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才是奇葩

自清末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一百多年来无数才俊耗尽心血钻研中西方文明演变路径之差异，企图找出是什么样内在基因使得盛极之后的中华文明逐渐走向衰败。相关的著作卷帙浩繁，远的不说，近的如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都是国人探究西方文明的一时之选。
在如此这般的论述中，我们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中华文明骨子里的一种异样，似乎存在某些天生的缺陷，难以自然进化出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政治文明。其实，当只对两个文明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很难看出哪一个更怪异，就像一个空间里只有两个物体，两者距离在变大，你无法判断哪一个静止，哪一个在移动，或者哪一个移动地更快。站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我们会发现，除了西方文明，几乎没有哪个文明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化出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核心在于自由，而其他几乎所有文明，儒学、东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是基于集体主义至上，都在强调权威和服从，都相对漠视个人的权利，相比较而言，似乎我们的文明更“正常”一些，西方文明更像是朵“奇葩”。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到自身。中华文明灿烂辉煌，但权力结构演变的主线是比较明确的，就四个字，加强皇权。秦统一六国，终结了封建制度，确立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后虽有反复，如汉朝的七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但很快得以修复。秦汉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一人大权在握，负责政府日常运行，任命时皇帝要进行拜相仪式，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独相制改为群相制，三省长官皆为相，权力得以分散。到宋朝，丞相在皇帝面前只能站着，不能坐着。明朝废除丞相制，分权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我们今天看到韩国、日本的中央直属部门一律称什么省，中国称什么部，就是从这里开始区别开的。后来的皇帝实在累得不行，忙不过来，才设立了内阁，帮皇帝批奏折。清朝又在内阁的基础上建立军机处，直接下达皇帝旨意，明朝皇帝和大臣之间较劲的情况不复存在，大臣基本沦落为实现皇帝意志的工具。
从官员选拔的角度，我们也能看出类似的轨迹。早期官员基本来源于名门望族，后进一步被分成士族、庶族，极其看重出身，大家族对朝政的影响巨大。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军阀混战，包括隋唐的几次政变血洗，贵族所剩无几。通过推行科举，寒门子弟有更多的机会入朝为官，巨室大户趋于式微。宋朝之前，武将地位高于文官，军队叛变时有发生。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周的陈桥兵变，促使宋朝重文抑武，采取文官治军，武将拥兵自重的威胁基本消除。最明显的，就是看驸马的人选。宋朝以前，驸马几乎都是武官，宋以后，以文官为主。此外，外戚、后宫、太监等各种潜在威胁都通过制度变革被逐步剪除势力，到明清两朝，才称得上专制独裁，如不被底层暴力推翻，可谓皇权永固，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以中华文明为参照，西方文明演进的轨迹则要复杂的多。这里强烈推荐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文章《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古希腊、古罗马绚丽多彩，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开启了全世界的征程，前后两段文明史被国人津津乐道，而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则谈及甚少，大家脑海里的印象就是愚昧、迷信、落后。某种程度上说，中世纪，特别是基督教对现代文明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罗马后期，基督教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生命力非常顽强。在西罗马被日耳曼人灭亡后，基督教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发展地根深叶茂。
中世纪的西欧是典型的二元权力结构，教会掌管精神意识，国王负责世俗事务，所以才有了那句著名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却是始终没有合为一体。这点与其他几个文明截然不同。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都是一元权力结构，也就是金字塔形的权力分布，全社会服从一个权威。区别在于伊斯兰社会的权力顶点是宗教领袖，主管人的精神世界，顺便管理世俗事务，而我国古代的权力顶点是世俗的皇帝，意识形态的管理只是其中一部分职责。最有意思的是，同根同种的东正教，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包括后来的俄罗斯，情况也完全不同，教皇由皇帝任命，教会受制于王权，仍然是一元权力结构。历史上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地区容易形成专制体制。与中世纪西方有点类似的是印度文明，古印度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婆罗门掌管精神信仰，而国王多来自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印度的民主传统是有悠久历史的。
整个西欧从中世纪进入到近代，从权力结构上看，就是不断加强王权，削弱教会，建立近似中央集权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做的事情。为什么类似的进程在时间上和结果上中西方差异如此之大？
与古印度类似，中世纪的西方大部分时间都是小国林立，大一统的时间极其短暂。不仅如此，早期的西欧实行严格的封建制度，所谓的“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国王更像一国之内最大的地主，有点像我国春秋五霸，或者日本的幕府将军，没有直接管理地方的权力。教会有巨额的财产、严密的组织、控制着教育和文化，触角深入到每一寸土地，倒更接近西欧的实际统治者。如果仅仅是实力或者说资源上的差距，这仍然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就如同秦国一统天下，只需假以时日，蓄积力量，扫平教会，指日可待。可怕的是，教会虽没有一兵一卒，但主宰着人的精神信仰，甚至国王执政的合法性一开始也是来源于上帝，曾经出现过两边闹翻了，教皇威胁要开除国王基督徒身份，最后国王妥协，跑到教堂门口下跪认错。这种精神上的权威，不是用武力可以征服的。就像我国古代历史改朝换代频繁，但不论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却一直占领主流，巍然不动，根深蒂固，只不过在一元权力结构下，意识形态更多得是为王权所用，而不是牵制王权。
斗争的另一个主角，基督教教会虽极为强势，可面对世俗权力却充满矛盾。一方面，它害怕王权的巩固扩大，威胁自身利益，拼命干涉各地行政事务，甚至包括国王的家事。可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完全接管世俗事务，认为那是肮脏的，亵渎神灵的，没有形成伊斯兰教那样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自己不想管，又不想别人插手，中世纪的混乱，教会要承担很大责任。马基雅维利写的《君主论》就是针对意大利百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针砭时弊的。当外族入侵时，教会发动内部各方势力对抗外族；当内部有某支势力崛起的时候，教会又引入外族将其消灭，意大利在这样来回折腾中始终不能统一，成为稳定、强盛的国家。很多国人拿《君主论》和《韩非子》比，认为两者讲的都是些法术诈力，帝王之术。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君主论》的内涵远不止如此。马基雅维利写这本书更重要的立意，是将教会势力彻底踢出世俗行政权力，使其成为个人信仰，也就是说基督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与政府运行无关。这样，行政权力就可以集中到国王手中，通过中央集权实现王权的权威，壮大国家实力。
问题是如何做到呢？之前提到的，早期国王的执政合法性依赖于基督教教义，王权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升人民，或者说公民的权利，拉自己一把。有点像唐高宗时期，王皇后为了打击萧淑妃，把武媚娘接回宫的意思。尤其是罗马法在西欧大陆复兴后，个人权利在法理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支持。原先封建制度的契约理论也提供了保障，个人意识迅速觉醒，自由的理念开始萌发。当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后，东罗马帝国的大批知识分子携带者珍贵文献跑到相对文明开放的佛罗伦萨，巨大的化学反应发生了，文艺复兴由此拉开了序幕，基督教的势力从此江河日下。
西欧王权打败教会，巩固政权后，却并没有出现我们古代皇帝掌管生杀大权的专制帝国，反而孕育出了现代政治文明。公认的暴君路易十六想征税还要开三级会议，我们皇帝加个税哪这么多事情。究其原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权的崛起依靠个人权利的确立，而个人权利的确立却最终抑制了王权的无限扩张。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理念被保留了下来，个人信仰仍是世俗世界不能染指的领域。老百姓在世俗事务上要服从国王，但在精神上却不需要屈从权力，因为从信仰上，大家都是教徒，都是上帝的子民，乞丐和国王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没有出现像清王朝那样大臣自称奴才，精神上自我阉割的情形。
到这里，中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演化脉络粗略地理了一遍。受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迫害，习惯性总喜欢在最后总结提炼中心思想。其实，了解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历史是多维的，很难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非要说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是，西方一千多年的演变才有了今天的模样，对照中国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我们似乎太着急了。形势所迫，被逼的没办法，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改革效果不够明显，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革命，似乎没有闲暇停下来确立稳固的制度，重塑国民的理念。暴力获得的政权是最不需要合法性的。改革到了今天，是不是可以少一些急躁，多一份思考，少一分戾气，多一份宽容，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