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出路”
这个题目写的大了。其实我是在对建筑师/规划师/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不猛烈的和片面的吐槽。
何谓“知识分子”？维基百科的回答是：“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有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现实持有一定的批判精神的人士。也有认为是智力劳动者的统称。”显然，这两句话描述的是两类人，因为许多“智力劳动者”纵使具备了丰富知识，却也不具备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我一直觉得以职业而划分人的阶级和智识水平是一件特别弱智的事情。）
我个人对“知识分子”下定义的话，那就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建筑师、规划师、专家、学者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建筑师们不关心是否成为“知识分子”。
[武汉见闻]
去年10月中到11月底，我在武汉呆了一个半月，做“城市调研”（加上引号，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科学的有效的城市调研要如何去做）。在论文的压力下，经历了一个从踌躇满志到灰心失望的过程。官方的规划总是做的一片大好冠冕堂皇，人民在及其强大的忍耐力和生存力中关心着自己的茶米油盐结婚买房。城市成为权力的实验场和金钱的制造器。简单讲几个小段子。
武汉在过去一年中（截止14年1月份）陆续出台了三个关于长江、汉水沿岸的城市规划文件，其中有非常富丽的说辞，要打造新的城市天际线，如何如何曼哈顿，如何如何上海外滩，摩天楼、地标式建筑，效果图看起来也绚丽。不展开评述，我只说说“城市天际线”这一条，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在长江一岸清晰的看到过对岸（四五年前是可以的）。那么，未来的天际线，谁能看见？前些时候在微博上看到某位居要职的环境专家（名字和职位忘记了）出来解释说现在进入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并且要持续至2049年。——这脑袋让们挤了的人怎么当上所谓“专家”了？老百姓就得忍受雾霾到2049年对吧，要你环境专家有毛用？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了，净出来放屁。当然，此情此景让规划师和建筑师也很无奈吧。连我这个试图进行城市研究的学生都有种无力感和挫败感。
一次，我在东湖附近打出租车，在车上跟司机师傅闲聊的时候，问起来他知道不知道欢乐谷是填了东湖而建造的，他说不知道。又说，除非住在那附近，否则市民哪里会知道呢？这种事情又不会给报道……接着他又非常气愤的跟我说武汉这些年填了多少湖，城市现在到处拆建等等。最后，师傅还流露出年老时候归隐山林的愿望，到农村去住。我想，这出租车司机师傅，把他对城市的不满和愤怒一时讲给一个陌生人听，然后呢，回家又要看看自己今天赚了多少钱跟老婆孩子过日子了。
离开武汉前，跟大学室友相聚。她准备到德国来留学，学习先进的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我满腹牢骚的对着眼前的大武汉吐了一堆槽，她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反建筑”了。是啊，我已经反建筑了。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口号或许在上海有一些实现，那其它城市呢？看看外面ugly的街道、房子和混乱的交通吧，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可是我们还要疯狂推进城市化进程呀。在这个狂飙式的进程中，建筑师和规划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大学室友还是很淡定且充满憧憬的说，掌握好的技术，尽量把房子盖好。
最后，请允许我怀旧一下。在我读过的关于武汉历史的著作中，最好的当属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喜欢这本书，因为他论述了这样一个让我兴奋的观点：19世纪的汉口是在社会精英阶层的领导和强烈的社团意识下组织发展起来的。作为当时天下“四大名镇”之一，汉口在行政上归属于汉阳，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书中描述的的旧的和新兴的“精英阶层”担当起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的职责，例如，在城市建设中，“最普遍的方式是由地方社会来创议并主导”。不能不叹息，这种“美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位青年女教师张奕老师跟我说过的。
“知识分子，要有选择的权力。”这是城市笔记人刘东洋老师语（大意如此）。去年在大连曾跟刘老师一聚，席间刘老师讲了许多城市和建筑的故事，然而这句话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一语中的。据当时设宴的东道主所言，我那天表现不佳，也无心谈学术，净西扯八扯一些其它话题。就是面对我这样的恣意，刘老师所流露出的open mind和平等、自由的态度让我彻底的心生敬意。也许是我的曲解，但仿佛刘老师和萨特、和我对自由选择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了。
“建筑师最需要成为一种'特殊知识分子‘"，这是李巨川老师2002年在《时代建筑》上发表的题为《建筑师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的一句话。我大概只是这两年才认真的读了此文。我个人是乐意读李老师的文章的，不炫术语易读易懂，即使我没有读过萨义德，也不妨碍我阅读并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他。这种"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是福柯提出的，“他认为，在今天，关注普遍价值的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意义，而专业人员由于在社会总结构中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他们在局部的、专业的领域所进行的反对权力的斗争，将产生超出专业领域的普遍意义。”（摘自李巨川老师文章）——诚然，在此文发表的十年后，我也没有见到职业建筑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反对权力的斗争。（当然，由李巨川老师和武汉的艺术家联合发动的“东湖计划”属于抵抗无疑，但是那些设计房子的建筑师呢？）
在我对今天的建筑和城市极度的悲观情绪肆意蔓延的时候，有个人让我看到了一丝光亮——朱涛老师。我对朱涛老师非常不了解，除了知道他很有名，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最近看到网上疯传朱老师出了一本新书《梁思成和他的时代》，还有“理想国”举办的沙龙。我原以为是建筑圈内无聊的学术吹捧会，点开看了一下，对朱老师肃然起敬。我尊敬他，不是因为此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看，没有发言权），而是敬佩于朱老师试图通过这书传达的观念和情感。伴随着有更多的学识和经历，朱老师对黑暗的痛苦的理解肯定比我要深刻的多，但他可以“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残谈的人生”，写出一部有思想的学术著作，他的行为打动了我。这再次证明我是一个不关心学术的人，我关心的是学术研究带来的“社会良心”作用。
我也遇到一些同学，对建筑的爱让我动容，他们的这种爱不是要扬名立万、实现自己建筑野心，而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实验把房子盖好。这是一种“匠人精神”吧。但是，请允许我说，今天社会中的建筑师，试图做一名“匠人”（像文艺复兴之前那样）或者是一个再世的鲁班，就够了么？或者说，建筑师还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来选择仅仅作为一名“匠人”呢？
[身份困惑]
我越来越能够理解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感受和决定，我也越来越知道做一名建筑师/建筑专业学者对我日益丧失吸引力。——讽刺的是，这些感受是我在面对自己应当去做的建筑/城市的“学术研究”时迸发的。我再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它却也在推动着我反复思考自己的心之所向和选择。更讽刺的是，怀抱着做一名“知识分子”的情操，我对自己的学位论文有种特殊的复杂的情绪。
我必须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和革命式的热情告诉自己，明知道自己对未来的城市和建筑是无能为力的，还是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找到它的“意义”（虽然我很讨厌这个字眼）和能量，来实现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何谓“知识分子”？维基百科的回答是：“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有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现实持有一定的批判精神的人士。也有认为是智力劳动者的统称。”显然，这两句话描述的是两类人，因为许多“智力劳动者”纵使具备了丰富知识，却也不具备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我一直觉得以职业而划分人的阶级和智识水平是一件特别弱智的事情。）
我个人对“知识分子”下定义的话，那就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建筑师、规划师、专家、学者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建筑师们不关心是否成为“知识分子”。
[武汉见闻]
去年10月中到11月底，我在武汉呆了一个半月，做“城市调研”（加上引号，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科学的有效的城市调研要如何去做）。在论文的压力下，经历了一个从踌躇满志到灰心失望的过程。官方的规划总是做的一片大好冠冕堂皇，人民在及其强大的忍耐力和生存力中关心着自己的茶米油盐结婚买房。城市成为权力的实验场和金钱的制造器。简单讲几个小段子。
武汉在过去一年中（截止14年1月份）陆续出台了三个关于长江、汉水沿岸的城市规划文件，其中有非常富丽的说辞，要打造新的城市天际线，如何如何曼哈顿，如何如何上海外滩，摩天楼、地标式建筑，效果图看起来也绚丽。不展开评述，我只说说“城市天际线”这一条，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在长江一岸清晰的看到过对岸（四五年前是可以的）。那么，未来的天际线，谁能看见？前些时候在微博上看到某位居要职的环境专家（名字和职位忘记了）出来解释说现在进入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并且要持续至2049年。——这脑袋让们挤了的人怎么当上所谓“专家”了？老百姓就得忍受雾霾到2049年对吧，要你环境专家有毛用？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了，净出来放屁。当然，此情此景让规划师和建筑师也很无奈吧。连我这个试图进行城市研究的学生都有种无力感和挫败感。
一次，我在东湖附近打出租车，在车上跟司机师傅闲聊的时候，问起来他知道不知道欢乐谷是填了东湖而建造的，他说不知道。又说，除非住在那附近，否则市民哪里会知道呢？这种事情又不会给报道……接着他又非常气愤的跟我说武汉这些年填了多少湖，城市现在到处拆建等等。最后，师傅还流露出年老时候归隐山林的愿望，到农村去住。我想，这出租车司机师傅，把他对城市的不满和愤怒一时讲给一个陌生人听，然后呢，回家又要看看自己今天赚了多少钱跟老婆孩子过日子了。
离开武汉前，跟大学室友相聚。她准备到德国来留学，学习先进的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我满腹牢骚的对着眼前的大武汉吐了一堆槽，她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反建筑”了。是啊，我已经反建筑了。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口号或许在上海有一些实现，那其它城市呢？看看外面ugly的街道、房子和混乱的交通吧，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可是我们还要疯狂推进城市化进程呀。在这个狂飙式的进程中，建筑师和规划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大学室友还是很淡定且充满憧憬的说，掌握好的技术，尽量把房子盖好。
最后，请允许我怀旧一下。在我读过的关于武汉历史的著作中，最好的当属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喜欢这本书，因为他论述了这样一个让我兴奋的观点：19世纪的汉口是在社会精英阶层的领导和强烈的社团意识下组织发展起来的。作为当时天下“四大名镇”之一，汉口在行政上归属于汉阳，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书中描述的的旧的和新兴的“精英阶层”担当起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的职责，例如，在城市建设中，“最普遍的方式是由地方社会来创议并主导”。不能不叹息，这种“美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位青年女教师张奕老师跟我说过的。
“知识分子，要有选择的权力。”这是城市笔记人刘东洋老师语（大意如此）。去年在大连曾跟刘老师一聚，席间刘老师讲了许多城市和建筑的故事，然而这句话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一语中的。据当时设宴的东道主所言，我那天表现不佳，也无心谈学术，净西扯八扯一些其它话题。就是面对我这样的恣意，刘老师所流露出的open mind和平等、自由的态度让我彻底的心生敬意。也许是我的曲解，但仿佛刘老师和萨特、和我对自由选择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了。
“建筑师最需要成为一种'特殊知识分子‘"，这是李巨川老师2002年在《时代建筑》上发表的题为《建筑师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的一句话。我大概只是这两年才认真的读了此文。我个人是乐意读李老师的文章的，不炫术语易读易懂，即使我没有读过萨义德，也不妨碍我阅读并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他。这种"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是福柯提出的，“他认为，在今天，关注普遍价值的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意义，而专业人员由于在社会总结构中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他们在局部的、专业的领域所进行的反对权力的斗争，将产生超出专业领域的普遍意义。”（摘自李巨川老师文章）——诚然，在此文发表的十年后，我也没有见到职业建筑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反对权力的斗争。（当然，由李巨川老师和武汉的艺术家联合发动的“东湖计划”属于抵抗无疑，但是那些设计房子的建筑师呢？）
在我对今天的建筑和城市极度的悲观情绪肆意蔓延的时候，有个人让我看到了一丝光亮——朱涛老师。我对朱涛老师非常不了解，除了知道他很有名，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最近看到网上疯传朱老师出了一本新书《梁思成和他的时代》，还有“理想国”举办的沙龙。我原以为是建筑圈内无聊的学术吹捧会，点开看了一下，对朱老师肃然起敬。我尊敬他，不是因为此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看，没有发言权），而是敬佩于朱老师试图通过这书传达的观念和情感。伴随着有更多的学识和经历，朱老师对黑暗的痛苦的理解肯定比我要深刻的多，但他可以“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残谈的人生”，写出一部有思想的学术著作，他的行为打动了我。这再次证明我是一个不关心学术的人，我关心的是学术研究带来的“社会良心”作用。
我也遇到一些同学，对建筑的爱让我动容，他们的这种爱不是要扬名立万、实现自己建筑野心，而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实验把房子盖好。这是一种“匠人精神”吧。但是，请允许我说，今天社会中的建筑师，试图做一名“匠人”（像文艺复兴之前那样）或者是一个再世的鲁班，就够了么？或者说，建筑师还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来选择仅仅作为一名“匠人”呢？
[身份困惑]
我越来越能够理解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感受和决定，我也越来越知道做一名建筑师/建筑专业学者对我日益丧失吸引力。——讽刺的是，这些感受是我在面对自己应当去做的建筑/城市的“学术研究”时迸发的。我再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它却也在推动着我反复思考自己的心之所向和选择。更讽刺的是，怀抱着做一名“知识分子”的情操，我对自己的学位论文有种特殊的复杂的情绪。
我必须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和革命式的热情告诉自己，明知道自己对未来的城市和建筑是无能为力的，还是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找到它的“意义”（虽然我很讨厌这个字眼）和能量，来实现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