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罗曼 罗兰 1866.1.29----1944.12.30 熊培云
"Il n'ya qu'un heroisme au monde: c'est de voir le monde tel qu'il est et de l'aimer."
寻访罗曼·罗兰 熊培云
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
我至今无法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偶·遇
让·保罗·萨特曾在《词语》一书中感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欣慰自己终于逃进了书里——我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也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我无法像萨特那样幸福，在童年时便有一间祖父的书房藏身。我的父母更是一文不名。我能记起幼年家中的藏书，不过是一本新华字典。所幸父母并不愚昧，立地躬耕，不辞田间的辛苦，能支持我读到了大学。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若添得一两本好书，当因幸福而哭泣！然而，说到中国的文化教育，总难免让人失望。回想十几年的课桌生涯，我只得益于其识字扫盲的教化，而那些即将影响我一生的名字，几乎无一在教科书中出现过。若干年后，当我有一天坐在索邦大学的课堂里，听吕西安先生讲玛丽·雪莱和她的科幻小说时，忽然忆起在中学时期，她的丈夫、蹈海而死的帕西·比西·雪莱，曾伴我度过乡村寂寞而清贫的漫长岁月。这位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在平庸人群中生长的英伦云雀，是第一位搀扶我迈向自由而诗性人生的精神向导。Oh Marie，si tu savais①，那一刻，我在心底轻唱。因为深爱雪莱的缘故，此时的玛丽，仿佛是失散多年的故人，与我在熙熙攘攘的岁月里再次相遇。
昔我往矣，雨雪霏霏。
十几年前念大学时，因为节省盘缠的缘故，有个寒假我没有回老家，日日蜷在宿舍里读书。就是在这个冬天，我翻开了一本改变我一生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现在想来，这是多么令人感恩——这个中译本，将贝多芬、罗兰和傅雷这三个伟大的名字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
大学毕业后，我留津工作。此后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体育记者张东老先生同船去威海，由于同时谈到自己喜爱《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缘故，我们从此成了忘年交。书香满舱，夜航船，两代中国人在渤海潮头齐诵“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原文：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时的壮景让我终生难忘。几年以后，当我孤身一人，途经德国，未忘去贝多芬的故里还愿，在波恩乱云飞渡的阴霾底里，仰望着这条长流不息的大河，沉郁于少年之时的滚滚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寻·书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段关于巴黎的描写：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决没有人多句话。那儿，决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别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决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决不把勋章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决没有什么社团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决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那儿，批评界决不压制无名的天才，决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就这样，法兰西成了德国人彷徨无主时候的救星，像多少德国音乐家在痛苦绝望的时候一样，约翰·克利斯朵夫总远远地眺望着他梦想中的城市——巴黎。
2002年，梦想中的巴黎以及这个孕育无数人道主义作家的国度，让我在经历了七年死气沉沉的新闻工作后，以极不人道的决心告别了早孕的妻子，开始留学生活。
初到法国，我住在西布列塔尼一座终日飘落太阳雨的小城。我急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法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在日记里记载了当年淘书时的失落与狂喜：一、独自一人，去找Jean Christophe，空手而归。
二、我又花了两天的时间找Jean Christophe，早上八点天蒙蒙亮便出发了，一直找到下午四点，筋疲力尽。我不知道在法国Jean Christophe为什么无人记起。在国内时我也曾问过几个法国人，大多都不知所云。
三、多少年以后，我一定不会忘记，某年的某一天，我带着一个面包一瓶凉水，夹一把雨伞，在这座西部小城孤独地步行了六个小时后，对Fnac书柜的小姐说“我太累了，我几乎找遍了全城所有的书店也没有找到我心爱的Jean Christophe”时的情景。
四、今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它让我相信真有上帝。循着朋友Noёl昨天的指引，中午我赶往圣·马丁教堂。在那附近我转了好几圈，几乎问遍了所有的行人，大概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家Bouginiste（旧书店）。在小广场的一角，闪着明亮的黄色。我在心底默默地祈祷Christophe在那等我。由于三点才开门，我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吧向女主人要了一杯水，女主人一脸和悦，说送给你了。送一杯水，给一个远行的人，多么美好的情意！
为了答谢女主人的好意，我买了杯啤酒，和女主人聊天，等旧书店开门。三点刚到，我便进了旧书店，寻找找了十年的Jean Christophe。踏破铁鞋无觅处，在这个旧书店里我竟然看到了三个版本。花二十欧，我高兴地买下了最贵的那个版本。更有意思的是，在书店的墙上，我看到一幅书法，上面写着“书香”两个字，旁边并注有“不问窗外纷纭事，但求世间未见书”——寻书偶得多年心迹，一切仿佛天意。
从书店出来时，我看见漫天的鸥鸟与云共舞，我看见每个窗台都长满了鲜花。没人知道今天我有多快乐，我和迎面而来的每个人说“Bonjour”；我要告诉Noёl，告诉文学课的Stéphanie，我已经找到了我的Christophe。在上午的文学课上，我把从图书馆里借来的Jean Christophe第九章最后一段念给她听，让她和我分享罗兰的心灵……现在我要告诉她，我有了属于自己的Jean Christophe，我不用到图书馆里续借十次才能看完它了。我还要告诉她，我可以在书上幸福地画横线了。
傅·雷
此后两个月，我将自己关在屋里读Jean Christophe，不时拿出傅雷翻译的四卷本对照。傅雷是我最尊敬的翻译家，傅译本也是我带到法国的唯一一套中文小说。如果说对傅雷的尊敬以前局限于《译者献辞》和《傅雷家书》，从我对读法文版开始，它已经蔓延到傅译本里的每一个汉字。只有读了原著，才知道克利斯朵夫在中文世界里重生，不染尘埃。是的，不必怀疑了，只有傅雷的中文，才不会辜负罗兰的才情。
翻开《约翰·克利斯朵夫》，无处不是《燃烧的荆棘》一章里克利斯朵夫的心灵趟过雨水时的华美篇章：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一阵暴雨过了，又是阳光遍地。草原上冒着烟。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掉在潮湿的草里。张在松树上的蜘蛛网还有雨点闪闪发光，好比古式的车辆。湿漉漉的林边，啄木鸟格格地笑着。成千成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中飞舞，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充塞着古木成荫的穹窿。
克利斯朵夫站在林中一片空地上：它是土坳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满照着夕阳；泥的赭红，中间有一小方田，长着晚熟的麦和深黄的灯芯草。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榉树，淡黄的栗树，清凉茶树上的果实像珊瑚一般，樱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儿像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了的云雀。
而克利斯朵夫的心就像云雀一样。它知道等会要掉下来的，而且还要掉下来无数次。但它知道永远能够望火焰中飞升，唱出呖呖流转的歌声，向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
法文原文： Il remonta vers sa maison. Un orage avait passé. C’était maintenant le soleil. Les praires fumaient. Des pommiers, les fruits mrs tombaient dans l’herbe humide. Tendues aux de pluie, étaient pareilles aux roues archaques de chariots mycéniens. à l’orée de la forêt mouillée, le pivert secouait son rire saccadé. Et des myriades de petites guêpes, qui dansaient dans les rayons de soleil, remplissaient la votes des bois de leur pédale d’orgue continue et profonde.
Christophe se trouva dans une clairière, au creux d’un plissement de la montagne, un vallon fermé, d’un ovale régulier, que le soleil couchant inondait de sa lumière: terre rouges ; au milieu, un petit champ doré, blés tardifs, et joncs couleur rouille. Tout autour, une ceinture de bois, que l’automne mrissait : hêtres de cuivre rouge, chataigniers blonds, sorbiers aux grappes de corail, flammes des cerisiers aux petites langues de feu, broussailles de myrtils aux feuilles orange, cédrat, brun, amadou brlé. Tel, un buisson ardent. Et du centre de cette coupe enflammée, une alouette, ivre de grain et de soleil, montait.
Et l’ame de Christophe était comme l’alouette. Elle savait qu’elle retomberait tout à l’heure, et bien des fois encore. Mais elle savait aussi qu’infatigablement elle remonterait dans le feu, chantant son tireli, qui parle à ceux qui sont en bas de la lumière des cieux. 和克利斯朵夫一样，傅雷一生像是在火焰中飞升的云雀，为地上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不可饶恕的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民族竟然逼迫他自杀了。若干年前，详细读完傅雷夫妇自杀这则史料时，我正坐在天津的一辆公交车里。车当时正好到站，没有人知道那位刚刚下车的年轻人为何泪流满面，没有人知道他和他的祖国又一次失恋了。
奥里维
冬季。
有一天，我在一张海报上发现西布列塔尼大学有位闻名法国的罗兰研究专家，名叫Bernard Duchatelet。当晚我去听了他的演讲。这次演讲主要谈他的新书Romain Rolland tel qu’en lui-même。在演讲开始之前，我有意坐到了Duchatelet先生后面，并递给他一张纸条。大意是，我因克利斯朵夫从中国远道而来，并署了一个法文名字“Olivier”。看得出Duchatelet先生很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远在中国的年轻后生，所以漂洋过海，抛舍家园，竟然是因为在十年前无意中翻开了一本名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小说。
由于当晚来的人比较多，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转天，我如约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在我们兴致勃勃地谈完奥里维以及甘地后，我向他推荐了傅雷与胡适。遗憾的是他对胡适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当然，这在我预料之中。在法文版的《大百科全书》里，“胡适”条目下只有短短几行，说到底在欧洲人眼里胡老夫子不过是个“提倡白话文的中国人”，而且编撰者误把胡适的老家从安徽搬到了上海。
奥里维是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同意大利姑娘葛拉齐娅一样，在克利斯朵夫告别狂躁、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茨威格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曾写到，奥里维是法国文化的精华，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优秀力量的新秀一样。智者被强者提高，强者被智者净化。这种相互的喜悦对两个民族来说是一种象征。他们的理想共同构筑了一个最高的理想。它把西方的两个翅膀联系在一起，让欧洲精神自由地翱翔于血淋淋的过去之上。奥里维把从行动中抽出的所有力量都转到了思想上。他生产思想，而克利斯朵夫则生产活力；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在出国之前，我曾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并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同样，罗兰在给爱弥尔·维尔哈伦的通信中也写道：“不，您别憎恨，您以及我们都不应该仇恨。我们反对仇恨甚于反对我们的敌人！”令人悲伤的是，在一次五一节的游行示威时，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被卷进了群众同警察的搏斗，后者在一片混战中受伤而死。
那天下午，我与Duchatelet教授大概谈了约一个小时，语言的隔阂让我们的交流缺失灵感，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的胡老夫子一无所知同样让我对汉字江山黯然神伤。
克莱蒙西
决定去克莱蒙西是夏天的事，当时我已经从索邦大学毕业。我的妻子和一岁半的女儿来巴黎探亲。全家人去罗兰的故乡，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郑重其事的了。
克莱蒙西位于法国中部，是勃艮第地区一座普通的中世纪小城。周一早上从巴黎出发，三个小时后我和妻子推着女儿的小婴儿车，已经走在古城的细雨之中。当我走到圣·马丁教堂前的空地上，望着小城低处房屋斑驳的旧色与屋顶红瓦上的青苔，竟激动得不能自已。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不是来旅游，而是还乡。幽幽古道，无限热肠，罗兰虽逝，旧镇犹存。在这里，每一块石头仿佛都有热度，飘散着隔世的温暖。
我在江南乡下生长了十七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巴的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却没有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了。回到村子里，就像回到《海上钢琴师》演绎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进一步说，我原本一无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的风潮彻底淹没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变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
我憎恶城市，在我终于抵达巴黎之后，发现原来城市也可以诗意地栖居。在中国，人们有种印象，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搞建设如果不能翻天覆地，至少也要翻新。几年来，我几乎转遍了法国的大中小城市，无处不在的“翻旧”让我肝肠寸断。我在柏林采访，接待我的朋友不禁感慨万端，“有人抱怨欧洲不新，其实这是欧洲的风格，欧洲人注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历史建筑，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翻旧。”所以，在别的文化忙着改朝换代轮流坐庄时，巴黎的文明却可以坚持千年。在这里，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补充，不会因为有权有势者的狂热与短见取而代之——巴黎人不会为了建戴芳斯广场的大拱门而将凯旋门拆掉；就像祖坟偎依着村庄，守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黎人从不畏惧与鬼为邻。
大学毕业以来，我对南开母校的情感浓得化解不开，然而，当我游历欧洲以后，对南开的校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允公允能”的理念诚然值得一生珍惜，然而“日新月异”四字，置于今天急功近利的中国，我狐疑满腹。中国人太过于追求新异，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虚幻的“新天地”发展到了癫狂的地步。自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以来，造反曾经如此，革命曾经如此，如今的现代化何尝不是如此？政权更迭、文化革命就像在黑板上写字，写完了就擦，擦完了再写，写写擦擦，时至今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黑板上仍只写了“绪论”两个字，吾国吾民称之为“初级阶段”。
疼惜了一路，终于走到了罗兰博物馆（全名为“罗曼·罗兰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这时雨已经停了。馆外标示今天关闭。于是，我们信步在城里转了起来。当我们跨过一座小桥沿着威尔逊大街一路拍照时，碰见几位当地居民正坐在路边聊天。我便跑过去和他们搭讪，询问罗兰的故居，顺便和他们聊了起来。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奇遇，今天也不例外。一位自称爱丽丝的女士告诉我，罗兰生前的女仆——她的表姐布达夫人，就住在马路对面！
罗兰的仆人还活着？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分钟后，热心的爱丽丝把我们领到了布达夫人的家里。布达夫人是罗兰晚年的女仆，悉心地照顾罗兰夫妇。布达夫人说，罗兰生前对她的照顾十分感激，曾经和她说，“等战争结束了一定为你写本书，书名就叫《战争时期的布达》。”布达老人对我们的到来有些喜出望外。我们谈得十分投入，从克利斯朵夫到奥里维，从超越于混战之上到令人忧伤的《莫斯科日记》，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每当我们停顿下来时，她的表妹、爱丽丝夫人便会感叹一句，“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晚上，我们回到了旅店。店主和我说，此前这里来过一位中国人，大概也是来看罗兰博物馆，不过因为当时闭馆，悻悻地走了。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傅雷和罗兰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对我而言，是一部关于心灵的圣经。就像鹿桥的《未央歌》呵护战争时期的爱情，我为在生活中偶得的这些智性之美感恩。倘使我的一生从未读到这些好书，错过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娅、错过童孝贤与蔺燕梅，在人生原本荒芜寂寥的旅途，将是怎样一种遗憾！
第二天，我们参观罗兰博物馆。布达夫人昨晚表示愿为我们做一些讲解，所以我早早地赶到她位于艾米尔街的家里来接她。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腿脚有些不太灵便，一路上我搀着她，如同搀着自己的亲人，亲密无间。我们相识才一天，我感觉自己在这座小城里已经生活了好多年。
大概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罗兰博物馆。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馆里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博物馆重修，近几个月不对外开放。所幸布达夫人德高望重，在她的坚持下，博物馆破例开馆并为我们指派了讲解员。
罗兰博物馆是在罗兰旧居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这栋仅有两层的楼房，从前一半是医院（在罗兰博物馆里，同样收藏了这家医院的一些旧物），一半是罗兰家的祖宅。1866年1月29日，罗兰就出生在这里。在对罗兰的祖屋做了简短的介绍后，讲解员将我们带到了旁边一座楼（罗曼·罗兰文化中心），罗兰生前的遗物，包括他弹过的钢琴、各个译本的著作以及1931年同甘地在瑞士家中的合影，主要都存放在这里。我无法描绘当时自己是以怎样的快乐一步步踏上楼梯的。直至今日，我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在这个让我时常觉得恍惚的世界，总是有一些机缘，传承文明，让我与逝去的人与岁月相遇。
墓·地
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决定去十几公里以外名叫Breve的小村庄，那是罗兰与他的俄罗斯妻子玛丽最后安歇的地方。由于没有通往该村的火车和公交，我们只能想办法搭车了。
在法国，搭车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有时很需要耐心。举着“BREVE”几个大字母，我竖起拇指，站在路边示意搭车。然而两个小时过去，谁也没有等到。过路的行人劝我们死心，说小镇不是巴黎，一般搭不到车；也有不少过路的车主，指着自己后座向我们表示无奈，瞧，我这后面已经装了几个呢！空车自然也有不少，大概因为嫌麻烦或急于赶路纷纷绝尘而去。
大约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车站，询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去Breve。有人递给我一个出租公司的小广告，上面有电话，说不太远，可以打车去。于是我便拨通了电话。对方是个男士，“很抱歉，我现在不开出租了。”
我准备打退堂鼓，盘算着该回巴黎了。就在这时，来了两辆车，从里面下来几个西部牛仔似的年轻人。他们高声地说话，一下子全冲进了车站，几分钟后纷纷退了出来。他们四射的活力感染了我，使我有了和他们搭话的兴致。走到哪，我都喜欢和陌生人说话。有次在马赛，和一位乘客聊文学，兴之所至，差点误了火车。一到布鲁塞尔，我便钻进酒吧，与当地人讨论欧盟，结果对方是个同性恋，只和我高谈阔论活跃于大广场附近的八家同性恋酒馆。
我走上前去，同一位戴着牛仔帽的年轻人打招呼，你知道出租公司的电话吗？牛仔说，想去哪儿？我说，我们想去Breve看罗兰墓。牛仔转回头问同伴，你们知道Breve吗？这时，其中一位小姐掏出了地图册，几个人开始埋头找了起来。不一会儿，牛仔回头兴奋地朝我喊，上车吧，我们路过！
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就这样，我和妻子女儿坐一辆车，行李放另一辆车去了Breve村庄。牛仔一行五人，中午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克莱蒙西，顺便到车站遛了一圈。坐在车里，我的耳朵里回响起艾丽丝夫人的话，“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二十分钟后，牛仔将我们送到了Breve村。找酒吧老板问好了路，我们径自去了墓园，它静静卧在小村的教堂旁边。墓园的正面，是一条以罗兰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两旁排满了粗壮的栗树，生机勃勃。围墙的入口处用法文写着“罗曼·罗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安息”。
走进墓园时，暮色已经苍茫。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找到罗兰的墓。过一会儿，来了几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在克莱蒙西玩，听说这里有罗兰墓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于是我便发动他们一起来找罗兰墓。如此打搅死者的安宁，让我这样的活人同样心有不安。找了十几分钟，意大利人终于放弃，陆陆续续走了。独自在墓地里走着，我只愿用目光为所有的墓石拂去尘埃。
晚上八点来钟左右，我终于找到了罗兰墓，它静静卧在教堂一侧的墙脚下。一块简朴的水泥墓石，淹没于青草与玫瑰之间。上面浅浅地刻着三行字：
RomainRolland
Et
SaFemmeMarie
（罗曼·罗兰和他的妻子玛丽）
尾·声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寻访罗兰时，我时常心事重重。1935年，接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与妻子玛丽访问莫斯科一个月，写下对苏联略有微词的《莫斯科日记》，却在原稿标题下注明要求封存半个世纪，唯恐《日记》被苏联的敌人利用来攻击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军队将至，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把俄国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与罗兰的小心翼翼不同的是，法国另一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直言不讳。对照两本书，有人因此得出结论：纪德不失知识分子良知，而罗兰的人品让人怀疑。
罗兰已矣。六十年过去，独坐罗兰墓前，更觉历史过于无情。长眠地下的罗兰已无法为生前的事作任何辩解，那些曾经热爱罗兰的人又何必为此神伤——对于现实与历史，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能了解多少真相？如雷颐先生在《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中所说，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了他反悔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的罗兰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自始至终充满了感情。认识一种社会的本质并非易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罗兰的墓园出来，我如释重负，于是和妻子商定连夜赶回克莱蒙西小镇。我们不太指望能搭上谁的车了。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沿着Breve的乡间公路慢慢地走着，仿佛在江南的乡下散步。远处的山坡，开满了向日葵，无数金色的花瓣，穿透了夜色，宛如灯盏。
星空之下，夜幕四垂，低头看着在一路颠簸中沉入梦乡的女儿，其实，十几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寻找罗兰，又与罗兰何干？
2004年12月
寻访罗曼·罗兰 熊培云
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
我至今无法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偶·遇
让·保罗·萨特曾在《词语》一书中感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欣慰自己终于逃进了书里——我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也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我无法像萨特那样幸福，在童年时便有一间祖父的书房藏身。我的父母更是一文不名。我能记起幼年家中的藏书，不过是一本新华字典。所幸父母并不愚昧，立地躬耕，不辞田间的辛苦，能支持我读到了大学。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若添得一两本好书，当因幸福而哭泣！然而，说到中国的文化教育，总难免让人失望。回想十几年的课桌生涯，我只得益于其识字扫盲的教化，而那些即将影响我一生的名字，几乎无一在教科书中出现过。若干年后，当我有一天坐在索邦大学的课堂里，听吕西安先生讲玛丽·雪莱和她的科幻小说时，忽然忆起在中学时期，她的丈夫、蹈海而死的帕西·比西·雪莱，曾伴我度过乡村寂寞而清贫的漫长岁月。这位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在平庸人群中生长的英伦云雀，是第一位搀扶我迈向自由而诗性人生的精神向导。Oh Marie，si tu savais①，那一刻，我在心底轻唱。因为深爱雪莱的缘故，此时的玛丽，仿佛是失散多年的故人，与我在熙熙攘攘的岁月里再次相遇。
昔我往矣，雨雪霏霏。
十几年前念大学时，因为节省盘缠的缘故，有个寒假我没有回老家，日日蜷在宿舍里读书。就是在这个冬天，我翻开了一本改变我一生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现在想来，这是多么令人感恩——这个中译本，将贝多芬、罗兰和傅雷这三个伟大的名字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
大学毕业后，我留津工作。此后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体育记者张东老先生同船去威海，由于同时谈到自己喜爱《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缘故，我们从此成了忘年交。书香满舱，夜航船，两代中国人在渤海潮头齐诵“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原文：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时的壮景让我终生难忘。几年以后，当我孤身一人，途经德国，未忘去贝多芬的故里还愿，在波恩乱云飞渡的阴霾底里，仰望着这条长流不息的大河，沉郁于少年之时的滚滚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寻·书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段关于巴黎的描写：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决没有人多句话。那儿，决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别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决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决不把勋章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决没有什么社团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决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那儿，批评界决不压制无名的天才，决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就这样，法兰西成了德国人彷徨无主时候的救星，像多少德国音乐家在痛苦绝望的时候一样，约翰·克利斯朵夫总远远地眺望着他梦想中的城市——巴黎。
2002年，梦想中的巴黎以及这个孕育无数人道主义作家的国度，让我在经历了七年死气沉沉的新闻工作后，以极不人道的决心告别了早孕的妻子，开始留学生活。
初到法国，我住在西布列塔尼一座终日飘落太阳雨的小城。我急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法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在日记里记载了当年淘书时的失落与狂喜：一、独自一人，去找Jean Christophe，空手而归。
二、我又花了两天的时间找Jean Christophe，早上八点天蒙蒙亮便出发了，一直找到下午四点，筋疲力尽。我不知道在法国Jean Christophe为什么无人记起。在国内时我也曾问过几个法国人，大多都不知所云。
三、多少年以后，我一定不会忘记，某年的某一天，我带着一个面包一瓶凉水，夹一把雨伞，在这座西部小城孤独地步行了六个小时后，对Fnac书柜的小姐说“我太累了，我几乎找遍了全城所有的书店也没有找到我心爱的Jean Christophe”时的情景。
四、今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它让我相信真有上帝。循着朋友Noёl昨天的指引，中午我赶往圣·马丁教堂。在那附近我转了好几圈，几乎问遍了所有的行人，大概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家Bouginiste（旧书店）。在小广场的一角，闪着明亮的黄色。我在心底默默地祈祷Christophe在那等我。由于三点才开门，我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吧向女主人要了一杯水，女主人一脸和悦，说送给你了。送一杯水，给一个远行的人，多么美好的情意！
为了答谢女主人的好意，我买了杯啤酒，和女主人聊天，等旧书店开门。三点刚到，我便进了旧书店，寻找找了十年的Jean Christophe。踏破铁鞋无觅处，在这个旧书店里我竟然看到了三个版本。花二十欧，我高兴地买下了最贵的那个版本。更有意思的是，在书店的墙上，我看到一幅书法，上面写着“书香”两个字，旁边并注有“不问窗外纷纭事，但求世间未见书”——寻书偶得多年心迹，一切仿佛天意。
从书店出来时，我看见漫天的鸥鸟与云共舞，我看见每个窗台都长满了鲜花。没人知道今天我有多快乐，我和迎面而来的每个人说“Bonjour”；我要告诉Noёl，告诉文学课的Stéphanie，我已经找到了我的Christophe。在上午的文学课上，我把从图书馆里借来的Jean Christophe第九章最后一段念给她听，让她和我分享罗兰的心灵……现在我要告诉她，我有了属于自己的Jean Christophe，我不用到图书馆里续借十次才能看完它了。我还要告诉她，我可以在书上幸福地画横线了。
傅·雷
此后两个月，我将自己关在屋里读Jean Christophe，不时拿出傅雷翻译的四卷本对照。傅雷是我最尊敬的翻译家，傅译本也是我带到法国的唯一一套中文小说。如果说对傅雷的尊敬以前局限于《译者献辞》和《傅雷家书》，从我对读法文版开始，它已经蔓延到傅译本里的每一个汉字。只有读了原著，才知道克利斯朵夫在中文世界里重生，不染尘埃。是的，不必怀疑了，只有傅雷的中文，才不会辜负罗兰的才情。
翻开《约翰·克利斯朵夫》，无处不是《燃烧的荆棘》一章里克利斯朵夫的心灵趟过雨水时的华美篇章：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一阵暴雨过了，又是阳光遍地。草原上冒着烟。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掉在潮湿的草里。张在松树上的蜘蛛网还有雨点闪闪发光，好比古式的车辆。湿漉漉的林边，啄木鸟格格地笑着。成千成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中飞舞，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充塞着古木成荫的穹窿。
克利斯朵夫站在林中一片空地上：它是土坳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满照着夕阳；泥的赭红，中间有一小方田，长着晚熟的麦和深黄的灯芯草。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榉树，淡黄的栗树，清凉茶树上的果实像珊瑚一般，樱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儿像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了的云雀。
而克利斯朵夫的心就像云雀一样。它知道等会要掉下来的，而且还要掉下来无数次。但它知道永远能够望火焰中飞升，唱出呖呖流转的歌声，向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
法文原文： Il remonta vers sa maison. Un orage avait passé. C’était maintenant le soleil. Les praires fumaient. Des pommiers, les fruits mrs tombaient dans l’herbe humide. Tendues aux de pluie, étaient pareilles aux roues archaques de chariots mycéniens. à l’orée de la forêt mouillée, le pivert secouait son rire saccadé. Et des myriades de petites guêpes, qui dansaient dans les rayons de soleil, remplissaient la votes des bois de leur pédale d’orgue continue et profonde.
Christophe se trouva dans une clairière, au creux d’un plissement de la montagne, un vallon fermé, d’un ovale régulier, que le soleil couchant inondait de sa lumière: terre rouges ; au milieu, un petit champ doré, blés tardifs, et joncs couleur rouille. Tout autour, une ceinture de bois, que l’automne mrissait : hêtres de cuivre rouge, chataigniers blonds, sorbiers aux grappes de corail, flammes des cerisiers aux petites langues de feu, broussailles de myrtils aux feuilles orange, cédrat, brun, amadou brlé. Tel, un buisson ardent. Et du centre de cette coupe enflammée, une alouette, ivre de grain et de soleil, montait.
Et l’ame de Christophe était comme l’alouette. Elle savait qu’elle retomberait tout à l’heure, et bien des fois encore. Mais elle savait aussi qu’infatigablement elle remonterait dans le feu, chantant son tireli, qui parle à ceux qui sont en bas de la lumière des cieux. 和克利斯朵夫一样，傅雷一生像是在火焰中飞升的云雀，为地上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不可饶恕的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民族竟然逼迫他自杀了。若干年前，详细读完傅雷夫妇自杀这则史料时，我正坐在天津的一辆公交车里。车当时正好到站，没有人知道那位刚刚下车的年轻人为何泪流满面，没有人知道他和他的祖国又一次失恋了。
奥里维
冬季。
有一天，我在一张海报上发现西布列塔尼大学有位闻名法国的罗兰研究专家，名叫Bernard Duchatelet。当晚我去听了他的演讲。这次演讲主要谈他的新书Romain Rolland tel qu’en lui-même。在演讲开始之前，我有意坐到了Duchatelet先生后面，并递给他一张纸条。大意是，我因克利斯朵夫从中国远道而来，并署了一个法文名字“Olivier”。看得出Duchatelet先生很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远在中国的年轻后生，所以漂洋过海，抛舍家园，竟然是因为在十年前无意中翻开了一本名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小说。
由于当晚来的人比较多，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转天，我如约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在我们兴致勃勃地谈完奥里维以及甘地后，我向他推荐了傅雷与胡适。遗憾的是他对胡适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当然，这在我预料之中。在法文版的《大百科全书》里，“胡适”条目下只有短短几行，说到底在欧洲人眼里胡老夫子不过是个“提倡白话文的中国人”，而且编撰者误把胡适的老家从安徽搬到了上海。
奥里维是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同意大利姑娘葛拉齐娅一样，在克利斯朵夫告别狂躁、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茨威格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曾写到，奥里维是法国文化的精华，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优秀力量的新秀一样。智者被强者提高，强者被智者净化。这种相互的喜悦对两个民族来说是一种象征。他们的理想共同构筑了一个最高的理想。它把西方的两个翅膀联系在一起，让欧洲精神自由地翱翔于血淋淋的过去之上。奥里维把从行动中抽出的所有力量都转到了思想上。他生产思想，而克利斯朵夫则生产活力；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在出国之前，我曾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并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同样，罗兰在给爱弥尔·维尔哈伦的通信中也写道：“不，您别憎恨，您以及我们都不应该仇恨。我们反对仇恨甚于反对我们的敌人！”令人悲伤的是，在一次五一节的游行示威时，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被卷进了群众同警察的搏斗，后者在一片混战中受伤而死。
那天下午，我与Duchatelet教授大概谈了约一个小时，语言的隔阂让我们的交流缺失灵感，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的胡老夫子一无所知同样让我对汉字江山黯然神伤。
克莱蒙西
决定去克莱蒙西是夏天的事，当时我已经从索邦大学毕业。我的妻子和一岁半的女儿来巴黎探亲。全家人去罗兰的故乡，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郑重其事的了。
克莱蒙西位于法国中部，是勃艮第地区一座普通的中世纪小城。周一早上从巴黎出发，三个小时后我和妻子推着女儿的小婴儿车，已经走在古城的细雨之中。当我走到圣·马丁教堂前的空地上，望着小城低处房屋斑驳的旧色与屋顶红瓦上的青苔，竟激动得不能自已。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不是来旅游，而是还乡。幽幽古道，无限热肠，罗兰虽逝，旧镇犹存。在这里，每一块石头仿佛都有热度，飘散着隔世的温暖。
我在江南乡下生长了十七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巴的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却没有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了。回到村子里，就像回到《海上钢琴师》演绎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进一步说，我原本一无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的风潮彻底淹没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变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
我憎恶城市，在我终于抵达巴黎之后，发现原来城市也可以诗意地栖居。在中国，人们有种印象，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搞建设如果不能翻天覆地，至少也要翻新。几年来，我几乎转遍了法国的大中小城市，无处不在的“翻旧”让我肝肠寸断。我在柏林采访，接待我的朋友不禁感慨万端，“有人抱怨欧洲不新，其实这是欧洲的风格，欧洲人注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历史建筑，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翻旧。”所以，在别的文化忙着改朝换代轮流坐庄时，巴黎的文明却可以坚持千年。在这里，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补充，不会因为有权有势者的狂热与短见取而代之——巴黎人不会为了建戴芳斯广场的大拱门而将凯旋门拆掉；就像祖坟偎依着村庄，守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黎人从不畏惧与鬼为邻。
大学毕业以来，我对南开母校的情感浓得化解不开，然而，当我游历欧洲以后，对南开的校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允公允能”的理念诚然值得一生珍惜，然而“日新月异”四字，置于今天急功近利的中国，我狐疑满腹。中国人太过于追求新异，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虚幻的“新天地”发展到了癫狂的地步。自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以来，造反曾经如此，革命曾经如此，如今的现代化何尝不是如此？政权更迭、文化革命就像在黑板上写字，写完了就擦，擦完了再写，写写擦擦，时至今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黑板上仍只写了“绪论”两个字，吾国吾民称之为“初级阶段”。
疼惜了一路，终于走到了罗兰博物馆（全名为“罗曼·罗兰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这时雨已经停了。馆外标示今天关闭。于是，我们信步在城里转了起来。当我们跨过一座小桥沿着威尔逊大街一路拍照时，碰见几位当地居民正坐在路边聊天。我便跑过去和他们搭讪，询问罗兰的故居，顺便和他们聊了起来。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奇遇，今天也不例外。一位自称爱丽丝的女士告诉我，罗兰生前的女仆——她的表姐布达夫人，就住在马路对面！
罗兰的仆人还活着？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分钟后，热心的爱丽丝把我们领到了布达夫人的家里。布达夫人是罗兰晚年的女仆，悉心地照顾罗兰夫妇。布达夫人说，罗兰生前对她的照顾十分感激，曾经和她说，“等战争结束了一定为你写本书，书名就叫《战争时期的布达》。”布达老人对我们的到来有些喜出望外。我们谈得十分投入，从克利斯朵夫到奥里维，从超越于混战之上到令人忧伤的《莫斯科日记》，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每当我们停顿下来时，她的表妹、爱丽丝夫人便会感叹一句，“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晚上，我们回到了旅店。店主和我说，此前这里来过一位中国人，大概也是来看罗兰博物馆，不过因为当时闭馆，悻悻地走了。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傅雷和罗兰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对我而言，是一部关于心灵的圣经。就像鹿桥的《未央歌》呵护战争时期的爱情，我为在生活中偶得的这些智性之美感恩。倘使我的一生从未读到这些好书，错过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娅、错过童孝贤与蔺燕梅，在人生原本荒芜寂寥的旅途，将是怎样一种遗憾！
第二天，我们参观罗兰博物馆。布达夫人昨晚表示愿为我们做一些讲解，所以我早早地赶到她位于艾米尔街的家里来接她。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腿脚有些不太灵便，一路上我搀着她，如同搀着自己的亲人，亲密无间。我们相识才一天，我感觉自己在这座小城里已经生活了好多年。
大概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罗兰博物馆。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馆里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博物馆重修，近几个月不对外开放。所幸布达夫人德高望重，在她的坚持下，博物馆破例开馆并为我们指派了讲解员。
罗兰博物馆是在罗兰旧居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这栋仅有两层的楼房，从前一半是医院（在罗兰博物馆里，同样收藏了这家医院的一些旧物），一半是罗兰家的祖宅。1866年1月29日，罗兰就出生在这里。在对罗兰的祖屋做了简短的介绍后，讲解员将我们带到了旁边一座楼（罗曼·罗兰文化中心），罗兰生前的遗物，包括他弹过的钢琴、各个译本的著作以及1931年同甘地在瑞士家中的合影，主要都存放在这里。我无法描绘当时自己是以怎样的快乐一步步踏上楼梯的。直至今日，我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在这个让我时常觉得恍惚的世界，总是有一些机缘，传承文明，让我与逝去的人与岁月相遇。
墓·地
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决定去十几公里以外名叫Breve的小村庄，那是罗兰与他的俄罗斯妻子玛丽最后安歇的地方。由于没有通往该村的火车和公交，我们只能想办法搭车了。
在法国，搭车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有时很需要耐心。举着“BREVE”几个大字母，我竖起拇指，站在路边示意搭车。然而两个小时过去，谁也没有等到。过路的行人劝我们死心，说小镇不是巴黎，一般搭不到车；也有不少过路的车主，指着自己后座向我们表示无奈，瞧，我这后面已经装了几个呢！空车自然也有不少，大概因为嫌麻烦或急于赶路纷纷绝尘而去。
大约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车站，询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去Breve。有人递给我一个出租公司的小广告，上面有电话，说不太远，可以打车去。于是我便拨通了电话。对方是个男士，“很抱歉，我现在不开出租了。”
我准备打退堂鼓，盘算着该回巴黎了。就在这时，来了两辆车，从里面下来几个西部牛仔似的年轻人。他们高声地说话，一下子全冲进了车站，几分钟后纷纷退了出来。他们四射的活力感染了我，使我有了和他们搭话的兴致。走到哪，我都喜欢和陌生人说话。有次在马赛，和一位乘客聊文学，兴之所至，差点误了火车。一到布鲁塞尔，我便钻进酒吧，与当地人讨论欧盟，结果对方是个同性恋，只和我高谈阔论活跃于大广场附近的八家同性恋酒馆。
我走上前去，同一位戴着牛仔帽的年轻人打招呼，你知道出租公司的电话吗？牛仔说，想去哪儿？我说，我们想去Breve看罗兰墓。牛仔转回头问同伴，你们知道Breve吗？这时，其中一位小姐掏出了地图册，几个人开始埋头找了起来。不一会儿，牛仔回头兴奋地朝我喊，上车吧，我们路过！
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就这样，我和妻子女儿坐一辆车，行李放另一辆车去了Breve村庄。牛仔一行五人，中午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克莱蒙西，顺便到车站遛了一圈。坐在车里，我的耳朵里回响起艾丽丝夫人的话，“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二十分钟后，牛仔将我们送到了Breve村。找酒吧老板问好了路，我们径自去了墓园，它静静卧在小村的教堂旁边。墓园的正面，是一条以罗兰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两旁排满了粗壮的栗树，生机勃勃。围墙的入口处用法文写着“罗曼·罗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安息”。
走进墓园时，暮色已经苍茫。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找到罗兰的墓。过一会儿，来了几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在克莱蒙西玩，听说这里有罗兰墓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于是我便发动他们一起来找罗兰墓。如此打搅死者的安宁，让我这样的活人同样心有不安。找了十几分钟，意大利人终于放弃，陆陆续续走了。独自在墓地里走着，我只愿用目光为所有的墓石拂去尘埃。
晚上八点来钟左右，我终于找到了罗兰墓，它静静卧在教堂一侧的墙脚下。一块简朴的水泥墓石，淹没于青草与玫瑰之间。上面浅浅地刻着三行字：
RomainRolland
Et
SaFemmeMarie
（罗曼·罗兰和他的妻子玛丽）
尾·声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寻访罗兰时，我时常心事重重。1935年，接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与妻子玛丽访问莫斯科一个月，写下对苏联略有微词的《莫斯科日记》，却在原稿标题下注明要求封存半个世纪，唯恐《日记》被苏联的敌人利用来攻击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军队将至，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把俄国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与罗兰的小心翼翼不同的是，法国另一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直言不讳。对照两本书，有人因此得出结论：纪德不失知识分子良知，而罗兰的人品让人怀疑。
罗兰已矣。六十年过去，独坐罗兰墓前，更觉历史过于无情。长眠地下的罗兰已无法为生前的事作任何辩解，那些曾经热爱罗兰的人又何必为此神伤——对于现实与历史，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能了解多少真相？如雷颐先生在《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中所说，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了他反悔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的罗兰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自始至终充满了感情。认识一种社会的本质并非易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罗兰的墓园出来，我如释重负，于是和妻子商定连夜赶回克莱蒙西小镇。我们不太指望能搭上谁的车了。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沿着Breve的乡间公路慢慢地走着，仿佛在江南的乡下散步。远处的山坡，开满了向日葵，无数金色的花瓣，穿透了夜色，宛如灯盏。
星空之下，夜幕四垂，低头看着在一路颠簸中沉入梦乡的女儿，其实，十几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寻找罗兰，又与罗兰何干？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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