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想起了卡夫卡

　　2003年的春天，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情绪大溃败，那个春天，我追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去了数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城市，我考研失败，也没有找工作，在学校食堂喝酒过后，又和寝室老八一起提着一箱啤酒，一边大哭，一边回到寝室。
　　当天晚上，我喝得吐出了绿色的胆汁，在卫生间的小便池前久久站立，我们威严的辅导员也喝多了，来上厕所，看我不动，关心地责问，你是怎么回事！我则庄严地伸出手，和他久久握在了一起。
　　那时候我可能已经成了神经病，在一门女性主义文学课的考试中，我双手颤抖，没有办法答题，一篇小小的论文就可以过关，平时千把字的文章，随手就写出来了，但是那天，五月的阳光下，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翻出以前写的一篇作业，一个字一个字缓慢地抄到试卷上，速度太慢了，一千字的格子好像怎么也填不满。两个小时飞快地过去了，教室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了我、监考老师，和关心我的老大和老八，老八愁眉紧锁，看着我抿着嘴角，一个字一个字往纸上努力地抄写着，老大则忙着和监考老师解释，“他病了”、“不要走”、“他就快写完了。”我的身子发抖，额头上满是汗水，抬头看了一眼这个空空荡荡的世界，监考老师极力压抑住脸上不耐烦的神色，感谢她，怀着对大四怪咖们特殊的理解和忍耐，默默又等了我接近半小时。
　　我想，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很难熬。我只是觉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它不会写字了，空气中的火焰都在静静地燃烧。
　　他们非常奇怪，也非常担心，扶我走进食堂，食堂里也空落落的，帮我打了饭菜，我一直看着餐盘，看着他们吃饭，饭菜还是那些饭菜，不见得比平日好，也不见得比平日坏，可是我没有力气拿起筷子。
　　终于，我开口，老大关心地凑了过来，我说，“我可能得了非典，我要死了。”
　　2003年的春天和夏天，非典像死神恐怖的影子，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徘徊，翻墙出校园的学生，不得回校，取消学籍，外出实习，一律取消，小贩们用高高的竹竿举着电话卡在墙头上卖给学生，情侣们隔着铁栅栏握着手，不敢接吻。从北京逃回来的学生藏进了男生楼里朋友的寝室，不到十分钟，就惨叫着被一群穿着比宇航员还密实的医护人员拖出来，塞上急救车，隔离，所有接触过的人，隔离，整个楼层，隔离。我们在A座，和B座隔着一条细细的走廊，隔离没有隔过走廊。我的一位老师，去北京开了一个会，回来再也进不了校园，出不了家门，他的女儿去上学，老师问：家里有没有大人近期去过北京，或者有亲戚从北京来呀！小姑娘很高兴地举起手，说，我爸爸刚从北京回来！
　　于是她被赶出了教室，一路嚎啕大哭回了家，她所在的班级，停课了。
　　在我的家乡，武警、医院、边防、政府各部门组成的联合队伍卡住了通向小镇的唯一要道，凡是行迹可疑的人员，一律先隔离再说，没有一个幸运儿，哪怕是本地出去，刚刚到市里转了一圈的居民，也不能获得豁免。
　　这样的日子里，在那个空旷的食堂，阳光透过刚建了不到一年，就由于质量问题变了形的玻璃窗，照在的我同寝室兄弟们的脸上。我并没有自杀的想法，也没有接触过任何传染源，但是我的感觉太不好了，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写字和说话，没有办法振作精神，没有办法和人交流，浑身都没有力气，额头火烫，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生命的活力正在离我而去，我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自己还有些疑惑，奥，一定是因为我得了非典吧，没有其他解释。
　　我要不要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他们？如果我不说，他们还以为我是普通的身体不适吧，可能我已经传染了他们，他们会不会恨我？！因为我不说，整个学校的瘟疫会不会以我为原点，一圈一圈扩散出去，随后大家都死了，零星几个幸存者，也会带着纤维肺（那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以后只能过着非常悲惨的、艰难的生活……
　　我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对老大说：“我可能得了非典，我要死了。”可能死人说话就是那样的语气吧。
　　我看到他睁大了眼睛，有些惊恐，脸上的表情也僵硬起来，我勉强拿起筷子，在面前的饭菜中插了插，等待宣判。
　　也许只有几秒钟，也许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世界又有了响动，他们没有惊叫着跑开，没有去找校医，没有去上报，他们伸出手来触碰我的前额，“并不热”，我看到他们带着勉强的笑容，“不要自己吓自己，你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是吗？我努力站起来，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发烧了？所以觉得我的额头并不热？
　　我觉得他们在那一刻经历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惊恐和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是在战争年代，他们都是信仰最为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们坚决否认我得了非典，把死狗一样的我拖回了寝室，端来热水，掖好被子，让我躺在那里，渐渐睡去。
　　这样的一段时间，可能很痛苦，也可能有些麻木，总之我的世界好像空了，我在一楼的那间寝室里，初夏的风带着田野的味道鼓荡窗帘，那上面有我们一年前搬过来的时候写的六个七扭八歪的大字：“江北四大才子”。窗帘其实是旧被单，也像柔软的尸布。
　　也许不是为了爱情、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人生也不是为了理想。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期，我开始阅读卡夫卡，并且，把卡夫卡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他是一个一生都在否定自己的怪人，爱情、友情、事业，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他的写作，他多次订婚、从未结婚，在他的文字里。他孱弱、渺小又孤独，但是在他的现实生活里，他阳光、自信，充满了魅力。我甚至不能相信他还可以当众朗诵自己的作品。这，是那个忧郁孤独的病人，那个要求自己最好的朋友毁掉自己一生心血的自卑者吗？
　　在神思恍惚的日子里，我好像终于接近了他，可以触碰他文字中每一点柔软和坚硬的部分。
　　我反复阅读了他的小说，无论是长篇或是短篇，我一篇一篇阅读，一段一段阅读，一句一句阅读，一词一词阅读，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我读了他的日记、他的箴言、他的书信，读了马克斯·布罗德回忆他的每句话。
　　这种阅读带着巨大的疑惑，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在他所有的文字中，干净得看不到丝毫神迹，我又去阅读了《圣经》和大量的基督教研究书籍，阅读了他生活的时代的欧洲历史。
　　卡夫卡说：“他仅仅在证实他自己，他自己是其唯一的证据，所有对手都可以很快战胜他，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驳倒他（他是驳不倒的），而是因为他们能够证实他们自己。”
　　他说：“……有时候我早晨醒来，我便觉得，真实情况就在紧靠床边的地方，就是一座坟墓加上一些枯萎的花，敞开着，恭候着。”
　　他说：“他们可以选择，成为国王或国王的信使。出于孩子的天性，他们都想当信使。所以，世上的信使多如牛毛，他们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地并相互高声转告——由于没有国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消息。他们很愿意结束这种悲惨的生活，但由于就职时发过的誓言，他们不敢这么做。”
　　他说：“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应协助世界。”
……
　　他说：“一场倾盆大雨。站立着面对这场大雨吧！让它的钢铁般的光芒刺穿你。你在那想把你冲走的雨水中飘浮，但你还是要坚持，昂首屹立，等待那即将来临的无穷无尽的阳光的照耀。”
　　
　　我不懂德文，从翻译文字的缝隙中反复误读，我好像发掘到了另一个卡夫卡，顺便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春天和初夏。
　　毕业合影上的我，看不出颓唐崩溃的痕迹，眯着眼睛，手叉在胸前，好像对莫测的未来十分坚定，毫不彷徨。
　　2003年的6月1日，没有仪式、没有答辩，我们非典型毕业，灰溜溜地被赶出了校园。虽然后来的某个时间，我还是去读了研究生。但是我总觉得我最后的学生时代，已经在那天结束了。
　　那天，似乎有着很好的阳光。在公交车上，因为搬东西我累得喘气，我面前座位上的一个姑娘惊恐而厌恶地捂住了嘴，我忽然发现整个车厢的人都在看我。
　　于是，我压住呼吸，变得很小声，让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一年多以后，我第二次考研又失败，我的一个师妹去了南师大读研，我和她并不是很熟，然而突然有一天，她说，她假期看到有一套《卡夫卡全集》在打折，她很想买下来送我，我还没有来得及拒绝或者感谢，她就从与她瘦小的身子不成比例的大背包里套出了那套九卷本的大书。十多年没有联系了，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我知道即使在我那么混乱崩溃的日子里，原来还有很多人一直在关心我，爱我。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可能我的确得了非典，只不过侥幸好了，而且，没有传染给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