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宗教》转
因为花了一天中的六七个小时来写作这篇东东，觉得应该保留在这里。近期阅读《武士的宗教》，费劲地寻找插图，偶尔会生出一些对日本文化的认识，连带着也就写了进去。
本书《武士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是《东方圣典文库》中的一种。从1879到1911年，出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东方圣典文库》（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SBE) series）一共编有50种。这些经典作品涵盖了亚洲的道教、儒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耆那教 、祆教等的重要宗教。参与这套文库编纂的是现代宗教学创始人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打头的一大批语言学家、宗教史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他们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过去二百年中人类精神史研究领域里面的璀烂群星。如今的《东方圣典文库》，已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文化项目，接受后者的学术及资金的支持。
本书《武士的宗教》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一。多年来，其作者忽滑骨快天也因本书得到世界好评，因之被认为是明治以来日本佛教学研究水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本人身兼僧侣与学者二重身份，他的好些著作在过去20多年当中，已经有中文译本次第出版，但本书现在的中文本却是首次。所以会这样，很有些值得一说的地方：作者曾经在上世纪初担任过日本曹洞宗的驹泽大学校长。他是日本不多的能够用流畅的英文写作的和尚。作者的用意显而易见，是要向西方介绍北传佛教的、尤其是禅佛教的基本精神气质。他与另一位著名的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不同，忽滑氏教授的本书，主要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出发，挑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可说是令西方人着迷的题材——日本的武士和武士道精神来源——作为议论的话题。尽管忽滑骨快天本人是职业的佛教僧人，但本书当中却很少有个人宗教情感的发抒，而多是客观的、理性的学术探究。很多地方，作者联系了社会历史背景来讨论佛教。他的眼中，宗教只是依存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文风习的一部分或一侧面。这种见地与眼光，当然是日本的佛教学术界，受到明治维新以来的西方学术思想与方法浸淫的结果。
《武士的宗教》一书的特点与重要价值，在于它深入地、认真地、客观地联系汉唐物事在日本的影响，联系日本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爬梳了日本文化的气质与精神的演化与形成史，尤其讨论了日本武士精神的层积过程。武士的精神，其实就是武士道。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学术界形成了大致的共识：武士道是日本文化当中近世以来的一个重要源流。武士道精神同镰仓时代前后以来的千余年的幕府政治相关，更与日本社会自下而上的逐级逐层依附结构分不开。武士道本来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尤其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少积极的作用，主张倒幕和现代化、主张取消锁国政策学习西方的中坚都是一批武士。日本文化与国民性当中的尽忠尽责尽本份、先社会后个人的伦理观，就同武士文化息息相关。
武士，日语发音为“ぶし（Bushi）”，也用汉字“侍”来表示，但读成“Samurai”。武士的精神便是武士道（Bushido）。从中世纪到近代，武士曾是日本社会的精英。与中国人历来对待武夫的态度不同，日本人并无重文轻武的意识。日本的武士也同中国的武夫不同。冒死征战是武士的本份天职，但那只是在战争岁月，一旦进入和平时代，武士又是各个藩国封臣的地方行政管理人者。看过《黄昏清兵卫》这个电影的朋友，就知道那些收税管账的小吏，其实也都是武士身分。日本中世纪的武士并不是粗鄙的武夫，他们也学习文化，熏染艺术，很有教养，好多人在茶道、棋道等方面都有不俗的造诣。战国英雄武田信玄、织田信长们，围棋技艺就很高明，而且还深谙佛理。
武士文化细腻的一面，集中地体现在江户时代的社会中下层。那个时代曾经有过上百年的长治久安，因此社会上经济繁荣，不免养成轻浮绮靡的风气，那个时代的武士多处富贵温柔之乡，因此今天的日本文学当中留下他们出入青楼，并同倡优女子产生悱恻缠绵的情爱故事。幕府晚期，社会当中有不少沦落的下级武士，往往没有娶妻成家的财力。主子和奉禄已经不再，自尊与体面便难以维持，而传统的大男人主义又在头脑中挥之不去，因此他们对人生的艰辛，比一般人的体会更深，痛感着食与色的困惑。来自中国的儒家伦理从来就没有成为日本社会上下的共识，武士们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中一般人的女性贞操观，便向着轻靡和浮华的方向发展，从上一世纪初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性道德和性文化非常自然主义的一面，浮世绘的春画、兼有表演与陪人宴饮两种功能的艺妓、当代影视中的AV女、豪华酒店中的女体宴……这一切或被指为变态、或被溢美成为开放的东西，似乎都同没落的武士文化相关，在那种文化风习之间觅出蛛丝蚂迹的关联。
当然武士并不永远是谦谦君子，武士道中也不永远只有“勇、仁、忠、信”这样的价值观。越入近代，传统社会的瓦解愈速，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既不能保，武士中不少的便成了浪人。衣食不惶，斯文扫地。明末在我国东南沿海为患的倭寇，就多是丧家的失去了需要侍奉的主公的武士。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兵勇，有的就是从日本招募来的浪人武士。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其大元帅的营帐中，也有日本武士或浪人的身影。但武士道精神在近代东亚史中屡有负面表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有日本军阀利用传统精神资源，鼓吹穷兵黩武政策的记录。日本的武士道在许多情况下被利用来鼓励士兵们“为国捐躯”、“英勇战死”，结果武士道沦为军国主义者惯用的旗帜，武士道便成为了“残忍暴虐”的同义词。
但若穷究根底，武士道精神其实远比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要早得多，可以回溯到日本的中世纪。日本武士的雏形，是在日本平安时代律令体制下产生的。武士们起初是朝廷任命的武官。这个制度的始作佣者是日本恒武天皇（781－806在位），他开了武士制度与文化的先河。日本的武士精神传统中，大量地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和禅宗的精神。日本的武士接过儒家文化的“忠”并对其进行改造，它又接受了佛教的特别是禅宗的“空无”的精神，而将它转化为行动上的大无畏，随时献生、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空无，在东方从印度到中国都有沦于虚无的危险，惟独在日本文化当中，它变成了对于永恒企望的某种扬弃。日本人的生死观中，尤其日本的武士的人生追慕当中，通常无意获取死后的永恒涅槃，他们坚信：当下一瞬，就可能包含着永恒，也可实现永恒。这就是西方人对于武士道当中寓含的永恒精神的把握——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西方人诠释日本死亡观的两个意像是极有代表性的：一、在寂静无声的雪夜和皑皑雪地上行将死去的武士；二、在春日里，遍山遍野飘落着樱花的背景中，走向死亡的勇士。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或者《杀死比尔》，都用的是这样的表现手法。经过存在主义对死亡的拷问，西方文化对武士道的死亡态度达到某种共鸣，可谓深得其中武士精神的三昧。
白雪与樱花，无论如何铺天盖地，漫无际涯，但它们仍不免转瞬即逝。正是这种无常而短暂的现象，其中寓含了永恒的道义和精神力。而日本的武士道便体现了这种“芥子纳于须弥，刹那包含无穷”的深刻认识——个体的生命是脆弱的、有限的，甚至是卑微可怜的，但对获得Satori（悟）的武士，壮丽的当下一死之瞬间，也就实现了气贯长虹、顶天立地、“天地人并立而三”。
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深处，是人类通过佛教而达到的对于生命本性的体悟。武士道在经验世间的政治性诠释，只是精神之于俗世的随缘表述，那因时因地而有的差别，只是次要的不足观的东西。简单地说，武士道的传统，并不是日本进入现代以来曾经一步一步沉陷其中的帝国主义扩张意图的产物——但武士道所倡导的勇力效死、服从主公却被军阀寡头加以利用，成为虚妄残暴的军国主义的替罪羊。二战已经过去了近70年，人们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思想清算与反思还在进行。但关于武士道，我们认为：它不是上一世纪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根源，它只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我们谴责那场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但并不要否定作为历史文化现象之一的武士和它的道义精神。文化先贤如梁启超辈，曾经深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近代沦落而感到羞愧。梁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东瀛期间，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中国的武士道》一书。那显然不只是历史故事的汇编，而是一部充满时代感，有着切肤痛的作品。
日本的武士文化，其实不只是手执长枪大刀的武人的行为文化，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深刻的思想渊源。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发生作用的有得自中国的儒释道传统，更有在日本社会深处发酵酝酿的近世世俗文化。因此，武士文化是汉唐风物和大和精神交融的产物。两相比较，武士同日本本土的近世社会风气变化有更深的联系。武士文化不可能离开日本以往有过、如今仍然发挥着影响力的文化形式——诸如汉诗、和歌、俳句、能乐、歌舞伎、浮世绘等。这也是我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尽量吸收各种特色日本文艺形态，并向读者挂一漏万地介绍它们的初衷。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的翻译与编辑参与者。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前后参与本书翻译、译稿讨论、编辑讨论的多至七八人。最初的译稿分别出自□□、□□、□□□等；参与编辑方案策划的，除了两家合作的出版社编辑，还有正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例如目前还在日本求学的曼荼罗女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归信者，曼荼罗有一个梦想：要把从中国引到日本的唐密佛教，以报恩的态度回馈祖国，在中国开展关于日本的唐密的研究。她对于本书的编辑做了不少工作，她同本书责任编辑反复讨论佛教对于武士文化的影响，她还为为本书翻译了好些《小仓百人一首》、《集外三十六歌仙》中的名歌名句。本书原书是用英文写作并出版的，其中存在大量用英文转写的日语词汇，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如果不是因为她熟悉日文与英文二者，本书到现在也还仍然在“十月怀胎”的过程当中吧。
从翻译到编辑，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推出《武士的宗教》这部重要的佛学名著。本书由□□□□出版社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两家出版社的编辑输诚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努力，终于让这部重要的佛学作品以一种新颖的形态走到读者跟前，诚恳接受读者的批评与鉴定。
出版者谨言
二○一一年三月
本书《武士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是《东方圣典文库》中的一种。从1879到1911年，出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东方圣典文库》（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SBE) series）一共编有50种。这些经典作品涵盖了亚洲的道教、儒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耆那教 、祆教等的重要宗教。参与这套文库编纂的是现代宗教学创始人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打头的一大批语言学家、宗教史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他们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过去二百年中人类精神史研究领域里面的璀烂群星。如今的《东方圣典文库》，已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文化项目，接受后者的学术及资金的支持。
本书《武士的宗教》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一。多年来，其作者忽滑骨快天也因本书得到世界好评，因之被认为是明治以来日本佛教学研究水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本人身兼僧侣与学者二重身份，他的好些著作在过去20多年当中，已经有中文译本次第出版，但本书现在的中文本却是首次。所以会这样，很有些值得一说的地方：作者曾经在上世纪初担任过日本曹洞宗的驹泽大学校长。他是日本不多的能够用流畅的英文写作的和尚。作者的用意显而易见，是要向西方介绍北传佛教的、尤其是禅佛教的基本精神气质。他与另一位著名的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不同，忽滑氏教授的本书，主要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出发，挑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可说是令西方人着迷的题材——日本的武士和武士道精神来源——作为议论的话题。尽管忽滑骨快天本人是职业的佛教僧人，但本书当中却很少有个人宗教情感的发抒，而多是客观的、理性的学术探究。很多地方，作者联系了社会历史背景来讨论佛教。他的眼中，宗教只是依存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文风习的一部分或一侧面。这种见地与眼光，当然是日本的佛教学术界，受到明治维新以来的西方学术思想与方法浸淫的结果。
《武士的宗教》一书的特点与重要价值，在于它深入地、认真地、客观地联系汉唐物事在日本的影响，联系日本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爬梳了日本文化的气质与精神的演化与形成史，尤其讨论了日本武士精神的层积过程。武士的精神，其实就是武士道。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学术界形成了大致的共识：武士道是日本文化当中近世以来的一个重要源流。武士道精神同镰仓时代前后以来的千余年的幕府政治相关，更与日本社会自下而上的逐级逐层依附结构分不开。武士道本来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尤其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少积极的作用，主张倒幕和现代化、主张取消锁国政策学习西方的中坚都是一批武士。日本文化与国民性当中的尽忠尽责尽本份、先社会后个人的伦理观，就同武士文化息息相关。
武士，日语发音为“ぶし（Bushi）”，也用汉字“侍”来表示，但读成“Samurai”。武士的精神便是武士道（Bushido）。从中世纪到近代，武士曾是日本社会的精英。与中国人历来对待武夫的态度不同，日本人并无重文轻武的意识。日本的武士也同中国的武夫不同。冒死征战是武士的本份天职，但那只是在战争岁月，一旦进入和平时代，武士又是各个藩国封臣的地方行政管理人者。看过《黄昏清兵卫》这个电影的朋友，就知道那些收税管账的小吏，其实也都是武士身分。日本中世纪的武士并不是粗鄙的武夫，他们也学习文化，熏染艺术，很有教养，好多人在茶道、棋道等方面都有不俗的造诣。战国英雄武田信玄、织田信长们，围棋技艺就很高明，而且还深谙佛理。
武士文化细腻的一面，集中地体现在江户时代的社会中下层。那个时代曾经有过上百年的长治久安，因此社会上经济繁荣，不免养成轻浮绮靡的风气，那个时代的武士多处富贵温柔之乡，因此今天的日本文学当中留下他们出入青楼，并同倡优女子产生悱恻缠绵的情爱故事。幕府晚期，社会当中有不少沦落的下级武士，往往没有娶妻成家的财力。主子和奉禄已经不再，自尊与体面便难以维持，而传统的大男人主义又在头脑中挥之不去，因此他们对人生的艰辛，比一般人的体会更深，痛感着食与色的困惑。来自中国的儒家伦理从来就没有成为日本社会上下的共识，武士们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中一般人的女性贞操观，便向着轻靡和浮华的方向发展，从上一世纪初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性道德和性文化非常自然主义的一面，浮世绘的春画、兼有表演与陪人宴饮两种功能的艺妓、当代影视中的AV女、豪华酒店中的女体宴……这一切或被指为变态、或被溢美成为开放的东西，似乎都同没落的武士文化相关，在那种文化风习之间觅出蛛丝蚂迹的关联。
当然武士并不永远是谦谦君子，武士道中也不永远只有“勇、仁、忠、信”这样的价值观。越入近代，传统社会的瓦解愈速，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既不能保，武士中不少的便成了浪人。衣食不惶，斯文扫地。明末在我国东南沿海为患的倭寇，就多是丧家的失去了需要侍奉的主公的武士。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兵勇，有的就是从日本招募来的浪人武士。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其大元帅的营帐中，也有日本武士或浪人的身影。但武士道精神在近代东亚史中屡有负面表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有日本军阀利用传统精神资源，鼓吹穷兵黩武政策的记录。日本的武士道在许多情况下被利用来鼓励士兵们“为国捐躯”、“英勇战死”，结果武士道沦为军国主义者惯用的旗帜，武士道便成为了“残忍暴虐”的同义词。
但若穷究根底，武士道精神其实远比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要早得多，可以回溯到日本的中世纪。日本武士的雏形，是在日本平安时代律令体制下产生的。武士们起初是朝廷任命的武官。这个制度的始作佣者是日本恒武天皇（781－806在位），他开了武士制度与文化的先河。日本的武士精神传统中，大量地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和禅宗的精神。日本的武士接过儒家文化的“忠”并对其进行改造，它又接受了佛教的特别是禅宗的“空无”的精神，而将它转化为行动上的大无畏，随时献生、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空无，在东方从印度到中国都有沦于虚无的危险，惟独在日本文化当中，它变成了对于永恒企望的某种扬弃。日本人的生死观中，尤其日本的武士的人生追慕当中，通常无意获取死后的永恒涅槃，他们坚信：当下一瞬，就可能包含着永恒，也可实现永恒。这就是西方人对于武士道当中寓含的永恒精神的把握——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西方人诠释日本死亡观的两个意像是极有代表性的：一、在寂静无声的雪夜和皑皑雪地上行将死去的武士；二、在春日里，遍山遍野飘落着樱花的背景中，走向死亡的勇士。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或者《杀死比尔》，都用的是这样的表现手法。经过存在主义对死亡的拷问，西方文化对武士道的死亡态度达到某种共鸣，可谓深得其中武士精神的三昧。
白雪与樱花，无论如何铺天盖地，漫无际涯，但它们仍不免转瞬即逝。正是这种无常而短暂的现象，其中寓含了永恒的道义和精神力。而日本的武士道便体现了这种“芥子纳于须弥，刹那包含无穷”的深刻认识——个体的生命是脆弱的、有限的，甚至是卑微可怜的，但对获得Satori（悟）的武士，壮丽的当下一死之瞬间，也就实现了气贯长虹、顶天立地、“天地人并立而三”。
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深处，是人类通过佛教而达到的对于生命本性的体悟。武士道在经验世间的政治性诠释，只是精神之于俗世的随缘表述，那因时因地而有的差别，只是次要的不足观的东西。简单地说，武士道的传统，并不是日本进入现代以来曾经一步一步沉陷其中的帝国主义扩张意图的产物——但武士道所倡导的勇力效死、服从主公却被军阀寡头加以利用，成为虚妄残暴的军国主义的替罪羊。二战已经过去了近70年，人们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思想清算与反思还在进行。但关于武士道，我们认为：它不是上一世纪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根源，它只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我们谴责那场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但并不要否定作为历史文化现象之一的武士和它的道义精神。文化先贤如梁启超辈，曾经深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近代沦落而感到羞愧。梁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东瀛期间，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中国的武士道》一书。那显然不只是历史故事的汇编，而是一部充满时代感，有着切肤痛的作品。
日本的武士文化，其实不只是手执长枪大刀的武人的行为文化，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深刻的思想渊源。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发生作用的有得自中国的儒释道传统，更有在日本社会深处发酵酝酿的近世世俗文化。因此，武士文化是汉唐风物和大和精神交融的产物。两相比较，武士同日本本土的近世社会风气变化有更深的联系。武士文化不可能离开日本以往有过、如今仍然发挥着影响力的文化形式——诸如汉诗、和歌、俳句、能乐、歌舞伎、浮世绘等。这也是我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尽量吸收各种特色日本文艺形态，并向读者挂一漏万地介绍它们的初衷。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的翻译与编辑参与者。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前后参与本书翻译、译稿讨论、编辑讨论的多至七八人。最初的译稿分别出自□□、□□、□□□等；参与编辑方案策划的，除了两家合作的出版社编辑，还有正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例如目前还在日本求学的曼荼罗女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归信者，曼荼罗有一个梦想：要把从中国引到日本的唐密佛教，以报恩的态度回馈祖国，在中国开展关于日本的唐密的研究。她对于本书的编辑做了不少工作，她同本书责任编辑反复讨论佛教对于武士文化的影响，她还为为本书翻译了好些《小仓百人一首》、《集外三十六歌仙》中的名歌名句。本书原书是用英文写作并出版的，其中存在大量用英文转写的日语词汇，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如果不是因为她熟悉日文与英文二者，本书到现在也还仍然在“十月怀胎”的过程当中吧。
从翻译到编辑，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推出《武士的宗教》这部重要的佛学名著。本书由□□□□出版社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两家出版社的编辑输诚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努力，终于让这部重要的佛学作品以一种新颖的形态走到读者跟前，诚恳接受读者的批评与鉴定。
出版者谨言
二○一一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