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汉儿”人
汉儿人，辽金时期，一般是指燕云十六州的汉族人【燕云归并前，已被辽国夺取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营州（今河北昌黎县）三地，虽不属燕云十六州，但当地汉人与燕云汉人大同小异，因此也常被并入汉儿群体】。此外，宋人还曾用“燕人”、“投附人”、“归朝人”、“归正人”、“归明人” 等众多词汇来称呼燕云地区的汉族，到了金代，则连“汉人”这个词的含义也有了改变，某些场景甚至演化成为原辽国境内汉族人口的专称，即“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此处的“儿”字，并非贬低之意，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晋语儿、人二字通用。” 所谓“汉儿”即“汉人”的意思】在宋人看来，这些生活在“敌境”之中、着“胡服”、用“胡礼”、习“胡俗”的汉族人，于己来说完全是一种异类，对其多加歧视排斥，这也使得宋人和燕云汉儿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认同感。作为大分裂时期一个尴尬族群的汉儿，对于南方的宋地汉人，他们是夷狄治下的半夷狄，而在契丹人、女真人眼中，他们又都是些汉人。这一身份上的左右为难，正如金国少卿“汉儿”李愈在接待宋使时诉苦所述：“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
经过安史之乱后100多年的半胡化藩镇割据，再加上辽国近200年的北族统治，耳濡目染之下，燕云汉儿基本形成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剽悍尚武性格，“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狡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当地百姓受游牧民族朴实直爽性情感染，禀性质朴，不喜骄奢做作。据宋人许亢宗1125年奉使金国的《行程录》记载，燕地“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舍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 当地汉儿和契丹人打群架能打个平手，民风可谓勇烈。又据宋人楼钥1169年出行金国的记录，沿途所见，原北宋故地“只是旧时风范，但改变衣装耳”，及过白沟原辽宋边境，“人物衣装，又非河北，北男子多露头，妇人多耆婆。把车人云：‘只过白沟，都是北人，人便别也。’”可见在金人治下的中原汉人心目中，燕云汉儿早已同女真契丹一样，是完全的“北人”概念了。即使在南宋境内，1163年的一条记录表明，当时的临安府城中，许多“归明、归朝、归正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有乱风化。” 所以宋廷申令禁止，“归明、归朝、归正等人仍不得仍前左衽胡服，诸军委将佐，州县委守令，常切警察。” 鉴于金人在北方推行易服剃发政策时，北宋故地汉人的激烈反应，这种即便投降南宋以后、仍“承前不改胡服”的作法，除了部分本俗难改的女真、契丹人外，恐怕主要来自原辽境的汉儿。
总之，经过数百年的融合，燕云等地的汉儿群体，已经形成一个与宋地汉人不同心态的具有较强胡化倾向的人群，虽然在民族关系、政治地位等方面，他们与统治民族契丹以及奚、女真、渤海等少数民族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未尖锐化。长期的南北和平，使得汉儿心理逐渐发生变化，民族意识逐渐淡漠，即所谓“燕民本无思汉心”。出使过辽国的苏辙就曾评价：“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 可见宋人常误以为燕云民族矛盾尖锐汉民南望王师，直至亲临辽地，才发现燕云之地，涉及民族压迫的，只一些小民司法上的审判不公，汉族官僚地主照样作威作福，而游牧契丹人并不是天天没事骑马找汉人祸害玩，最多在冬天游牧到温暖的燕地无人草地过冬，不敢随意践踏耕地进入汉民居住区域。此外，为加强对燕云地区的统治，辽朝统治者也在积极消弭民族矛盾，像道宗朝著名汉人宰相刘六符将死，道宗临问遗教，六符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使萌南思也。” 道宗谨遵省徭薄赋，遂减汉地税赋三分之一，形成辽后期“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 的局面，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轻于宋的赋税。燕云地区也形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汉族大姓，像著名的韩氏家族，在辽国境内“耶律、萧、韩三姓恣横” ，已贵为和契丹二姓一样的上层统治者。一干燕云大族甚至在几百年后的元代余威尚存，元人王恽就曾感叹：“迄今燕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呜呼，盛哉！”
以上种种表明，燕云汉儿已然习惯于辽国治下的生活状态，甚至还非常享受辽国社会中较高文明群体的地位，当然不愿自降身份回归北宋做边氓。当时的辽国境内，不管是朝廷公卿翰苑还是地方州县长官，“无非汉儿，学诵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如果南归北宋，宋地才俊如林，利益早已固化，一众燕云土豪在大宋群英眼里就一群吃不起茶叶蛋的北方野蛮乡巴佬，要官不给要权不予，别说恩泽亲戚朋友，恐怕自己官位都要不保。（举个栗子，呆湾那堆货，现在起码挂个领导人头衔，回来撑死副国，市县长们更不用说，再派个书记去，安插点内地官员，你说呆湾人愿意不。。）而且辽地轻徭薄赋多年，回归宋地就要交重税，故而不管士人还是大姓地主，都没有南归打算。下层百姓更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安于现下“南宋北辽，交星轺而继好”的状况。1122年，宋使马扩出使辽国，接待的辽国汉儿官员曾对其说：“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燕人久属辽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挠之，决皆死战，于两地生灵非便。”之后更举出谚语“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之句，申明“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明确表明燕云汉儿官绅不愿弃辽投宋的态度。
但随着大金南下，时势变迁，太平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在宋金大军合力攻辽之际，早已养成圆滑世故的政治态度的汉儿，采取墙头草的保身策略，完全从自身利益而非民族感情出发，有奶便是娘，“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故而燕云之地，“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于是，在北辽政权濒临崩溃之时，“汉燕良民转为忧苦，尝思南归，”听闻宋将刘“光世兵至，往往来降”。在金人西寻天祚帝时，又有“山西汉儿乡兵为前驱，”加入金军玩命追捕老主公。1122年十月底，宋军伙同降宋辽军郭药师等部，乘燕京空虚冲入城中，城内汉儿眼见辽人要玩完，立马群起响应宋军，“汉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诛戮万计，通衢流血。” 燕人马贤良还应景献诗一首：破虏将军晓入燕，满城和气接尧天。油然靉靆三千里，洗尽腥膻二百年。不想还没高兴多久，辽军反扑宋军大败，仓皇逃回国境，又是这起子燕人，“作歌及赋以诮（刘）延庆，传笑虏中。” 可谓节操扫地矣。甚至金军南下曲阜，有“汉儿将启孔子墓，” 金军主帅粘罕见状询问：“孔子何人？”翻译官渤海人高庆裔回答：“古之大圣人。”粘罕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发掘，于是将发掘汉儿尽杀之。孔子居然是被一个女真人和一个渤海人保护才免于曝骨当日，而本应尊奉孔学的汉儿，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更彻底，竟然想要挖孔子墓，真是自古最狠二鬼子啊。。所以几十年后，金世宗评价汉儿仍是语含讥讽，“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 但又不得不承认，因为这一骑墙策略，当地人“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得以乱世苟活。
总之，在公元1123年，辽天祚帝保大三年、北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天辅七年，二月，在宋金的利益划分中，付了一笔赎燕经费后，金人将太行山—燕山一线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及山后朔、蔚等州后如约归还北宋，宋人在当地设立燕山府等府州管辖，燕地及朔州等地又重新进入汉人国家境内。初时，金国占领燕京城几及半年，“久客多欲，部曲利於财货，剽掠燕城富豪，比屋室如悬磬，檀、顺、景、蓟民始困弊。” 所以等到宋人接管燕地，燕民是带着极大的热情迎接宋军的，史载“残民羸卒捧香火迎导而行，欢呼言曰：契丹既灭，大金归国，王师入城，复见天日。相庆之人家至户到，燕人大悦。” 可惜这幕解放军入城的军民鱼水并没延续多久，因为宋人的施政缺失，仅仅两年多时间，就逐渐失去了当地汉儿支持。对于这一心态的转折，当时的宋人许采在《陷燕纪》中总结为三点，即“初燕人本无思汉心。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
江山易主，燕地从辽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变作宋地北方落后的边氓府县，带给当地的冲击是巨大的。本来作为辽国中央官员的汉儿官员，现在只能降级去做北宋内地地方官，这些汉儿官员“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复自燕山之太原宣抚司，困苦于道路者相继也。”因为宋人的猜忌和歧视，他们“见授职任，权令不厘务，” 多无实权。而皇宋士大夫乃至平头百姓都自带优越感，对就职的汉儿官员倍加歧视，视为亡国之人，“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结绝。” 于是汉儿官员“怨望，往往遁归平州【金国控制地区】，将京师事体中国虚实，一一报之。” 辽国降金高官刘彦宗、时立爱等人，“皆燕人也，以坟垄、田园、亲戚之故，”同时“各衔中国构金人破契丹之怨，” 更是屡劝金人南侵，“遂教金人有窥中国意。”
又有授田之事。根据宋金盟约，当时驻扎燕地的降宋辽军常胜军【主力由辽东汉人、渤海人组成】，本应遣返金国。但宋人贪图这支战斗力不俗的军队，于是私下与金人谈判，决定出卖燕地汉儿来弥补金人损失，并认为如此以来，“不惟常胜军得为我军，又复燕民田产自可供养，不须国家应办钱粮。”金人当然同意这一交易，于是“将燕城职官、民户、技术、嫔嫱、娼优、黄冠、瞿昙、金帛、子女等，席卷而东。” 金人在迁徙燕地汉儿前往东北途中，对那些不愿前往的汉儿说：“汝之东迁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胜军，利汝田宅给之尔。”于是“燕人皆怨，”恨宋人入骨。而宋人将燕地“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 残留的燕山土著，包括从金国境内千难万险逃回燕地家乡的汉儿归正人，回乡后却发现家产被剥夺，“悉无居止无生业。” 没有妥善的安置计划，生活穷窘怨恨日深。被刻意扶植的常胜军在燕地横行，燕地“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民之尤怨者。” 1125年又逢“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 而官方拨付的钱粮金帛“率以供常胜军，” 汉儿组成的地方部队，“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饥死者皆十七八。” 种种惨状却被上下相蒙，宋廷“弗闻之。” 终至大失燕地汉儿之心。
另有“盐法”一条。原本燕地百姓经济负担较轻，“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麹俱贱，科役不烦故也。”而宋国派来的主管官员，“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 禁止燕地原有食盐买卖，而将官方食盐专卖执照发给亲旧，纵容他们哄抬盐价投机牟利，利益上下私分。一众贪官占尽食盐之利，“皆本空手而来，致此丰富有至钜万者。” 燕地百姓却连盐都吃不上。这些派驻燕地的内地官员，多是贪婪无耻之辈，在燕地强买强卖，“珠玉锦罽等物，相高低至十数倍。” 同时北宋皇家也加重对燕地盘剥，天祚帝时曾有一种玫瑰香料贡品，扰民至深，至此宫中又来金字牌，“令置玫瑰一百斤，岁以为例。” 令燕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最终导致燕地汉儿无论大姓小民都与内地汉族的大宋朝廷离心离德。及至金人重新攻入燕地，立即规定“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
时局失策如此，宋人还养虎为患，一个常胜军已是难治，却又新立一义胜军埋疽腋侧。1123年，继童贯之后主持北方前线防务的宦官谭稹，“初至燕山，闻常胜军恣横，药师辈不为约束，” 害怕日久生事。于是这货上奏朝廷，招募云朔汉儿数万，“屯于州县要径处，号为义胜军，令燕人李嗣本、耿守忠为帅。” 与常胜军相抗衡。如此昏招可谓养一虎又增一狼，宋廷却以为上策，既而令李、耿二人，“选归朝人中少壮者，籍其姓名，其月粮衣赐，倍于他军。” 这支军队作为宋朝招募的一支纯粹的燕云汉儿军队，不同于常胜军主要以辽东汉人、渤海人为主燕云汉儿为辅的人员构成。一度为宋人寄予北方干城的厚望，散居于河东诸州，管控边防。史载“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实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赡之，虽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 他们待遇较之地方宋军倍加优厚，“平日养赡，蓄积为之一空。”结果因为补给跟不上，饿了肚子骂大街，骂着骂着跟只能领到腐米的地方宋军相遇道路，正愤恨待遇不公的宋军辱骂义胜军：你们这帮番人能吃新米，我们却只能分得积年腐臭的旧米，我们哪里不如你们？以后只要有机会，定要杀你们全家！“汉儿闻之惧，” 当面以“番人”来辱骂燕云汉儿，可见宋人视其“非我族类”的情绪之强烈，两者矛盾已然激化。反之，这也使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认同的燕云汉儿“其心益贰，俟衅且发。”
于是乎，北宋主政燕云的两年多时间，即失去了当地士民之心，又给自己的北部边防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当时张觉事件已经发生，金人早已有南下计议，原辽国的契丹、汉儿将领，也不断鼓动宗翰伐宋。刚开始，宗翰“意尚犹豫”，恰好隆庆府【原文误。应为隆德府，今山西长治】义胜军叛变，“其三千人奔大金国，具言中国虚实”。另有易州常胜军首领率五百人投奔宗翰，并告宗翰常胜军多有降金之意，于是宗翰决意出兵。1125年十二月，金兵分两路大举攻宋，燕地常胜军降金，心怀怨恨的燕云汉儿戍军随之南下，沿途汉儿部队如义胜军等更是纷纷迎降。史书记载，在金军南下之际，因为长期受宋人怀疑猜忌，汉儿部队夜夜害怕被杀，多生叛意。金军攻山西一路，朔州“汉儿开门献于金人，既至武州，汉儿亦为内应，遂失朔武，长驱至代，” 代将李嗣本本是燕人，仍想率兵拒守，“汉儿又擒嗣本以降。（李嗣本日后还是做了金国洛阳知府）” 崞县义胜军统领崔忠，“本燕人归国，朝廷待以不疑。俾将燕军。” 有人谓县官曰：崔忠一汉儿，贪利苟生，” 哪有什么忠节可言，应该早早杀之除患。再忠义的人也难敌猜忌，未等众人动手，崔忠在官员议事时发难，带人从城中仓皇杀出，随即带兵杀入城中，崞县失守。在这种难以自明、保命为先的情绪推动下，受到猜嫌的义胜军不断叛变，“粘罕自忻州至石岭关，把隘石岭关义胜军将耿守忠叛，以关降贼。” 平阳府驻有义胜军四千，当时太原府受粘罕围困，“有裨将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阳，漏言欲尽杀投附人（河东人呼义胜军为投附人）。” 于是义胜军皆不安，皆私为之备，不久在军将刘嗣初带领下起兵袭城，之后迅速北上归附粘罕。
由于义胜军先后降金，数月之间，河东众多州县陷落，金军几乎是势如破竹地南下挺进。这也激起了宋人对燕云汉儿的无差别仇恨，平阳府军乱之时，“士民股栗，驰而呼曰：‘奸臣置汉儿内地，今果堕其计中。’” 正是这一猜忌情绪的民心写照。于是一场社会大动荡背景下的悲剧屠杀开始了。平阳府军乱后，河东一地，“归朝人老小在州县者，受折可求移文，悉行诛戮。” 平阳府军乱次日，报到绛州，绛州有义胜军四千人，被当地设计尽杀，“城中民兵登城东壁呼噪以助其势，投附人尽被诛戮。诸州闻绛州之事，乃皆杀投附人。” “至是诸郡往往杀戮，或逐出之。” 如汾州被金军攻打，有“燕人先内附在城下者数十，阴结党欲为内应，”结果被守将“悉收斩之。” 随着金军在河北的进军，各地“归朝官往往先叛” ，故而猜忌和屠杀从河东扩大到河北及其他地区，大肃反的范围更从燕云汉儿官员和军人，扩展至普通平民。像知沧州的杜充这个王八蛋狗娘养的竟然善终的畜生，“时金人南侵，郡中侨寓皆燕人来归者，充虑为敌内应，杀之无噍类。” 当时的汴京城中，“初得燕山地，燕人有来京师居者，军民伎艺百色有之，杂居坊巷中，与汉人无异。” 金人围攻汴京，城中军民人心惶惶，“呼燕人为细作，皆执捉送开封府，无虑数百人。” “或有短发者、面黑者，误遭殴击，至有死者。” 如是数日，朝廷揭榜禁止，又将送来燕人收押，方平息下去，而关押的燕人在金军北撤后才被放还。此时的宋人眼中，几乎一切来自燕云的汉人都成了金人爪牙，必先杀之以除患，即“先是靖康初金人方犯河北，而诸路州县军民皆杀归朝燕官。” 甚至偏处如湖北均州，当时有“添差武当县丞不厘务任雄翔者，燕山人，” 为人有智算，“闻乱，即率归朝燕人约七十馀人，家家所有食刀、面刀、以至果刀、剃刀应干器械，尺铁尽赴州纳之。知州杨彦明信其然，常卫护保存，故人不敢犯。”这七十多人方才得以保命。
这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混乱杀戮，使得迁入内地的燕云汉儿无论官民，几近杀光屠尽，即使是一些相对克制没有大规模捕杀汉儿的州县，也多将汉儿官民家眷下狱圈禁，生活条件恶劣加之胥吏小民肆意凌辱，苦不堪言。只有一些受到新军阀庇佑用作冲锋陷阵的汉儿部队，才得以苟延于时，暂保身家。像原辽进士刘晏，总管降军“赤心队”，率众归附韩世忠才得以自保。随着时局变化，靖康之祸后，新建立的南宋朝廷积极寻求各方势力支持，对燕云汉儿也开始着手拉拢，于是1128年中，高宗开始拨乱反正，“闻州郡多囚禁归朝官，载罹寒暑，不与疏贷。因小有疑，则加残害，一郡戮至数百人，朕甚悯之。覆帱间皆吾赤子，偶生边地，视之遂异，然岂可与虏人一例待之。金人与吾战，殴打无罪之人，又率诸国之众，荐冒锋刃，使肝脑涂地，赤子竟亦何辜。” 随即诏令诸郡，将关押的归朝官送达行在，由此官方主导的杀戮燕云汉儿的行为才在内地逐渐平息。
这一时期，燕云汉儿在金国内部，虽望风降服没有遭受战乱之苦，但也常常受到金国主要统治者女真及二鬼子渤海贵族的歧视。当时金国官员中，有所谓兵权钱谷之公事，“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 1127年宋人傅雱使金，金朝派出的馆伴，大理卿昭文馆学士李侗和傅雱私语，说自己本是燕人，换官时还任过宋地县官一职，自己“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虏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却没想到金军南下自己又入金国为官，感慨“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 想李桐在北宋不过一县官，入金能做到大理卿昭文馆学士，却仍是郁郁不满，可见汉儿官员在金国官场的压抑之状。燕云汉儿百姓也因繁重的赋税兵役心生离贰，时有南渡投降者，即“九州人日有归中国者，”宋廷也顺势劝降反正，“生获汉儿，赍往传报，自相激发。” 当时金国因为兵源不足，从燕云及宋地签发了大量汉族青壮，随金军南下作战。很多不愿充当炮灰的汉儿军队，在作战中表现消极甚至主动投宋，因为其勇悍尚武而且颇善马术，南宋军队常将这些战斗中被俘或主动投附的汉儿，编入部队作战。像1130年，宋将刘光世就用重赏招降戍守淮地的北人，“得女真、契丹、渤海、汉儿万人，无室家者则为之娶妇，给粮马器仗，使出战，前后立功为最，创立奇兵、赤心两军。” 刘光世账下军将马钦，本辽彰国军节度使马尧俊子，宣和末为常胜军统领，后入金军，也在边境率数十人渡江投奔刘光世。【此人后因宋金议和，互归南北人，被遣送北方，于是心生怨恨，极力劝说海陵王发动南征】当时宋金前线的宋军各部，积极发动金钱攻势招揽蕃人，按照招降来的还是俘虏来的，各有相应赏金，其中“堪充马军披带”的蕃人，立即就按“武勇效用例”编入部队发军饷。
此后，因为战争争夺以及金宋和议后北人南人各归家乡政策的实施，大多数燕云汉儿相继回到了故地北方。像均州逃脱屠杀的任雄翔，在金人杀到前，将恩主杨彦明全家送上武当山，“复聚其众还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归朝燕人尽随金人北去。”而南宋“发遣归朝人还金人”的工作也执行得力，当时“逐路帅司行下所部州县等处，尽刷归朝官归朝人，”还要安排专人陪同监视，一直要将北人送到边境交接方休。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燕云汉儿留在南方为官当兵，没有北还。像1136年的一则诏书，就曾记载“归朝官一百六十四、归明官二百八十四，忠义可嘉，”要求保留他们的现有官职不动。1162年海陵王南征，当时蔡州城中仍有燕人七八十人，“已与蔡州人结姻亲者，” 在金军兵临城下之时，被权知州李询以防范为名统统抓进牢中，“及金人攻西门急，皆杀之。”重复上演了1125年的那场屠杀悲剧，同时也可由此看出，宋人已经完全不把燕云汉儿当汉人看待，原宋境的蔡州人可以是汉人，而和蔡州人结亲的燕人，却仍是“非我族类”的形象。1170年的一则史料也再次证明了这一观点，当时的四川宣抚使王炎说自己领下有“义胜军二百余人，系招纳契丹、女真、汉儿等，虽日与旧管官兵一等教阅，缘北人风俗情性不同。” 可见在女真、契丹等民族眼中，仍带有汉人气息的“汉儿”，在自认文化“纯正”的宋人眼中，却只能是和契丹、女真一样“风俗情性”的“北人”了。
金元明代，汉儿的余波似乎仍未散去。金末元初兴起的很多汉人军事势力，汉儿于其中占有不俗的比例。而在明代的山后人武臣群体中，汉儿那种民族混合的印记也保存明显，很多燕地北部的所谓山后人，因为元末明初的战争被编入军队卫所，即使有汉化名姓，也多被归入达官军行列，被明人普遍视为胡人。直至经历明代数百年的卫所统治后，这批汉儿才又最终重新融入了汉族之中。。
南宋初年的“北人归北”政策
经过安史之乱后100多年的半胡化藩镇割据，再加上辽国近200年的北族统治，耳濡目染之下，燕云汉儿基本形成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剽悍尚武性格，“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狡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当地百姓受游牧民族朴实直爽性情感染，禀性质朴，不喜骄奢做作。据宋人许亢宗1125年奉使金国的《行程录》记载，燕地“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舍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 当地汉儿和契丹人打群架能打个平手，民风可谓勇烈。又据宋人楼钥1169年出行金国的记录，沿途所见，原北宋故地“只是旧时风范，但改变衣装耳”，及过白沟原辽宋边境，“人物衣装，又非河北，北男子多露头，妇人多耆婆。把车人云：‘只过白沟，都是北人，人便别也。’”可见在金人治下的中原汉人心目中，燕云汉儿早已同女真契丹一样，是完全的“北人”概念了。即使在南宋境内，1163年的一条记录表明，当时的临安府城中，许多“归明、归朝、归正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有乱风化。” 所以宋廷申令禁止，“归明、归朝、归正等人仍不得仍前左衽胡服，诸军委将佐，州县委守令，常切警察。” 鉴于金人在北方推行易服剃发政策时，北宋故地汉人的激烈反应，这种即便投降南宋以后、仍“承前不改胡服”的作法，除了部分本俗难改的女真、契丹人外，恐怕主要来自原辽境的汉儿。
总之，经过数百年的融合，燕云等地的汉儿群体，已经形成一个与宋地汉人不同心态的具有较强胡化倾向的人群，虽然在民族关系、政治地位等方面，他们与统治民族契丹以及奚、女真、渤海等少数民族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未尖锐化。长期的南北和平，使得汉儿心理逐渐发生变化，民族意识逐渐淡漠，即所谓“燕民本无思汉心”。出使过辽国的苏辙就曾评价：“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 可见宋人常误以为燕云民族矛盾尖锐汉民南望王师，直至亲临辽地，才发现燕云之地，涉及民族压迫的，只一些小民司法上的审判不公，汉族官僚地主照样作威作福，而游牧契丹人并不是天天没事骑马找汉人祸害玩，最多在冬天游牧到温暖的燕地无人草地过冬，不敢随意践踏耕地进入汉民居住区域。此外，为加强对燕云地区的统治，辽朝统治者也在积极消弭民族矛盾，像道宗朝著名汉人宰相刘六符将死，道宗临问遗教，六符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使萌南思也。” 道宗谨遵省徭薄赋，遂减汉地税赋三分之一，形成辽后期“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 的局面，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轻于宋的赋税。燕云地区也形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汉族大姓，像著名的韩氏家族，在辽国境内“耶律、萧、韩三姓恣横” ，已贵为和契丹二姓一样的上层统治者。一干燕云大族甚至在几百年后的元代余威尚存，元人王恽就曾感叹：“迄今燕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呜呼，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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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表明，燕云汉儿已然习惯于辽国治下的生活状态，甚至还非常享受辽国社会中较高文明群体的地位，当然不愿自降身份回归北宋做边氓。当时的辽国境内，不管是朝廷公卿翰苑还是地方州县长官，“无非汉儿，学诵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如果南归北宋，宋地才俊如林，利益早已固化，一众燕云土豪在大宋群英眼里就一群吃不起茶叶蛋的北方野蛮乡巴佬，要官不给要权不予，别说恩泽亲戚朋友，恐怕自己官位都要不保。（举个栗子，呆湾那堆货，现在起码挂个领导人头衔，回来撑死副国，市县长们更不用说，再派个书记去，安插点内地官员，你说呆湾人愿意不。。）而且辽地轻徭薄赋多年，回归宋地就要交重税，故而不管士人还是大姓地主，都没有南归打算。下层百姓更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安于现下“南宋北辽，交星轺而继好”的状况。1122年，宋使马扩出使辽国，接待的辽国汉儿官员曾对其说：“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燕人久属辽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挠之，决皆死战，于两地生灵非便。”之后更举出谚语“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之句，申明“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明确表明燕云汉儿官绅不愿弃辽投宋的态度。
但随着大金南下，时势变迁，太平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在宋金大军合力攻辽之际，早已养成圆滑世故的政治态度的汉儿，采取墙头草的保身策略，完全从自身利益而非民族感情出发，有奶便是娘，“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故而燕云之地，“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于是，在北辽政权濒临崩溃之时，“汉燕良民转为忧苦，尝思南归，”听闻宋将刘“光世兵至，往往来降”。在金人西寻天祚帝时，又有“山西汉儿乡兵为前驱，”加入金军玩命追捕老主公。1122年十月底，宋军伙同降宋辽军郭药师等部，乘燕京空虚冲入城中，城内汉儿眼见辽人要玩完，立马群起响应宋军，“汉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诛戮万计，通衢流血。” 燕人马贤良还应景献诗一首：破虏将军晓入燕，满城和气接尧天。油然靉靆三千里，洗尽腥膻二百年。不想还没高兴多久，辽军反扑宋军大败，仓皇逃回国境，又是这起子燕人，“作歌及赋以诮（刘）延庆，传笑虏中。” 可谓节操扫地矣。甚至金军南下曲阜，有“汉儿将启孔子墓，” 金军主帅粘罕见状询问：“孔子何人？”翻译官渤海人高庆裔回答：“古之大圣人。”粘罕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发掘，于是将发掘汉儿尽杀之。孔子居然是被一个女真人和一个渤海人保护才免于曝骨当日，而本应尊奉孔学的汉儿，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更彻底，竟然想要挖孔子墓，真是自古最狠二鬼子啊。。所以几十年后，金世宗评价汉儿仍是语含讥讽，“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 但又不得不承认，因为这一骑墙策略，当地人“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得以乱世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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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公元1123年，辽天祚帝保大三年、北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天辅七年，二月，在宋金的利益划分中，付了一笔赎燕经费后，金人将太行山—燕山一线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及山后朔、蔚等州后如约归还北宋，宋人在当地设立燕山府等府州管辖，燕地及朔州等地又重新进入汉人国家境内。初时，金国占领燕京城几及半年，“久客多欲，部曲利於财货，剽掠燕城富豪，比屋室如悬磬，檀、顺、景、蓟民始困弊。” 所以等到宋人接管燕地，燕民是带着极大的热情迎接宋军的，史载“残民羸卒捧香火迎导而行，欢呼言曰：契丹既灭，大金归国，王师入城，复见天日。相庆之人家至户到，燕人大悦。” 可惜这幕解放军入城的军民鱼水并没延续多久，因为宋人的施政缺失，仅仅两年多时间，就逐渐失去了当地汉儿支持。对于这一心态的转折，当时的宋人许采在《陷燕纪》中总结为三点，即“初燕人本无思汉心。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
江山易主，燕地从辽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变作宋地北方落后的边氓府县，带给当地的冲击是巨大的。本来作为辽国中央官员的汉儿官员，现在只能降级去做北宋内地地方官，这些汉儿官员“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复自燕山之太原宣抚司，困苦于道路者相继也。”因为宋人的猜忌和歧视，他们“见授职任，权令不厘务，” 多无实权。而皇宋士大夫乃至平头百姓都自带优越感，对就职的汉儿官员倍加歧视，视为亡国之人，“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结绝。” 于是汉儿官员“怨望，往往遁归平州【金国控制地区】，将京师事体中国虚实，一一报之。” 辽国降金高官刘彦宗、时立爱等人，“皆燕人也，以坟垄、田园、亲戚之故，”同时“各衔中国构金人破契丹之怨，” 更是屡劝金人南侵，“遂教金人有窥中国意。”
又有授田之事。根据宋金盟约，当时驻扎燕地的降宋辽军常胜军【主力由辽东汉人、渤海人组成】，本应遣返金国。但宋人贪图这支战斗力不俗的军队，于是私下与金人谈判，决定出卖燕地汉儿来弥补金人损失，并认为如此以来，“不惟常胜军得为我军，又复燕民田产自可供养，不须国家应办钱粮。”金人当然同意这一交易，于是“将燕城职官、民户、技术、嫔嫱、娼优、黄冠、瞿昙、金帛、子女等，席卷而东。” 金人在迁徙燕地汉儿前往东北途中，对那些不愿前往的汉儿说：“汝之东迁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胜军，利汝田宅给之尔。”于是“燕人皆怨，”恨宋人入骨。而宋人将燕地“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 残留的燕山土著，包括从金国境内千难万险逃回燕地家乡的汉儿归正人，回乡后却发现家产被剥夺，“悉无居止无生业。” 没有妥善的安置计划，生活穷窘怨恨日深。被刻意扶植的常胜军在燕地横行，燕地“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民之尤怨者。” 1125年又逢“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 而官方拨付的钱粮金帛“率以供常胜军，” 汉儿组成的地方部队，“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饥死者皆十七八。” 种种惨状却被上下相蒙，宋廷“弗闻之。” 终至大失燕地汉儿之心。
另有“盐法”一条。原本燕地百姓经济负担较轻，“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麹俱贱，科役不烦故也。”而宋国派来的主管官员，“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 禁止燕地原有食盐买卖，而将官方食盐专卖执照发给亲旧，纵容他们哄抬盐价投机牟利，利益上下私分。一众贪官占尽食盐之利，“皆本空手而来，致此丰富有至钜万者。” 燕地百姓却连盐都吃不上。这些派驻燕地的内地官员，多是贪婪无耻之辈，在燕地强买强卖，“珠玉锦罽等物，相高低至十数倍。” 同时北宋皇家也加重对燕地盘剥，天祚帝时曾有一种玫瑰香料贡品，扰民至深，至此宫中又来金字牌，“令置玫瑰一百斤，岁以为例。” 令燕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最终导致燕地汉儿无论大姓小民都与内地汉族的大宋朝廷离心离德。及至金人重新攻入燕地，立即规定“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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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失策如此，宋人还养虎为患，一个常胜军已是难治，却又新立一义胜军埋疽腋侧。1123年，继童贯之后主持北方前线防务的宦官谭稹，“初至燕山，闻常胜军恣横，药师辈不为约束，” 害怕日久生事。于是这货上奏朝廷，招募云朔汉儿数万，“屯于州县要径处，号为义胜军，令燕人李嗣本、耿守忠为帅。” 与常胜军相抗衡。如此昏招可谓养一虎又增一狼，宋廷却以为上策，既而令李、耿二人，“选归朝人中少壮者，籍其姓名，其月粮衣赐，倍于他军。” 这支军队作为宋朝招募的一支纯粹的燕云汉儿军队，不同于常胜军主要以辽东汉人、渤海人为主燕云汉儿为辅的人员构成。一度为宋人寄予北方干城的厚望，散居于河东诸州，管控边防。史载“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实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赡之，虽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 他们待遇较之地方宋军倍加优厚，“平日养赡，蓄积为之一空。”结果因为补给跟不上，饿了肚子骂大街，骂着骂着跟只能领到腐米的地方宋军相遇道路，正愤恨待遇不公的宋军辱骂义胜军：你们这帮番人能吃新米，我们却只能分得积年腐臭的旧米，我们哪里不如你们？以后只要有机会，定要杀你们全家！“汉儿闻之惧，” 当面以“番人”来辱骂燕云汉儿，可见宋人视其“非我族类”的情绪之强烈，两者矛盾已然激化。反之，这也使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认同的燕云汉儿“其心益贰，俟衅且发。”
于是乎，北宋主政燕云的两年多时间，即失去了当地士民之心，又给自己的北部边防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当时张觉事件已经发生，金人早已有南下计议，原辽国的契丹、汉儿将领，也不断鼓动宗翰伐宋。刚开始，宗翰“意尚犹豫”，恰好隆庆府【原文误。应为隆德府，今山西长治】义胜军叛变，“其三千人奔大金国，具言中国虚实”。另有易州常胜军首领率五百人投奔宗翰，并告宗翰常胜军多有降金之意，于是宗翰决意出兵。1125年十二月，金兵分两路大举攻宋，燕地常胜军降金，心怀怨恨的燕云汉儿戍军随之南下，沿途汉儿部队如义胜军等更是纷纷迎降。史书记载，在金军南下之际，因为长期受宋人怀疑猜忌，汉儿部队夜夜害怕被杀，多生叛意。金军攻山西一路，朔州“汉儿开门献于金人，既至武州，汉儿亦为内应，遂失朔武，长驱至代，” 代将李嗣本本是燕人，仍想率兵拒守，“汉儿又擒嗣本以降。（李嗣本日后还是做了金国洛阳知府）” 崞县义胜军统领崔忠，“本燕人归国，朝廷待以不疑。俾将燕军。” 有人谓县官曰：崔忠一汉儿，贪利苟生，” 哪有什么忠节可言，应该早早杀之除患。再忠义的人也难敌猜忌，未等众人动手，崔忠在官员议事时发难，带人从城中仓皇杀出，随即带兵杀入城中，崞县失守。在这种难以自明、保命为先的情绪推动下，受到猜嫌的义胜军不断叛变，“粘罕自忻州至石岭关，把隘石岭关义胜军将耿守忠叛，以关降贼。” 平阳府驻有义胜军四千，当时太原府受粘罕围困，“有裨将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阳，漏言欲尽杀投附人（河东人呼义胜军为投附人）。” 于是义胜军皆不安，皆私为之备，不久在军将刘嗣初带领下起兵袭城，之后迅速北上归附粘罕。
由于义胜军先后降金，数月之间，河东众多州县陷落，金军几乎是势如破竹地南下挺进。这也激起了宋人对燕云汉儿的无差别仇恨，平阳府军乱之时，“士民股栗，驰而呼曰：‘奸臣置汉儿内地，今果堕其计中。’” 正是这一猜忌情绪的民心写照。于是一场社会大动荡背景下的悲剧屠杀开始了。平阳府军乱后，河东一地，“归朝人老小在州县者，受折可求移文，悉行诛戮。” 平阳府军乱次日，报到绛州，绛州有义胜军四千人，被当地设计尽杀，“城中民兵登城东壁呼噪以助其势，投附人尽被诛戮。诸州闻绛州之事，乃皆杀投附人。” “至是诸郡往往杀戮，或逐出之。” 如汾州被金军攻打，有“燕人先内附在城下者数十，阴结党欲为内应，”结果被守将“悉收斩之。” 随着金军在河北的进军，各地“归朝官往往先叛” ，故而猜忌和屠杀从河东扩大到河北及其他地区，大肃反的范围更从燕云汉儿官员和军人，扩展至普通平民。像知沧州的杜充这个王八蛋狗娘养的竟然善终的畜生，“时金人南侵，郡中侨寓皆燕人来归者，充虑为敌内应，杀之无噍类。” 当时的汴京城中，“初得燕山地，燕人有来京师居者，军民伎艺百色有之，杂居坊巷中，与汉人无异。” 金人围攻汴京，城中军民人心惶惶，“呼燕人为细作，皆执捉送开封府，无虑数百人。” “或有短发者、面黑者，误遭殴击，至有死者。” 如是数日，朝廷揭榜禁止，又将送来燕人收押，方平息下去，而关押的燕人在金军北撤后才被放还。此时的宋人眼中，几乎一切来自燕云的汉人都成了金人爪牙，必先杀之以除患，即“先是靖康初金人方犯河北，而诸路州县军民皆杀归朝燕官。” 甚至偏处如湖北均州，当时有“添差武当县丞不厘务任雄翔者，燕山人，” 为人有智算，“闻乱，即率归朝燕人约七十馀人，家家所有食刀、面刀、以至果刀、剃刀应干器械，尺铁尽赴州纳之。知州杨彦明信其然，常卫护保存，故人不敢犯。”这七十多人方才得以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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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混乱杀戮，使得迁入内地的燕云汉儿无论官民，几近杀光屠尽，即使是一些相对克制没有大规模捕杀汉儿的州县，也多将汉儿官民家眷下狱圈禁，生活条件恶劣加之胥吏小民肆意凌辱，苦不堪言。只有一些受到新军阀庇佑用作冲锋陷阵的汉儿部队，才得以苟延于时，暂保身家。像原辽进士刘晏，总管降军“赤心队”，率众归附韩世忠才得以自保。随着时局变化，靖康之祸后，新建立的南宋朝廷积极寻求各方势力支持，对燕云汉儿也开始着手拉拢，于是1128年中，高宗开始拨乱反正，“闻州郡多囚禁归朝官，载罹寒暑，不与疏贷。因小有疑，则加残害，一郡戮至数百人，朕甚悯之。覆帱间皆吾赤子，偶生边地，视之遂异，然岂可与虏人一例待之。金人与吾战，殴打无罪之人，又率诸国之众，荐冒锋刃，使肝脑涂地，赤子竟亦何辜。” 随即诏令诸郡，将关押的归朝官送达行在，由此官方主导的杀戮燕云汉儿的行为才在内地逐渐平息。
这一时期，燕云汉儿在金国内部，虽望风降服没有遭受战乱之苦，但也常常受到金国主要统治者女真及二鬼子渤海贵族的歧视。当时金国官员中，有所谓兵权钱谷之公事，“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 1127年宋人傅雱使金，金朝派出的馆伴，大理卿昭文馆学士李侗和傅雱私语，说自己本是燕人，换官时还任过宋地县官一职，自己“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虏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却没想到金军南下自己又入金国为官，感慨“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 想李桐在北宋不过一县官，入金能做到大理卿昭文馆学士，却仍是郁郁不满，可见汉儿官员在金国官场的压抑之状。燕云汉儿百姓也因繁重的赋税兵役心生离贰，时有南渡投降者，即“九州人日有归中国者，”宋廷也顺势劝降反正，“生获汉儿，赍往传报，自相激发。” 当时金国因为兵源不足，从燕云及宋地签发了大量汉族青壮，随金军南下作战。很多不愿充当炮灰的汉儿军队，在作战中表现消极甚至主动投宋，因为其勇悍尚武而且颇善马术，南宋军队常将这些战斗中被俘或主动投附的汉儿，编入部队作战。像1130年，宋将刘光世就用重赏招降戍守淮地的北人，“得女真、契丹、渤海、汉儿万人，无室家者则为之娶妇，给粮马器仗，使出战，前后立功为最，创立奇兵、赤心两军。” 刘光世账下军将马钦，本辽彰国军节度使马尧俊子，宣和末为常胜军统领，后入金军，也在边境率数十人渡江投奔刘光世。【此人后因宋金议和，互归南北人，被遣送北方，于是心生怨恨，极力劝说海陵王发动南征】当时宋金前线的宋军各部，积极发动金钱攻势招揽蕃人，按照招降来的还是俘虏来的，各有相应赏金，其中“堪充马军披带”的蕃人，立即就按“武勇效用例”编入部队发军饷。
此后，因为战争争夺以及金宋和议后北人南人各归家乡政策的实施，大多数燕云汉儿相继回到了故地北方。像均州逃脱屠杀的任雄翔，在金人杀到前，将恩主杨彦明全家送上武当山，“复聚其众还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归朝燕人尽随金人北去。”而南宋“发遣归朝人还金人”的工作也执行得力，当时“逐路帅司行下所部州县等处，尽刷归朝官归朝人，”还要安排专人陪同监视，一直要将北人送到边境交接方休。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燕云汉儿留在南方为官当兵，没有北还。像1136年的一则诏书，就曾记载“归朝官一百六十四、归明官二百八十四，忠义可嘉，”要求保留他们的现有官职不动。1162年海陵王南征，当时蔡州城中仍有燕人七八十人，“已与蔡州人结姻亲者，” 在金军兵临城下之时，被权知州李询以防范为名统统抓进牢中，“及金人攻西门急，皆杀之。”重复上演了1125年的那场屠杀悲剧，同时也可由此看出，宋人已经完全不把燕云汉儿当汉人看待，原宋境的蔡州人可以是汉人，而和蔡州人结亲的燕人，却仍是“非我族类”的形象。1170年的一则史料也再次证明了这一观点，当时的四川宣抚使王炎说自己领下有“义胜军二百余人，系招纳契丹、女真、汉儿等，虽日与旧管官兵一等教阅，缘北人风俗情性不同。” 可见在女真、契丹等民族眼中，仍带有汉人气息的“汉儿”，在自认文化“纯正”的宋人眼中，却只能是和契丹、女真一样“风俗情性”的“北人”了。
金元明代，汉儿的余波似乎仍未散去。金末元初兴起的很多汉人军事势力，汉儿于其中占有不俗的比例。而在明代的山后人武臣群体中，汉儿那种民族混合的印记也保存明显，很多燕地北部的所谓山后人，因为元末明初的战争被编入军队卫所，即使有汉化名姓，也多被归入达官军行列，被明人普遍视为胡人。直至经历明代数百年的卫所统治后，这批汉儿才又最终重新融入了汉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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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的“北人归北”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