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有感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陈寅恪走向神坛之路”，对学界流传的陈先生博闻强识、“精通十数国语言文字”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对陈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贬低，甚至暗讽其是依靠父祖之荫在清华国学院谋得显赫的教授职位；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身体和心灵摧残只字不提，却只强调陈先生得到了超乎寻常的礼遇。作者强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并不是一部客观评价陈先生学术成就的著作，更像是一部刻意拔高陈先生形象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就作者行文来看，颇有矫枉过正之嫌。
《最后二十年》和由此引发的“国学热”和“陈寅恪”现象，的确是特定时代思想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但凡清冷的学术圈与浮躁的社会环境结合到一起，必然会导致一些沉渣泛起。再说，不仅文人相轻，而且藻饰吹捧，自古以来都是文人的陋习。所以，社会上会产生陈先生“精通十数国语言文字”，斯大林向周恩来询问陈先生下落等说法。前者过于藻饰，犹有可宥之处，后者则犹为离奇不稽。说到底，这些传言都是国人猎奇或意淫心理在作祟。陈先生曾学过满蒙回藏文，梵文，波斯文，用这些语言做过笔记，再加上英法德等语言，说陈先生掌握十数国语言文字，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至于是“掌握”，还是“精通”都无损陈先生在中外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所以该文作者抓住“精通”二字，还举出陈先生英文论文的错漏以及不习沪语的事例来反驳陈先生的学术功力，可见是矫枉过正了。关于陈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我也非专业人士，无法评说。不过该文作者抓住一篇文献的逻辑错误，来推论陈先生的历史著作值得商榷；用前人的个别研究例证，来证明陈先生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不足为奇，同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无论是反驳陈先生“精通十数国语言文字”的说法，还是对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贡献抱有怀疑的态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者却回避了陈先生之所以会成为文化偶像，不仅仅是因为他家学深厚而又博闻强识，学贯中西而又命途多舛，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所秉持的传统士人的节操与风骨，用先生的名言来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该文作者可以认为出身世家、家学深厚给先生带来父祖之荫、养尊处优的好处，却不见其燃烛夜读，以致视力损害的勤奋精神。
该文作者可以认为先生的博闻强识，只是比同辈学人更幸运地拥有了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放在现代，还不如图书馆数据库的一键检索，却不知道检索以后的结果就是陌生和遗忘，对基本的研究材料都不熟悉，如何能做好研究。
该文作者可以认为学贯中西的陈先生学术功力和贡献在同辈中只是平常之辈，但民国学人中以及当今学人中，能够出入于经史子集、满蒙回藏、英法德梵之间的又有几人？
至于先生数经战乱，南渡北归，浮海求药，终至于失明膑足，硬被作者说成是人生幸福，养尊处优，更是咄咄怪事。难道被自己的学生贴上大字报横加批判是幸福？难道终日卧床仍被高音喇叭批斗摧残是幸福？难道非要像文革中众多学人一样自残自戕才叫不幸福？站在大众的立场，在人们忍饥挨饿的年代，每天“三支牛奶”的确是养尊处优，但是将他们下放干校，打入牛棚，与劳动人民共甘苦，就是正确合理的吗？文化传承需要这样的读书种子述往圣，继绝学，在干校、牛棚，全体人民（除当权者外）的确实现了同甘共苦，地位平等，但是文化也因此沦丧。
对于上述问题，站在不通立场的人，看法自然不一，但是该文作者回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价值，如非无知，就是一种刻意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中华文化虽然源远流长、雄伟瑰丽，但是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以及官方思想箝制之下，独立自由之精神与思想，罕有迹寻。特别是元明清数百年来，以天下为私产，以百姓为家奴，读书人在威逼利诱之下多数也为奴为仆，士人风骨荡然无存。没有活跃的思想作为土壤，文化衰微而失去活力，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作为社会风气倡导者的知识阶层万马齐喑，国民就难以保持自尊自爱、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除了麻木愚昧，就是自私自利、奴颜婢膝，这样的国家如何不弱，如何不亡？陈先生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在精神上对独立与自由的认同，对士人节操和风骨的坚守。其晚年的著作，如《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更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这些著作的价值并不在于揭示历史现象，描述历史人物，而是表彰我民族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遗存，以期未来能够发扬光大。从这一方面来看，陈先生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学术领域，而是我国千年变局中的“神州大儒”。这才是陈先生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偶像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对陈先生学术贡献的指摘来抹杀他的精神和人格魅力，那要么是毫无见识，要么是刻意歪曲。何况，陈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否如该文作者所说那样不堪，恐怕不是该文作者说了算的。陈先生在诸多正式场合，都得到了当时海内外最优秀学人的认可，比如中央研究院选其为院士、牛津大学近八年间虚席以待。如果该文作者把陈先生的学问修养、研究成果仅仅归因于梁启超等先辈故旧的提携或后辈学子的吹捧，恐怕是低估了海内外学人的学识和道德水准。
总之，该文作者对《最后二十年》略带文学风格的写作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无可厚非，但是对陈先生的评价，却缺乏起码的了解之同情和见识。即使陈先生由于出身和性格等因素，存在孤僻偏执等缺陷，但是一位才华横溢、少有大志的学人，经历屡次的命运打击，壮志未酬，理想未能实现，而且晚年又生活在精神压抑之中，这样悲剧性的命运，却被作者说成人生幸福，养尊处优，我只能认为该文作者是缺乏起码的了解之同情。至于陈先生身上至为宝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该文作者毫不提及，更是一叶障目。
也许有人说民国学人辈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重要，但是数十年间，国内仍是军阀割据，饿殍遍野，对外屡战屡败，几于亡国。可见文人无用，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无用处。君不见建国后，我朝太祖定上下之论于一鼎，齐亿兆之民于一心，借助专制之功，内可劫农补工，外可抗美敌苏，一朝雪尽前耻，这才是强国之路。我同意这种观点的后半部分，但是并不同意其前半部分。在不同的客观历史环境中，我认为社会价值的导向应该是不同的。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救亡图存是第一要务，专制集权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聚集国力，抵御外侮，但是要真正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依靠专制集权却是缘木求鱼。专制集权对内的唯一作用就是当权者奴役民众的工具，它对国家民族的破坏远大于建设。反过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毫无用处。当国家衰亡之时，秉持这一价值取向的士人，仍能够为国家振兴、文化传承保留一缕火种，在国家兴盛之时，这一价值取向下，人才始能各尽其用，创新创造才能涌现出来，成为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如果一国的文化阶层尽是势利者，那国家衰亡时，民族和文化也会随之泯灭，国家兴盛时，也只是依靠短暂的强力，无法持续。所以，对于独立自由价值取向的坚持，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让位于救亡图存的努力，但是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吾国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复兴，实在是最重要的。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历史上的身影，也因此点而高大。
最后，陈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也许能够最好地说明陈先生在吾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最后二十年》和由此引发的“国学热”和“陈寅恪”现象，的确是特定时代思想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但凡清冷的学术圈与浮躁的社会环境结合到一起，必然会导致一些沉渣泛起。再说，不仅文人相轻，而且藻饰吹捧，自古以来都是文人的陋习。所以，社会上会产生陈先生“精通十数国语言文字”，斯大林向周恩来询问陈先生下落等说法。前者过于藻饰，犹有可宥之处，后者则犹为离奇不稽。说到底，这些传言都是国人猎奇或意淫心理在作祟。陈先生曾学过满蒙回藏文，梵文，波斯文，用这些语言做过笔记，再加上英法德等语言，说陈先生掌握十数国语言文字，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至于是“掌握”，还是“精通”都无损陈先生在中外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所以该文作者抓住“精通”二字，还举出陈先生英文论文的错漏以及不习沪语的事例来反驳陈先生的学术功力，可见是矫枉过正了。关于陈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我也非专业人士，无法评说。不过该文作者抓住一篇文献的逻辑错误，来推论陈先生的历史著作值得商榷；用前人的个别研究例证，来证明陈先生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不足为奇，同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无论是反驳陈先生“精通十数国语言文字”的说法，还是对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贡献抱有怀疑的态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者却回避了陈先生之所以会成为文化偶像，不仅仅是因为他家学深厚而又博闻强识，学贯中西而又命途多舛，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所秉持的传统士人的节操与风骨，用先生的名言来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该文作者可以认为出身世家、家学深厚给先生带来父祖之荫、养尊处优的好处，却不见其燃烛夜读，以致视力损害的勤奋精神。
该文作者可以认为先生的博闻强识，只是比同辈学人更幸运地拥有了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放在现代，还不如图书馆数据库的一键检索，却不知道检索以后的结果就是陌生和遗忘，对基本的研究材料都不熟悉，如何能做好研究。
该文作者可以认为学贯中西的陈先生学术功力和贡献在同辈中只是平常之辈，但民国学人中以及当今学人中，能够出入于经史子集、满蒙回藏、英法德梵之间的又有几人？
至于先生数经战乱，南渡北归，浮海求药，终至于失明膑足，硬被作者说成是人生幸福，养尊处优，更是咄咄怪事。难道被自己的学生贴上大字报横加批判是幸福？难道终日卧床仍被高音喇叭批斗摧残是幸福？难道非要像文革中众多学人一样自残自戕才叫不幸福？站在大众的立场，在人们忍饥挨饿的年代，每天“三支牛奶”的确是养尊处优，但是将他们下放干校，打入牛棚，与劳动人民共甘苦，就是正确合理的吗？文化传承需要这样的读书种子述往圣，继绝学，在干校、牛棚，全体人民（除当权者外）的确实现了同甘共苦，地位平等，但是文化也因此沦丧。
对于上述问题，站在不通立场的人，看法自然不一，但是该文作者回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价值，如非无知，就是一种刻意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中华文化虽然源远流长、雄伟瑰丽，但是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以及官方思想箝制之下，独立自由之精神与思想，罕有迹寻。特别是元明清数百年来，以天下为私产，以百姓为家奴，读书人在威逼利诱之下多数也为奴为仆，士人风骨荡然无存。没有活跃的思想作为土壤，文化衰微而失去活力，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作为社会风气倡导者的知识阶层万马齐喑，国民就难以保持自尊自爱、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除了麻木愚昧，就是自私自利、奴颜婢膝，这样的国家如何不弱，如何不亡？陈先生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在精神上对独立与自由的认同，对士人节操和风骨的坚守。其晚年的著作，如《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更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这些著作的价值并不在于揭示历史现象，描述历史人物，而是表彰我民族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遗存，以期未来能够发扬光大。从这一方面来看，陈先生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学术领域，而是我国千年变局中的“神州大儒”。这才是陈先生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偶像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对陈先生学术贡献的指摘来抹杀他的精神和人格魅力，那要么是毫无见识，要么是刻意歪曲。何况，陈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否如该文作者所说那样不堪，恐怕不是该文作者说了算的。陈先生在诸多正式场合，都得到了当时海内外最优秀学人的认可，比如中央研究院选其为院士、牛津大学近八年间虚席以待。如果该文作者把陈先生的学问修养、研究成果仅仅归因于梁启超等先辈故旧的提携或后辈学子的吹捧，恐怕是低估了海内外学人的学识和道德水准。
总之，该文作者对《最后二十年》略带文学风格的写作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无可厚非，但是对陈先生的评价，却缺乏起码的了解之同情和见识。即使陈先生由于出身和性格等因素，存在孤僻偏执等缺陷，但是一位才华横溢、少有大志的学人，经历屡次的命运打击，壮志未酬，理想未能实现，而且晚年又生活在精神压抑之中，这样悲剧性的命运，却被作者说成人生幸福，养尊处优，我只能认为该文作者是缺乏起码的了解之同情。至于陈先生身上至为宝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该文作者毫不提及，更是一叶障目。
也许有人说民国学人辈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重要，但是数十年间，国内仍是军阀割据，饿殍遍野，对外屡战屡败，几于亡国。可见文人无用，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无用处。君不见建国后，我朝太祖定上下之论于一鼎，齐亿兆之民于一心，借助专制之功，内可劫农补工，外可抗美敌苏，一朝雪尽前耻，这才是强国之路。我同意这种观点的后半部分，但是并不同意其前半部分。在不同的客观历史环境中，我认为社会价值的导向应该是不同的。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救亡图存是第一要务，专制集权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聚集国力，抵御外侮，但是要真正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依靠专制集权却是缘木求鱼。专制集权对内的唯一作用就是当权者奴役民众的工具，它对国家民族的破坏远大于建设。反过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毫无用处。当国家衰亡之时，秉持这一价值取向的士人，仍能够为国家振兴、文化传承保留一缕火种，在国家兴盛之时，这一价值取向下，人才始能各尽其用，创新创造才能涌现出来，成为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如果一国的文化阶层尽是势利者，那国家衰亡时，民族和文化也会随之泯灭，国家兴盛时，也只是依靠短暂的强力，无法持续。所以，对于独立自由价值取向的坚持，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让位于救亡图存的努力，但是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吾国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复兴，实在是最重要的。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历史上的身影，也因此点而高大。
最后，陈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也许能够最好地说明陈先生在吾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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