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与耶路撒冷问题 ——弗洛伊德与施特劳斯虚拟的对话

在《幻象的未来》中，弗洛伊德谈到雅典与耶路撒冷问题，施特劳斯有时称之为“神学—政治困境”。在陈述自己的立场之后，弗洛伊德想象了两个宗教辩护者的反驳，其中一个他称为“仿佛”哲学家。在我看来，施特劳斯正好符合弗洛伊德对于“仿佛”哲学家的描述。接下来，我尝试复制施特劳斯在一个学术的或准公共论坛可能的说话方式。他的发言既非坦白的，也非迂回的，而是谨慎的。如果对话的作用是澄清问题（像我希望的那样），而弗洛伊德则是一个能够理解施特劳斯的有价值的对手。施特劳斯有避开此类对手的习惯。
弗洛伊德：毫无疑问，宗教在驯化人类并使之适应文明的过程中取得了的伟大胜利。它补偿了人类的痛苦和穷困，这些通过让人们相信“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强加于所有被教化的生命。
施特劳斯：除非公民们相信同胞的利益在根本上也是他们自己的最高利益，或正义的生活是最快乐的、最有益的以及最有利可图的，否则一个文明不能期望能够维系自身。没有什么别的信念对于使人们适合于您所说的文明更为必需了。确实，我相信这是柏拉图《法篇》的主旨。 、
弗洛伊德：我们不能忘记宗教在驱除对自然特别是对死亡的恐惧时的胜利。这确立了一个信念，即死亡不是毁灭或“回到无机的无生命状态”，而是“一种新生命形态”的开始。因此它向我们提供了处理无意识焦虑的精神手段，进而使我们在神秘中感到舒适。你自己曾在给你的一个研究生的悼文中提到这一点。你真诚、动人地说，“死亡是糟糕、可怕的，但若恐怖掌控了我们，腐蚀了我们的心，我们将不能活出个人样来。”
施特劳斯：做悼词对哲学家来说很难，他不能在被需要的时候提供安慰。
弗洛伊德：你也不愿假装如此；你既诚实又真诚地说：“我没能力说出安慰的话”。你当然想说哲学家作为哲学家在涉及死亡时不能提供安慰。但是你继续说这个不在的年轻人不只受到信仰，还受到哲学的保护而免于腐蚀，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应对腐蚀的另一可供选择的方式。哲学应对腐蚀的方式是面对它，理解他的“无法逃避的”必然性。为了他，你希望他的灵魂终止哲学家的死亡。]你是指没有恐怖同时也没有希望的死亡。
施特劳斯：尽管你对宗教之于文明的好处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你还是试图暗示它应被放弃且被哲学取代，这真令我吃惊。
弗洛伊德：这一点并不奇怪。宗教相比于它的作用已经存活地够长了，因此理当被放弃。它不再被相信因此不再有用。它像一个幻象一样被撕下了假面具。是人类成长起来并且学习无幻象地生活的时候了。就长期而言这是一个更安全的路线。除非我们毫无畏惧地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否则我们将发现自己处于道德危险中。一旦文明曾经依赖的幻象被揭开，文明的敌人——他们认为后者是他们的压迫者——将摧毁它。人类必须认识到，文明远非催他们的压迫者，而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上帝之死必将导致人们的不安、害怕和无备。它将必然导致你愿意称为“西方文明危机”的衰落时代。但这危机是一个暂时的小毛病，在转折期不可避免。
施特劳斯：你的乐观主义令人惊骇；哲学不是给大众的精神食粮，不能指望它取代宗教。
弗洛伊德：最近有两个指望拯救宗教的孤注一掷的努力，一面是信仰主义者，另一面是阿维洛伊主义者或“仿佛”哲学家。信仰主义者主张没有理由怀疑宗教的不合理。与此相反，教会的早期教父如德尔图良认识到，“credo quia absurdum”（“我信，正因为其荒谬”）。对这些人来说，正是信仰充满怀疑的特性才使其具有吸引力。这显然是“绝望的”、不那么令人信服的拯救宗教的努力。我要被迫相信所有荒谬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是例外？第二个论点是，文明是基于虚构与善意谎言的网络，但是为了“实际的原因，我们必须表现得‘仿佛’相信这些虚构”。很大程度上这是关系宗教信条的事，因为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保存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这个论点与第一个相差不远，不会更有说服力，但是它只能由哲学家提出。普通人会避开宗教，他们不能承受“仿佛”的伪善，因为它剥夺了他们有意义的生活。如果我正确理解了您，施特劳斯教授，这正是您提议的。
施特劳斯：我曾在作品中谴责过这个观点“要么是愚蠢的，要么就是亵渎神明的”。
弗洛伊德：您十分正确，公开发表此类观点以保卫宗教是愚蠢的，因为宗教的胜利依赖于它被相信。明智并且仁慈的“仿佛”哲学家自然会隐秘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仁慈放错了地方。相比于用科学来取代宗教，文明依靠宗教将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施特劳斯：不能指望用科学来取代宗教。人们的需要不能被冷冰冰的科学所满足。说服人们被文明地组织起来以促进他们的利益不能使他们变善。如果被发现的机会很小，那在收获不义好处的同时，要防止人们嘴上对正义说得好听。你自己的心理学证实了人的本性是寻求快乐的这个事实；但是您希望使他们为了整全的善好而牺牲他们的快乐。他们允许这样的牺牲吗？但是这不是牺牲，您说，这是正义的事务。他们如果想要获益就必须这样。但是这个思考方式大大超过了普通人的承受范围。
弗洛伊德：您过高估计了宗教使人们变好的能力。人类不会因宗教而更有道德。恰恰相反，成不了上帝的软弱给了他们借口去犯罪、享受犯罪、之后忏悔。[120]是时候以世俗的、理性的动柳机来取代虔诚的动机了。时机已经成熟，人类应被培养地更强有力、目标更为明确，丢掉会导致智识萎缩以及对现实麻木不仁的宗教的甜蜜毒药。如果人们希望超越他们的幼稚，或抛弃他们的天父，就像执抛弃他们在地上的父亲一样，就需要“朝向现实的教育”，否则就就不能面对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施特劳斯：有什么理由相信科学不是另一个幻象？它不是与宗教中的弥赛亚、童话故事中的国王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吗？科学是新的弥赛亚，现代性的国王！
弗洛伊德：有一个区别，“科学不是幻象”。
施特劳斯：当然，如果它把我们救出困境的能力被怀疑，它就不会是现代性的国王。慢慢的，你们现代人将认识到科学造就了一个：坏宗教。它不只将人置于同胞的支配之下，也完全不能为多数人提供安慰。只有少数人可以从科学或哲学的安慰中得益。
弗洛伊德：以您的观点，哲学、科学和现实适合于少数人而宗教及其幼稚的幻象适合于多数人。这样说来，哲学家们必将过一种双重的生活，他们必须生活在仿佛相信那些他们知道是神话和幻象的东西之中。假定他们筹划的秘密可以被维持，对这点我很怀疑，过着双重生活的人如何避免他们自己的伪善折磨他们的神经症以及其他错乱呢？
——摘自 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第三章 哲学对神的秘密反抗 136-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