会根据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来推测他的出身背景，所以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在成名之后想方设法改掉了自己的考克尼腔，转而使用公认发音，以创造自己的良好形象，而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里的女主角唐泽雪穗也为了掩藏自己在大阪贫民区的过去而苦练关东口音，最后说得一口流利体面的标准语，成功挤进了上流社会。
说完了这么苦大仇深的影响，我们再换几个轻松又日常的因素来讨论一下吧。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段中二时期，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会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拿铅笔盒敲暖气管子、偷偷写有点玛丽苏的小说，或者在QQ空间里使用火星文，感觉这样简直是“屌爆了”；等到中二结束以后，一切突然又回归正轨，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感叹：我了个天哪，我当年脑子到底怎么搞的，居然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又眼睁睁地看着在自己之后出生的小孩们也迈入这个阶段，不断进行这个轮回。在语言使用里，也有这样的现象：在一个长期追溯的时期里，特定年龄段的人群会倾向于使用特定的语言种类或形态，比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青春期的孩子更倾向于使用土语俗话，或者模仿黑人说唱的语调，而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种用法就逐渐少了起来。在一些双语通行的地区，使用者所侧重的语言会跟着他的年龄发生变化，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一例，随着住民年龄增长、接受教育、开始工作，他们对英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而一旦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们突然又回到以法语为主的环境里。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年龄层可以有着不同的语言现象，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不断从一个层跳到下一个层里，跟着整个社会往前流动。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因素，就是性别。估计当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可能就会想：哼，又来了一个宣传女权主义的。事先说好，我今天可没这个打算，有关性别这方面，我只是单纯地来陈述一些事实。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从小开始，女孩子就被教导“说话要细声细气的，不要大喊大叫”、“不要骂人，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和人家好好讲道理”、“说话要委婉客气，不要太直接”，但是相比之下，男孩子接受的这一类管教就要少一些；进入青春期后，这样的分化甚至更明显，同样是骂街，男生可能就会有人陪着他一起骂，而女生则可能会被朋友们取笑说“你怎么这么粗俗”。在说话的内容、交谈的模式和用词发音上，男性和女性有着统计上的差别：与男性相比，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注意语法是否准确，更关注听者的反应，更不愿激怒对方。在相关研究者看来，这些差异并不能依靠生物学进行解释，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男人和女人完全就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语言应用的性别差异正是源自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定位：女性被设定为下一代的教养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因此要在“守序”这方面进行表率，所以才更加关注自己的言谈话语是否符合语法和礼貌规范。还有一些更激进的学者认为，现在社会的语言规范是由男性制定的，以男性的标准去衡量女性的行为，自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男性会误认为女性“废话太多”、“总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等等。有趣的是，之前及当前活跃在性别与语言影响的研究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难免带上一些女权主义的色彩了。
最后，关于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因素，还有一个我一直没有提的成员，那就是地方性的政策：政府直接干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语言发展，以政策形式确定某一种语言的地位。在这方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在小学课本里读过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普鲁士，主人公所在的学校也要根据政府命令，停止教授法语，改教德语，主人公的法语老师对此非常伤心，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发表了好一通演讲，其中就包括那句著名的“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估计这篇小说让不少人狠狠地感动了一把，立志学法语吧。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一系列问题：小弗朗士身为一个法国小孩，到了小学五年级，为什么连最基本的法语动词变位都不会呢？为什么那个郝叟老头，还要跟小学生们坐在一起从初级读本开始学法语呢？
是的，问题来了——法语和德语对于这个镇子上的居民来说，都算是外语。在普法战争的时代，阿尔萨斯大区的通行语言既不是法语，也不是德语，而是从属于日耳曼语系的阿尔萨斯语，也可被称为“阿尔萨斯德语”。由于宗教原因，在普法战争之前，阿尔萨斯归属于法国，但当地的居民说的则是一种与高地德语有着亲缘关系的语言。所以，在镇子上教大家法语的韩麦尔老师，与其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乡村教师，倒更可能是被中央派来推广普通话的，在这个镇子里，法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而更像一种普及起来有点困难的官方语言。普法战争之后，由于被普鲁士占领，阿尔萨斯大区也进入了以德语为官方语言的时代，不过对于当地人民来说，生活可能还会简单一点。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地区终于平定下来，重新被划入法国领土，而法国政府又一次在这个地区开始了推广普通话的进程——到今天，阿尔萨斯大区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都已经变成了法语，阿尔萨斯语只是一种限定于部分地区的方言，根据我偶像大人从阿尔萨斯当地发回的考察，曾经以德法双语出版的地方报纸，已经变为纯法语出版了。阿尔萨斯地区三种不同语言及方言的起起落落，正是政治博弈对语言影响的绝佳体现。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说起社会环境和语言的影响的时候，我同时提到了两个概念：有时候说的是“方言”（dialect），有时则会说“口音”（accent），比如说，考克尼是英语的一种方言，而公认发音则是一种特别的口音。那么，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一样的吗？一般来说，口音指的是对于某一种语言的词汇的特定发音，它只从发音层面来研究语言，不包括任何词汇和特殊的句法结构，像公认发音和标准美式发音（General American），它们都只是特定的语音系统，不管念的是什么词，只要符合一定的发音规则，就可以被认定在这个范围内；而方言所包括的内容就广泛多了，一个特定群体使用的包含语音、词汇及句法结构的完整系统即可被称为方言，比如双重否定“I ain’t do nothing”就是非裔美式英语里的特别结构，而非裔美式英语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口音”，而是英语的方言之一。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有时很难分辨一种现象到底属于纯粹的口音还是方言，特别是出现所谓的“方言词”的时候：一般认为，英格兰内部存在的是几种不同的英语口音，而并非方言，但实际调查发现，对于同一样事物，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的称呼，看起来是有不同的，那么到底应该说这是不同的口音呢，还是不同的方言呢？如果我们用一种方言的口音来说另外一种方言的词汇，这又该怎么界定呢？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不过大家依旧是约定俗成地先使用着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可能因为受到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掌握了不止一种语言或方言，并且会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频繁使用它们，我们称这样的现象为“双语现象”（bilingualism）或者“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我本科四年是在香港度过的，由于这个城市的特殊历史背景，双语或者多语现象在香港非常常见，我的同学们母语基本是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平时与家里人说话用的都是自己的母语，但在大专院校的教学里，英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百分之九十五的授课是以英语完成的，无论是书面作业还是口头作业也都以英语为主。政府甚至主动推行“两文三语”的政策：书面文件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口述文件使用英语、广东话和普通话。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同学在聊天的时候、特别是谈论到学校生活和课程任务的时候，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我们使用的语言并不局限在普通话里，而是会同时夹杂各种我们已经熟练应用的语言，比如“你check咗微博未呀”（你看了微博了吗？），或者是“lingua franca的那篇paper下周就要deadline了，我到现在连个draft都没有，你有什么好的reference能推荐一下吗”。是的，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说话方式很烦，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中英夹杂很装逼”的抱怨了，但是每当和同学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会继续使用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样的现象，在社会语言学里被称为“语码转换”（code-mixing/code-switching），是指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同时放置在一个对话环境里，说者根据需要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中进行切换，在面对不同的听者、涉及不同话题、意图刻意强调某种状态的时候，根据对方的理解能力与自己的便利，把一句话、部分短语或者个别单词转换成不同的语言。从说者角度来看，这可以是一种非常便利的甚至是偷懒的行为：说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脑中产生对应概念的时候，直接用“就近”语言的单词把它表达出来，可以最大化地表达自己的心理状态；但是对听者来说，这就是一种比较麻烦的挑战了：听者必须跟上说者不停切换的语言，否则有可能不理解说者想要表达的含义，继而对说者“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听不懂的内容”这一态度产生厌烦。在交流中是否切换语言，切换成什么样的语言，其实是说者和听者之间关于语境和理解能力的一场博弈，说者有自己的考量，听者也有自己的态度，但是这场博弈的目的还是交流效果，如果无法有效地完成交流的任务，切换语言或者刻意维持一种语言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在香港看病的时候，医生和我之间说的是英语，在我表达实在有困难的时候也会说普通话，但一旦需要做什么化验，叫护士来的时候，她就立刻切成了广东话；这样的切换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检查的任务，如果医生非要对我说广东话，或者对护士像对我一样一直说英语，那么交流起来可能就会有点困难了。
在多种语言普遍并存的环境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些比较正式的社会场合里，人们倾向于选用某一种特定语言，甚至政府会对此做出规定，在特定场合里必须选用某种语言，否则视为无效；不同的语言有了层次上的分化，有些语言更“正式”，有些语言则比较“家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确立中文为法定语言之前，香港的法律条文、政府公告基本全用英语写成，法庭上也只能使用英语进行控诉、辩护和审判。直到今天，香港还保留着中英文不平衡的倾向：填写政府表格时，以英语内容为主；学校和企业公布的文件条例，大多以英语版本为准；大专院校的录取条件里最具决定性的是英语考试的成绩；家长更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入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中学里；英语报纸比中文报纸显得更为“高端、可靠”；英语说得好的人会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人。在多语环境里，语言地位不平等，出现分化，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双言现象”或者“双言制”（diglossia）。不仅仅是现在的香港，在瑞士德语区和新加坡也都还存在着双言现象：前者是标准德语和瑞士德语之间的对立，而后者则是标准英语和新加坡英语的对立。双言现象里，层次较高的语言往往用在大型正式的公众场合里，而层次较低的语言则频繁出现在普通的日常对话中。
今天的第一大部分社会语言学的内容，到这里就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虽然有些遗憾有一部分内容没有提到，例如语言的生和死、濒危语言形成的原因和保护策略、混杂语言Pidgin和混成语言Creole的现象，但受到时间的限制，很可惜不能细说。还有一部分很重要但我没有提及的内容就是汉语的大系统，之前也是在第一周的弹幕里，有人留言说“粤语是一种已经被联合国承认的语言”，对此我只能暂时回答一句：这件事是假的，别信。有关中国的方言或语言划分，汉语、官话、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的定位，这些内容我已经列入了第十期的大纲里，而“这都是你的幻觉”这个标题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写的。这事情说起来我就是一肚子血泪，待到第十周咱们再见分晓。
刚才我们从社会性的角度，看到了语言在人类大群体里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身上，看看语言在人身上的作用以及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心理语言学，英文称为psycholinguistics，作为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交互学科，它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在处理语言时的心理活动，以及特定心理因素对于人类语言理解的影响。有些相关的内容，我曾经在前面几次广播里把它们拆散了和大家简单提过，比如说动物到底有没有能力学会人类的语言，以及空耳、误听现象的产生，还有歧义句和花园小径句的不同理解问题。不过心理语言学更重要的一部分研究则是针对人类的语言学习，如何从周围的语料里吸取学习的因素，完成正常的听说读写，无论是母语学习还是外语学习，都包括在内。我对心理语言学总有点敬而远之，一大原因就是我有点怕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不能理解我语用意图的小孩子，而他们偏偏还是心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不过，既然要说到语言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他们，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来努力面对吧。
说起心理语言学，我们最常见的话题就是小孩子学母语的问题——新生儿只会用哭来引起大人的注意，而平均下来三岁左右的小孩子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使用母语组出符合语法的句子，表达比较复杂的含义，而生长在双语环境里的孩子，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父母的需求流利地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在短短的三十六个月里，小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就能获得如此神奇的进步呢？这就是心理语言学家们不断观察、实验、试图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无法记得自己学会母语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场景了，不过幸好，到目前的研究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大概的语言学习过程的流程，在这里我们也就来一起复习一下自己十几二十年前经历过的那一切。
如果稍微了解过一点心理学，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位有名的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没错，就是那个把小白鼠关进箱子里给它们电击的那个家伙，他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认为人类和动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复杂的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的。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早期的发展心理学家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基于条件反射的模仿行为，小孩子学习母语的过程其实就是模仿大人说话的过程，而大人在一旁监督着小孩子的行为，如果说错了，就要予以纠正，这样才能让小孩学会合乎语法的语言。但是，从乔姆斯基开始，语言学习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他认为，语言学习依靠的并不是单纯的条件反射般的流程，而更像是从挖地基开始新造一栋房子，从外界吸取一系列材料，自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某个特定的阶段里，小孩子就是会省略句子里的虚词，而不是单纯地重复大人所有的话；有时候，当小孩子说错了，比如说把“two feet”说成“two foots”，就算大人纠正的次数再多，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如果语言学习只是依靠模仿和刺激的话，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也正是因为这些无法以模仿行为解释的问题，乔姆斯基开发出了他的一套理论：我们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但是需要依靠外界的语言材料进行逐步的激活，而这个激活的过程，就是小孩子学习母语的过程。
小孩子的语言发展，有着一个大致的时间表流程，虽然说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语言发展的速度不太一样，有的早有的晚，但基本还是遵循着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段，如果有着太大的偏差，就可能会被诊断为语言发展障碍了。普遍认为，在出生之后，新生婴儿的声道发育还不够完全，同时神经也无法精确地控制发声所需的肌肉，所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和发育，之后才有足够的能力发出类似于说话的声音。在这个阶段里，新生儿是“沉默”的，他们无法发出哭喊以外的声音，不过却能够分辨外界的不同声音，并且对语音做出特别的回应，比如转头面向“对他们说话的人”等等；他们无法说话，却可以意识到自己在听别人说话，也可以分辨他人所说的不同音节。在将近六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神经系统终于发育到可以自如控制相关肌肉的程度，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要为自己以后的语言表达做准备了——这一期婴儿发出的声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完全的哭喊，而会出现元音和辅音的组合，特别是唇辅音类的组合，也就是一些类似于“ba”和“ma”的声音，到了八个月左右，还会出现更复杂的音节，同时婴儿将开始只对自己的母语有反应。在英语里，这个阶段被称为“babbling”，可能就是因为小孩子在这个时候经常会发出“ba、ba”的声音；中文有时叫它“学语阶段”，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够形象。在这一时期，婴儿发出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在锻炼自己的声道和肌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些父母可能认为小孩子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说话了——“ba”说的不就是“爸”么，而“ma”说的也就是“妈”，但是小孩子自己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觉得发出这些声音会很好玩，同时通过聆听自己发出的声音来调整自己口腔的动作，为接下来复杂的发音做准备。先天耳聋的儿童在同一时间段内也会出现babbling的现象，不过由于他们无法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后，这样的情形就会自动停止，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口语的babbling停止之后，聋儿可能会转而用手来“比划”出类似的“音节”，如果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看见”自己的手势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很多学习哑语的小孩子就是从这一个手势阶段发展起来的。
在babbling阶段之后，大概在一岁左右，小孩子就进入了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单字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小孩可以理解别人对他说的简单的单词，也可以说出有明确意义的、可能包含多个音节的单词。这些词往往指的都是身边常见的事物，比如小孩爱玩的玩具、想吃的食物，或者希望做的事情；我记得我导师在晒他儿子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儿子会说的第一个词“和别人都不一样，是penguin”，对，就是“企鹅”的那个penguin，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给自己儿子买了一本讲企鹅的故事书，封面上有个大大的企鹅，每天晚上都要给儿子念一段，小孩子久而久之就跟这个词“感觉特别亲”。单字阶段可以被看成是真正的“会说话”的开始，不过，它也是一个会让家长非常头疼的阶段——小孩子并不完全清楚每个词所对应的界限是什么，很有可能笼统地把一类长得像的东西叫成一个名字，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英国妈妈教自己的小孩说月亮是“moon”，结果她发现没过多久，孩子把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叫成“moon”，包括太阳、电灯泡、窗户上亮晶晶的影子，全都是“moon”；同时，由于孩子在这个阶段里只会说一个词，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用简单的词表达复杂的意思，我妈就说我曾经有段时间用“那个”表示一切含义：“想要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拿走”、“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结果当我一说“那个”，她也不知道我具体是想问什么。
幸好，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持续很久；再过大概半年左右，当孩子将近十八个到二十个月时，他们会进入双字阶段或者多字阶段，用两个或者多个词来表达一个更为复杂的综合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小孩说出来的话有着像电报一样的结构，非常简短，基本省略了所有的虚词和屈折结构，不表示时态，也不会表达复数，不过它们依然是句子，因为这些单词的组合已经有了他们母语结构的雏形，在语序等方面和母语是基本一致的。接下来，从双字阶段到完整的语法习得之间，小孩子需要过的一道难关就是如何使用那些“没什么特别意义但是在语法上有用”的单词和语素，学会如何完整地表达否定意义、正确地提问。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小孩子来说，有些语素比其他语素更容易理解，也更早习得，比如表达复数的语素就比过去式和单数第三人称的语素相比来说简单一些。
到了三十六个月左右，比较基础的语法已经基本习得了，小孩子可以连续地用自己的母语说话了，虽然有可能出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过度普遍化”的问题，但在表达含义方面基本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不过，儿童的语言发育在这里还没有终止，在基本的音系、句法和语义部分的习得之后，三岁左右的孩子还无法进行语用层面的判断，也就是所谓的“缺乏读心能力”。在发展心理学和语用学里，读心能力的检测常常依靠“虚误信念测试”（false-belief test），也就是说看看小孩子能不能站在别人的错误角度思考问题，一个经典的实验就是Sally-Anne Test，被试的孩子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有两个小姑娘，Sally和Anne，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箱子，Sally的箱子里有一颗玻璃珠子，但是Anne没有；有一天，Sally出门了，Anne偷偷打开了Sally的箱子，偷走了玻璃珠子放进了自己的箱子里，那么，等到Sally回到家里要找自己的珠子，她应该去谁的箱子里找？如果一个人有健全的读心能力，那么他应该能想到，Sally是不知道Anne偷了自己的珠子的，所以肯定会先去自己的箱子里找，四岁以上的正常儿童基本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三岁左右的孩子和自闭症光谱患者由于在这方面发育得不够完全，他们以为Sally会像自己一样以上帝视角行动，所以会认为Sally要去Anne的箱子里找。这个实验一经推出广泛应用，奠定了现在“三岁左右的孩子还欠缺语用能力”的论调，不过这几年，学界开始争论Sally-Anne Test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儿童的读心能力，在一些实验变体里，即使是三岁左右的孩子也可以正常地通过这一测试，所以，孩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掌握语用能力依然还是个问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三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能完全地领会内涵义和修辞的意思，大概要等到六岁到七岁的时候，儿童才能理解最高层次的反讽修辞所需要表达的意思，到这个时候，语用的习得才算告一段落。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刻意后延小孩子学习母语的时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吗？这其实就是语言习得这一部分里始终有人争论的问题：语言学习有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在心理语言学里，有这样一个学说，叫做“临界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它假设小孩子的母语学习存在一个特别的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之内没有接触到足够的语言材料，那么就无法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母语”；而如果在这个时期之后再学习第二门语言的话，这门外语往往会带有比较明显的母语口音。有关临界期的假设最早来自于对 “野孩子”和先天性聋儿群体的研究：在幼年时期，野孩子往往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缺少必要的语言刺激，直到接近青春期时才获得救助，这时他们的语言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即使花费数年学习母语，也无法达到正常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父母听力健全的先天性聋儿也有着类似的境遇，他们听不到父母给出的语言刺激，父母也很难使用对他们有效的手语，大多数聋儿只有到了上学的年纪才能系统地接触到手语语料，而实验证明，越晚接触到手语的聋儿，习得起来越困难，越容易出现语法错误。尽管一系列问题还都没有得到解答，比如“临界期”是否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到底是几岁到几岁，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临界期”，但当前的心理语言学界却依然广泛接受着这一假说，并且还试图把它应用到外语的习得和教学里。
今天的第二大部分心理语言学的内容，也可以算是一段落结束了，我最头疼的小孩子的话题终于完了，可喜可贺。实际上，心理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就是第二语言的学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学外语，不过由于它和应用语言学里外语教学的内容结合得比较多，所以考虑到内容的连贯性，我就把它放到第九期和外语学习一起讲了，在这里呢也就先告一段落了。
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在我们回顾了从小开始学习语言的整个过程之后，终于有机会可以讨论一下语言和我们的身体结构、生理器官之间的关系了。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就像一场手术一样，我们要深入人体的内部，从身体里寻找语言的痕迹，而神经语言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主要研究人类的神经系统和语言机能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神经，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深井冰”的那个神经，而是确确实实的医学上的神经系统——不过和医学的侧重点不太一样的是，神经语言学基本只关注我们的神经中枢大脑，毕竟末梢神经疼痛基本不会影响我们的语言能力，外伤造成的高位截瘫的病人照样可以说话，他的语言机能并没有受到影响，真正会影响到我们语言能力的器官，就是大脑，甚至只是大脑的一部分。从创始开始，神经语言学就试图“定位”语言到底位于大脑的什么地方，大脑损伤会对语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这里假设大家对人类的脑结构都有着最基本的了解，比如说，都知道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这的确是最基础的。除此之外呢，人类的大脑的左右半球之间以胼胝体作为间隔，而从前到后还可以分为额叶、顶叶、枕叶和颞叶四个部分，在大脑的表面覆盖着大脑皮层，我们平时说的“脑沟回”就是大脑皮层的解剖特征。
当我们提到语言和大脑的时候，往往会先问出这样的问题：语言到底位于大脑的哪一部分？我们是用整个大脑来学习、组织语言的吗？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早期，由德国解剖学家加尔提出的颅相学开始流行起来，他认为大脑的不同区域分管不同的机能，每一区域所占的百分比决定了我们不同种类能力的高低，而人的能力和特质可以从颅骨的结构里体现出来。颅相学发展到了后期，大脑每一部分具体分管什么样的机能都被列了出来，而据说，分管语言的那部分就在眼睛的下面。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彻彻底底的伪科学，但在当时这一学说风行一时，也对后世的脑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第一次提出来，原来大脑里不是混沌一片的，而是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区域、分管不同的内容的。在后来的实验验证中，科学家们也逐渐发现，原来大脑不同的区域对语言会有不同的作用——但并不是在眼睛下面的那一部分。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左脑控制语言、逻辑思维和理性，右脑则掌管着创造性和直觉。负责语言功能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脑的左半球，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激活了，刚出生一周的新生儿在接触到语言时，左脑的某些区域就会产生明显的反应，而与之相对的，接触到音乐时，右脑的部分区域则会被激活，而当婴儿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左脑的活动远比右脑活跃，我们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大脑侧化”（brain lateralisation），也就是说有关语言的活动更集中于左半球。但是，这样的侧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如果幼儿在小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接受了大脑切除术，特别是切除了左脑主要负责语言控制的那一部分，他们的语言机能还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小孩子在切除那部分大脑时已经习得了自己的母语，那么他们首先会经历一段失语时期，然后慢慢恢复自己的全部语言机能，和正常儿童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在失去左脑之后，他们的右脑依然有能力完全重建出来处理语言的部分。但是，这样的情况仅限于儿童。在上一节里，我们知道，一旦脱离了关键时期，人类的母语习得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对于语言机能的重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成年人接受了左脑切除术，他们的右脑无法分化出一部分来重建语言机能，可能就永久丧失了自己的语言能力了。即使切除胼胝体，让成年病人的左右脑分开，也会对他们的语言使用造成影响：如果把病人的眼睛蒙住，在他的左手里塞一个物品，病人可以感知到物品的存在，也可以正确使用它，却无法叫出它的名字；而如果这个物品换到了右手，病人则既可以感知、使用它，也可以叫出它的名字。在大脑分离手术之后出现的这种状况也说明了语言的主要处理位置在人类的左脑；左手的感觉信号传递到右脑之后却无法传递到左脑，所以病人才无法为物品命名。
研究人类的大脑和语言的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毕竟大脑内部的结构并不分明，而且整个器官那么脆弱，我们没办法随时把人的颅骨切开来看说话的时候具体哪部分大脑会活动，所以早期的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资源基本上都来自于不正常的语言使用者，也就是脑损伤导致语言机能出现问题的案例。在大多数案例里，语言机能并不至于凭空全部消失：有些患者可能可以流利地说话，却无法认读文字；有些患者能够明白地理解别人的话，但轮到自己说的时候，就怎么也组织不好语言；还有些患者可能既没有理解问题，也没有表达问题，却发现自己说话的腔调完全变了。能影响语言机能的脑损伤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溢血或者脑缺血造成的脑功能损失，也就是中风；除此之外，神经性的头痛、脑内感染、脑部神经元退化——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俗称的老年痴呆、颅内肿瘤以及突发的严重外伤也都可能会引起后天的脑损伤。有些损伤则是先天性的，由于基因问题或者外部环境影响，胎儿脑部发育出现了问题，出生之后也会出现语言发展障碍。一旦脑部损伤影响了患者的语言能力，医生们就会介入检查，在科技手段还不够发达的时候，必须要等患者死去进行解剖之后才能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而现在，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手段来探测大脑的秘密。
首个通过科学手段确认大脑某一部分负责某种特定语言能力的人是一名法国外科医生保罗•布洛卡。他手下的几位病人在语言表达上有着共同而明显的困难：病人无法连续地说话，一句话总是断断续续的，每一部分都非常短，而且带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比如无法使用正常的人称、时态和单复数形态，一句话里缺少介词和代词等等。不过他们可以听懂对方发问，并且一直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这几位患者去世之后，布洛卡对他们的遗体进行了解剖，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大脑，发现他们大脑左半球额叶额下回的一部分由于中风而引起了坏死，于是他就认为这一部分对人类的语言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区因此以发现者为名被命名为布洛卡区（Broca’s area），而这一部分大脑损伤所引起的语言障碍则被命名为布洛卡失语症（Broca’s Aphasia）。布洛卡区是人类的运动性语言中枢，主要掌管语言的制造，同时也负责复杂语法结构的理解，如果这一区域受到损伤，病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无法说出符合语法的话，同时也很难理解结构比较复杂而内容也相对比较抽象的句子，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出现发音困难，搞混不同的元音或者辅音。
在布洛卡发现布洛卡区的作用的十三年后，1874年，德国神经学家卡尔•韦尼克发现了大脑里另一个重要的负责语言的区域，那就是后来以他为名的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这一个区域位于左脑颞叶部分，包括了听觉性语言中枢和视觉性语言中枢；如果这个区域受到损伤，出现的语言障碍则是韦尼克失语症（Wernicke’s Aphasia）。韦尼克失语症的患者可以流利清楚地说出大量符合语法的句子，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说得好，但这毫无意义”，句子内词和词之间的含义并不连贯。一些患者可能会不由自主地使用生僻词来表达通常的含义，或者干脆生造出一些词来代替原有的词。一些曾经患过韦尼克失语症、后来康复了的病人曾经描述过他们在病中的体验：他们能听到别人对他们说话，却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知道自己在说话，却也不知道究竟在说些什么，这一类情况甚至延伸到了非语音的范围里，他们的听力毫无问题，可以听到声音，却无法分辨到底是机器的响声还是动物在叫。有些韦尼克失语症患者同时也伴生了阅读困难，能看见纸上有字，却不知道字到底写的是什么；换而言之，他们只能制造出语音，却无法理解各种形式的语句。
布洛卡失语症和韦尼克失语症是失语症中最常见的两个大类。除此之外，失语症里还包括了很多有趣但悲惨的现象，不同位置的脑损伤可能就会引发不同种类的失语现象，如果左脑损伤非常严重的话，患者可能会同时在理解语言和制造语言上出现问题。在失语症的研究里，经常会出现命名性失语症（Anomic aphasia）的案例，这一类患者可以听懂对方的言语，也可以流利地说出符合语法的句子，但是如果让他为某一样特定的物品命名，那就要难倒他了。在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患者的案例里，实验人员出示了一张厨房的照片，问患者这是什么，患者无法说出来这个地方的名字，只能说这是“做饭的地方……有大橱柜和小橱柜”，绕了半天就是不会提到“厨房”。在一些命名性失语症病例里，患者如果摸到一样物品就能说出它的名字，但看到的时候就说不出来。还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失语现象，患者很难理解别人对他说的话，也很难自己独立说出完整的句子，但如果给他读一段长诗或者唱一首歌，他可以完美地重复下来，即使不明白诗歌的意思。不过，出现语言问题并不意味着失语症患者就无法思考，大脑其他部位没有严重的损伤的话，患者的智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并不会出现明显下降，他们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和理解方面有了障碍。
除了失语症以外，语言机能问题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常见的典型问题包括失读症（dyslexia）和先天性的特殊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简称为SLI），而除了典型状况以外，还有一些不影响语言表达但影响别的因素的怪病出现。失读症其实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阅读困难，有时也和失写症（dysgraphia）一起被称为读写困难，但二者的病理机能其实不一样。失读症可以被细分为两类：之前我们提到的和失语症一起出现的失读症，是由后天的脑损伤引起的，称为获得性失读症；而一些从来没有过脑损伤的人也可能患有先天性的发展性失读症，他们拥有完好的听说机能，可以理解口语，却难以阅读书面文字，出现“看到了，但是看不懂，或者很难看懂”的情况。与失语症比起来，失读症对患者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主要体现在学业方面，并且可以通过特殊的训练手段进行缓解；相传达芬奇、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演员姬拉•奈特莉和台湾歌手“雨神”萧敬腾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失读症，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公众形象。
特殊语言障碍则是一种发展性的语言障碍；所谓发展性的语言障碍，是和获得性的语言障碍对立的，患者的障碍并不来自于外界因素，而是来自于自己身体机能内部的问题，并且通常在幼儿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患有特殊语言障碍的儿童，即使听力、发音器官全部正常，生活在正常的环境里，没有受过任何外伤，也会从小时候起就体现出一系列语言问题，比如说话太晚、词汇量持续低于同龄儿童的标准水平、很难习得常规的语法、说话语义含糊、发音困难等等；与此同时，他们的智力却和正常儿童是平齐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也都正常，也就是说，这种障碍是专门针对语言出现的障碍，而不是全方面的智力发育迟缓。特殊语言障碍的原因不详，现在普遍认为来自于基因问题，但与正常儿童相比，患儿的大脑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目前，针对学龄前儿童出现的特殊语言障碍，有了一系列矫正的方案，如果矫正开始时间比较早，可以争取把患者的语言水平调整到正常状态，让他们能与同龄儿童一起就学。
我记得在我还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看到BBC的一条新闻，说的是一个母语为英语的英国老人，在一次中风苏醒之后，突然就开始说起流利的威尔士语来，而自己的母语却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了；新闻里当时介绍，这是一种病态的现象，叫做“外国口音综合征”（foreign accent syndrome），全世界只有六十多例。在患者受到脑损伤之后，他们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照样可以听懂别人的话，也可以说出合乎语法、具有意义的话，但说话的口音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让周围的人大为惊诧。我听不懂威尔士语，所以当时听的一头雾水；但后来和偶像大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在国内也出现过几例这样的情况，原本说方言的患者在受到脑外伤之后，醒来却改说普通话了。在今年九月，BBC拍摄了一部有关外国口音综合征的纪录片，里面的受访者Sarah Colwill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从小就接受英式英语，却在严重的偏头痛之后突然冒出了中国口音——在我听来倒更像是几种东亚口音的折中——从此她的生活变得一团混乱。我这里也是节选了她的一段自述，看看外国口音综合征到底会对一个普通英国妇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在神经语言学系统发展之前，有一种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智力和其他的认知能力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如果一个人出现智力上的缺陷，那么他在语言方面也会出现问题，反之亦然，语言机能的缺陷也暗示着智力上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见到的例子，不管是失语症、失读症还是特殊语言障碍，对患者的智力水平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即使出现了语言问题，患者还是可以照常发挥其他的认知能力，甚至成为公众人物。同时，还有一些例子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语言和智力的分离，有一些智力明显低于正常水平的人却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困难并不影响他们说和理解符合语法的句子，甚至可以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这样的现象也促成了后来乔姆斯基的一个观点：语言机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能力，不受其他任何认知能力的干涉，自成一套体系。当然，对于这样的观点，学界目前还有着极大的争议，语言到底是自成一派，还是和其他认知机能藕断丝连，在这接下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个问题大概会旷日持久地争论下去的。
之前我们曾经提到，在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刚刚发现的那个时代，神经学家们都是依靠解剖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的大脑的。要搞清楚一个患者的病因，必须得等他先死了再说，这样的方法听起来就让人感到一股淡淡的悲伤。好在现在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我们终于可以不用等到人死了再进行研究了，在患者活着的时候，通过一系列脑部造影、生物电流记录技术，就可以探查出患者的病灶在哪里，也可以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语言机能完好的人群身上，研究正常人类在理解语言时到底哪一部分大脑在活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当前广泛应用的脑部检测技术，也就是神经语言学的主要实验方法。作为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在硕士时期作为被试前去参与了心理学和脑科学的一些实验，亲身感受到了他们的实验手段，这里也就稍微提一下。
说起常见的脑部检查，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医院里的CT（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I（核磁共振成像），这两种是现在典型的医学检查手段，但是在脑科学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里，它们并不是非常常用，因为它们通常只能提供静态情况下的数据，难以表述大脑不同活动时的区别。当前的研究里，使用比较多的是PE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与fMRI（功能核磁共振成像），这两种方式可以反映出进行特定行为时大脑的血流和代谢变化，从而判断哪一区的神经元被激活，也就是粗略地看出来“我们在用哪一个区域处理语言”。我记得我在进行功能核磁实验的时候，是被关在核磁共振的仪器中，面前有一个显示屏，而我需要根据显示屏上的提示回答一些选择题。由于核磁共振仪器的噪声非常大，所以不太适合用来做一些需要听辨的实验。
核磁共振是一种很有效的实验手段，但是它仪器昂贵，开动起来非常麻烦，研究成本非常高，对于依靠有限经费进行研究的人来说非常不合算，所以，如果不需要精确定位脑内神经元位置的话，一般的实验设计者会选择一些精度略低但成本更低的实验方式，不以代谢变化成像作为数据，而是以大脑表面的生物电信号改变方式为基础，这种实验方式就是基于脑电图开发出来的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中文称为“事件相关电位”，也就是说受到特定物理事件或心理事件影响而产生的电位。当我们接收到某些特定的语句，比如含义上出乎意料的内容或者是语法结构上有问题的句子，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明显感觉，大脑也会在听到或读到这句话之后的某个时间里产生生物电反应，被脑电图记录下来，作为我们理解或者判断这些特定成分的依据。当前情况下，ERP被广泛应用在句法辨析、语义理解和语用理解这三方面的实验性研究里，在语言学之外，它也应用于心理学的判断、决策实验里。
那么时间也不早了，今天的两个小时里，我们零零碎碎地走过了三个大展览厅，参观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发展史，从更多的角度看到了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我们自身、群体之间存在的联系。十二周入门语言学之第八周核心理论语言学之外的世界，很抱歉迟到了一周，感谢大家的收听，相关资料分享方式保持不变，欢迎继续留言来敲。下周六因为之前安排好的日程需要离开北京，所以依然会空一次广播，下一次见面是下下周六12月21日，本编的最后一部分终于到来了，我们也要从理论出发，迈向实际了。第九周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下下周六晚上八点，我们不见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