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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知识分子
覃里雯 2003年9月29日
爱德华·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拉塞尔·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卫·爱德蒙兹 约翰·爱丁诺
《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长春出版社
西格丽德·达姆
《知识分子》
江苏人民出版社
“疼痛是健康的，它警告你的身体有事情不对了；
恐惧也是健康的，它让你脱离安逸，勇于面对挑战。”
----安迪·葛洛夫
关于知识分子的书是非常之多的——你可以想象，知识分子总是忍不住要谈论自己，试图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他们碰巧是出版业的重要资源。这样便给习惯阅读的人造成数目上的压力，即无论你对这个话题是否关心，你都感到阅读此类书籍的必要，或者，甚至为不能阅读它们而心怀歉疚。
如果这种歉疚让你非常不快，你可以先从阅读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开始。保罗·约翰逊是牛津大学毕业的美国《新政治家》编辑，著述甚丰，是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书中所列“（美国）媒体提及最多的１００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名列在“（美国）学术引证最高的１００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中。由此可见，他的学术地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知识分子》一书里充满了恶毒的汁液。
保罗·约翰逊在书中描述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这１１位大人物的生活，准确地说，是私生活。他搜集了这些人物的各种传记，从中抽出他所需要的部分——那些体现大人物的丑恶人性的故事。结果是：天哪，这些故事把他的书填得像秋收后的谷仓。很难说约翰逊是否在写作时感受到快意——易卜生胆小如鼠，海明威阳萎而且谎话连篇，萨特是个爱耸人听闻的知识分子，布莱希特是个装扮出来的无产阶级，威尔逊是个拒不申报个人所得税（他后来因此受罚）的小人……最后，所有这些大人物都是自我中心、淫乱成性、冷酷无情的家伙。
这本充斥了黄色小报格调的书里并未刻意捏造事实，有时还假装对大知识分子的工作予以公道，虽然那些勉强的称赞随即就会被长篇大论的攻击和否认所淹没。对那些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智识压迫的人们来说，阅读这本书就像一次盛大的狂欢，从此你可以蔑视所有伟大人物，把家中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书扔出窗外，在此之前或许还往上吐口唾沫。
一切门外汉的窥视注定将一无所获，ＢＢＣ记者大卫·爱德蒙兹和约翰·爱丁诺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就是这样一本书。大卫和约翰这两个剑桥大学的朝圣者竭尽全力去理解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５日的那场事件：半神化的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挥舞着一根拨火棍，向另一位深孚众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发起进攻，这个事件被称为“２０世纪哲学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不幸的是，在企图谈论哲学史时，大卫和约翰无法超越门外汉的水准，他们只好谈论哲学家——哲学家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闲扯，他们似是而非的相互评价，他们的生活习惯，等等。好的，我们知道波普认为哲学家应当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解决模式，而维特根斯坦根本不认为哲学家对此应负什么责任，那么，他们对柏拉图的看法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观点是如何演绎出来的呢？他们的观点真正在何处发生了冲突呢？对不起，朝圣者对此知之不详。
假如你对伟大人物作品的好奇心从上述两本书中存活下来，恭喜你。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条定律：“绅士谈论工作，小人谈论人。”对大人物私生活的闲扯丝毫不会使你变得更伟大、更聪明些。闲扯就是闲扯，正如工作就是工作。“人们倾向于夸大一位特定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度——一种行为遵循可预见模式的单纯且一致的自我。”但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学术人员，皆属于令人困惑的混合体。……学术人员通常既聪明又愚蠢，而这一点非专业人士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现存的最知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说。
理查德·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大约是时下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书中最可读的一本。这是一本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的书，它条理清晰，言之有据，优雅而尖刻。波斯纳打破了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为自身营造的神话（这样的神话通常要求人们把知识分子当成人类灵魂的明灯而区别对待），毫不留情地把公共知识分子看成一个与任何行业无异的职业，并且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你会看到“范围的界定”、“市场均衡”这样的词汇，而当你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与供给”那幅供需曲线图时，你简直要捧腹大笑，想象一下，爱德蒙·威尔逊坐在曲线的一端，而约翰·费正清坐在另一端，顺着邀请函数量的减少而下滑。还有什么能像这幅图一样击碎知识分子良好的自我感觉呢？
但是波斯纳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作为一个深孚众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不严肃对待自身职业的同行的反感。首先，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神派到人间的传话人，更不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我并不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构成一种令人尊敬的概念，而只不过是一种职业（通常是兼职）的称谓。”波斯纳说。
和所有职业一样，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来自于市场需求的扩大，大致的需求来源于杂志编辑（包括在线杂志编辑）、报纸言论版编辑、出版社（包括学术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搜寻有引用价值之评论的记者、征求毕业典礼演讲人的大学以及电台、电视台对话节目和纪录片的制片人。正是这些需求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泛滥，尤其因为这个市场中缺乏监督者和记录者，公共知识分子产品质量的下滑似乎不可避免。
波斯纳描述了各类令人生疑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悲观主义学派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这类公共知识分子属于“具有特别僵化习惯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他们根据昨日的发展趋势预言未来，不能预见到未来的变化因素和人类社会自我调整的能力。通常，当他们不负责任的预言没有获得实现时，他们根本不会费心为此辩护，即使被人揭穿，他们也不会嘴软。大多数时候，人们会把他们没有实现的预言忘掉。
这本书过于坦诚和严厉了，以至于波斯纳本人也被自己发出的利箭射中。占公共知识分子主干的大学学者经常跳出自身知识范围，对各类事件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当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对法律问题发表看法时，波斯纳狠狠地嘲笑了他。然而，波斯纳本人却并不认为自己对国际政治问题发表言论有何不妥，他涉足广泛的评论并不都是完美的，尤其当他胆敢进入文学评论领域，比较赫胥黎和奥威尔时，我不知文学教授们会不会同样嗤之以鼻。在评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波斯纳陷入了逻辑学的怪圈：他站在一艘航行于大海中的大船上，却试图将这艘船的部件拆卸下来仔细研究，最终的结果是，他让自己没有立足之地。
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简约版。虽然雅各比所作的调查和准备不如波斯纳充分，但是他的天真气质使这本书值得一读。
在经过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种种颠覆之后，你最好仔细阅读一下爱德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因为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甚至向以色列警察投石头）而备受争议。受到波斯纳讽刺的萨义德仍然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寄予厚望，在陈述了从葛兰西到萨特的知识分子定义后，他非常诚恳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专业人根据专业的标准而宣称超然，并假装客观；业余者既不为奖赏也不为实现眼前的职业计划所动，而是献身投入公共空间中的观念与价值。”萨义德认为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有超越政治的可能，他“宣扬和代表特定的看法、观念、意识形态”。任何宣称与政治无关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说假话。
这种泛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定义在我国很容易被接受，包括那种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保持自我批判、自我怀疑和反省的内心空间——这种说法似乎有剥夺他人反省权利的嫌疑，或者至少让人觉得它在暗示非知识分子大可以自然堕落，对自我不加反省——它并不能真正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区别开来。
总之，萨义德提供了对知识分子的正面定义——也是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的定义，这个定义被证明是过于浪漫化了。无论是谈到流亡、民族传统、对权力说真话还是西西弗斯式的意象，知识分子似乎都占据了世界的中心。我们知道，事实不尽如此，每个行业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作用。对自我的质疑将使自身永无居所，这是知识分子永远面临的不可能任务：质疑，构建，然后质疑，再构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忘却镜中影像，并投身于身后世界的人，才是最为幸福的。
覃里雯 2003年9月29日
爱德华·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拉塞尔·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卫·爱德蒙兹 约翰·爱丁诺
《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长春出版社
西格丽德·达姆
《知识分子》
江苏人民出版社
“疼痛是健康的，它警告你的身体有事情不对了；
恐惧也是健康的，它让你脱离安逸，勇于面对挑战。”
----安迪·葛洛夫
关于知识分子的书是非常之多的——你可以想象，知识分子总是忍不住要谈论自己，试图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他们碰巧是出版业的重要资源。这样便给习惯阅读的人造成数目上的压力，即无论你对这个话题是否关心，你都感到阅读此类书籍的必要，或者，甚至为不能阅读它们而心怀歉疚。
如果这种歉疚让你非常不快，你可以先从阅读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开始。保罗·约翰逊是牛津大学毕业的美国《新政治家》编辑，著述甚丰，是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书中所列“（美国）媒体提及最多的１００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名列在“（美国）学术引证最高的１００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中。由此可见，他的学术地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知识分子》一书里充满了恶毒的汁液。
保罗·约翰逊在书中描述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这１１位大人物的生活，准确地说，是私生活。他搜集了这些人物的各种传记，从中抽出他所需要的部分——那些体现大人物的丑恶人性的故事。结果是：天哪，这些故事把他的书填得像秋收后的谷仓。很难说约翰逊是否在写作时感受到快意——易卜生胆小如鼠，海明威阳萎而且谎话连篇，萨特是个爱耸人听闻的知识分子，布莱希特是个装扮出来的无产阶级，威尔逊是个拒不申报个人所得税（他后来因此受罚）的小人……最后，所有这些大人物都是自我中心、淫乱成性、冷酷无情的家伙。
这本充斥了黄色小报格调的书里并未刻意捏造事实，有时还假装对大知识分子的工作予以公道，虽然那些勉强的称赞随即就会被长篇大论的攻击和否认所淹没。对那些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智识压迫的人们来说，阅读这本书就像一次盛大的狂欢，从此你可以蔑视所有伟大人物，把家中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书扔出窗外，在此之前或许还往上吐口唾沫。
一切门外汉的窥视注定将一无所获，ＢＢＣ记者大卫·爱德蒙兹和约翰·爱丁诺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就是这样一本书。大卫和约翰这两个剑桥大学的朝圣者竭尽全力去理解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５日的那场事件：半神化的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挥舞着一根拨火棍，向另一位深孚众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发起进攻，这个事件被称为“２０世纪哲学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不幸的是，在企图谈论哲学史时，大卫和约翰无法超越门外汉的水准，他们只好谈论哲学家——哲学家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闲扯，他们似是而非的相互评价，他们的生活习惯，等等。好的，我们知道波普认为哲学家应当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解决模式，而维特根斯坦根本不认为哲学家对此应负什么责任，那么，他们对柏拉图的看法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观点是如何演绎出来的呢？他们的观点真正在何处发生了冲突呢？对不起，朝圣者对此知之不详。
假如你对伟大人物作品的好奇心从上述两本书中存活下来，恭喜你。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条定律：“绅士谈论工作，小人谈论人。”对大人物私生活的闲扯丝毫不会使你变得更伟大、更聪明些。闲扯就是闲扯，正如工作就是工作。“人们倾向于夸大一位特定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度——一种行为遵循可预见模式的单纯且一致的自我。”但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学术人员，皆属于令人困惑的混合体。……学术人员通常既聪明又愚蠢，而这一点非专业人士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现存的最知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说。
理查德·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大约是时下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书中最可读的一本。这是一本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的书，它条理清晰，言之有据，优雅而尖刻。波斯纳打破了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为自身营造的神话（这样的神话通常要求人们把知识分子当成人类灵魂的明灯而区别对待），毫不留情地把公共知识分子看成一个与任何行业无异的职业，并且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你会看到“范围的界定”、“市场均衡”这样的词汇，而当你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与供给”那幅供需曲线图时，你简直要捧腹大笑，想象一下，爱德蒙·威尔逊坐在曲线的一端，而约翰·费正清坐在另一端，顺着邀请函数量的减少而下滑。还有什么能像这幅图一样击碎知识分子良好的自我感觉呢？
但是波斯纳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作为一个深孚众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不严肃对待自身职业的同行的反感。首先，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神派到人间的传话人，更不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我并不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构成一种令人尊敬的概念，而只不过是一种职业（通常是兼职）的称谓。”波斯纳说。
和所有职业一样，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来自于市场需求的扩大，大致的需求来源于杂志编辑（包括在线杂志编辑）、报纸言论版编辑、出版社（包括学术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搜寻有引用价值之评论的记者、征求毕业典礼演讲人的大学以及电台、电视台对话节目和纪录片的制片人。正是这些需求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泛滥，尤其因为这个市场中缺乏监督者和记录者，公共知识分子产品质量的下滑似乎不可避免。
波斯纳描述了各类令人生疑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悲观主义学派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这类公共知识分子属于“具有特别僵化习惯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他们根据昨日的发展趋势预言未来，不能预见到未来的变化因素和人类社会自我调整的能力。通常，当他们不负责任的预言没有获得实现时，他们根本不会费心为此辩护，即使被人揭穿，他们也不会嘴软。大多数时候，人们会把他们没有实现的预言忘掉。
这本书过于坦诚和严厉了，以至于波斯纳本人也被自己发出的利箭射中。占公共知识分子主干的大学学者经常跳出自身知识范围，对各类事件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当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对法律问题发表看法时，波斯纳狠狠地嘲笑了他。然而，波斯纳本人却并不认为自己对国际政治问题发表言论有何不妥，他涉足广泛的评论并不都是完美的，尤其当他胆敢进入文学评论领域，比较赫胥黎和奥威尔时，我不知文学教授们会不会同样嗤之以鼻。在评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波斯纳陷入了逻辑学的怪圈：他站在一艘航行于大海中的大船上，却试图将这艘船的部件拆卸下来仔细研究，最终的结果是，他让自己没有立足之地。
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简约版。虽然雅各比所作的调查和准备不如波斯纳充分，但是他的天真气质使这本书值得一读。
在经过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种种颠覆之后，你最好仔细阅读一下爱德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因为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甚至向以色列警察投石头）而备受争议。受到波斯纳讽刺的萨义德仍然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寄予厚望，在陈述了从葛兰西到萨特的知识分子定义后，他非常诚恳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专业人根据专业的标准而宣称超然，并假装客观；业余者既不为奖赏也不为实现眼前的职业计划所动，而是献身投入公共空间中的观念与价值。”萨义德认为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有超越政治的可能，他“宣扬和代表特定的看法、观念、意识形态”。任何宣称与政治无关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说假话。
这种泛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定义在我国很容易被接受，包括那种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保持自我批判、自我怀疑和反省的内心空间——这种说法似乎有剥夺他人反省权利的嫌疑，或者至少让人觉得它在暗示非知识分子大可以自然堕落，对自我不加反省——它并不能真正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区别开来。
总之，萨义德提供了对知识分子的正面定义——也是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的定义，这个定义被证明是过于浪漫化了。无论是谈到流亡、民族传统、对权力说真话还是西西弗斯式的意象，知识分子似乎都占据了世界的中心。我们知道，事实不尽如此，每个行业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作用。对自我的质疑将使自身永无居所，这是知识分子永远面临的不可能任务：质疑，构建，然后质疑，再构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忘却镜中影像，并投身于身后世界的人，才是最为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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