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序言

                
                
序言
谨以此书敬献给我的中学老师向绍光先生！
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观念是多义的，尤其是置于“新文学史”的视角下，人们往往把文学的事实纳入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方法的模式之中，注入不同的情感色彩和个性的特征。在文学翻译上，直接翻译比间接翻译更受到读者的同情与肯定。同样，在外国文学的接受上，直接从出发语文学的接受能更好地表现出接受者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和可接受程度。这些倾向化的选择与个人主观的接受更好地表现出创新文学的生态学式的图景，和谱系学式的图景。考察现代中国学习过法语的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尤其是在翻译批评基础上的创作，是有意义的。
一 法语学习与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
除开逐渐丰富而深入的外语知识，对于现代白话文学，人们的学习能力是其创造能力的基础。如果一种文化和文学缺乏学习能力，它必然是没有创造力的。1919-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客观上产生了一批法国文学的翻译者和批评者。学习过法语的现代作家是接受法国文学直接的、最大可能的作家，对他们的分析有利于揭示：⑴现代中国是怎样接受法国文学，⑵接受了法国文学的什么，⑶接受法国文学的活跃的主体是谁，⑷法国文学怎样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即现代中国文学的系谱学之考察。为此会引起许多文学材料的选择的两难，为此会引起很多名词的争论，20世纪中国在名词争论上浪费了太多智慧和精力，至今仍需要面对一些人事的压迫。
学习过法语的现代作家通过模仿或者创造性的创作，拓展了白话新文学的理论、范围和创作方法。他们在接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上是不同的，而且对待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同时，他们还表达了对白话/文言的不同倾向，如此，他们分别以独特的方式探索和尝试了白话新文学的创造，展现了白话新文学的丰富性、多维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深入到现代文学的精神。应该重新思考文言与白话的关系。应该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尤其是，古典中国文学与白话文学革命这一支配性的认识观念。文学传统为个人的创造才能提供了启发和创新的基础，梁宗岱和戴望舒显然主张积极接受中国的古典文学和文言。
学习过法语的白话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表明一种接受文化的倾向性选择和过滤，甚至对法国作家（例如波德莱尔）的阐释的转向，也意味着文学上的新的想象力和创新力量。他们对法语文学的接受，更多表现出多层面多维度多种倾向性的选择与过滤，例如，艾青选择了维尔哈伦具有“革命性”的诗歌。事实上，学习过法语的白话作家对法国文学的接受，首先是较为个体的、主观的文学现象，他们在很多方面并不深入，也很片面，例如，李金发与李思纯、梁宗岱对波德莱尔、魏尔伦的理解便有着较大的差异。李劼人进而表明，翻译和创作较多受到现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出版机构的严重制约。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对法国文学的接受应该得到确实的分析考察，然而一些误解至今依然存在，例如，所谓艾青对法国超现实主义的接受就是一个显著的误解，戴望舒翻译的萨特《墙》是一个有意而为的误会，短篇小说《墙》不是萨特创作的，而是别的作家创作的。李劼人是“中国左拉”，这是一个较近时期才发生的误会。
二 研究方法
本书对“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的分析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主要包括：原初文献资料比较研究，文化翻译的分析法，文学比较法，社会生态学的考察方法，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本书注意采纳国内现代当代法语学者所做出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据大量的原初（文献）资料，先后查阅了150多种法语书籍和期刊，直接引用了60多种法语文献，基本上做到一一核实五位作家翻译和批评中引用的法语材料，并分别作出简要的评述。关于象征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引用了一些权威文献，例如巴尔的《达达宣言》（德语）、许尔善伯的《达达宣言》（德语），这些都是笔者首次翻译到汉语的。笔者尽可能查阅了五个白话新文学作家的最初文本，例如首发的期刊和第一版诗文集，纠正了部分“文集”中的错误。近百年来，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出现了较多的时代差异，本书尽可能保留原初文本的拼写法，而不是采取当下的汉语标准化（正字法）。例如，周作人翻译的《冬青》写作“花蓝”，而戴望舒翻译的《冬青》写作“花篮”，戴望舒《〈西茉纳集〉译后记》写作“他的诗有着绝端底微妙”，无疑这些拼写法在新文学运动早期都是正确或恰当的。
本文着力追求文学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竭尽学力去客观地作出现象分析，并提出所把握的最大程度的资料所归纳的简明的结论，不求想象力的哲学化论点，和哲学化的名词的文本组织。本文最大可能地附录法语人名、书名、期刊名称、以及术语，对原初出现在汉语期刊上的法语拼写错误，直接作出订正，不另加说明。
三 研究现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克服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后，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在方法和文学理论展示出多样化，学界尝试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来分析/阐释，关注法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文学的思潮流派，文学界的性别，文学界的文化地理，报刊的媒介功能，文学的党派和党性，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文学文体与形式，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文学与文学性等等方面的事实关系。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8月）较早恢复象征主义研究，揭开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重幕。
一些法语学者积极翻译介绍了法国文学，柳鸣九、郑克鲁、吴岳添、郭宏安、程增厚、艾珉、黄晋凯、王文融、孟华、车谨山、朱静、江伙生、董强、余中先等学者对法国文学批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在比较研究方面，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丝燕博士《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是至今最丰富最全面的法国象征主义研究成果，直接介绍了法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关于象征主义的研究成果，可以纠正当下学界关于象征主义的种种错误知识。199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林森先生和他的研究生共同写作的《法国作家与中国》的立足点是法国作家的汉语翻译和中国批评，所选取的大多是法国名家，较少关注到了中国作家的接受和创作事实。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孟华《他者的镜像——中国与法兰西》是从比较文学的形象学，即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文化在法国的译介传播。而李华川博士《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则展开了一个历史的文化研究的视野，其着眼点在于文化的交流和文学的传播，不包括尚未出版的中法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刘波博士深入研究了波德莱尔的几个重要方面，是当下波德莱尔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2005年文津出版社出版的董强《梁宗岱 穿越象征主义》则是研究考察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接受的重要专著。此外尚有较多的比较论文，尤其是年轻学人的硕博论文，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法国文学的译介” 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四 主要内容
本书选取五个现代作家（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李劼人），考察法国文学的翻译评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之关系，即译介法国文学的作家（主体）研究。书中较全面梳理了蒙田、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瓦莱里、维尔哈伦、梅特林克等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波德莱尔的创作表现出显著的后期浪漫主义色彩，应该重视其诗歌创新上的想象力，尤其是细微而敏感的心灵感受力，以及在文学革新的层面的主题拓展：理想主义主题、远游主题、享乐主义主题、忧郁主题、“恶”的主题等。象征主义是1880年代在法国巴黎、比利时发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由于兰波的创作主要是在1870-74年间完成的，而象征主义运动是1880年代发生的，本书把兰波归属于“前象征主义”作家。本书还明显区分了“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区分了“诗歌音乐性”和“纯诗”；区分了“诗歌自由化”和“自由诗”。后期印象派对立体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阿波里奈尔明确归属于这一现代主义运动，而不是归属于超现实主义。从“悲观主义一直是一种人类思考的强有力的方式”的哲学观念出发，达达主义的意识形态特质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战的流亡者的虚无倾向。值得指出的是，在苏黎世的德国流亡者群体对达达主义发生了最初作用和影响。超现实主义是对达达主义的反叛，而不是直接继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超现实主义群体的影响是较显著的，布勒东作为核心人物的激进态度和专制态度，及其内部成员的分歧与差异，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多面性。
李金发的法国文学翻译和他早期白话诗歌创作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文学革新现象。至今学界仍有较多对李金发的误解，“论李金发新诗的批评套语”分析了5种主要误解，和这些不同时期产生的误解的演变状况。“论李金发《微雨》的诗歌语言”集中分析了李金发1921-1923年创作的诗集《微雨》中的语言问题，强调了旧白话和（客家）方言对李金发白话新诗创作的影响，也分析了法语语汇和表达法对李金发白话新诗创作的影响。然后分别分析考察了李金发对波德莱尔、魏尔伦诗歌的翻译与接受，进一步明确李金发白话新诗创作的选择，过滤与接受。当然，李金发也接受别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对此做出区分是必要的。
梁宗岱是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者，梁宗岱的翻译至今还被人广泛阅读。对瓦莱里（梵乐希）的诗歌与文学评论的翻译，通过对瓦莱里的评介，梁宗岱发起了现代中国重新评价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及其诗歌的批评运动，尤其是转变了对波德莱尔“恶魔诗人”的评价方向，积极肯定了波德莱尔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当然，梁宗岱在瓦莱里的启发下，提出了“象征主义”和“纯诗”的更新定义。
戴望舒是现代时期对法语文学翻译介绍最广泛、最丰富的白话作家，他几乎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翻译家，一个文学上的理想主义者。本书明确定位了戴望舒对这些作家作品翻译的价值和选择倾向。戴望舒翻译了《屋卡珊和尼各莱特》、贝洛《鹅妈妈的故事》、波德莱尔《恶之花掇英》、果尔蒙《西茉纳集》等作品，尤其是对他的白话新诗创作的启发和影响。戴望舒翻译了象征主义作家魏尔伦、兰波、保尔•福尔、耶麦、梅特林克、维尔哈伦等人的诗作，也部分接受了他们的影响。戴望舒对法语文学的接受明显超出了象征主义，他对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批评走得更远，包括对立体主义、存在主义的翻译批评，却与超现实主义文学没有事实上的联系。
艾青是现代中国重要的左派诗人，他仅仅翻译过维尔哈伦的九首诗歌。艾青的诗歌翻译包含了一些误译和改写现象。艾青承认维尔哈伦的诗歌影响了他的白话新诗创作，这是一种创造性地接受。事实上，艾青早期对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文学的接受是不可忽视的。“艾青对超现实主义接受”是一个流传很久的误认问题。此外，艾青还提到别的法国作家和作品（例如法国传统文学和象征主义），并有不可忽视的事实影响。
李劼人是一个被忽视的现代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他的法国文学翻译，对他的（历史）长篇小说有明显的影响。应该说，李劼人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与批评主要包括自然主义和后自然主义文学（非自然主义文学），他的小说鲜明地表现出对后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
五 结语
现代白话文学包含丰富而众多的革新因素。现代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与他们的白话文学创作是相互促进的，尤其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对现代中国文学具有重要的启发力。由于论文的篇幅限制，一些文学现象未能展开论述，一些论题没有作出基本的论述，如无政府主义、印象主义、心理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特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