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黑水城文献》汇集大量珍贵文献开辟西夏学研究发展的广阔前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薛倩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中国黑水城出土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由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0册已于1996—2012年陆续出版。该文献的第21—24册也将于近日面世，余下的6册预计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全部完成。
学者表示，《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使研究者能够方便地获得内容极为丰富且以往难以见到的西夏资料，大大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状况，为西夏学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促成中俄合作整理出版协议
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是西夏学界共同关心和期待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告诉记者，“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对流失到俄罗斯的敦煌和黑水城文献十分重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常务副院长汝信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整理、出版俄罗斯藏敦煌和黑水城文献，责成外事局抓此事，并召集有关专业人员开会协商。之后院外事局转达院领导指示，决定由我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联系双方合作出版黑水城出土文献事宜”。
之后，史金波与时任宁夏人民出版社总编徐庄联系，确定宁夏人民出版社不再出版后，即写信给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副所长、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正式提出合作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资料之事，很快收到该所所长和副所长两人的亲笔信，得到了肯定答复，取得了出版这批文献的授权，由此开始了《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出版之路。
克服释读与编辑中的重重困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 —6册收录汉文文献，第7 —14册收录西夏文世俗文献，第15 —30册收录西夏文佛教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史金波告诉记者，待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余下部分包含种类繁多的佛经，能更充分地展现西夏文佛经的面貌，为西夏佛教和西夏佛教史的研究提供更丰富、更有价值的资料。目前编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俄藏黑水城文献》自1993 年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已20 年，其间遇到很多困难。“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遇到的困难首先是文献数量多，工作量大；此外是整理、编辑难度大；而对大量西夏文草书社会文书的释读和编辑则更为艰难。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比敦煌石室所出社会文书的数量还多，完整文书的比例也比较高。”史金波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俄藏黑水城文献》责任编辑蒋维崧说：“编纂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准确判定文献性质、内涵，高度凝练地拟定文献题目，尤其是那些首尾俱缺，且无中题，又以不规范的行草书书写的西夏文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的西夏各种复杂的阶层关系，很多我们至今尚缺乏足够的认识，无法判定人事关系与矛盾纠葛，识读与概括之困难可想而知！”
“《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工作的困难主要体现在西夏文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参与整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苏航坦言，“因为这部分文献是按文献内容和版本的不同类别来编排的，如世俗文献分语言文字、法律、文书、历法、医药等，佛教文献中译自汉文的部分大体按《赵城金藏》的顺序排列，译自藏文的部分则按藏传大藏经的顺序排列。”
苏航解释道，佛经部分按内容和版本分类排序，要求在编排各册内容之前首先确定所有文献的内容和版本。在这方面，西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尤其困难，因为世俗文献在整理之前已经做过不少分类的工作，而佛教文献这方面做过的工作要少得多，其数量又最为巨大。
参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编辑出版的学者纷纷表示，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边整理、边研究，编研结合，取得了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如在整理、翻译、编辑西夏社会文书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法典和其他资料进行研究，撰写了有关西夏社会人口、土地、税收、买卖、交换等方面的多篇论文，对西夏社会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带动整体西夏文献出版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带动了整体西夏文献的出版，后来陆续出版有《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献》和《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使西夏文献的出版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据长江学者、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介绍，《英藏黑水城文献》是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在黑水城掘走文献的西夏文部分，汉文部分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发表；《法藏敦煌西夏文献》是敦煌出土西夏文文献的法藏部分；《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是日本收藏的西夏文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是我国北京、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收藏的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和《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陆续出土的汉文和民族文字文献，其西夏文部分在《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发表。
《中国藏西夏文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史金波说，它是除《俄藏黑水城文献》外数量最多的出土西夏文献，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出土地点涵盖地域宽，不仅包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等西夏故地，也包括存藏于北京、河北等中原地区的文献；二是历时时间长，包括了西夏、元代、明代三个时期，而《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文献仅为西夏时期。
背景链接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党项族建立的大夏国的别称。西夏王朝演绎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繁荣了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
中国有后朝纂修前代历史的传统，但元朝作为宋、辽、夏、金的后朝，仅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而未修西夏国史，这使得很多西夏历史资料未能通过正史保留下来。蒙古军队灭亡西夏时，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硕果仅存的西夏资料也逐渐被深深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使西夏的历史文化变得朦胧而神秘。
20世纪初，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探险队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文献和文物。这批中国文化瑰宝绝大部分来自西夏王朝，其余是宋、金、元代文献，这些古本中90％以上是稀有的西夏文文献，还有不少珍贵的汉文典籍和一些藏文、回鹘文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内容涵盖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这批文献是复原西夏历史和社会的宝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文物价值，并催生了西夏学。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中国黑水城出土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由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0册已于1996—2012年陆续出版。该文献的第21—24册也将于近日面世，余下的6册预计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全部完成。
学者表示，《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使研究者能够方便地获得内容极为丰富且以往难以见到的西夏资料，大大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状况，为西夏学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促成中俄合作整理出版协议
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是西夏学界共同关心和期待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告诉记者，“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对流失到俄罗斯的敦煌和黑水城文献十分重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常务副院长汝信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整理、出版俄罗斯藏敦煌和黑水城文献，责成外事局抓此事，并召集有关专业人员开会协商。之后院外事局转达院领导指示，决定由我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联系双方合作出版黑水城出土文献事宜”。
之后，史金波与时任宁夏人民出版社总编徐庄联系，确定宁夏人民出版社不再出版后，即写信给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副所长、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正式提出合作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资料之事，很快收到该所所长和副所长两人的亲笔信，得到了肯定答复，取得了出版这批文献的授权，由此开始了《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出版之路。
克服释读与编辑中的重重困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 —6册收录汉文文献，第7 —14册收录西夏文世俗文献，第15 —30册收录西夏文佛教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史金波告诉记者，待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余下部分包含种类繁多的佛经，能更充分地展现西夏文佛经的面貌，为西夏佛教和西夏佛教史的研究提供更丰富、更有价值的资料。目前编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俄藏黑水城文献》自1993 年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已20 年，其间遇到很多困难。“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遇到的困难首先是文献数量多，工作量大；此外是整理、编辑难度大；而对大量西夏文草书社会文书的释读和编辑则更为艰难。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比敦煌石室所出社会文书的数量还多，完整文书的比例也比较高。”史金波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俄藏黑水城文献》责任编辑蒋维崧说：“编纂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准确判定文献性质、内涵，高度凝练地拟定文献题目，尤其是那些首尾俱缺，且无中题，又以不规范的行草书书写的西夏文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的西夏各种复杂的阶层关系，很多我们至今尚缺乏足够的认识，无法判定人事关系与矛盾纠葛，识读与概括之困难可想而知！”
“《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工作的困难主要体现在西夏文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参与整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苏航坦言，“因为这部分文献是按文献内容和版本的不同类别来编排的，如世俗文献分语言文字、法律、文书、历法、医药等，佛教文献中译自汉文的部分大体按《赵城金藏》的顺序排列，译自藏文的部分则按藏传大藏经的顺序排列。”
苏航解释道，佛经部分按内容和版本分类排序，要求在编排各册内容之前首先确定所有文献的内容和版本。在这方面，西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尤其困难，因为世俗文献在整理之前已经做过不少分类的工作，而佛教文献这方面做过的工作要少得多，其数量又最为巨大。
参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编辑出版的学者纷纷表示，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边整理、边研究，编研结合，取得了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如在整理、翻译、编辑西夏社会文书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法典和其他资料进行研究，撰写了有关西夏社会人口、土地、税收、买卖、交换等方面的多篇论文，对西夏社会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带动整体西夏文献出版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带动了整体西夏文献的出版，后来陆续出版有《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献》和《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使西夏文献的出版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据长江学者、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介绍，《英藏黑水城文献》是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在黑水城掘走文献的西夏文部分，汉文部分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发表；《法藏敦煌西夏文献》是敦煌出土西夏文文献的法藏部分；《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是日本收藏的西夏文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是我国北京、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收藏的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和《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陆续出土的汉文和民族文字文献，其西夏文部分在《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发表。
《中国藏西夏文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史金波说，它是除《俄藏黑水城文献》外数量最多的出土西夏文献，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出土地点涵盖地域宽，不仅包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等西夏故地，也包括存藏于北京、河北等中原地区的文献；二是历时时间长，包括了西夏、元代、明代三个时期，而《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文献仅为西夏时期。
背景链接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党项族建立的大夏国的别称。西夏王朝演绎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繁荣了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
中国有后朝纂修前代历史的传统，但元朝作为宋、辽、夏、金的后朝，仅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而未修西夏国史，这使得很多西夏历史资料未能通过正史保留下来。蒙古军队灭亡西夏时，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硕果仅存的西夏资料也逐渐被深深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使西夏的历史文化变得朦胧而神秘。
20世纪初，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探险队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文献和文物。这批中国文化瑰宝绝大部分来自西夏王朝，其余是宋、金、元代文献，这些古本中90％以上是稀有的西夏文文献，还有不少珍贵的汉文典籍和一些藏文、回鹘文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内容涵盖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这批文献是复原西夏历史和社会的宝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文物价值，并催生了西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