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痛苦和软弱是有传递性的。我已经说过这句话。而快乐和强大呢？
看到原本只是我个人自醒的日记《我不能假装无动于衷地转过脸去》，受到豆友那些我原本并未企求太多的关注，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不对。不对在哪里呢？
我想，大概是在于对痛苦的展现，在让人看到残酷真相的同时，又制造了怨恨。进一步说，在痛苦传递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遭遇两种境况：1）陷入痛苦的体验而不可自拔，更加怀疑自己的无力和脆弱。为了逃避真相和自己，我们有可能进而走向某种犬儒与神秘主义；2）试图超越这种痛苦的存在深渊，走向更为一种轻盈的反讽或沉重的道德感，陷入更为激进的虚无主义或道德至上主义之中。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比较直接的一种可能即是，对现状的严重不满，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导致向内和向外的攻击。
我们知道，对现状的不满，在当下中国两种思考或解决路径:一是向“古”寻找自我理解和自我确信，借助那些死去的伟大的心灵（圣人、哲人和贤人）为自己提供安全和“高大上”的庇护所。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就是甘刘等人主导的“施特劳斯热”以及当下那些所谓的“新儒家”的返古开新行径。二是，针对当下时代的问题或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重思现代性的论题，进而重建现代性，去向“今”去追问未来何在。具体到当今学术界的左右中各家（比如汪晖），对“可替代性的方案”的审慎重申、现实决断或激进选择。无论是哪一种路径，需要问的一个问题，还是我之前说的“特征事实”或具体语境，它们重视了吗？
其他不论，单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它的潜力和困境到底何在？如果有潜力，这种潜力是否会变成实践，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进入世道人心？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其潜力不得不去面对那些很强大的困境和挑战。这种困境的主体，若从高说，指的是那些认同或不认同自由主义的各家各派。对于不认同自由主义这个立场（哪怕其只是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的讲理和讲事实）的人而言，它们要么有孔子或柏拉图，为自己立万世师表及道心圣王，要么有国家和人民，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理论归属。无论是“天不丧斯文”，还是“人民主权”或国家公意，它们的“高大上”，难道只会是一个吓唬人的“纸老虎”吗？就算大的令人不踏实或不真正，但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特征事实”影响深远。
举例来说，两宋以来的“新儒学”虽然一度被认为是“伪学”，不也是在1241年被嵌入进儒教国家那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同盟体中了吗？就算只是政治往往主宰或利用文化，但其“政教合一”至少拥有了一种整体的形式，进而影响至今。何况其后来有了宗教世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推波助澜，那种中国化的“特殊主义”和“家族主义”，其延续至今的整体性、统摄性和具体在场性，完全可以因为其是历史、现实和民族的，而成为世界的。另外，就是它们所主张的宗教的神圣性一面，不仅有各种仪式礼节规定，而且有“天下”、“道”、“理”和“心”这样的形而上学支撑，很多人因此理所当然地“因信称义”，也没啥不可理解的，其形成的共识，哪怕看似是基于利益、权力、地缘和血缘的综合体，怎么能说其就是“脆弱”的呢？
是的，它们都不脆弱。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当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唯一的正解时，它们只会“选择性地关注”那些与他们所信靠的理论一致的“特征事实”，并从中找到“高大上”的理由，用之来指责，其他人所看到的以及所行的都是错的。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上升到诛心之论，直接将矛头对准你内心的动机。让我们再以自由主义做靶子。有人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其宣扬的普世价值和法律程序，都可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一次洗底，而中国人的心和脑，岂能如此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他者所换掉？如果这还不够，他们会直接宣称，自由主义不过是来自西方化的现代性所制造出来的怨恨，是权利和权力二者所生的孽种。而中国人的家庭、地方和国家，却一种紧密团结在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是对下讲亲亲相隐、孝悌和互助之情，对上讲忠君爱国、王道仁政之义。具体说来，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天地君亲师”的神圣家族谱系，以及“三纲五常”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后者，哪像很多现代人自以为那样负面的专制和等级呢？他们会说：我们才是讲感情，讲信修睦，讲悲天悯人的。而且这种共同的整体性的感情，绝不是西方自由主义那种只讲自私的个人所能理解的。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以及围绕着个人所设计的那套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出于自私自利，就是一种自古希腊城邦以降的将个人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强制，而自私自利和强制就会产生怨恨。广而言之，就连我们的怨恨也是有“汉奸”之说了。因为，连怨恨都是那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了。按照这种逻辑，谁要是怨恨，谁就是卖国贼！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看似理直气壮的指责？让我们回到“怨恨”一词。对于第一种人来说，它们对现状的不满，是对那些相信自由主义的“怨恨的汉奸”的不满。他们或许认为，只要我们回到孔子，回到经典，回到那些伟大的心灵，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文化和灵魂，我们就可以真的找到回家的方向了。在温情脉脉的老家里面，哪里还用得着怨恨？怨恨的都是那些被自由主义和现代性败坏的人们，而不是他们。他们对现状的不满，看来并不会导致怨恨。而怨恨的人们，或者对现状不满的人们，他们的痛苦和现实，也可能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不去向伟大的先贤去求助或学习呢？老是纠缠在现实这些零碎的鸡毛蒜皮之事上，能有啥出息可言？“高大上”的博雅君子们，尤其是“圣之时者”们，从来不会因为现实而痛苦，他们会超越现实来“从心所欲”。是的，他们会发笑。他们这些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干大事的人，岂能会去在乎“扫一屋”或“爱一个人”（所谓的仁者爱人，是要先爱自己的，自己有了，爱成了圣人和贤人，才去推开说爱人）？说到这里，人家会说，看，你又在怨恨了。你的心性已经大大的坏了。都是启蒙理性这个魔鬼将你败坏了。但它告诉你的平等、公正和自由，都是假的，包藏祸心尤其是怨恨的。真正的平等、公正和自由，只适合那些心性高的人才能领会并担当，岂是你这样的竖子和小人可以随口说说的？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拷问或禁止发言，该怎么办呢？我们难道只能剩下怨恨，将怨恨进行到底？
好了，让我们先不要怨恨，看看怨恨到底是怎么从西方的“潘多拉盒子”或“所罗门的瓶子”里出来的（假设怨恨只是西方的）？据舍勒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说：“自十三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不断冲向政治舞台；随之，在法国革命中，第三等级要求解放，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政治民主运动——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形成的社会，其新结构乃是价值位移的外在经济表现；就此而言，价值位移又经过若干时代、主要是名望支配生活的时代而积聚起来的怨恨（亦通过怨恨价值的胜利和扩展）的爆发之中的。”由此，我们好像得出了，怨恨即是那些万恶的资产阶级为了谋求上位和维护自己的产权，而不断在心中升起的价值冲动，这种价值冲动带来了在带来了“价值位移”的同时，将怨恨深深植入社会的政治尤其是经济结构中去。看来，编选此书的刘小枫先生是有理由说西方的那些人被怨恨的情绪所主宰的。但是，他有理由说我们中国人吗？完全可以，如果中国人都西化了，都被现代性的魔鬼和病毒夺取了心魄。不过，问题是，我们这些人真的变成了西方人吗？我们对自由正义的追求，真的是因为内心的怨恨和我们的变质吗？就算我们变了，难道只是出于资产阶级名望的怨恨？就算我们变了，难道只是想从奴隶变成主人，进而无法摆脱主奴二分的怨恨的价值位移的结构？对，就是这样。连汪晖先生最近要出的一部大作《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都想证明，阿Q在中国社会结构而不是仅仅在国民性里不死，他可以代表着某种身份政治和社会类型的诉求。可能的是，就连他的“革命”，都是为了因为sex和饥饿的不满足而产生的怨恨位移价值。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连对阿Q的命运之同情和自反之思，也可能被纳入到对赵太爷、小尼姑和吴妈等人的未庄结构中了。
不过，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呢？他在自述《阿Q正传》的成因时指出：“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阿Q确实是一种不觉醒的社会类型代表，但更是他一个人看到的“中国的人生”。至于灵魂这件事，至于怨恨，我们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可以看透，进而与之不“隔膜”了吗？如果有人直指别人的心性以及灵魂中的阴暗尤其是怨恨，这种人，你们会怎么对待？我至少不会怨恨他，也不会反过来攻击他的内心，我只会像鲁迅先生那样去看，去觉察。尽管，有人攻击鲁迅先生内心中的怨恨，以及在后期杂文写作中的嬉笑怒骂。当有人这么去做的时候，我想他首先应该去看鲁迅先生所看到的那些事实，之后再说他看的咋样。至于其怨恨的内心，如果我们一味地指责他或揭示他，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怨恨而与反思或最基本的“看”无关吗？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人，怨恨的力量，确实都可能带来爆发的魔性。怨恨的行动，一旦蔓延开来，其导致的只能是“零和博弈”，根本不会懂得社会的变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演化平衡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等着它朝向一种好的方向变。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或道德，确实是软弱的。虽然悲愤后可有学，压力可以转变成动力，但真正能够带给人积极的力量而不至于令人难以接受的，还是真、爱和美。这些看似无力的温暖的东西，是从我的朋友云也退兄那里得来的。他让我看到了加缪在《重返蒂巴萨》中写下的这样的句子：
“当人们一旦有机会强烈地爱过，就将毕生去追寻那种热情，那种光明。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的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为了再生，必须有一种恩惠、忘我和一个祖国。……”
是的，我们应该在一种柔软的真爱和美好的联系之中“再生”。对于我们深处的这个有着惨淡真相的国度，我们不能只是以怨恨度日，那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将依旧腐朽不堪，甚至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周围世界的腐朽和暗淡。我们应该感激。感激世界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痛苦，尽管它令人往往难以接受。但一个真懂得感激的人，真懂得爱和美好的人，是可以抵挡任何痛苦的。真是因为痛苦，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更好地去生活，去爱，去追求美好。当我们有一天经历过这些痛苦，我们应该开颜去笑。有什么比那脸上纯粹温暖的笑，更有力量呢？在云也退兄曾经给我的一封邮件里，他这么友善地对我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对了，他/她一定会在自己的容颜和气质上看出来的，并为此而愉悦，但决不傲慢自得。我想我能，你也能，哪怕你自认为是在某地“暂栖”，“姑且混着”。我们不能抱怨，甚至，最好也不要带着过多的怨气去与这个看起来摇摇欲坠的秩序共处。”如今重新去看他写的这些温暖的文字，我想，我们何必要怨气横生呢？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活吧，让我们一起笑出我们的人生，在他人之中，在世界之中，乐观地走向未来。
加缪说：“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将这句话送给一切在路上的人们，那些忍受痛苦和不快的人们，以及还在怨恨的人们。另外，还有两句话是要送给当下中国的一些人的，它们也来自云也退兄的那篇叫做《向着未来颠踬前行——纪念阿尔贝•加缪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那里面，加缪谈到了马丹•杜伽尔的《蒂博一家》，其中有两条忠告是这样的：
第一条：不要把你自己跟某个ZD捆在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并不好玩，但它是两害之轻。
第二条：把自己交给冒险，前进，在他人之中前进，沿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走过的同样的路前进，在人类的黑夜里前进，向着一个他们无法感知的未来，颠踬前行。
守望飞翔于沪上抱冰斋，2013年12月15日草。
痛苦和软弱是有传递性的。我已经说过这句话。而快乐和强大呢？
看到原本只是我个人自醒的日记《我不能假装无动于衷地转过脸去》，受到豆友那些我原本并未企求太多的关注，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不对。不对在哪里呢？
我想，大概是在于对痛苦的展现，在让人看到残酷真相的同时，又制造了怨恨。进一步说，在痛苦传递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遭遇两种境况：1）陷入痛苦的体验而不可自拔，更加怀疑自己的无力和脆弱。为了逃避真相和自己，我们有可能进而走向某种犬儒与神秘主义；2）试图超越这种痛苦的存在深渊，走向更为一种轻盈的反讽或沉重的道德感，陷入更为激进的虚无主义或道德至上主义之中。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比较直接的一种可能即是，对现状的严重不满，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导致向内和向外的攻击。
我们知道，对现状的不满，在当下中国两种思考或解决路径:一是向“古”寻找自我理解和自我确信，借助那些死去的伟大的心灵（圣人、哲人和贤人）为自己提供安全和“高大上”的庇护所。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就是甘刘等人主导的“施特劳斯热”以及当下那些所谓的“新儒家”的返古开新行径。二是，针对当下时代的问题或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重思现代性的论题，进而重建现代性，去向“今”去追问未来何在。具体到当今学术界的左右中各家（比如汪晖），对“可替代性的方案”的审慎重申、现实决断或激进选择。无论是哪一种路径，需要问的一个问题，还是我之前说的“特征事实”或具体语境，它们重视了吗？
其他不论，单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它的潜力和困境到底何在？如果有潜力，这种潜力是否会变成实践，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进入世道人心？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其潜力不得不去面对那些很强大的困境和挑战。这种困境的主体，若从高说，指的是那些认同或不认同自由主义的各家各派。对于不认同自由主义这个立场（哪怕其只是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的讲理和讲事实）的人而言，它们要么有孔子或柏拉图，为自己立万世师表及道心圣王，要么有国家和人民，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理论归属。无论是“天不丧斯文”，还是“人民主权”或国家公意，它们的“高大上”，难道只会是一个吓唬人的“纸老虎”吗？就算大的令人不踏实或不真正，但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特征事实”影响深远。
举例来说，两宋以来的“新儒学”虽然一度被认为是“伪学”，不也是在1241年被嵌入进儒教国家那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同盟体中了吗？就算只是政治往往主宰或利用文化，但其“政教合一”至少拥有了一种整体的形式，进而影响至今。何况其后来有了宗教世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推波助澜，那种中国化的“特殊主义”和“家族主义”，其延续至今的整体性、统摄性和具体在场性，完全可以因为其是历史、现实和民族的，而成为世界的。另外，就是它们所主张的宗教的神圣性一面，不仅有各种仪式礼节规定，而且有“天下”、“道”、“理”和“心”这样的形而上学支撑，很多人因此理所当然地“因信称义”，也没啥不可理解的，其形成的共识，哪怕看似是基于利益、权力、地缘和血缘的综合体，怎么能说其就是“脆弱”的呢？
是的，它们都不脆弱。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当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唯一的正解时，它们只会“选择性地关注”那些与他们所信靠的理论一致的“特征事实”，并从中找到“高大上”的理由，用之来指责，其他人所看到的以及所行的都是错的。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上升到诛心之论，直接将矛头对准你内心的动机。让我们再以自由主义做靶子。有人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其宣扬的普世价值和法律程序，都可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一次洗底，而中国人的心和脑，岂能如此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他者所换掉？如果这还不够，他们会直接宣称，自由主义不过是来自西方化的现代性所制造出来的怨恨，是权利和权力二者所生的孽种。而中国人的家庭、地方和国家，却一种紧密团结在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是对下讲亲亲相隐、孝悌和互助之情，对上讲忠君爱国、王道仁政之义。具体说来，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天地君亲师”的神圣家族谱系，以及“三纲五常”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后者，哪像很多现代人自以为那样负面的专制和等级呢？他们会说：我们才是讲感情，讲信修睦，讲悲天悯人的。而且这种共同的整体性的感情，绝不是西方自由主义那种只讲自私的个人所能理解的。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以及围绕着个人所设计的那套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出于自私自利，就是一种自古希腊城邦以降的将个人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强制，而自私自利和强制就会产生怨恨。广而言之，就连我们的怨恨也是有“汉奸”之说了。因为，连怨恨都是那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了。按照这种逻辑，谁要是怨恨，谁就是卖国贼！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看似理直气壮的指责？让我们回到“怨恨”一词。对于第一种人来说，它们对现状的不满，是对那些相信自由主义的“怨恨的汉奸”的不满。他们或许认为，只要我们回到孔子，回到经典，回到那些伟大的心灵，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文化和灵魂，我们就可以真的找到回家的方向了。在温情脉脉的老家里面，哪里还用得着怨恨？怨恨的都是那些被自由主义和现代性败坏的人们，而不是他们。他们对现状的不满，看来并不会导致怨恨。而怨恨的人们，或者对现状不满的人们，他们的痛苦和现实，也可能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不去向伟大的先贤去求助或学习呢？老是纠缠在现实这些零碎的鸡毛蒜皮之事上，能有啥出息可言？“高大上”的博雅君子们，尤其是“圣之时者”们，从来不会因为现实而痛苦，他们会超越现实来“从心所欲”。是的，他们会发笑。他们这些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干大事的人，岂能会去在乎“扫一屋”或“爱一个人”（所谓的仁者爱人，是要先爱自己的，自己有了，爱成了圣人和贤人，才去推开说爱人）？说到这里，人家会说，看，你又在怨恨了。你的心性已经大大的坏了。都是启蒙理性这个魔鬼将你败坏了。但它告诉你的平等、公正和自由，都是假的，包藏祸心尤其是怨恨的。真正的平等、公正和自由，只适合那些心性高的人才能领会并担当，岂是你这样的竖子和小人可以随口说说的？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拷问或禁止发言，该怎么办呢？我们难道只能剩下怨恨，将怨恨进行到底？
好了，让我们先不要怨恨，看看怨恨到底是怎么从西方的“潘多拉盒子”或“所罗门的瓶子”里出来的（假设怨恨只是西方的）？据舍勒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说：“自十三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不断冲向政治舞台；随之，在法国革命中，第三等级要求解放，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政治民主运动——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形成的社会，其新结构乃是价值位移的外在经济表现；就此而言，价值位移又经过若干时代、主要是名望支配生活的时代而积聚起来的怨恨（亦通过怨恨价值的胜利和扩展）的爆发之中的。”由此，我们好像得出了，怨恨即是那些万恶的资产阶级为了谋求上位和维护自己的产权，而不断在心中升起的价值冲动，这种价值冲动带来了在带来了“价值位移”的同时，将怨恨深深植入社会的政治尤其是经济结构中去。看来，编选此书的刘小枫先生是有理由说西方的那些人被怨恨的情绪所主宰的。但是，他有理由说我们中国人吗？完全可以，如果中国人都西化了，都被现代性的魔鬼和病毒夺取了心魄。不过，问题是，我们这些人真的变成了西方人吗？我们对自由正义的追求，真的是因为内心的怨恨和我们的变质吗？就算我们变了，难道只是出于资产阶级名望的怨恨？就算我们变了，难道只是想从奴隶变成主人，进而无法摆脱主奴二分的怨恨的价值位移的结构？对，就是这样。连汪晖先生最近要出的一部大作《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都想证明，阿Q在中国社会结构而不是仅仅在国民性里不死，他可以代表着某种身份政治和社会类型的诉求。可能的是，就连他的“革命”，都是为了因为sex和饥饿的不满足而产生的怨恨位移价值。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连对阿Q的命运之同情和自反之思，也可能被纳入到对赵太爷、小尼姑和吴妈等人的未庄结构中了。
不过，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呢？他在自述《阿Q正传》的成因时指出：“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阿Q确实是一种不觉醒的社会类型代表，但更是他一个人看到的“中国的人生”。至于灵魂这件事，至于怨恨，我们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可以看透，进而与之不“隔膜”了吗？如果有人直指别人的心性以及灵魂中的阴暗尤其是怨恨，这种人，你们会怎么对待？我至少不会怨恨他，也不会反过来攻击他的内心，我只会像鲁迅先生那样去看，去觉察。尽管，有人攻击鲁迅先生内心中的怨恨，以及在后期杂文写作中的嬉笑怒骂。当有人这么去做的时候，我想他首先应该去看鲁迅先生所看到的那些事实，之后再说他看的咋样。至于其怨恨的内心，如果我们一味地指责他或揭示他，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怨恨而与反思或最基本的“看”无关吗？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人，怨恨的力量，确实都可能带来爆发的魔性。怨恨的行动，一旦蔓延开来，其导致的只能是“零和博弈”，根本不会懂得社会的变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演化平衡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等着它朝向一种好的方向变。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或道德，确实是软弱的。虽然悲愤后可有学，压力可以转变成动力，但真正能够带给人积极的力量而不至于令人难以接受的，还是真、爱和美。这些看似无力的温暖的东西，是从我的朋友云也退兄那里得来的。他让我看到了加缪在《重返蒂巴萨》中写下的这样的句子：
“当人们一旦有机会强烈地爱过，就将毕生去追寻那种热情，那种光明。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的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为了再生，必须有一种恩惠、忘我和一个祖国。……”
是的，我们应该在一种柔软的真爱和美好的联系之中“再生”。对于我们深处的这个有着惨淡真相的国度，我们不能只是以怨恨度日，那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将依旧腐朽不堪，甚至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周围世界的腐朽和暗淡。我们应该感激。感激世界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痛苦，尽管它令人往往难以接受。但一个真懂得感激的人，真懂得爱和美好的人，是可以抵挡任何痛苦的。真是因为痛苦，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更好地去生活，去爱，去追求美好。当我们有一天经历过这些痛苦，我们应该开颜去笑。有什么比那脸上纯粹温暖的笑，更有力量呢？在云也退兄曾经给我的一封邮件里，他这么友善地对我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对了，他/她一定会在自己的容颜和气质上看出来的，并为此而愉悦，但决不傲慢自得。我想我能，你也能，哪怕你自认为是在某地“暂栖”，“姑且混着”。我们不能抱怨，甚至，最好也不要带着过多的怨气去与这个看起来摇摇欲坠的秩序共处。”如今重新去看他写的这些温暖的文字，我想，我们何必要怨气横生呢？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活吧，让我们一起笑出我们的人生，在他人之中，在世界之中，乐观地走向未来。
加缪说：“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将这句话送给一切在路上的人们，那些忍受痛苦和不快的人们，以及还在怨恨的人们。另外，还有两句话是要送给当下中国的一些人的，它们也来自云也退兄的那篇叫做《向着未来颠踬前行——纪念阿尔贝•加缪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那里面，加缪谈到了马丹•杜伽尔的《蒂博一家》，其中有两条忠告是这样的：
第一条：不要把你自己跟某个ZD捆在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并不好玩，但它是两害之轻。
第二条：把自己交给冒险，前进，在他人之中前进，沿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走过的同样的路前进，在人类的黑夜里前进，向着一个他们无法感知的未来，颠踬前行。
守望飞翔于沪上抱冰斋，2013年12月15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